《中发》第九期登载张五常先生的演讲（《三种社会体制》），无论从立场还是认识上说，都是非常好的文字。大师毕竟是大师。在这样一个文字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对我们时代的描述命繁复得迷失了我们自己和时代的时代，一个似乎不滔滔万言、十万言就不足以说清楚我们和时代位置的时代，张先生短短的一番演讲就把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体制讲了个八九不离十，而且清清楚楚地让我们看清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
在他简短的演说里，张五常告诉我们，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其实一共只有三种：私有产权的体制，等级制，市场权力化体制（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的体制）。天晓得张五常是否如我们人人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但是，张五常先生用人人听得懂的语言描述社会体制，而不是用让人恐惧或肃然起敬的“符号”如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新左派、自由主义等等，让人亲切，耳目一新。所谓深入浅出，臻于化境也许就是这样的吧。这种话语是明心见性的，是包容了我们的日常经验又表达了我们超验体验的话语，是照明了我们的现在又关注了我们的过去未来的话语。
张五常说，在第二种体制里，一切都是按照社会等级来进行的，即论资排辈。人的权力不是相等的。人在法律面前也不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过程中探讨法治问题是愚蠢的（用学术话语该是叫做“伪问题”吧），“因为那个系统本身就不是一个法治的系统（它是根据等级来进行治理的）”。人们可以探讨纪律问题（也许更应该用学者们的语言，法制问题），或者家庭纪律，或者军队纪律，但这种社会不可能真正用法律来治理（哪怕有完备的法律，事实上我们自秦律以来就有严刑峻法，有好听得如天花乱坠的法制），因为法治（而不是法制）有一个基本的原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如果人与人有什么不同的话，是以他们各人拥有的产权来区分的，那么反而可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张五常先生声明，他并不是说私有产权体制更好，他只是说在这种体制下，人与人之间产权的拥有是不平等的，（经济平等在私有制里必然地不可能实现，我实在不懂在市场经济里的新左派朋友们要求的经济平等如何体现。经济平等是一个伪问题，用张五常的话，要求经济平等恐怕是愚蠢的。但是，但是，历代中国人的智力及实践正是不出均贫富、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边界，以至于中国人始终不脱水浒气，流氓的轻佻和残忍使我们少有人的自觉，人们相处少有最低限度的契约、共识，我们的心智、灵魂永远没有进入成人世界而是混沌如孩童，每一个人都是伺机占有或投身，不存在私有产权，只要可能，都是我的，因为天人合一，我们很少有人我之别，很少有自己与外界的分别，我们有被成为别人的恐惧，我们也有占有别人的心理。要求经济平等因此在中国大地回荡了几千年，中国人从没有实现这种梦想，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一个为新左派朋友称道的时代也没有实现过，甚至中国人至死都不知道他们追求的是不可能实现的）。张五常还声明，他也不是说第二种体制不好，他只是说在那种制度下，人的权利必然地不可能（在法律面前）平等，张五常认为，中国改革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怎样把一个靠社会等级来排序的社会变成一个靠产权的拥有来排序的社会。
让张五常先生担心的是第三种体制。在那种体制下，社会是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的。社会产品被分成很多不同的种类，分别对应不同政府部门的管制，例如这个官员是管手袋的，另一个官员是管表的，管制能够制度化，例如外汇管制也被分成很多级（我们似乎习以为常了，多少亩的土地由什么级别的审批，多大的案件由什么级别的法院审理……在我们是天经地义的事）。一旦有了管制，贪污腐化就有了方便之门，贪污的权力会慢慢非常好地被定义下来（用学术语言，应该是锁定吧）。张五常以巴拿马举例，该国家把贪污的权力分配得非常清楚，比如官员甲负责星期一、二、三的管制，这三天的贪污由他自己收了，官员乙是管星期四、五、六的，他就负责贪污这三天的，“定义得非常好”。张五常还说，定义得最好、最严密的国家是印度。
张五常先生表明了他的立场，他并不反对腐败（这是明智的，人性如此，因为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在那一机制下会腐败更甚，张说他自己会贪污得比其他大多数人更有效，更厉害。那些成天叫嚷要清理腐败的人是愚蠢的，要么是别有用心的，因为从学理上说，腐败问题也是一个伪问题），他反对的是滋生腐败的管制（这才是真问题）。为什么如此，为什么张五常担心第三种体制？因为这种体制一旦建立，一旦被锁定，任何力量都难以改变该社会的不平等（必然地法律上的不平等，更不用说愚人们或帮闲或自以为良知精英者流口口声声要求的经济平等和文化平等）。张五常举例印度，他们有民主，他们在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计划中，已经做了很多尝试，他们好像随时都在选举，但是他们有一个完全定好了的贪污体制。
张五常认为，在一个靠社会等级配置资源的体制转化为一个靠私有产权来分配资源的体制的过程，改革必须走得非常快，才能切断通向印度之路（即第三种社会体制）。
已经不用再多引述（已有重录张先生短短的演讲之势），人们已可明白这篇演讲对于中国的改革多么富有洞察力，而其提供的三种社会体制对于社会总体性解释具有多么强大的涵括力量，对于我们的时代有多么重大的警示意义。
但是，但是，我在读这篇演说时，紧张不安的感觉远远大于兴奋、醍湖灌顶的感觉，最为不安的是民众被忽略了，人心秩序被忽略了。对于人心的总体性解释的严重缺失，对于改革中注定要被牺牲者的同情的严重缺失，使我为历史中的生命感受到了一种普泛的悲哀。
这是什么感觉呢？简单地说，我感到，张五常先生谈论的是他和他们的事情，而我和我们不在张五常先生的视野里。张五常和他们的世界是那么确定，原来在这个混乱的失序的世界上，无论繁复不可说还是如张五常简洁明白如话的框架，他们都活得那样确定，他们的世界那么明晰、清彻、井然。那是上层人的世界，是“肉食者”的世界，是权力的世界、资本的世界、符号的世界。“抚千年于一瞬”，尽管世界会有变迁，可是他们对变迁（改革、改造）的解释也是确定的。无论变迁如何，他们就像如来佛一样在变迁的尽头等待着。他们是脱离了生存之大苦的自在者，是从必然王国已跃进入自由王国的创造者，他们是优雅的、卓异的、超越的。他们是微笑的预言者，是笑到最后的微笑者。
这是智者的微笑。张五常如是说，“我自己坚决认为经济学家是没有办法来真正改变世界的。同时我也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伟大人物。”据演讲记录，此话后有括号，中为掌声两字（听众们是否满足了一把？而得到智者抚摸和满足的心又是怎样的心？）
我们在智者的眼里是忽略不计的，即使被关注，也是组成他们世界的材料（为刍狗吧）。就是说，我们存在的意义只是被看、被关注、被赏鉴，只是用以证明他们世界存在的材料。假如我们承认张五常的世界为文明世界，张五常先生为文明人的话（那几乎肯定是的），我们只是文明人眼中示众的材料。我们的世界充满灾难、污秽、不义、臭汗、不幸、痛苦、血泪、哀告无助、表达无门，我们是底层的劳力劳工者，是冰心先生一样的不自由者，是有待完成却只能在路上的未完成者，是必然者而非自由者，是承受者而非创造者……
这是多么悲哀不幸的事。虽然我们也知道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从相对主义的观点，每一个人不都在被看吗？张五常先生也可以为我们所看。但是，看客的心境是如此不同。如果不是因为要了解我们自身的处境，张五常，上流社会、文明世界乃至西方世界也会为我们忽略不计。可是我们不得不重视他们，不得不给予他们权威、掌声和荣誉（一如我们不吝惜地给予过中国的读书人或说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现在正是我们苦苦追求的，他们已获得的生命质量、自由世界和舒展的心灵正是我们生生世世奋斗的目标。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紧张，出于对作为谈论的对象而不是谈论者的恐惧，我们当代的一些读书人，在生活和事业中唯恐不及地忘记了自己的来路和出身，一阔就变脸，迅速加入到“他们的世界”，把跟“他们”为伍（过去是言必称为朝廷效力、言必称圣贤、言必称希腊、言必称马列，现在是言必称为国家作贡献、言必称与国际接轨、言必称后现代）当作很了不得的事。他们以为如此一来就能一步登天，成为研究者而不是研究的材料，成为谈论者而不是谈论的对象，成为“他者”而不是我们。他们身在中国头在国际学术界（不无虚幻、拟设），身在当代脚踩过去和未来（自以为是个历史人物），身在我们中间心在洁净的、优越的、精英的他们世界。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当代的汉语知识生产充满了喧哗骚动却少有关于我们自己和时代的洞见（张五常先生都瞧不起他们，以为是“瞎说”，是文字垃圾）。这种汉语的错位使得秩序没有了、共识没有了，用中国传统对这种社会和时代的命名，正是“文化沦丧”、“花果飘零”，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就只能飘零驻身于个体者如文革时期的顾准如明末的李卓吾如今天的王康、毛喻原那里。
我们的世界与他们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支撑了他们，他们却少有同情我们世界里的眼泪、血、苦难、匮乏和恐惧、非正常的死亡、无人闻问的悲剧、平常的却有惊心动魄的生活。所以他们能以智力评判世界，称赞第三种社会的分类“细致”、“定义得非常好”。在张五常先生的演讲里，我很想把这些话当作反讽、当作愤怒的揭露，或者含泪的微笑，但是，事实让我无法做到。当张五常先生说“贪污权力定义得最好、最严密的国家是印度”，当他说中国“最上层的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我明白他只是一个看客或智者，并不了解我们。他智力的游戏比较甚至不加区分一下，界定得最好的社会里的人民生活得不一定最悲惨（并非我不同情印度人民，不过印度是否真的是定义得最好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因为没有目标的过程，没有游戏规则的所谓“转型”“着陆”“过渡”才是最悲惨的，因为那里的人心总是悬着，总是为微渺的希望和巨大的绝望折磨着。具有伟大同情心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看张五常先生曾倡导以钱买权，“我曾经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一次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再也不用这些权力了”，就知道，他们联合起来容易得多，而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联合起来过。
当然，要声明的是，我丝毫没有指责张五常先生的心思。他是经济学大师，他是外人（虽说如今他已是中国人，但中国人从来分上层和下流两类社会，也就是我说的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两类世界－－不知道张五常先生是否研究过这两种社会体制），但他毕竟是在香港，一直是在他们的世界（而且很纯正，与暴发者或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里但却属于“他们”的土财主、遗老、少爷们不同），他没有必要关心我们，特别是我们的人心秩序。我不能指望他能“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般地布施同事于我们（我指望从他那里获取同情只能说是我有病）。何况他说清楚了我们的处境、时代、社会、位置，而且他反对导致腐败的机制（哪怕只是为了他们的世界的长久到永远），他提出的建言也是为了我们好（至少是为了中国，我不是不知道好歹的人），他一贯主张改革必须走得非常快（我宁愿他说的不仅是经济问题），他把我们说中了，他说中了我们，我们的世界就在他手指指点的地方必然被规定着、晃悠着。他是了不起的。我在文中使用的春秋笔法只是行文的痛快，连责备贤者、苛求智者的意思都没有。他的这篇演讲是当代汉语知识生产过程里不可多得的真知灼见。文字虽少，却让人知道得足够多。这应了西谚：为了知道了更多，我们必须知道得更少。张五常先生的演讲就属于这“少”的一部分。因此我乐于向人推荐。我对张五常先生充满感激和敬意。
1999年11月写于芍药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