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天，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2013年夏天，中国政府在东海边又画了一个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贸区的三大背景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有着以下三大时代背景：第一个背景是全球贸易竞争。目前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力图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和PSA（诸（多）边服务业协议）形成新一代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规则，来取代WTO。对于新一轮的游戏规则，如果整个国家要进去可能有困难，可以先让自贸区主动门户洞开，所有国家都可以来自由投资和贸易，做一个对接的小窗口，并可以适当将其中的某些高商业标准映射到整个中国制造和服务业。如果试验失败了，由于限定范围，影响也有限，而一旦成功，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推广并全面对接整个中国经济。

第二个背景是中国自身的改革需求。不能说发达国家制定的所有游戏规则都是错误的，因不少规则符合市场发展和经济升级的内在规律要求。所以中国须用积极态度对待，其中一些合理的规则同中国自身的改革方向是兼容的。因此还是得采用最小公约数原理，找到交集并推进自身的转型发展，同时借此规则消解掉大部分既得利益和利益集团，最终建立国际通行的规则以尽量避免更多不合理的利益固化和路径依赖。类似当年加入WTO，也就是所谓的用“开放促改革”。如果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改不动，那就不妨开放多些、大点。因此，设立上海自贸区是本届政府力图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举措。

第三个背景是人民币国际化。从2009年起步的人民币跨境使用，貌似规模已经不小，香港现在官方口径8000亿，实际可能有1万亿，台湾也有4000亿，但这些因为贸易需求释放的人民币，在全球货币总量中比例依然很小，中国确实是想这些人民币在海外多一点、飞久一点。但客观地说，如果不满足这些资本的回流获利的动机，人民币货币的海外总量还是无法做大，而构建回流闭环就需要巨大的、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基础和衍生）来容纳和吞吐。

目前上海最大的优势是有全国最全的交易所、银行间市场和要素市场，因此上海一定会成为人民币回流最大的目的地和集散地。过去没有自贸区，资金进来的龙头要直接接到内地的资产市场，需要通过QFII管道或者借道贸易途径才能获取人民币资产。有了自贸区之后，就可以先建立一个庞大的金融资产缓冲区和蓄水池，完善人民币的全球循环路径，并且最终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打通资本账户，进行双向投资、相互渗透，实现金融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自贸区的四项使命

简而言之，上海自贸区肩负四项重大使命。

一、贸易的自由化：即没有海关监管、查禁、关税干预下的货物自由进口、制造和再出口。上海的目的不是做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而是做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这里面最核心部件有两个，一是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另一个就是构架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离岸贸易的最核心是解决跨国公司的资金管制问题，自贸区内企业允许搞一个国际资金池和国内资金池，当中设计有互联互通的管道。这样的贸易就是订单和资金环节是在上海完成的，货物未必经过上海的港口。

自贸区不会做成集装箱的堆场，并探索同大长三角周边地区的错位竞争和协同合作。更重要的是，推进与自由货物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配套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以及航运金融交易平台，允许境内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和航运远期交易。在自贸区内将允许境外期货交易所指定或设立商品期货的交割仓库，一旦建成，将替代韩国釜山和新加坡LME仓库的部分作用。这些设计不仅会促进相关的服务贸易、服务外包行业（包括融资租赁、检测维修、审计会计等）的发展，还降低了跨国企业进行全球资源调配和商品价格风险管理的门槛和成本，将助力于自由贸易港的繁荣。

二、投资的自由化：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非禁即入，除了负面清单规定不能干的，其他都可以干。这特别针对的是服务业：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社会服务、文化服务，六大领域全部开放。实践证明，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凡是对外开放比较彻底、积极参与全球资源竞合的领域，都会发展较好、竞争力变强。因此自贸区内投资会大部分实行备案制，取消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等诸多限制。预期率先在试验区范围内改革投资项目管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管理、工商登记这三个环节。而船舶运输、资信调查、融资租赁、检测维修、演出经纪、娱乐文化、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众多现代生产型和生活型服务性行业，都将对内外资实施公平的准入标准，欢迎国内民营资本和海外直接投资。

其实这应该也是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的预演，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实质性磋商。对外资的“国民待遇”将首次延伸至“准入前”，并不再依赖当前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来进行行政控制，用以交换美国对等的更透明的外资准入审核流程。这一点对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来说也是意味深长，目的是消解既有政府部门的审批权以及相应的设租、寻租能力。此外，投资也是双向的，鼓励中国资本从自贸区向海外直接投资。可能未来在自贸区，对外投资只需要备案。鼓励成立对外股权投资基金，并提供相应的中介服务，让自贸区同时成为中国资本走向世界的平台，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

三、金融的国际化：其终极目的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过的一关是放开资本项目管制。预期在自贸区内，投资和贸易相关的资金可以自由兑换，利率、汇率都是市场决定的，积极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同时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以及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可能具有有限牌照）。鼓励其建立综合交易平台，全面放开产品创新。也允许自贸区的金融机构去海外发债，拿钱回来之后可以贷款给自贸区里面的企业，并突破现有存贷比的限制。同时变革自贸区内企业外债管理方式，力图实现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以便建立跨国企业的全球资金管理中心。

未来自贸区金融方面的发展愿景是很大的，首先是初步实现香港、新加坡、澳门、瑞士、开曼、维京群岛等具备的自由贸易和离岸金融等功能，允许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从事离岸业务；同时考虑借助类似纽约的国际银行便利设施（IBF）、东京的JOM等的设计，培育在岸离岸分离型的金融中心（国际板），再通过建立适当的通道和管道（可以是额度、地域、账户类型、交易类别等），部分打通离岸和在岸市场，实现有限的互联互通，允许资金在一定的范围或者限额内相互渗透，建立分离渗透型（先单向再双向）金融市场。在风险可控和效率提升的前提下，最终形成类似伦敦的，全面渗透型和内外一体化的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

四、行政的精简化：自贸区将实施“一线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新模式，“一线”指国境线，“彻底”被不断强调。因此自贸区建设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要在现有的开放试点里，化繁为简，减少行政成本，提供一条整合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有效路径。可以预见，未来在自贸区内，质检工商等所有的市场行政管理职能都会汇总到一个机构，而分散在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也可能都并在一起只有一个金管局，所以真正意义的大部制改革完全可以在试验区里实现。其最终目的是──建立集中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透明度，并进行地方立法试验和履行投资者权益保护功能，这即是实践“小政府”的全新的执政理念，也是理清市场和政府最优边界的最新尝试。

自贸区的可扩展性和未来前景

那么自贸区的可扩展性和复制性又如何呢？这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自贸区自身区域是否有扩展空间，28平方公里很小，现在做的很多文章其实是在28平方公里以外的。因此未来扩张是留有空间的，主要要看试点的效果，不排除未来自贸区会推广到浦东甚至是上海全境。二是其他地方自贸区会不会跟上，管理层是有可能会放出其他赛马来进行平衡和竞争，也有传言几个地区已经在上报方案，但短期内可能还有一些难度，主要是这一次自贸区的制度创新的力度、尺度之大，难度之高，对于现有行政机构来说都有一个消化和适应的过程，如果短期内多次复制，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工作过度负荷，无法有效响应。

作为七大改革顶层设计，至上而下拉动新三驾马车的核心抓手，以及自下而上的全面积极试验和回应，上海的自贸区试验意义比肩甚至超越第一轮以开放促改革时建立的深圳经济特区。这是当下中国全力推进改革的一个缩影，它不是一两项税收优惠，也不是招商一两家骨干企业，而是机制和体制的真正全面创新和升级。这是一个完整的从经济体制到监管体制再到行政体制改革的综合试验区，它将创造出一个符合国际惯例、自由开放，鼓励创新的市场经济环境。

本文作者邵宇是金融学博士，牛津大学John SWIRE学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兼职教授。现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策略分析师和固定收益负责人，著有《危机三部曲：全球宏观经济、金融、地缘政治大图景》。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