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的四个优势

玛雅：如你所言，中国在探索经略国家的过程中所建立起的体制，更多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历史的选择，是针对各个阶段的现实需要应运而生的，同时也折射出一种世界大势。但是，中国体制毕竟不同于其他体制，我们是在一个政治势力的主导下走过三个阶段。在你看来，中国体制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

王绍光：我认为有四个优势。第一个是，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而且这个核心能够做决策。这一点很重要，有很多国家不可避免会出现一种局面——无法做决策。政治学最近几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叫veto player，就是“有否决权的玩家”。现在做决策分析大量用这个概念，代替了以前总统制、议会制、联邦制、单一制的分析框架。在一个政治体系中，如果有否决权的玩家很多，就没法做决策。因为决策不可能在一个点上完成，而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推进，如果有很多的人在不同的阶段有否决权，这一关否不掉，下一关也否掉了，决策就会无疾而终。如果套用这个理论，中国“有否决权的玩家”很少。中国在非常重大的决策上，真正的“有否决权的玩家”恐怕只有政治局常委。权力高度集中可能会产生问题，有潜在的危险，这个我们下面再讲。它的优势是减少了太多的“有否决权的玩家”掣肘的局面，在重大问题上可以做出决策。

第二个优势是，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决策者也好，各级干部也好，老百姓也好，有一种不像哲学的哲学，比如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它是一种problem solving（解决问题）的态度。因为有这样的态度，遇到问题时，大家不是抽象地卷入意识形态争论，而是认为，出现问题了，我要解决问题。这种意识非常重要，使得我们的体制有回应社会需求和要求的动力。

第三个优势也很重要，就是diversity（多样性），中国的体制允许多样化。中国立法跟西方国家非常不一样，西方立法往往是议会通过一个几百页甚至上千页的法律，要求全国各地按照这个法律来实施，美国的医改法案就有上千页。这样只能让律师非常活跃，其他人全都不知道怎么办。这种立法方式有个基本假设，就是有一群人非常聪明，什么事情都知道，什么可能性都能预测到，而且每种预测到的可能性他们都有解决方案。这种假设是错误的。

中国立法的思维方式和西方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不是一上来就由全国人大立个法，这个法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然后强制全国去实施。我们是，有问题了，允许各地去试着解决，这就叫各地的实践。还有一种方法是，当中央也不确定该怎么办，那就先搞个试点，抓点带面是共产党历来的方法。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先搞一个或几个试点，用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些试点成功了，推广；不成功，对全国的影响也不大。当年办特区就是这样做的，最早办人民公社也是如此。一种叫实践，中央说，要做这个，具体怎么做，各地去摸索；一种叫试验，中央确定几个试点，取得经验再推广。这样就造成一种多样性，多样性不管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农作物，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只种老玉米，突然有一种病虫害，那就很危险。同样，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需要有多样性。比如农村看病问题，新农合的方向是一致的，给农民提供基本的、几乎平等的医疗保障，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做法不止一种，怎么做，各地可以去实践。中国从1950年代到今天，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这种多样性成了我们最好的learning sources（学习源）。

一般来说，学习是从书本上学，从意识形态中学。比如苏联东欧的改革，要搞私有化，就在一夜之间大规模私有化，这种方式就是从意识形态来的，或者从某种教科书来的。而中国最好的学习源，就是我们多样性的地方性实践和地方性实验。改革越深入，政府越应注重实验。比如，中国现在有十几个解决各种问题的实验区，有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成都、重庆实验区，有滨海实验区等各种各样的实验区。这些实验区不仅仅是要解决本地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全国的问题。它们可能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影响的范围很小；它们能成功最好，经验可以推广。即使推广也不是一刀切，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做出调整。所以说，这种多样性成了我们的学习源，也构成我们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

玛雅：我记得你有一个观点，善于学习是中国体制的活力所在。把多样性当做学习源，从干中学，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学，这也体现出中国人善于学习的一面。

王绍光：第四个优势是，中国体制有比较强的回应性。正因为有各种来自地方的经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能够回应社会需求。最近几年出现的政策变化是个很好的例子。比如1990年代末，大家谈论最多的是三农问题，《读书》杂志连续几年发表相关文章。到了2003-04年，国家先是减少农业税，后来取消农业税，老的三农问题如农民税赋过重，基本上解决了。然后大家开始讲看病贵、看病难，上学贵、上学难。这几年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正在解决，上学贵、上学难的问题也在解决。现在大家又开始讲养老问题，希望得到妥善解决。你看这个变化过程，以前谈论的问题现在不再谈了，因为有些已经解决了，有些正在解决。这说明，这个体制对社会需求具有回应性。

这个可以对应另外一种体制，英文叫representative，就是所谓代议制，我们这个体制叫responsive，有回应性。代议制只是在理论上或者程序上有代表的意味，但是代表的最终含义是要有回应性。中国这个体制显然具有回应性，每当大量的问题出现，人们呼吁某些政策领域发生变化的时候，过不了几年，我们就看到这个领域的变化开始出现。

以上四点概括起来，是中国经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用某一种方法解决一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中国经验对治理我们这个大国是非常适应的。这是中国为什么能行的非常重要的四点。

四个优势都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玛雅：前面你谈到，我们的体制有优势，可能也会产生问题。在你看来，我们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王绍光：主要问题也就存在于这四个优势之中。第一个优势，没有很多veto player，有一个能做决策的领导核心。这是优势，但同时可能也是问题，如果这个veto player最后变成一个人，问题就大了。比如毛泽东晚年，几乎所有重大事情都由他拍板，其他人都同意的事，他也可以否决，这是很大的问题。即使现在有个中央政治局，20多人，有个政治局常委会，7人，也可能会存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存在于决策的过程中，而在于这7个人的群体怎么形成。过去60年中，领导人接班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本来我们以为十六大交接班是比较顺利的，慢慢开始走向制度化，但是从近年的情况看，好像不完全是那样。从毛泽东时代出现刘少奇、林彪的事，到邓小平时代出现胡耀邦、赵紫阳的事，到江泽民时期出现陈希同的事，胡锦涛时期出现陈良宇的事，“有否决权的玩家”这个群体怎么形成，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好。

从好的方面看，一旦形成集体决策，还是不错的。国情问题专家胡鞍钢讲了一个概念——“集体总统制”，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解方式。瑞士就是一种“集体总统制”，中国的7常委也是一种“集体总统制”。但是这个群体是怎么形成的，通过什么机制，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办法。用选举的方法产生，会带来很多问题，用现在的方法产生，也会带来问题。所以，有一个能决策的领导核心，既是优势，也可能是个弱点。每一次接班接好了，优势就发挥很好；每一次接班出现危机，整个体制都摇摇欲坠。过去60年每一次重大危机都出现在交接班的转折点，所以中国要么不出事，出事往往是最高层的事。

第二个方面，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如果从上到下有一个明确的大目标，这种思维方式是个好东西。比如，长远来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全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大目标比较清晰的情况下共同努力解决问题，这样就很好。但是如果目标本身变得模糊了，仅仅是解决问题的话，就会变得非常事务主义，经常会迷失方向。现在有很多官员能力很强，解决问题很有办法，但是他们把这种能力和办法用在自己身上，用在自己家人身上，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种优势就成了问题。现在讲“顶层设计”，我不太赞成这个说法，因为顶层设计的基本假设是有一些聪明人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行，我不认为存在这样一群聪明人。如果不解决党的领导核心、8000万党员和中国大多数人对一个大目标的认同，解决问题这种思维方式本身也会带来问题，因为只知道如何解决问题，却不知道应该解决什么问题。

玛雅：这让我想起一句话：只顾低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迷失方向的问题，如果发展到背离社会主义本质，执政党变成了利益集团的代表，不再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那解决问题的能力再强，也只能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王绍光：第三个方面，多样性。它是优势，但也会有问题。在任何时候，它都会看着非常乱，因为允许多样化一定是非常messy（乱糟糟的）。如果乐观看待，这也许不是问题。但是在有些时候，尤其是出现一些新问题，从上到下，不论从实践还是从实验，都还没有任何经验的时候，就会显得很乱。过去30年间我们就看到，有几个时间段大家都心烦意乱，感到局面非常混乱，这种情况和我们允许多样化是有关系的。多样性从自然科学来讲，不能过度，过度就是chaos（乱局），完全没有多样性叫monoculture（单一经营），也是问题。所以，多样化的度要把握好，不能让它变成混乱状态，又不能变成完全一体化的状态。这个度掌握不好，多样性的优势就成了劣势。

最后一个是回应性。总体来说，中国过去60多年在回应性方面做得是不错的。但是这种回应性是建立在前三个优势的基础上，如果前三个方面出现问题，回应性就失去了依托。比如，当领导人接班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遇到大方向迷失，或者允许多样化的度没有把握好，造成了混乱局面，在这些情况下，回应性也就无以为继了。

总之，这四个优势都有潜在的可能变成问题，而且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程度，这四个方面也都是中国的问题。所以，它们都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都具有矛盾性。怎么去处理这些矛盾，把握好应有的度，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1]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重庆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

来源:《三农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