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3年9月2日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第35期）推出了《重温艰难改革时刻：朱镕基在上海》专号，发表了该刊主笔专访著名改革研究学者常修泽教授的文章《那个改革的十字路口》。文中，常教授从大历史观的高度，深刻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对今天制定中长期全面改革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现转载于此，以飨读者。
三联生活周刊：1987年12月到1991年4月，朱镕基主政上海的这段日子，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上，我们该如何评价那段时期的重要性？
常修泽：这段时期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尤其是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段高潮期，很多重要领域的改革都处在酝酿中。我更愿意把这段时期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1987年的“十三大”到1989年那场风波；第二部分是那场风波之后，可以一直延伸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尤其第一段时期，为后来邓小平“南巡”后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做了很多理论和实践的准备。
在经济改革领域，我们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这三个层面去分析。
首先看微观领域，也就是企业改革，主要指国有企业。经过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经营机制改革，在放权让利和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开始向产权改革的阶段跃升。198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关于建立企业产权市场与经营权市场的构想》，发表在次年4月份的《经济参考报》上，明确提出企业也可以建立产权买卖，这就从一般的经营制度变革上升到产权制度变革，是个质的飞跃。1988年10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上，我又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产权市场论》，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是第一个对这篇文章做出反应的城市，当年12月的《学术月刊》全文刊载。后来，上海也是全国第一个成立产权交易所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从经营机制改革到产权改革，对国有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何在？
常修泽：在此之前，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停留在经营层面，无论放权让利还是承包经营，都是计划经济框架下的措施，在政府权力主导之下进行，叫作“松绑”，意味着企业仍然是政府的附属品。但是，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企业是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产权经营体。是在计划体制内修修补补，还是真正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明确企业是一个有自主产权关系的主体，也可以进行产权的买卖，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改革思路。可以说，后来朱镕基主导的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要解决的就是产权问题。这些思想在当时还处在酝酿、交锋中，但放到后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历史中看，是一次历史性的跨越。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与企业改革并行的主战场是价格改革，这两者是什么关系？
常修泽：这就是我想讲的中观层面，即以价格改革为代表的市场改革。当时价格体制僵化，不能反映商品的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1984年召开的“莫干山会议”，突破点就是讲价格改革。当时的主张大概有三大派，一派主张慢慢调整，一派主张尽快放开，还有一派主张二元，也就是让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同时并存，搞价格双轨制。将这一理论构想推向实践，在1987年左右迎来了阵痛期，通货膨胀严重，所以，邓小平提出1988年“价格改革要闯关”。
当时，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处于短缺状态，商品供给不足，形成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也为政府的权力寻租创造了便利条件。一些人，包括一部分高干子弟参与倒卖，左手低价拿到批条，右手就可以高价卖出，由此也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
价格“双轨制”，对企业改革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陷入两难境地，一部分放开管制的原材料要涨价，还有一部分没有放开的产品价格则不能涨价，由此导致企业生产困难，利润率下降，整个经济陷入萧条。这也是朱镕基主政上海时遇到的问题，他不得不在涨价与稳价之间左右为难，涨价就可能造成社会动荡，稳价又让企业无利可图。也是在这种形式逼迫下，朱镕基选择了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希望通过引进外资，打开国际市场，来杀出一条血路。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有关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是否限制了朱镕基在上海的施政空间？当时，他在上海进行了哪些探索？
常修泽：我觉得这两者没什么必然联系。争论主要存在于理论界和中央高层，当时朱镕基主政一方，所做的都是探索性的具体工作，反而会远离争论，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
除了我前面讲的微观和中观层面，宏观层面的体制改革当时也处于激烈关键时期。上海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走在前列。宏观经济管理主要包括财税、金融和计划三大方面。首先，在财税上，当时上海实行财政包干，可以说是对传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突破，也为后来建立分税制财政体系建立了铺垫，属于一个重要的探索和过渡阶段。其次，在金融上，1990年8月我曾经去上海考察，当时就有非正规的资本市场，还只是柜台交易。后来，在朱镕基的积极争取下，上海建立了证券交易所，中国的股票市场由此起步。再者，在计划调控上，朱镕基是计划经济调控部门出来的，对此非常熟悉，他一方面对下积极主张分权，另一方面对上争取自主性，如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问题，还专门打报告给国务院请求扩产，在浦东开发问题上积极向中央争取特殊政策。这些都是朱镕基主政上海时所做的有益探索。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经济改革，那段时间也是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改革比较活跃的时期，这个大环境对朱镕基主政上海有什么影响？
常修泽：以1987年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为标志，启动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大幕，核心就是党政关系问题，尤其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在党政分开问题上，当时的改革气氛很浓。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十三大”报告中有关政治改革的内容，仍然不过时，仍然是标杆。
当时我还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些当年一起参加“莫干山会议”的朋友被抽调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交流起来大家都很兴奋。我还记得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讲过一个“三宽论”，即对待思想宣传阵线要宽厚、宽松、宽容。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宽松的政治气氛和浓厚的改革氛围，也为朱镕基在上海施展才干提供了一个好的大环境。
三联生活周刊：1989年那场风波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遇到了什么问题？当时朱镕基在上海的应对之策有哪些？
常修泽：“八九风波”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陷入了一个徘徊期，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比如，1987年“十三大”就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1989年改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等于说修正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体制方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的提法又多了起来，一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才又重新回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上来。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重镇，稳定大局肯定是第一位的。另外，在当时那种国际社会封锁、国内社会彷徨的特殊时期，朱镕基积极推动浦东开发，实际上是选择一个小块区域作为突破口，与当年邓小平在深圳搞特区的做法有点类似，都是从小处入手，借此破局，用开放来倒逼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