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初，社会上关于北大的谣传就不断。这些谣传有的是扑风捉影，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刻意造谣。要之，北大进入一个动荡岁月，中国进入一个多事之春。在这动荡不安的季节里，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传闻：陈独秀狎妓。
新派的尴尬
3月4日，上海《神州日报》“学海要闻”栏刊载“半谷通讯”，煞有介事宣称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即将或已辞职，作者信誓旦旦表示自己为此往访北大校长蔡元培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之说并无否认之表示。且谓该校评议会议决，文科自下学期或暑假后与理科合并，设一教授会主任，统辖文理两科教务。学长一席，即当裁去。
“半谷通讯”主持人为北大学生张厚载。作为在校生，张厚载与北大那些新派师长有不同意见，与老派师长来往密切，张厚载以特约记者身份在《神州日报》开专栏，以“半谷通讯”名目一再散布北大负面消息，使北大颜面丢尽，无端中枪，受到相当伤害。
张厚载散布的传言强调，北大新派教授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已被政府干涉，理由就是他们散布的那些极端思想。传言还说陈独秀态度消极，准备辞职等。这些传言虽被蔡元培、胡适等人再三否认，但这些传言还是不胫而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蔡元培、胡适等人出于对北大的爱护出面否认这些传言，然而事后却证明这些传言并不是谣言，恰恰被一一证明，恰恰被不幸而言中。这是最令新派教授感到尴尬的地方。
无法证实的传言
陈独秀绯闻传闻是此番北大危机的重点，在张厚载的“半谷通讯”之后，各大报纸深度挖掘继续弄出一批令人震惊的新材料。这些新材料显然影响了北大的正常运转，以至于蔡元培不得不在《神州日报》发布三点更正：
一、陈独秀并没有辞职。如有以此事见询者，鄙人绝对否定之。“半谷通讯”中所谓并无否认之表示者，误也。
蔡元培信誓旦旦斩钉截铁这样表示为3月19日。令人尴尬的是，仅仅一个星期后，蔡元培于3月26日就陈独秀的去留与汤尔和、胡适等人商量至深夜。
二、关于文理两科合并不设学长，而设教务长以统辖教务。这也是张厚载最先楬橥报端的。蔡元培在声明中矢口否认，以为此事曾由学长陈独秀及教授会、主任会议议定，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半谷通讯”说此学期实行是不对的，至于设教务长一人，蔡元培在声明中强调纯粹为教务进行起见，与陈独秀是否辞职毫无关联。
蔡元培的解释无法自圆其说，甚至等于承认陈独秀辞职确有其事，因为文科不再设学长，而归诸教务处，就是“半谷通讯”中说的。而且，北大《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确实在3月1日北大评议会通过。更为吊诡的是，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两科教授会主任及政治经济门主任会议，当场议决将已发表的《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提前实行，并由各主任投票公推教务长一人，马寅初当选。这里面虽然有许多新派教授内部不易说不便说不忍说的矛盾和阴谋，但也不能一味指责张厚载造谣生事，空穴来风，事实可能是无风不起浪，事出有因，确有其事。
三、至于张厚载在通讯中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人已受到政府干涉，还说陈独秀态度消极，并已离开北京等。蔡元培在声明中指责这些说法“全是谣言”，然而事实却在印证着这些传言、谣言都是事实，并非空穴来风凭空捏造。
陈独秀是一个敢做敢当的男子汉，性格率直，不拘小节，他在北大主持文科时，确实得罪过不少人，这些被得罪的人在大节上斗不过陈独秀，就只好在小节在私德上做文章，而陈独秀恰恰在这方面上是弱项。这都是事实。
蔡元培有心保护陈独秀，所以在1919年初出面发起进德会，规定不嫖、不赌、不娶妾，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这简直有点禁欲主义的味道。陈独秀在这个戒约上签了字，成为会员。
然而入会不久，却有一个流言在北大传播，说陈独秀逛八大胡同嫖妓，而且被妓女抓破下身。这可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终于使那些陈独秀的反对派抓住了把柄。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公开书，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其实想说的就是陈独秀嫖妓这件事，“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惜”。
林纾欲说还休的公开信加剧了陈独秀绯闻的传播速度。同一天，《公言报》以《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为题，发挥演绎林纾在信中的暗示，公开指责陈独秀、胡适等菲弃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批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以新派领袖自居，沆瀣一气互相吹捧，不明真相无法辨别的学生闻风而起，服膺师说，张大其辞，致使谬说流传影响极坏。
根据这篇文章的指责，《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都有问题，北大比较持重比较公平的刊物大约只有《国故》可读可信。这篇文章还说，日前哄传教育部责令北大将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之三人解职，但据记者调查，并无其事。文章一方面对各种传言、谣言推波助澜，一方面为教育部解脱，将各种传言的起因引向北大内部。
由于《公言报》这篇文章直接牵涉《国故》和刘师培，刘师培即便不能认同于陈独秀等人学术主张，但也不愿介入这种人事纠纷。更何况，刘师培个人与新派学人并非有多少怨恨，蔡元培等人对刘师培始终不薄，所以刘师培很快发表声明对《公言报》的传言给予驳斥。这多少为蔡元培和北大新派教授挽回了一点面子。
“去陈”：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夜
有关北大的负面新闻主要集中在陈独秀、胡适等几个新派人物身上，最主要的传言、谣言，并不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水准，而是个人品德行为方式，是私德，但在大学教授身上，好像还不能当作私德去处理。
3月26日，蔡元培、沈尹默、马叙伦等在汤尔和家不知怎么就说起了陈独秀这些事。这个晚上的讨论引发了后来中国巨大转变。
谁都知道，沈尹默、马叙伦和汤尔和是蔡元培在北大最倚重的“浙江帮”，用傅斯年的话说，这三个人其实就是蔡元培的“谋客”。蔡元培在北大的许多主张与做法，大都来源于他们三个人。他们三个人原本一直帮蔡元培出主意对付北京政府，对付徐世昌、段祺瑞、徐树铮，还有教育部那些官老爷。然而不知为什么，他们三人在这天夜里却将精力、智慧都在用对付陈独秀。
按照胡适后来分析，蔡元培此时并不愿意“去”独秀，因为这样一来等于承认了外面的谣言。而汤尔和不知为什么这样仇视陈独秀，一再强调陈独秀私德太坏，并依据传言添油加醋渲染陈独秀八大胡同狎妓，宣称陈独秀与北大诸生同暱一妓，因而吃醋，因而争风，因而陈独秀将这个妓女下体抓伤以泄愤。
汤尔和的说法究竟有多少事实依据，其实是一致令人怀疑的，尤其是抓伤下体这样的隐私，如果当事人不说，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然而，汤尔和就是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绘声绘色滔滔不绝讲了几个小时，一再建议蔡元培痛下狠着，整肃校纪，将不配为人师表的陈独秀辞聘，也可借此遏制胡适等几个人的猖狂和不可一世。汤尔和的理由光明正大，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北大免于守旧者攻击，才能保住北大，才能为国家保存一点读书种子。
对于汤尔和似是而非的无稽之谈，蔡元培只是静静地听着，静静地思索，始终不愿多说一句话，直至汤尔和点出问题根本，蔡元培方才有所醒悟，方才知道困难所在。
汤尔和说，现在外界竭力攻击北大，都是因为陈独秀等几个人刻意与政府作对，如果我们一味保护陈独秀几个人，就意味着我们与他们一致，都是要与政府对立。那么，政府当然不会放过我们，我们多年来的辛苦经营也就必将付诸东流。这最后一句话终于打动了蔡元培，但蔡元培反其道而行，站起来斩钉截铁这样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稍后，陈独秀还是谢绝了蔡元培的好意，离开了北大，前往南方，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去了，中国历史因之改变。
汤尔和一念之差引发中国历史大转折，而陈独秀的私生活、个人爱好，成为历史转变的最初动因。在过往生命中，陈独秀还是想在文化上讨生活。从此后，陈独秀义无反顾成为一个坚定不移的革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