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九一一”已经两年了。正如很多人说的，那场景、事件、人物似乎就在昨天上演，这种生命记忆之深刻有何为何，前路如何之，却也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对“九一一”，我和我的同胞们也掺和得极深，世界大事在我们身外展开，它真的是一意孤行、坚定不移，旁观者的我们却因为努力介入而相互扭作一团，就像我们自己排队表态或购物一样。
自“九一一”发生，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有条件的学者专家学子作家几乎少有不投入论争的，一个人类的新时代开始了，一个不确定的充满恐怖的历史进程开始了，很多人这么说。哀悼、谴责、担忧、抗议、设计；人们开始担心美国的帝国行为，人们讨论国际民主问题，讨论罗马共和转向帝国的经验。遗憾的是，人们都是自称或不言而喻地称说反专制的，对美国这个自由民主国家的态度或反应却总是不一甚至相反。从呼吁美国乃至西方反思到同情伊斯兰文明的当代绝望，从阿富汗战争到中东，从美国的政策转向到倒萨战争，我们中国人多有冲突得不可理喻的言论。
好在作为旁观的我们和作为生活的我们，不断有别的题材供我们品评，“揣一揣肥瘦”。倒萨过去了，中国的倒萨大战也胜利了，孙志刚死了，李思怡死了，北大死了，陆步轩不用卖肉了，刘涌不用死了，我们要快步跑，才能赶上时代的大剧，我曾经不无感慨地说，生命的悲喜剧或人生禁区都成了旁观者的名利场；我们跑得越快，似乎越理解不了变动的时代，于是一切日益分工细密，我们甘愿听专家的，听专家指导我们如何做小资，如何穿衣吃饭，如何做愤青，如何发怒痛心疾首，如何敬畏法的威严，如何欣然改革的可见的实绩，如何理解中东的复杂，如何避开历史的烂污，如何站着说话腰不疼，如何看人挑担不吃力，如何解释伊拉克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如何囫囵吞枣又如何走马观花……回首“九一一”，已经是少数人个别人的事，看看四周，学者专家安在哉？似乎只有无名的网友们写出了不少题如“九一一两年祭”一类的文章，他们还在记事，还在寻找，还在拒绝遗忘。我喜欢这些自发的表达，这类文章如山花一样自足，自生自灭，令人感动，这类文字里有生命沉淀的努力和人生的厚味。
但显然，“九一一”之于我们的烙印虽然深刻，却也于我们仍是一个谜。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专家学者当其时说的话还有多少是正确的废话呢？这些话还有助于我们认识自身和时代吗？这可能是我一再说的旁观者的局限所致，有如唐人所说的“哀人而不自哀”。
不过，“九一一”对我却不算异己，矫情地说，我的“九一一”于我也是极其重要的。当是时也，我虽然没有写文章，但为其签了名；媒体邀约，我则以一篇《异行与我》应付，涉及了一点点“九一一”，但那一点点足以使我对生活大发感慨。一个半月之后，我去了美国。在美国参观大大小小的思想库，因为听说几个同胞被驱逐，我还很郑重地要求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答复，是否我在美国只能表示同情，不能反思或批评。然后我在纽约遇到陈普，他从世贸大楼上走下来，走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有秩序地下楼，默默地看着消防队员上楼赴死， 陈先生上亿资产的公司和他写的几部武侠小说灰飞烟灭，他白手起家，从头再来，在华人报纸上做了一整版广告，既是感恩，又是见证。然后我在纽约街头巧遇一个祖籍苏格兰的消防队员的葬礼，能想象苗族侗族的葬礼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街头吗？我们站在繁华的第四十七大街上，看着灵车在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声中缓缓前行，警察基本上不用维持秩序，车辆在前后路口仍在飞奔，只是在灵车过处的路段绕行一下。然后我跟思想库的专家们讨论美国的对外政策，政策是否转向，美国是否有了行之有效的反恐对策，傲慢的兰普顿，清贵的李侃如，快活的弗里德曼，厚道的季北慈，都为我提供过答案。
这些散乱的记忆今天全部浮现出来，“九一一”给我们提供的材料太丰富了，以至于我们难以把握它。我们对生活、未来、西方世界的某种不安，似乎也跟它有关。我们对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指东打西的疑惧也跟它有关。人类世界有干天和，国际社会仍是丛林法则，文明的报应，西方世界的现代变形记，等等想法抓住了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脆弱而不免承认无望，多少人因此自娱自污，轻失了人生的精进勇猛，在过去、未来和理想之间游荡的浪子开始回头是岸，身心领受现实的合理，久处污秽而不觉其臭，甚至做了逐臭之夫，苟且，敷衍，乡愿，自我感动。只有美国、西方世界还在展开，还在提供新的人生正剧，文明大戏，他们是这个世界的警察和演员，长袖飘飘，威风十足，我们说不上话，于是不免对遥远地方的民众安危萦怀于心。在对生命的态度上，反战或拥战采用了相同的证据材料。同时，美国人对女兵杰西卡的拯救，扑克牌通缉令的做法，在伊拉克街头的欢乐，不免又让我们对西方人的人性、趣味等怀抱信心。这个一言难尽的“九一一”，这个可爱可恨的美国。我们心有所系究竟系于何处呢？
今天我们明白了，“九一一”给予我们的是什么。原来我们一直在考察，观望，“九一一”是否毁掉了我们对文明和生命的信心。幸而不幸的是，由美国来经受这种考验。文明和个体由部落、家族、种族、宗教、地域、国家突破，充分社会化，日益向全球化方向迈进。“九一一”就是人类生命全球化埋下的第一块基石。美国和西方经受了这种考验，即人类文明和生命个体在全球化时代仍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权利和机会。“九一一”以来的国际事件成为我们中国人争执不休的热门话题，也是对人类社会充分个体化和个体充分全球化这一文明进程的不安。我们的不安本身参与了这一历史演进。只是想到五四先贤就有“充分世界化”的主张，不免让人惭愧。是的，有那么多的大词横在眼前，文明的冲突、帝国主义、全球化阴影、国家利益、依附理论、白银时代，等等，使我们往往会忽视人类最小的单位，生命个体的感受，我们往往无能更勇敢地明认，更虔诚地祈祷，更愉快地相信，更坚定地抗争，更热烈地爱。是的，所有那些大词在人类个体面前都无足轻重，正是在生命充分世界化问题上，那些自大的概念早应死去，而人们有活生生的要说。
当生命无能突破政权的专制，当专制集团、个人利用生命为工具施暴力行恐怖时，文明捍卫自身的法则，就是教训消灭恐怖，把个人从中解放出来，实现其社会化、国家化，进而参与全球化。一次与刘军宁先生聊天，他强调说人应该有常识感，世界上有什么国家在轰炸一国的恐怖反动武装时，还能够向其人民投放食品药品？的确，在这种文明的进步面前，我们有什么理由去不着边际地批评他们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参与并敦促这种文明和个体的世界化进程，如年初倒萨战争时不少中国人对美国人警示的，不应该置伊拉克人民的生命安危于不顾；如伊拉克街头的百姓对美国大兵说的，你们为什么来得这么晚？
我在美国第一次坐出租，司机正巧是阿富汗人，他在故国当老师，逃到美国，终于能够安居乐业，我们两人的英语都别扭，好在我听懂了他的是非之辩，他很满意他的生活。他从地狱般的生活里突破，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不用说他希望自己的亲人也能尽快地摆脱恐怖和饥饿，就是我也很羡慕他的生活。
如果没有“九一一”，没有对生命世界化的认知，世界上相当多地方的人们可能对生活无望而无可奈何，因为从子民臣民黎民，到市民国民公民，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世界上不少地方的人们还没有突破家庭、宗族、地域、种族、政权、单位、体制等等的管制，在突破各种管制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悲剧。不过，“九一一”让一切有条件的人们都成为关注生命和捍卫文明的一份力量。我们对农民工（移民）的关注，对农民的关注，对孙志刚、李思怡、陆步轩的关注，都可以说是与“九一一”以来生命意识的深化有关。我相信，我们中国人会对文明和生命个体的充分世界化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2003年9月11日急就于北京芍药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