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沟通是“政治信息通过一定的通道进行交换与传递的过程”。[1]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尤为重要，任何政党都要具备有效的沟通模式。全面了解和掌握以韩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变迁、模式与经验，可为完善我国执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提供有益参考。

一、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当代变迁

东亚各国的政党与政党体制一直在进行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也在发生变迁，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因而，了解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重要意义，从总体上把握这一变迁的趋势，探究变迁的路向和原因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重要意义

信息时代的来临，彻底改变了人们以往的社会生活方式，这种变化在政治生活领域也有所体现。因而，政治沟通在政党政治运行过程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政治信息能够顺畅、及时地得到传递和交流，政治生活就会有序而有效地运转，否则就会造成对政治信息资源的浪费，直接影响政治生活的质量”。[2]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是一个国家政治沟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萨托利早就指出“政党首先且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手段：它们是工具、是代理机构，通过表达人民的要求而代表它们”。[3]可见，这种沟通能力的发挥对于巩固和维持政党的执政地位，实现长期执政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为：

第一，提高政党的科学决策能力。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决策是否及时、科学，不仅影响政党本身的运作功效，而且也关系到整个政治体系自身的命运。在政党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决策的科学性与否很大程度与政治信息是否充分和准确有关，而这一点又取决于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是否充分有效。因为“政治沟通有助于充分汇集政策信息，从而制定出有效的政策工具和政策措施，并最终形成符合公众需求、为公众认同和支持的、可行的政策方案。”[4]显而易见，政治决策实际上是考验政党的获取信息和甄别信息的能力，政党与民众沟通得越及时越充分，获取的政治信息就越准确越有效，那么政党决策成功的概率就会显著提高。

第二，增强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政党的社会整合是指“通过多种方式，在协调和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社会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社会利益共同体。”[5]在任何社会当中，都存在不同的个体、团体和区域，由此产生了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这就要求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党在各种利益和价值中间进行整合与协调。政党只有与民众进行充分而有效的政治沟通，才能准确了解民众的相关诉求，找到利益分歧所在，从而更好的化解冲突和分歧，促进政治共识的有效达成。相反，如果政党不注意与民众进行政治沟通，就会逐渐背离民意，其社会控制能力也会随之下降。

第三，巩固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所谓合法性“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来自由有关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和‘适当性’。”[6]简单而言，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就是政党具有权威并且这种权威得到民众的认可。在现代社会，这种权威和认可主要是通过民主的途径来获得。但这并不是说只要政党取得了执政地位，这种合法性就始终存在。维持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不但要依靠政党的执政绩效和意识形态，保持与民众良好的沟通状态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政党与民众之间的政治沟通有利于塑造政党的形象，消除政治上的误解，最终实现民众对政党权威的认可与服从。

（二）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变迁的路向

东亚政党与政党政治既带有浓重的西方色彩，又有很强的东方特色。这一方面是因为东亚政党很多制度和理念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另一方面东亚政党本身又是这一地域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的产物。在历史上，东亚许多国家的政党都曾经带有很强的威权主义特征。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程度逐渐提高，东亚各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就要求各国政党由传统动员型政党向现代适应型政党转变。相应地，东亚各国政党纷纷寻求新的合法性基础，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有效的政党与民众的沟通机制，及时掌握社情民意，制定出能够满足民众利益和愿望的政策。可以说，不断完善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是政党政治民主化进程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东亚各国政党纷纷变革传统的政治沟通模式，推动政治沟通的当代变迁。目前，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变迁路向主要表现为：

第一，从沟通对象上看，流动选民成为沟通的重点。伴随东亚地区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各国都普遍出现了政党支持的流动化现象。这种现象在城市尤其是大都市中显得尤为明显，这类群体往往没有特定的政治偏好，认为哪个政党上台都一样。但流动选民往往在选举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东亚各国政党普遍的做法是在巩固原有支持者的基础上，将流动选民作为政治沟通的重点对象。这就要求政党在政策和路线上往中间靠拢，相互吸纳对方的主张，淡化意识形态对立所引发的困扰，由此出现了政党间趋同的现象。

第二，从沟通渠道上看，大众传媒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英国学者麦克奈尔曾指出：“政治行动者必须通过媒体向目标受众传递信息。不管是政治纲领，政策综述，竞选呼吁，还是压力集团的活动或者恐怖主义行为，如果没有经过媒体报道并且为受众所接收，那么就没有任何政治意义，更不要说产生有效的政治交流了。”[7]鉴于大众传媒巨大的影响力，东亚各国政党已将其作为与民众进行沟通最为重要的渠道。政党不但通过大众传媒向民众发布和传递信息，而且政党还尤为注重透过媒体收集民众的反馈，及时了解和掌控民意的动态。

第三，从沟通方式上看，制度化的沟通方式成为主流。传统的依靠人力为主的政治沟通方式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制度化为主的沟通方式。人力沟通曾一度是东亚各国政党与民众进行政治沟通的主要方式，但随着政党政治的逐步发展，制度化沟通方式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也为各国政党所普遍采用。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立了非选区议员制度，这一举措扩大了民意表达和民主范围，对于强化社会力量对执政党的监督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从沟通策略上看，“政治营销式”的沟通逐渐出现。为了能最大限度地吸引民众对政党的支持，东亚各国政党纷纷调整了与民众的沟通策略，一种“政治营销式”的沟通逐渐出现。以2007年韩国总统大选为例，各候选人从选举正式开始的11月27日起，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铺天盖地的游说拉票活动，纷纷举办各种“出征仪式”，甚至展开了“海报大战”。[8]

（三）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变迁的原因

东亚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变迁的根源在于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政党想要继续存在和发展，必须为适应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战略。具体而言，这种变迁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原因所决定：

首先，政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长期以来，东亚各国政党均体现出强烈的“精英政党”色彩，其基本特征是政治领袖对政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成员也多是通过各种地缘、血缘因素与政党领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类型的政党虽然凝聚力比较强，但也存在脱离民众和社会的倾向。尤其是在大众媒体兴起后，这种缺陷表现得更加明显。为适应现代政党政治的运作逻辑，各国政党纷纷进行转型，完善组织结构，调整意识形态，不断扩大政党的支持范围。这种政党权力结构的变化，促使政党以积极的姿态与民众进行政治沟通，以适应政党政治发展的新需要。

其次，政党财政负担逐渐加重。美国有句名言：“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在西方绝大多数国家是一条难以改变的政治铁律。作为民主政治核心的政党也离不开金钱。从党员的办公费用、员工的工资到竞选活动经费，离开了钱，政党就无法正常运作。[9]可以说，不论是政党的日常运作，还是在选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在以大众传媒作为政治沟通的主渠道的时代更是如此。政治广告、政治集会等宣传活动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因而财力是否充足往往决定了政党选举的成败。

最后，政党选举压力不断增大。东亚各国政党为赢得选举胜利，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政党形象的塑造，积极与民间智库和大众传媒合作，打造政治明星，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另一方面，政党内部也在积极进行改革，采取多种措施保障党内民主和基层组织的活力，从而使政党始终处于优势地位。选举的压力促使政党积极拓宽沟通渠道，积极创新沟通方式，以加强与民众的政治沟通。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与民众的沟通带有实用主义倾向，一味的迎合媒体和民众，有可能使政党的党派意识减弱，其批判、引导和塑造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

二、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基本模式

对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现状和变迁有了宏观了解之后，要想对东亚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有更加深入和细微的认识，还必须选取一些有代表性国家的政党进行专门的探究。一个国家的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模式与该国的政党体制密切相关。但是，无论何种沟通模式最根本的都是要强化民众对政党的信任与认同。韩国与新加坡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两国的政党体制各不相同，韩国是以“多党竞争”为标志的典型的竞争型政党体制，而新加坡是以“一党主导”为特征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体制，从而造就了两国政治沟通模式具有各自的特征、运作方式和价值理念。可以说，对两国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进行专门研究，基本上涵盖了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主要模式，因而极具标本意义和价值。

（一）韩国“多党竞争”体制下的政治沟通模式

韩国的政党体制实现了由威权主义到民主化的转型，虽然仍充满着许多变数和不稳定因素，但多党竞争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这种格局的形成源自2004年韩国的第17届国会选举，这次选举开放国民党、大国家党、民主劳动党和新千年民主党占有国会议席数的97.7%，形成4党天下。其中，开放国民党与大国家党占国会议席比例分别为50.8%和43.1%。[10]此后，韩国政党体系历经党权更替、退党风波与政党合并等一系列变化后，现在的执政党为大国家党。[26]在这种政党体制下，韩国政党经常表现出结构松散、容易变动等特征，与一些国家政党表现出的强势相比，韩国政党的控制力明显不足。这也使得韩国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表现出一种虚弱的特质，政党在与民众沟通时过度依赖政治领袖的个人魅力，使得政党的一些基本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甚至有沦为选举工具的倾向。

由于韩国的政党处于由精英型政党向群众型政党的转变过程中，因此政党在政治沟通的运作方式上还要特别倚重民间组织和大众传媒功能的发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非政府组织有了迅猛的发展，至1998年时已有1万多个，2000年更是达到了2万多个。[11]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各政党纷纷建立与民间组织的联系，通过民间组织广泛联系分散的民众，使政党的政策得以广泛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党功能的不足。同时，各民间组织也开始与政党形成一种合作关系，有力地推动了政党与民众间的政治沟通，维护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些组织积极参与政治，成为连接政党与民众的桥梁，扩大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民间组织强大起来后，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不惜歪曲和弱化民众的真实声音，这时候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就出现了噪音和阻塞。

韩国大众传媒近些年来的发展引人注目，各政党及政党领袖也十分注重运用媒体与民众展开沟通，塑造自身的形象。在卢武铉统治时期，他直接在互联网上开设“青瓦台说明会”，就很多问题直接在网站上发布“对国民书信”，与网民展开双向意见交流。2006年1月开始，几大主要门户网站上都开通了总统的博客。青瓦台还建立了“政策顾客服务综合管理系统”。[12]这些形象工程把总统的威严降下来了，缩小了国家最高权力与民众之间的距离。[13]网络等新媒体在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党领袖也越来越依赖于媒体掌握民众的诉求和愿望，并认真考虑和力争满足这些意见。大众传媒在重塑了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模式的同时，其在价值理念上的导向性也使沟通内容呈现格式化和具象化，有些政治信息还需要民众自己去判断和鉴别。

总体来说，韩国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模式反映出其特有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即一切以取得选举胜利为目的，这也使政党不停地游走和徘徊于精英和大众之间。政党迫于选举的压力必须加强与民众的政治沟通，但这种“被迫”的沟通往往流于表面化，而一些真实的社情民意却往往被忽略。久而久之，民众也愈发感觉到政党离自己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如2007年的第17届韩国总统选举选民投票率仅为62.9%，也创下了投票率新低。实际上，韩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一直呈持续下降的趋势，第13届至第16届分别为89.2%、81.9%、80.7%和70.8%。[14]这些数据反映了民众对政治的冷漠，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无声的反抗。另外，韩国在实现民主转型之后，政党和政府对大众传媒逐渐松绑，允许媒体自主发展。但也产生了如下悖论：媒体从政府的控制中还没完全解脱出来，又陷入了资本控制之中，政府利用媒体的市场逐利偏好，对媒体进行间接控制，这样，媒体陷入了政治与资本双重控制的两难境地。到了2000年以后，媒体被资本挟持的趋向更趋明显。[15]媒体本来是社会的公器，是政党和民众之间重要的沟通渠道，因此当大众传媒被政治和资本双重绑架之后，其公信力和沟通力都有下降的趋势。可见，韩国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模式和效果受政党体制的影响很大，政党只有增强政治沟通的有效性，减少政治沟通的成本，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拥护，才能增强和巩固执政地位。

（二）新加坡“一党主导”体制下的政治沟通模式

从政党体制来看，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加坡形成了人民行动党“一党主导”并长期执政的体制。人民行动党没有如一些国家那样完全取缔了反对党，而是刻意保留了反对党。因此，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社会当中的各种异质力量吸纳进它的框架内，使他们成为本党及其现代化路线的支持者。正如李普赛特所言：“无论整体结构如何，政党有助于把一些地方社团整合到一个国家之中，因而总被视作是进行动员的基本力量，或者整合到一个更广泛的联邦之中。在早期的竞争中，政党体系的确如此，而且对殖民主义后期单一政党的国家来说，这种说法也非常正确。”[16]在这种政党体制下，人民行动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表现出浓重的政党主导特征。也就是说在适度和有效的基础上，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全过程都在人民行动党的掌控下。具体到沟通的运行方式，人民行动党是通过政党组织、民间团体和大众传媒来实现与民众有效沟通的，这里的民间团体和大众传媒也要受到政党的规制。

人民行动党积极进行基层组织建设，相继成立了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通过这些渠道密切与民众的联系和交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人民行动党又建立了部长定期访问选区的制度，并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这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政治输入和输出渠道的畅通，国会议员（包括总理和各部部长）作为党的最重要的干部，一般都能很好地实践这一制度，从而使党的领导能够体察民情，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17]因此，有学者指出：“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治理之下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有效沟通民情，巩固了人民行动党执政的社会基础。[18]

人民行动党高度关注公民社会的发展，加强对民间组织的扶持和帮助，并积极发挥民间组织政治沟通的优势。真正具备现代性和自主性特征的新加坡公民社会的兴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后，一些传统的社团此时开始进行现代化的改造。[19]民间组织可以协助政党治理一些政党不能或不愿意介入的社会领域，这非但没有消弱执政党的权力，反而通过民间组织加强了与民众的沟通，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当然，公民社会的兴起也给人民行动党造成一定压力，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学会运用现代民主的方式，通过加强制度创新等方式引导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在世界传播阵地占有一席之地，新加坡扩大了人们对媒介的接触度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建立了高速度、大容量和自动化的信息网络，使之服务于电视、电信、教学、科研、商业和金融等行业。[20]这些政策使新加坡较早的建立起来一套完整的传播体系，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信息在政府、政党和民众间的传播。同时，新加坡的领导人充分意识到大众传媒既可以成为政府的伙伴，也可以成为政府的对立派。因此，政府通过设立法律对传媒进行严格管制。[21]在新加坡，媒体自由必须受到社会和政治的双重约束，这种做法被称为“有责任的新闻自由”。政府和政党在对媒体进行管制的同时，也积极利用媒体进行宣传，增强与民众的交流、信任和联系。

总地来看，人民行动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充分体现了“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使政党的路线和政策得到了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新加坡政党主导的体制下，作为沟通渠道的民间组织和大众传媒也存在着过度依附与活力不足等问题。据此，有学者曾指出：“在这种国家合作式的政治框架内，社团组织的领导人不是向其成员负责，而是向政府负责。各组织在其社会领域中自主活动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22]因而，为了避免民间组织和媒体沦为政府和政党在公民社会的延伸，新加坡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增强民间组织和媒体的独立性，以使其在人民行动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过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经验及启示

通过考察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基本模式，我们发现政治沟通不仅是政治信息的传递，而且还要求政治信息的充分接收和理解。任何政党都需要与民众进行充分而有效的政治沟通，特别是在政党政治日趋公开化和透明化的今天，政党必须学会与民众进行平等的沟通与对话，对民众的诉求进行及时回应，只有这样才能广泛凝聚政治共识，形成推进社会变革发展的合力。

（一）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主要经验

韩国和新加坡虽然有着不同的政党体制，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具体做法也不尽相同。但从政治沟通整个过程来看，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和经验可循的。具体而言，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主要经验体现在：

第一，充分发挥政党的能动作用。政治沟通过程能够有序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能动性的发挥。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核心内容在于政党的施政纲领和政策，沟通过程本身就是利益协调和分配过程的推演。政党为了顺利完成沟通过程必须在沟通的每一个环节加强与民众的互动，积极回应民众的利益要求。这也促使执政党在制定利益分配政策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使自己制定的政策能够起到化解利益矛盾和冲突的积极协调作用。[23]

第二，采用灵活多样的沟通方式。政治沟通效果的达成取决于很多因素，尤其是受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所制约。因为任何政党制度都生长于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中，离开了特定的生态环境，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持久存在和功能发挥就会成为问题。[24]既然社会生态环境无法选择，采用灵活多样的沟通方式就成为提高沟通效果的主要途径。政治沟通的方式有很多种，这就需要政党根据不同的情形和对象加以选择。

第三，积极主动拓宽沟通的渠道。我们从韩国和新加坡的经验看到，各国政党不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加强与民众的政治沟通，而且都无一例外的重视民间组织和大众传媒的政治沟通作用。沟通渠道对于政党来说至关重要，这是进行政治沟通的前提。总之，各政党为了扩大本党的影响力，都会想尽办法扩宽或影响各种沟通渠道，使其能够成为自己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的传声筒，同时还把民众的各种要求反馈回来，使政党在竞争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

（二）东亚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符合中国特色政治发展要求的政党制度。与东亚各国普遍实行的竞争型政党体制不同，它是一种合作型的政党体制。虽然政党体制不同，但在比较和鉴别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东亚各国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的经验，以此完善我国执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模式十分必要。

首先，执政党应成为政治沟通的主载体。中国共产党控制着大量的信息和沟通渠道，在政治沟通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发挥各级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切。党要为民众提供更多的沟通平台和机会，采用灵活多样的沟通方式与民众进行互动。这样，一方面党能够及时掌握民众的需求，从而作出科学合理、符合民意的决策。另一方面也可增强民众贯彻落实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同时还可强化民众对执政党的监督。

其次，执政党要注重沟通方式的多样化。在现代政党政治条件下，制度化的沟通方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以人力为主的非制度化沟通方式。但是，现实情况往往复杂多变，这就要求执政党根据不同情况来选择灵活多样的沟通方式。如在遇到突发的公共危机时，执政党可以运用多样的信息传递方式，使不同群体得到各自需求的信息。当然，从长远来讲，执政党应更侧重于制度化沟通与协调机制的构建，减少人为因素对政治沟通的干扰，从而更好的与民众进行协商和对话，增强政党与民众的有效互动。

最后，执政党要积极拓宽沟通渠道。党民沟通离不开民间组织的配合，执政党应该积极引导民间组织的发展，并使其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因为，让民间组织承担更多的政治表达和政治沟通功能，不但可以大大拓宽政治流通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执政党单一渠道的不足，而且可以大大提高社会的组织化程度。[25]大众媒体在党民沟通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大众媒体是社会公器，是党民政治沟通最为便捷的渠道。充分利用好大众媒体的特点和优势，不但可以拉近执政党与民众的距离，而且还使政治沟通的效果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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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北亚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