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国经济学者林毅夫接受《英才》杂志记者专访，就人们所关心的投资、消费拉动经济的问题进行回应。在谈到一些经济学者反对投资时，林毅夫认为：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改为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显然是头痛医脚、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发达国家以消费为主都出了问题。同时对于人们对他发言和思想的理解，林毅夫表示很无奈，他说：“现在的人习惯用微博，看标题，然后对标题进行批判，好多标题并没有很好地总结我的思想。”以下是林毅夫接受采访全文：

中国的产业选择

《英才》：你认为哪些国家的哪些产业是中国新的比较优势所在？

林毅夫：作为学者，我提供的只是一个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必须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已有的产业已经在全世界最前沿了，那只能自己发明新的技术或产品；另一种是现有的产业还没达到前沿水平时，去找更发达国家的产业作为参照来进行技术、产品创新。从历史经验看，成功的追赶国家通常是找现在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来讲是两到三倍、过去二、三十年发展很好的经济体作为参照，他们的产业很可能就是追赶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如果一个国家二三十年发展都很快，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产业基本符合它的比较优势。这时它的资本积累和工资上升也很快。原来符合它比较优势的产业很快就会变成它的夕阳产业，它的夕阳产业就是追赶国家的朝阳产业。

到底要选择哪些产业，这不是政府决定的，主要看私营企业是否有积极性进入。所以第一步就是通过这个框架找准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既防止政府太冒进，也防止各种利益集团寻租。

第二步，要看是否国内有民营企业进入这个产业。如果有，那为什么你的要素生产成本比参照国低，却不能与之竞争？一定是交易费用高。交易费用高的原因是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环境，还是人力资本不足？国家和企业就可以共同来消除这些瓶颈。

第三步，有些产业可能国内企业还没进入，那为何不把参照国的夕阳产业吸引进来？他们一定有积极性利用国外较低的要素生产成本，政府可以把他们进入的瓶颈消除。另外，有些产业、产品20年前根本不存在，参照国可能没有这种产业。但如果已经有民企自发地发现这种机会，表现出盈利能力，国家也应该帮助排除交易费用的限制。

《英才》：后发国家总是承接先进国家放弃的产业，会不会永远落后？

林毅夫：实际上不会。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按比较优势发展都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这是相同的。但后发国家的资本回报率一定高于发达国家，因为资本相对短缺，因此积累资本的积极性和人均资本的增速会高于发达国家。

《英才》：按你的说法，光伏不就是朝阳产业吗，前几年发展很火，政府因势利导，有大量补贴、帮扶，结果出现这样大的问题。怎么解释？

林毅夫：基本上我只是讲对外部性的补偿，我从来没有讲补贴，也没有保护。如果一个产业要补贴才能生存，它就违反了前面讲的要符合比较优势。有一点补贴也不过是对外部性的补贴。因为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可能失败，别人就能避免同样的错误；他也可能成功，就有很多人跟进，他没有垄断利润。

国内对光伏产业有些说法，常讲跟世界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可以是三岁的小孩，也可以是十八岁的小孩，哪个跑得快？所以即使在同一起跑线上，你的进入还是违反比较优势的。其实并没在同一起跑线上。

《英才》：在企业界，大家都非常关注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

林毅夫：企业当然会追求他们的利益，一种途径是提高效率，一种是增加政府的租金。所以我讲的因势利导框架，一方面是要避免政府冒进，二方面是避免企业寻租。

没有一用就灵的理论

《英才》：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热议的一个焦点是政府与市场，可能有些各说各话？

林毅夫：现在有人过度强调市场，有人过度强调政府。强调市场万能的就会认为我过度强调政府，强调政府万能的就会认为我过度强调市场。但我觉得成功的国家，实际是两只手都在用。

从二战到现在，只有13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达到每年7%或更高，且维持25年以上。他们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市场经济或走向市场经济，二是都有积极有为的政府；从二战到现在，180个经济体长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他们普遍的是，一段时间过度强调政府，一段又过度强调市场，在两者间不能平衡。

政府可能好心干坏事，过犹不及，但也可能不及犹过。认为政府都是坏的，最好不要有政府，就像新自由主义，那就是不及犹过。

《英才》：有观点质疑你的理论可能成为政府扭曲市场的工具，而你的书里具体谈如何避免政府做不该做的、或该做的没做，谈的少，为什么？

林毅夫：其实任何理论都可能被误用。好多争议实际是没有好好看我的书，他是拿他的框架去套。只要听到讲政府，马上就反对；另外一批人，你一讲市场，他就开始反对。

如果我谈政府的作用，就可能导致政府犯错；那你过度谈市场，也可能导致市场犯错。任何国家必然存在体制和机制问题。我们看到的理论模型都是理想的模式，连发达国家也没达到。而且理论是不断被扬弃的，发达国家的理论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英才》：有观点认为你的理论是建立在善人政府的预设上。

林毅夫：我的理论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善人政府的基础上。任何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最大的目标是什么？我想就是长期执政，进而青史留名。我读了那么长的历史，也跟那么多中外领导人有直接接触，我确实没看到一个领导人说，当领导人的目的是把国家毁掉。

但是经济发展没有现成理论一用就灵，领导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可能好心办坏事。成功了就像邓小平，青史留名了。但更多领导人在瞎子摸象过程中，实际经济发展差了，他又要长期执政，怎么办？只能加强控制，结果经济就会更差。

《英才》：各级官僚未必这样，他们可能就是想升官发财。领导人力量大，各级官僚的力量可能更大。

林毅夫：所以要对官僚体系有一个考核制度。好的领导人就是要懂得抓住大的方向，同时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来调动官僚体系。

问题根源不在投资

《英才》：现在大家都愿意投资房地产，这能满足中国产业升级的需要吗？

林毅夫：这是非常危险的状况，我们确实需要调控，因为大部分国家出现金融危机都跟房地产泡沫有关。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泡沫？我觉得相当大的原因跟我们的金融体系有关，再加上我们对产业升级也没有比较好的因势利导。

尤其这轮房地产价格飙升是在2008年之后。我们当时推行4万亿的反周期政策，实际是以货币政策为主，不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因为政府提供的1/3不到，2/3靠信贷。

然后就出现“贷款创造存款、存款创造贷款”。如果项目是1亿元，4年建成，我们批准后一次性把1个亿都拨到账下。可是第一年只用2500万元，剩下7500万就存在银行。这就有个问题，储蓄利率非常低，贷款利率非常高。比如贷款利率是7%，第一年只用2500万，但必须为整个1亿按7%付利息，那2500万的贷款利率就不是7%而是28%了，够高吧。这样就变成鼓励让企业去做短期的投机，房地产是短期投机非常好的方向，回报很高，尤其在泡沫没破裂前。

所以我一直主张，现在面临一个周期性下滑，确实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反周期作用，但更多要靠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同时金融体系的管理要改善。我们2007—2011年，GDP增加20万亿，贷款增加30万亿，储蓄增加40万亿。储蓄增加怎么比GDP增加多一倍？那就是“贷款创造存款、存款创造贷款”。

《英才》：这次“钱荒”你怎么看？

林毅夫：我认为中国不会出现东亚那样的金融危机，或者发达国家现在这样的金融危机。主要原因是我们有那么多外汇储备。中国现在的危机主要是流动性的危机，并不是银行的资产呆坏账非常高，这跟由于银行呆坏账高造成的对银行体系信心不足有本质差异。而且我们资本账户也有控制，所以即使有些问题，也不会变成大量挤兑或资本外逃。

我想钱荒有点像打预防针，当然会痛一下，可能还发烧一两天，但这样就给经济体系中的一些问题比较高的预警，然后进行必要的改革。

《英才》：金融体系改革，政府最主要得考虑哪些问题？

林毅夫：银行体系改革很重要的一项是信用管理体制的改善。国外一个贷款批准后，是按投资周期给钱，而不是一次性都拨给。第一年2500万到账上，支付2500万的利息。但其他7500万还是承诺，国外一般是0.25%-0.3%的利率，我们却是按利息收，7%以上，差20-30倍。

金融体系要改革的最主要问题是金融结构。我们到今天70%的生产活动还是中小型农户、制造业服务业的中小企业。他们创造就业最多，所在行业基本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投资回报率也最高。但目前以大银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中，他们得不到金融服务。

《英才》：你认为中国经济应该坚持投资驱动，不能过早过多刺激消费。但外界对此有很多质疑。

林毅夫：有人看到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说。另外没有分析问题根源，把中国的问题都认为是投资造成的。

作为发展中国家，维持经济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是我国的首要任务。提高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短期内增加消费也能增加经济增长，但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没有投资，就不会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结果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增加消费成了无源之水，继续增加就只能靠举债，越积越多，危机就来了。

我国确实需要深化改革开放，解决双轨制遗留的各种扭曲，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我国的投资在如何避免潮涌现象、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等也有许多改善空间。但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改为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显然是头痛医脚、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

《英才》：这背后是不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呢？

林毅夫：我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收入分配改善，消费会增加一点。但并不是说要以消费为主。发达国家以消费为主都出了问题，我们能以消费为主吗？

访谈背景

自2012年6月从世界银行卸任回国，林毅夫便陷入了各种争议与质疑的漩涡。

“中国经济仍有潜力保持20年增长8%”、“中国应该坚持投资驱动，不能转而依靠消费”……后者在舆论眼中，则与吴敬琏“用强势政府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增长的发展路线已经走到了尽头”的观点针锋相对，而被疯狂炒作。

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林毅夫对此很是无奈：“现在的人习惯用微博，看标题，然后对标题进行批判，好多标题并没有很好地总结我的思想。”

要理解林毅夫的诸多观点，首先要了解他的思想体系——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长期致力于人类发展命题的求索：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繁荣。实际上，二战后的60多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绩效令人失望。全世界只有中国台湾和韩国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跃居高收入；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其他绝大多数都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

二战后，后发国家普遍认为，要摆脱贫困就必须发展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大产业，这实际违背了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当时被认为最没有希望的一些东亚经济体，在五、六十年代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劳动密集型中小产业起步，取得了持续快速的增长。

到1980年代，主流看法又认为，后发国家要摆脱停滞与危机，必须采取休克疗法取消各种扭曲，迅速建立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体制，结果却是经济停顿、政治动荡；中国、越南等采取“比计划经济还糟糕”的渐进的双轨制改革，虽然积累了分配、腐败等问题，却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

2008-2012年世界银行任职期间，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逐渐成熟：各国产业发展要以市场为基础，遵循比较优势。根据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原理，这样能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与积累，结果要素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不断升级，产业结构便不断接近发达国家。这个过程中政府不能无为而治，而应因势利导，解决外部性与协调性问题，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

林毅夫还配套提出了可操作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双轨六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