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但是，未来具有无限可能性和不可全面预测性；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事业，可能顾及了绝大多数，却忽视甚至扼杀了极具创造力的独特个体。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除四大发明以外的最重大的发明，也是最重大的制度创新，它曾经对中国古代社会公平选拔人才、促进社会公平流动，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华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一大批精英成为治国能臣和文化精英，中国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世界上最强盛和繁荣的国家，经济规模长期保持领先，使中华文明一度灿烂辉煌。

但科举制度在时代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却选择封闭和傲慢，扼杀了无数个体的创造力，扼杀了中华民族的生机与活力，当西方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释放无限创造力的时候，科举制度的傲慢、固守和封闭，将其曾经的辉煌，荡涤无余。我们不能否认古人对科举制度的投入，对科举考试的日益精致的设计，为科举制度服务人员的兢兢业业，但是，时代变化后，它所起的作用却日益相反。这源于这个制度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向未来保持开放，让新的内容、新的元素融入进来，激发新的活力。科举制度在新的时代不思开放和弹性，反而固守，更趋封闭、刚性，在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大学制度精彩纷呈的时候，更执着于自身固有的思维、程序、行为方式，却不知道，对科举制度的如此的执着，起着南辕北辙的作用。李约瑟之谜由此产生。

经济学家林毅夫以其经济学家的独特视角来解释“李约瑟之谜”。他指出：“工业革命的特征包括纺织机器、蒸汽机以及钢铁的使用，但最重要的特征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技术变迁的速度能够不断加快，是因为经验的重要性已为实验所取代。在前现代社会，经验主要是生产的副产品，农民通过偶然的试错发明新技术。到了18世纪，试错通过主动的实验来进行，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一年所做的尝试错误数量，可能是几千工人和农民一辈子尝试错误的总和。在工业革命的前后，由于经验型的技术发明转变为实验型的技术发明，欧洲尝试错误的数量突然间迅速增加，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随之加快，远远超过了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技术进步水平。”他认为，虽然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使用数学与做可控制实验却需要后天学习。在前现代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激励机制妨碍了这个人对数学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后天能力的学习，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从而导致在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上的人力资本不足，科学革命就无法产生。

我们的教育制度、体制、机制以及其他相关的教育思想、方法，都需要保持对时代、对未来的开放，保留一些弹性与灵活的空间。

因为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因此制度、机制等方面的设计首先需要考虑面上的问题，求最大公约数。高考制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此，我们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的设计和规范也是遵循如此的思维和方法，这些能够使教育承担起它最基础性的工作。但是，仅仅这些还不够，因为教育始终存在和需要面对特殊的群体、特殊的个体，向他们开放、宽容，给他们发展的空间和机会，不仅是以人为本的需要，更是释放创造力的需要。

教育需要呵护和激发好奇心，林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s)是在大学时代编写出了Linux电脑操作系统背后的源代码，他这样做是“因为好玩”。教育需要为特殊个体留出自由、宽容的空间和氛围。乔布斯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他自称从未觉得缺钱，他的创造和创业不是为了钱，他只是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扭曲”现实的强烈愿望，他并不显得热衷于学科知识的学习，但酷爱音乐的他，执着地要想让1000首歌曲放在一个盒子里，屏幕定要用新的翻页方式。这些奇怪大脑的奇思异想，不合现实、不合常规、不合主流的“好玩”或执着，却蕴含着无限的创造力。

孔子的教育思想，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学说，曾经保持着开放性和弹性，即使以今日的苛刻眼光，也仍会觉得孔子的教育思想向着未来开放着，向着不同个性的学生开放着，为非主流保留着弹性的空间。但是，正如宋明理学因其“理性的傲慢”拒绝开放、排斥异端一样，科举制度因其制度的傲慢拒绝向时代和未来开放，应试教育及其方式日益精细化、精致化，留给每个个体的自由空间日益被压缩，最终导致个性的窒息和创造力、适应性的全盘丧失，在1905年过迟地被废弃时，中国社会已为此付出了今日仍需支付的代价。

今日的中国教育制度、体制、经验及方法，在其基本面上，是有其光辉灿烂的一面的，在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互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贡献巨大。没有这样几十年教育的贡献，没有如此规模巨大、日益增厚的人力资本的投入，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奇迹是不可思议、无法解释的。中国模式绝不只是一般人所以为的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即所谓“人口红利”，这一模式能够维持30多年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除了其他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外，人力资本的不断增长、提升是其中不可忽视的支撑。在今日，每年数百万的高校毕业生，源源不断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但在另一方面，在基本面之外，在常规以外，也日益暴露出目前教育体制、经验、方法之不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转型升级之艰难与曲折，其背后的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创造力的匮乏，无论是科技创新抑或文化创意，均没有高质量的源头活水的注入。虽然在局部领域，例如航空航天等有所突破，却难以掩饰更大范围的创造力的匮乏，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一个曾经创造四大发明，曾经领跑世界创造独特文明的民族，何以找不到旺盛的创造力，而有“钱学森之问”？根源在于我们的教育体制、管理方式、思维方式，在坚守其主流、常规、普遍性的时候，没有保留开放性、自由、宽容，对非主流、非常规、独特性甚至奇异个性和行为的开放与包容。对于教育的体制、管理方式、经验与思维模式有一种自我的傲慢，将一切的个性死死地固定在设定的有限的框架内。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而未来是不确定的，没有人能够全面地预测未来社会的具体形态。计划经济的傲慢在于固执地以为掌握了关于经济运转的一切信息，却因为执行者最终无法掌握全部的信息而使美好的计划失灵。教育在面向未来时，同样没有资格傲慢，因为没有人可以预测到一个学习成绩不突出、迷恋音乐和禅宗、行为不循规蹈矩的学生，会创造出集科技、商业与艺术和时尚为一体的iphone，从而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们交流的方式。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是无限敞开的，我们的学生又是处于成长过程中，教育就需要审慎和谦逊。在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方法为一般的学生建立常规的同时，需要保持应有的开放性和弹性。在政策设计、在学校管理和教学过程中，给每个学生更多自由的空间，尤其是对具有独特个性、兴趣爱好和行为方式的学生，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宽容和耐心，惟其如此，才能释放无限的创造力，释放无限的可能性。

如今全社会有点像当年科举制度一样，陷入应试教育的泥潭。考试设计日益精细化，有的地方为着尖子人才的选拔，甚至为了区分度，刻意使数学等科目的考试难度远远超过国外一般中学数学的程度，又因为重点高中的选拔制度，今日的中考有着不能承受之重，以致让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过早地承受超越其年龄阶段之重负。设计三年教学的高中课程，为了高考，提前一年完成，这样赶的进度忽视了一般的学生，而到高三纯粹的应试训练会使课程索然无味，影响学生的兴趣，也无形中扼杀着创造力。一些考试的设计只是为了上一级学校的选拔，而不是为了这个阶段学生应有的知识的积累、个性的养成和身心的健康成长。殊不知，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弹性空间的体制安排下，选拔本不是问题。美国教育体制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并不妨碍它对来自全球优秀人才的选拔。为了应试，中学生的体育锻炼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一些普通高中，为了应试教育，把音乐课和美术课取消了，像乔布斯那样的音乐迷就无法在学校受到音乐的熏陶，创造力也无从培育。

曾经，在我们的中学，有物理兴趣小组、化学兴趣小组，有诗社，有文学社，等等，下午下课的时候，是这些社团最为活跃的时候，如今，这种场景大为减少，见到最多的是补课。但是，艺术对于创造力的培育的影响，是无法低估的，如果说音乐对于爱因斯坦的创造力的影响是无法测算的，那么，音乐对乔布斯的创造力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前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除了毛泽东对于中国国情的熟悉，对古代兵法的熟知外，他的诗性智慧对于其战略战术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为诗性智慧具有创造力，不按照常规出牌，从而其战略战术经常出奇制胜。即使从应试功利而言，让高中学生上音乐课，对于不断考试训练的学生来说，是心灵的愉悦与放松，对其学习效率的提高也是有利的。

因此，如果你是教育政策的设计者，如果你是一个校长，一个班主任，是否在设计或者管理的时候，在基本面保持常规的同时，为学生尽可能地保留那样的空间和自由，为的是那样可能会出现更多创造性人才，其中不乏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