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对薄熙来的庭审凸显出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某些党和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权力滥用。倒台前，薄熙来是政治局委员、重庆（有3000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市委书记，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的潜在人选之一。

薄熙来的庭审发生于中国的关键时刻。在中国，每年有数百万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寻找工作；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此前掩盖了腐败和国家过度干预的宏观经济成本——正在减速。随着来自其他低成本国家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进入了增长较低时期，这一伤害也将变得日益明显和具有破坏性。

经济成功的中国可以起到稳定作用，为地缘政治贡献建设性力量；而遇到严重经济问题的中国则会适得其反，且作为首个成为全球强国的发展中经济体，它遇到严重经济问题将引致系统性风险。中国的制造装配线是全球众多产品供应链的一环。此外，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除美联储之外），也持有巨量欧元，极有可能马上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许多欧洲和亚洲经济体的贸易伙伴。

研究表明，强力推行产权和稳定、可预计、非没收性的税收和监管制度，是长期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中国改革的关键，也是中国人民最希望看到的，是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政府”——即合理法律约束下的公平治理，而不是一小撮人的禁脔。事实上，财政部长楼继伟的话也响应了亚当斯（和亚当·斯密）：“……资源应该通过价格和市场而不是政府官员配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打击腐败是当务之急，一定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否则在今年早些时候让他成为新一代领导人的平稳交接班可能无法再现。事实上，如果中国想像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经济体那样，摆脱阻挠了无数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中产阶级陷阱”，打击腐败具有根本重要性。这，而不是许多官员行为的放任恣睢，才是习近平打击腐败运动的真正要害之处。

中国未来的繁荣，需要限制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减少国有企业的权力和补贴，通过发展独立司法，强化法治精神。但这些改革都意味着文化和激励的变革。一些官员利用可观的自由裁量权发放执照和许可、签订合同，从中中饱私囊。薄熙来之妻所积累的财富（利用代理人，特别是亲属是腐败官员的惯用伎俩，全世界都是如此），凸显出关系深厚者所能获得的机会。许多中国人对此已习以为常，并据此行动。

平心而论，寻租和唯亲腐败在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但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普遍，资源富裕国和/或中央计划经济体，比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更普遍。个人和企业用于获得政府垂青的时间和其他资源，若能用于生产商品和服务，将有大得多的价值。

中国历史上不乏成功的反腐思想先例，比如明朝和现代香港。在明朝，地方官必须来自其他省份，且调动频繁。为了保护中国央行不受地方政治压力，1990年代改革主义前总理朱镕基在我和其他人的建议下，重组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地方机构，采取了类似于美联储的地区银行制度。

1970年代末的香港腐败横行，如果你家着火了，必须贿赂消防队才能让他们泵水救火！这带来了独立的反腐机构廉政公署，专门从事对公私腐败的调查和起诉。香港通过大赦、提薪和要求官员披露财务状况，有效地抑制了腐败、改善了政府。

中国的现任领导人应该仔细研究这些先例。真正独立的司法需要时间才能建立，但部分法官可以由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官员任命和支薪，并直接向中央政府报告。此外，与明朝一样，法官和其他官员可以每隔几年调动一次。

类似地，与香港一样，中国可以实施大赦（罪大恶极除外），但需以财务披露和对“来源不明的财产”课以罚款为条件，从而解决历史包袱。接着可以将法官和政府官员的薪酬，提高到具有竞争力的水平，从而降低继续腐败的激励——特别是当官员必须定期上交财务披露报告、隐瞒信息将受到惩罚时。

我们希望，当前普通中国人要求公开惩治腐败的愿望是一个预兆，将促使新领导人采取真正的反腐改革。在美国和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独立司法、政府官员财务披露和其他独立机构是限制和预防——尽管不能完全消除——腐败的关键。中国需要以远比某些政治既得利益精英感到舒服的速度，吸取这些教训。

作者Michael J. Boskin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89至1993年任老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英文原题：The Global Stake in China‘s Anti-Corrup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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