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3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世人有目共睹，主流媒体宣传也比较多，可对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世人并非有目共睹，主流媒体也很少探讨。在经济勾结调整未见成效、固定资产投入增长连续五年不低于20%、对外出口连续三年保持增长态势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减速了。有人说是因为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影响；也有人说是中国调整经济结构，有意放慢了速度；还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减速是好征兆，表明开始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笔者以为，中国经济已经发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中国是速度型经济，在世界经济尚未走出危机阴影和国内就业压力增大的形势下，没有放慢速度的理由。发展速度下降完全是经济运行的表现，是经济体自身出了问题。中国经济有病不是一年两年了，而是一二十年了，只不过鲜有人全面探究罢了。近20年来，中国经济至少积累了十大病症。
病症一：扬"外"抑"内"。一般情况下，外商在一个国家能获国民待遇就是极大优惠。中国情况"特殊"，对外商格外青睐，给予超国民待遇。如"减二免三"的纳税待遇，世界上绝无仅有。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国企不仅没有免税优惠，而且要负担职工（包括退休职工）福利和各种社会义务，与外企竞争首先输在新的起跑线上。外资进入中国并非都是投资建设，相当一部分通过与官员勾结，低价收购国有资产，变国资为外资，而有些国企也在实行"减员"，甩掉"包袱"后，坐等外资来吞并。这些年来，我们的许多国企就是这样成了外商可口的"盘中餐"。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在《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一文中披露的问题更令人触目惊心。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10％的股份，收购价每股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其它国有银行或国有控股银行也都以同样方式吸引国外银行入股。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四家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整个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超过万亿。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让只输不赢的国内广大股民也沾点改革开放的光，购买远低于市场价的银行股？
国内的股民们每年都抱怨中石油分红太吝啬，可中石油在国外的分红却相当慷慨。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6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300多亿美元。连股神巴菲特都对中石油拿出45%的利润分红感到吃惊。
外商在中国投资，不仅回报是巨大的，而且出了问题所受惩罚更是象征性的。如中美两国同样是海湾漏油，漏油的同样是外资公司，都对周围海域造成严重污染。美国对英国石油公司罚款170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康菲公司罚款仅20万人民币。
外商过度投资和中国对外资过度优惠问题如不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发展下去，必将损害中国主权。目前，中国28个主权经济领域已经失掉了21个。
此外，3万多亿美元的外储，更是压在广大民众心头的一块巨石。中国人均GDP尚处于世界低水平，中国尚有1.5亿人生活在世界贫困线之下，但我国却积累了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是在牺牲当代，透支未来供养美国。法国总统顾问雅克o阿塔利也指出：中国人省吃俭用却是供养美国人。
过度扬"外"抑"内"，体现的是极右的经济路线，而经济的极右化，带来的是社会的极右化。郎咸平说："我是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西方国家我都属于右派，可是在中国我居然被称为是极左，可见这个社会已经右到了什么程度。"这不能不说是极大讽刺。
病症二：两极分化。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奢侈品消费每年正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仅有的几个多数人贫穷的国家。我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为58%；国企高管平均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超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工资总额在GDP中的占比，在经济学上叫分配率，它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超过50%，发达国家超过70%，俄罗斯也达到70%，可中国只有40%。据国际基金组织统计，2012年印度人均GDP仅1592美元，中国6094美元，中国是印度的4倍，但印度人均月工资65112卢比，约合人民币6650元，中国2011年人均年工资23979元人民币，月均不到2000元，印度是中国的3倍多。
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通常用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表明收入差距较大，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国家统计局自2000年公布全国基尼系数为0.412后，直到2013年初才继续公布基尼系数，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5。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即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城乡多数居民正陷入相对贫困化之中。如果贫富两极继续分化下去，难免酿成社会大患。
病症三：债务缠身。英国巴克莱银行2013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政府的总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2-97%。我国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元。按照巴克莱的测算，政府负债高达32.24万亿--50.44万亿。
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认为，到2011年底，中国整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一共是30多万亿人民币。他还认为，中国的统计数字，特别是地方债务的统计数字可能是会偏小，所以债务率应当比这个更高一些更合理。信贷评级机构穆迪曾表示中国地方债负担可能比官方估计的数据高。
中国的债务，不仅有政府债务，还有国企债务、高校债务，以及国有银行隐性延期坏账。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9月底，中国未清偿的企业债总额约为6万亿元，同比增长20.2%。从各方面披露的数据看，高校债务和国有银行呆坏账，应不低于1万亿元。
IMF认为，一国的内外债总和超过GDP的60%，就会发生财政风险。中国的债务已远超IMF规定的风险界限。一旦债务违约集中爆发，中国很可能面临比美国次贷风波和希腊债务危机更严重的局面。
病症四：货币超发。截至去年末我国广义货币（Ｍ２）余额达９７．４２万亿元，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四分之一，中国已成为全球货币存量第一大国。这一数据是美国的１．５倍，英国的４．９倍，日本的１.７倍，比整个欧元区的货币供应量多出２０多万亿元。同花顺数据显示，M2/GDP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12年的1.88，在34年间扩大了近6倍。这样的增长规模和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少见的。
美国政府规定，货币总额不能超发70%，可中国已经超发88%。这意味着目前每1.88元人民币的实际价值只有1元，其中的0.88元基本上是泡沫。美元是世界货币，全球通兑，可以转嫁危机，用美国前财长康纳利的话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人民币是国内货币，"出海"不成规模，超发可能形成的危机只能自己消化。
2008年到2012年，我国政府统计加总的贸易顺差不过1万亿美元，即使全部结汇，对应的人民币余额不过6万多亿，而同期广义货币却增加了50万亿元，这一方面表明外商投资的增加和国外大量热钱的涌入；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货币政策过于量化宽松。中国的实物经济才发展到初级工业化阶段，金融证券业的资本市场却"繁荣"的接近西方水平，其风险不言而喻。
病症五：投资过度。中国投资太多了--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国内外学术界也普遍同意这一说法。IMF驻华首席代表李一衡的研究报告称，目前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已接近50%。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这个比例是20%左右或者更低。
标普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找到了一种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支出过多的简单方法，按照各经济体可能因投资过度而发生经济崩溃的风险水平对其进行排名。标普说，排在榜首的是中国。中国是标普研究的32个国家中唯一一个属于高风险类别的国家。
中国的过度投资源于前几年的"开发区"热，后来是"基本建设"热，再后来是现在的"房地产"热。近来，各地投资冲动又有抬头趋势。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东、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同比增长了17．8％、25．8％和24．2％。上大工程、大项目，是地方官员求之不得的，一方面，可以加大GDP增速，累积个人政绩；另一方面，可以权力寻租，为升迁积累资金。投资的风险在于是否能得到回报，我们的投资有许多是无法得到回报的，因此，从投入那天起就存在风险。
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长期大规模投资有关，但边际效应递减律告诉人们，这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目前，中国到处都充斥着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方面的过量投资。投资占GDP比例不断上升，消费占GDP比例就会不断下降，其结果必然使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失衡加剧，导致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的经济危机。
病症六：楼市泡沫。在房价高企的今天，中国楼市到底有多少泡沫，已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中国经济周刊》最近报道，北京和上海的地价已经超过英、美、法、德、日去年GDP的总和。CBS将其形容为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间，已有近20万亿元涌入房地产开发。由于房地产开发周期大致为三年，在建物业成本应为这一资金量加上贷款利息，再加上销售税和开发商的净利税，房屋销售总额应在30万亿元以上，这相当于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0％。
世界银行制定的房价收入比标准是3-4：1，联合国人居中心的标准是5-6：1。数据显示，即便在美国房地产泡沫达到顶峰的2005年，全美国房价收入比的最高值不过5.1倍左右。人口密度远高于我国的韩国、日本的房价收入比也比我国低很多。韩国首尔，房价收入比是7.7：1，其他大城市为3.8：1，中小城市2.6：1。东京的房价收入比为4.5-5：1左右。中国多数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在12：1以上，许多中心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高达20：1。北京的房价收入比为25：1，上海市房价收入比为24.19：1。
中国人均收入虽不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可一线城市的房价已超过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尽管中国各大城市随处可见空置房和烂尾楼，但房地产开发的脚步并没有放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房地产投资在2013年上半年攀升了20.3％，在建物业总量增加了16.5％，已完工物业总量增加了8.7％。越来越多的专家担心中国在今后几年，会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其核心源头就是房地产泡沫。如果房地产泡沫真的破裂，不仅严重损害中国的金融业，而且也将对实体经济和国家财政造成破坏性冲击。
病症七：股市畸形。上证、深证开业20多年来，社会上各种消费品价格一直在攀升，有的甚至涨了数百倍，可股市却长期低迷。健康的股市一般有资源优化配置、经济晴雨表、价值发现和增值等功能，而中国的股市却只有融资功能，说得不好听点即"圈钱"功能。
中国股市23年的历史证明：上市公司募资是赢家，国家收税是赢家，证券公司收佣金是赢家，少数庄家（机构）炒作也是赢家，而绝大多数股民却是输家。"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满舱中石油。"中石油A股以48.62元的高价开盘，现在却始终徘徊在10元以下，投资者要想回本简直是痴心妄想。
中国的股票市场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功能定位就是为企业融资特别是为国企解困服务的，所以不重股民投资回报。加之，股市长期存在的虚假包装、超额发售、伪造业绩、信息失真、庄家操纵、交易不公、监管怪圈以及"老鼠仓"多等弊端，广大股民只能是被宰或待宰的羔羊。这与各国股市以红利为主的宗旨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股市，按吴敬琏的说法，是个连赌场都不如的地方。赌场还有输有赢，股市80%-90%的散民只输不赢，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畸形的股市，严重制约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成长和发育。
病症八：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在中国是个老问题。进入本世纪以来，抑制产能过剩一直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仍有扩大趋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其发布的《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上半年报告》中指出，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1.6亿吨以上，水泥产能过剩超过3亿吨。瑞银证券的研究表明，2012年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只有2007年以前产能利用率的七成。
令人不解的是，在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国家发改委仍批准了两个钢铁投资项目：一是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总投资696.8亿元；二是武钢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项目总投资为639.9亿元。尽管我国的水泥已严重过剩，可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仍有216条在建水泥生产线。
有人称我国的产能过剩为"中国式产能过剩"，即我国从传统的钢铁、水泥等基建行业，到光伏等新兴产业存在的产能过剩是政府行为造成的普遍的、全方位的产能过剩。有些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不惜把巨额政府资金投向他们认为能够成功的企业，结果只能造成恶性投资竞争，使产能扩张难以抑制。长期产能过剩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导致银行呆账坏账增加，严重制约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
病症九：透支环境。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是世界奇迹，但奇迹的背后却是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掠夺和生态破坏。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已集中出现。就总体而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以牺牲和透支环境为代价的。相关资料显示，全国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严重污染；工业固体废弃物堆存量已达100亿吨，且以每年产生10亿吨的速度继续堆积，空气、地下水等都受不同程度污染；矿山建设破坏森林约105万公顷，破坏草地26万公顷，占用耕地98万公顷，而恢复治理率仅为5%；每年约有60万吨农膜残留于土壤中，残膜率达40%，造成"白色污染"；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6；一半以上的城市空气不达标，1/3的城市污染非常严重；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我国的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一，单位GDP 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十几倍。
我国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量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
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已占当年GDP的14%左右。目前，我国每年用于环保的开支约为910亿美元，仅占GDP的1.3%。专家认为，中国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需将环保开支增加到GDP的2% - 4%。
病症十：转型僵滞。经济转型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难题。1987年，中共十三大第一次提出经济转型，即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95年《"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两个"根本转变"，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9年四部委下发文件，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2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设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转型的步伐却异常缓慢。
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延续，我国单位GDP能耗已达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是美国的2.8倍，日本的4.3倍；我国一次能源消费已占全球的21.3%，而美国一次能源消费占全球的18.5%，俄罗斯仅占5.6%。我国能源和矿产资源类产品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2012年进口原油2.85亿吨，对外依存度高达58.7%。中国铁矿石消费增量占全球增量的105.1%，铜消费增量占全球增量的149.5%。我国虽然是制造业大国，可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却超过50%。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中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痼疾。
金融危机本应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机遇，可国家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增加了GDP的同时，并没达到推动经济转型的目的，相反，使一些本该淘汰的粗放型企业获得了生机。经济转型有两大途径，一是在发展中实现；二是在危机中实现。发展转型之路我们已经走了20多年，由于体制的固化作用，这条路很难走通。走危机转型之路虽然是下策，但利用别人的危机来实现自己的转型，也不失为下策里的良途，可这一机遇也已丧失。不能在别人的危机中实现转型，就只能在自己的危机中转型了。我国经济如果在自我危机中转型，社会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上述十大病症虽与外部环境有一定联系，但病因却是内在的，即中国经济患得不是"传染病"，而是机体的"自发病"。发病并不可怕，怕的是不承认有病或对治病三心二意，一拖再拖。孟子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只要我们常怀忧国忧民之心，敢于正视现实，及时诊治，对症下药，医治中国经济的"自发病"，并非"蜀道之难"。
第一，把经济工作指导思想转到民生上来。中国经济积累上述十大病症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理念出了问题。就总体而言，我们的经济改革在许多方面已远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远离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近些年，GDP增长成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硬道理，官员们都忙着招商引资，上项目。上项目，求发展，本无可非议，问题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实事证明，在招商上项目过程中，相当一部分群众承受着环境污染的痛苦，特别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政府以低价收走，高价卖给了开发商。为了发展而发展，了政绩而发展，甚至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发展，受到伤害的只能是普通百姓。经济改革如果长期背离群众利益，社会必然走向歧途。"足寒伤身，民寒伤国"。历史上，凡是注重百姓需求、改善民生的时期，经济就发展，社会就和谐，政权就稳固；反之，则经济衰败，社会动荡，甚至政权瓦解。
要从根本上解决"十大病症"及改革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必须把经济工作指导思想转到民生上来，坚持民生为本，民生至上。发展是硬道理民生更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民生更是第一要务。真心为民的政府，应努力把民生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将满足群众需求贯穿一切工作的始终；应坚决摈弃GDP主义，将工作重点从以资本为轴心转到以民生为轴心上来，踏踏实实、认认真真解决广大人民群众面临的一系列生存、生活、生产难题。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经济发展过程具有内在统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虽然仍以求利为目的，但与实现社会根本利益并不矛盾，资本完全可以在满足社会需求过程中，达到求利目的。政府应努力把资本的运行轨迹调控到民生建设上来。广大人民群众蕴藏着极大的社会需求，只要我们把改革发展的目的定位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上，经济发展就会有不竭的动力。如果把群众需求贯穿于生产、分配、消费等经济环节，并通过理顺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比价关系，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就一定能达到发展目的与手段、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使发展成果最大限度惠及全体人民。
第二，总体设计，系统化、动态化推进经济改革。对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近20年的历史进行反思，不难看出，十大经济病症的积累与割裂对象整体性的单摆浮搁式改革、寻求部门利益的碎片式改革、参照标准外化的媚外式改革以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化改革等弊端的直接联系。深化改革首先应对上述无序化改革方式进行改革。一是强化改革的总体设计。在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阶段，要解决经济发展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应对改革进行总体设计，把各项改革纳入战略性框架中，制定科学详细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二是强化改革的系统性和动态性。由于中国国情复杂、区域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必须系统化、动态化推进改革。所谓系统化，从纵向看，即把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只顾眼前得失定取舍；从横向看，即把相关联的工作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孤立地对待某一项改革，要周密考虑此项改革可能对彼项改革的影响。所谓动态化，即根据现实的变化和改革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政策，而调整的政策也须有战略眼光，不能"临时抱佛脚"。以往我们决策的一大软肋是缺少纠错环节，决策一旦出台，出了错也会一直运行下去，直到给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引起上级领导关注，错误才能被被纠正。动态化改革要求我们建立起完备的决策反馈和纠错机制，以减少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
经济改革不可能全面出击，一下解决所有问题，须首先明确改革重点，选好突破口。笔者以为，当前经济改革最核心、最艰难的问题是利益格局和利益机制调整，其突破口应当是分配制度改革。应通过财税机制、企业的劳资关系和利润分红体系、工资形成机制等改革，改变穷居民、富企业、富政府的初次分配格局，真正使社会财富向普通劳动者特别是社会底层倾斜。
摸着石头改革的阶段已经过去，继续推进改革的风险越来越大，稍有不慎，就可能呛水、淹水。因此，推进每项改革都必须精心准备、精心设计、精心组织。在一项政策出台前，要首先进行证伪，无法证伪了，才能进行典型试验，逐步推广。
第三，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关联度非常高，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受政治影响非常大。我国经济积累了这么多矛盾，与政治体制运行僵化、滞后有直接关系。要深化经济改革，必须相应改革政治体制。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已经证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和保障，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非常艰难。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滞后于经济改革，其根本原因是政治改革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同，不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政治上一味放开未必对经济改革有利，未必对社会稳定有利。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搞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我国的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相适应，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决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不是像有些人鼓吹的那样，实行西式民主，也不会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把权力关进笼子，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权力固定在正确的轨道上，不让权力越轨。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西方许多成功的做法在中国未必适用。中国几千年专制体制，六十多年集中体制，这是最基本的政治国情。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应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体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从制度上保证行使权力的主体廉洁奉公，执政为民，从源头上防止权力腐败；另一方面应不断调整与经济发展不适应的政治机理、机制和政策，强化政府在提高行政效率、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职责，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