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作为“科层组织”的赘瘤，虽然存在于所有官场，但在缺少分权制约机制的官场则表现的更为严重。对于高度集中的中国官场来说，反对官僚主义，不能不说是永久性重大课题。
周恩来曾在1963年的一次中直机关负责人会上，列举了22种官僚主义。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对官僚主义又作了深入阐述。这俩位领导人反对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各种官僚主义，在当前中国官场都有不同程度表现，所不同的是，由于注入了市场元素，现在的官僚主义更趋利，也更邪恶。我们称之为新官僚主义。
新官僚主义有以下四大特征。
一拜权。在一些权欲熏心的官员眼里，权力不仅意味着幸福和满足，而且意味着价值，“万般皆下品，唯有权力高”。
“一把手”是最令官员向往的。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的“一把手”不仅垄断了“出注意、用干部”的权力，而且，垄断了人权、财权、事权和对上级沟通的权力。一些官员抱着“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心态问鼎“一把手”，看中的不是为民服务的责任，而是高度的集权。
实权部门、实权岗位也是权力追逐的热点。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经过“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岗位化、岗位权力‘私有’化”三个层级的演变，许多公权力成了个人的“摇钱树”。由于掌控资金、项目等权力，实权官员手中的“一支笔”常常被称为“神笔”。
有些人为了权力，不惜血本跑官、要官、买官，甚至雇凶杀人。传统官僚主义的“官本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变成了“权力崇拜”。
二拜金。官员将公权看作私权后，其权力运行的价值取向便是个人利益，表现为权力寻租、权力设租、权力资源市场化、权力运行资本化，权力成为财富的等价物。显然，拜权是因为权力可以带近来丰厚利益。在中国官场，拜权主义者同时也必然是拜金主义者。
拜金主义使一些官员产生权钱交易的冲动，弄权勒卡、以权谋私，前腐后继。近年来，官员利用权力的职务犯罪案一直居高不下，与拜金主义有直接关系。全国检查机关，2009年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439件41531人；2010年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900多件，44000多人；2011年立案查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567件44506人，呈上升趋势。
官场作为公权力的承载体，在社会上有示范和引导作用。“官员敛财”带来的必然是“拜金主义”的社会效应。美国《世界日报》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在全世界23个国家中，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并列成为世界第一“拜金主义”国家。环球网就此发起了一项在线调查，结果80%的受访网民承认中国是第一“拜金主义”国家。
三奢侈。中国官员的大吃大喝、公款旅游已司空见惯；讲排场、比阔气、出入高档娱乐场所，也已见怪不怪。
官员们奢侈浪费的名目繁多，花样不断创新。从豪华坐骑，到办公室高档装修，再到建造豪华办公大楼，花钱大手大脚，奢侈之风盛行。有人认为，中国官场奢侈全球居首。
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统计局的调查报告，2005年至2011年，每年行政经费以一千亿额度增加。目前，被认可的三公消费数：公车开支三千亿，公款吃喝三千亿，公款旅游三千亿。
如此庞大的三公消费，既挤占了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又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四庸懒。“庸、懒、散、软”是官场趋利的另一种表现。有些官员升官无望、逐利无门，便对工作产生懈怠，推委、扯皮，办事拖拉，浑浑噩噩，“有其名”“无其实”、“在其位”不“谋其政”，严重浪费社会资源，损害社会公共运转效率。这是拜金主义和拜权主义的变态行为，可称之为“准腐败”。
如果说旧官僚主义者与民众的关系是“油水关系”，那么，新官僚主义者与民众的关系则是“火水关系”。而水与火是相克的，总有一天，火是会被水浇灭的。如何解决新官僚主义问题，已经成为中共巩固执政地位的当务之急，必须痛下决心。
首先，加速官主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中国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了，但是，官主政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红头文件还是大于法律，领导批示更是大于红头文件。官主政治决定了各种社会资源都由官员支配，而市场要素、市场机制的引入，又激发了官员的贪欲和自主意识。于是，以腐败为特征的官僚主义屡禁不止。民主是官僚主义的“克星”。要从根本上解决新官僚主义问题，必须做好民主这篇大文章。
民主的核心是公民当家作主，民主不可或缺的形式是选举制。中国的历史、现实特别是文化与西方有明显的差异，西方民主的内容和形式很难说完全适应中国。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必须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
中国的村级民主选举已经有30年了，虽然一些村屯存在家族影响、贿选、黑社会操控等问题，但是，必须可看到村民选举对中国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应借鉴村级选举的经验，在县域范围内实行直接选举，全面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
县级政权处于行政组织承上启下的位置，既是上级精神与基层实际的结合部，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经过33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和积累的30年村委会选举的经验，完全可以实行直选。县级选举便于操作和调控，不易出现“无政府”状态。县域人口占中国的绝大多数，县域政治民主了，意味着中国跨入了民主社会的大门。
县级政权是当前腐败的重灾区，推进县域民主一方面有助于消除县级政权自身的腐败，另一方面也阻止了腐败向上级政权蔓延。更重要的是实行县级直选，有助于实现县级以下官员由拜官向拜民转变，密切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有助于调动县级政府发展县域经济的积极性，加速地方奔小康进程。
毛泽东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阐述，是中共对民主政治最深刻的认识。用毛泽东的话说，“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因此，不能一说民主就拿“文革”和“苏东”剧变说事。“文革”的初衷也是为了解决官僚主义问题，而“苏东”剧变更是官僚主义的必然结局。必须看到民主在中国具有不可逆性：一是因为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二是因为民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要素；三是因为民主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四是因为民主是中国广大民众的内心渴望。中国在民主问题上的“上上策”，就是采取“大禹治水”的办法，主动顺应历史潮流，将社会发展引入有序、可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真正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
其次，完善权力运行机制。新官僚主义屡禁不止，与权力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空位、错位、越位以及撞车、推委、扯皮等行为，有直接的关系。权力运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避免责权脱节、制约不周延和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须对权力行使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周密设计和安排。
按照科学设权、有限授权、以权制权的原则，合理界定和规范人、财、物每项权力运行的程序、责任，明确奖惩措施，增强公共权力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内在动力。
按照“公开透明”原则，从公开决策、公开程序、公开监督、公开结果等方面入手，紧紧围绕重大战略论证、重要官员任免、重大项目建设、重大事件处置、大额资金使用等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提高公众对权力行使的参与度，并接受行政相对人的咨询和信息查询。对社会关注的“三公消费”应定期公开，不仅部门的要公开，领导人的公务消费也要公开。
按照有错必纠原则，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反馈机制，出现问题及时解决，不断完善行政纠错机制。
第三，加大权力越轨风险。为什么中国在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同时，腐败还如此猖獗？其根本原因在于公权私用利益太大而被查处的几率很小。虽然每年查处的腐败案件都在增加，可这仍是冰山一角。国际上通常采用“腐败黑数”来衡量涉腐人员被查处比例。据国内一些学者分析，中国的“腐败黑数”为80%——90%，即100个腐败分子只有10——20个被查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以权谋私能够使人迅速发财甚至暴富，却承受极小风险，必然令大小官员趋之若骛。
要解决官场腐败，必须出“重拳”减少“腐败黑数”，一方面建立健全多方位的监督体系，提高腐败官员被发现的几率，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另一方面加大对权力越轨的惩处力度，真正做到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特别要严厉查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和严重侵害公众利益的案件，严厉查处以各种手段侵吞国有资产的案件，破除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和潜在者的效仿心理，使广大官员牢固树立“不想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的风险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