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瘟疫从中国的佛山开始，蔓延广东，又南下香港，出国到东南亚和北美等地的国家，北上到北京和山西等地，造成了世界恐慌和大量人员病亡。SARS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二十一世纪的黑死病”，无疑以中国作为重灾区。中国由于自身的社会特点，在瘟疫的灾难面前，在国家自救上采取了一些得力的措施，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引起了各种议论和批评。

中国人民是有着强烈的爱国心的。瘟疫面前，焕发出“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豪情。只要有瘟疫所在的地方，就有我们的有关政府部门、职业医护人员、社会志愿人员的身影在抗灾第一线战斗。人们对国家的有关救灾措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配合，也尽可能地采取了自己的小范围的自救措施，形成了国家、地区，和个人的多层次抗灾阵线，在控制瘟疫的蔓延和治病救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当然，由于中国国家自身的特点，在与瘟疫的大会战中，社会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政府在瘟疫发起后，压制民间舆论，长时间地隐瞒瘟疫真相。由于国际社会的人道干预，在瘟疫迅速扩大到弥漫京华的情况下，政府终于痛下决心，公布灾情，承认过失，处理有关责任官员，采取一系列的防止瘟疫的措施。其次是民间在对政府已缺失了一些信任的情况下，由于社会自组织能力的薄弱，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社会惊慌和混乱。在这种背景下，对瘟疫时期的中国便有了各种批评性的议论。

作为我个人，客居韩国，免去直接的瘟疫危害之忧，但我对祖国的关注是强烈的。在那片古老的国土上，生活着五千年的我的种族，我无时无刻不想回到乡土之国去，我牵挂着我的同胞的安危。并且，我的亲人还在祖国，当我的妻子说在居住的南京已经买不到口罩时，她仍在出外上班，让我牵挂和担心。虽然妻子说你暂不要回国了吧，但暑假在即，我怎能不回到灾难的乡土，回到妻子和儿子身边去？我将很快动身返回到瘟疫灾难中的祖国。

对国内的这场瘟疫，我通过互联网络给以大量的关注。我曾在一篇纪念五一节的文章中进行了一点思考，认为，在全民动员，共赴国难的同SARS的大会战中，阔人阶级的自私性也在继续暴露。阔人们有钱有势地享受高级治疗，他们甚至可以坐飞机到早已建立了安乐窝的外国去“避难”，而劳动者的苦难更加加重，穷总是与“病”相居不远。他们的遭受不公正待遇不但会加强他们的痛苦，也会使这个社会整体上削弱对瘟疫的战斗力，因而弘扬“五一”作为劳动者维权的节日的意义。我参加了表达民间的知识分子声音的两次签名，我对很多网上议论都深有同感。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是我想对由SARS引起的中国的制度性问题进行一些思考。手边缺乏资料，但我有幸看到学者秋风先生的两篇文章，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接下来的议论可看成是对他的文章的读书笔记，主要探讨政府、自由宪政、民间自组织三个国家的制度性问题。

对国家在这次瘟疫面前表现出来的一些相当的缺失怎么看？国家的组织形式，应该是政府和民间自组织、个人的上下三者的有机结合。在中国这样民间自组织极其薄弱的国家，政府无疑是最强大最有力的，但我们对政府有着各种各样理由的相当不满意。正确地看待政府，应该适当地区分政府的两种功能，或两个层面：政体与治道，或，政体层面与治理层面。秋风在《控制SARS与政府的权力——责任重构》一文中认为，政体乃是政府赖以确定和划分权力的结构和程序。这是政府的形而上层面，它决定着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治理层面则是政府赖以管理日常社会事务的功能。

政体与治道有密切关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决定关系。在自由宪政政体下，政体与治理的方向和性质经常重叠。而在某些政体下，两者却是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互相分割。秋风认为，这个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回答一个最基本的政治学问题：人民为什么需要一个政府？这与“一个政府为什么会获得统治的正当性”，是两个问题。后一个问题，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提出的，统治者不需要征得人民的同意就可以进行统治，只要他拥有足够的暴力。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因此，所有的政府都是偶然的，而并不具有任何神圣性。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改变它，也完全取决于历史的偶然，各种方式之间，并不具有道德或法律上的优劣。

换一个角度探讨政府的正当性问题：“人民为什么需要一个政府？”对此，我们可以回答，因为政府能够给人民带来一些便利。人们需要政府来维持一种基本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使得社会交换与合作网络能够正常地展开。这是政府有利于人民的主要功能。任何政体，只要它具有起码的理性，就需要提供这个“公共品”。人民接受一个政府，可能同时出于两种考虑：在政体层面上，他们被迫接受暴力博弈和权力讨价还价的结果；但在治理层面上，他们也感受到这个政府带来的便利。同样，他们纳税，也可能同时出于两种考虑，一方面是遭到强迫，他们必须向“坐寇”支付保护费；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公平交易，人民自愿购买政府提供的公共品。

在目前的制度下，大量的政府机构主要是在履行一般的社会治理职能。当然，政体的结构和原则会严重地扭曲其行为。正因为此，罔顾政体问题，而单纯地研究“治道”，在当代中国是非常尴尬的。但治理的功能被扭曲，却并不是取消这些功能的理由。这些治理功能如果完全被取消，则社会普遍的交换与合作网络就有破裂、摧毁的危险，其代价将由所有人承担。秋风认为：“对于反自由政体的结构和原则，是坚定反对的，但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审慎的。原则上的坚定与实践中的现实态度，并无矛盾。毕竟，现实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自由主义者希望重新构造政体，而从来不会希望重新构造政府，当然，更不用说重新构造社会了。”　

在《SARS透露出来的制度性缺失》一文中，秋风探讨了自由宪政问题和民间自组织问题。一个社会的灾难反应机制，能够以高度浓缩的形态反映一种政体的德性。如何控制当下中国的疫情，如何终结灾难，不能不涉及到社会的制度问题。秋风认为：“事实上，通过这几个月来的观察，我们不安地发现了透过疫情控制所透露出来的中国现有制度的重大缺失，凸显出了宪政制度建设对于中国的紧迫性。”运转有效的国家，政府和民间必须存在一种互信关系。在现代民主社会，在基本的宪政和具体的政治安排中，人们设计了种种保证政府官员讲求诚信的制度约束，在这些制度的约束下，官员不得不秉公行事，不得不尽最大的努力获得公众的信任。而一旦由于处于紧急状态，这种信任可以非常方便地转化为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信任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我们可以指望于个人修养的私德，而是一种与宪政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性、政治性公德。这种公德依托的是宪政制度，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只有一整套基于自由宪政原理的具体政治制度安排，才能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起自愿的、从而是稳固的、并且在紧急状态下会体现出强大感情色彩的信任关系。”

按照现代民主社会的常识，人们之所以爱自己的国家，乃是因为信任他们的制度。而他们之所以信任政府、并且在危难之时自愿地支持、保护政府，乃是因为经验告诉他们，这个政府确实保护了他们的自由，并为他们追求自己的幸福创造了一个和平而稳定的制度性框架。而知识分子更会告诉民众，这个政府之所以是值得信任的，皆因为它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因此它不能滥用权力；从而它才没有肆意地侵犯人民的权力，相反，给人民带来了无数便利，人民在这样的框架中自然地发育出了独特的价值、信仰、生活方式等等。因此，人民愿意信赖这个政府作出的判断，愿意接受这个政府为此而作出的安排，哪怕这种安排暂时地给自己带来了严重的不便，甚至可能要求限制他的自由。“从根本上说，我们所能信任的只是制度，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或群体”。秋风说：经验证明，最值得人民信任的制度，就是自由宪政制度。一个宪政的国家，才是一个能够真正赢得人民信任的国家。基于宪政制度而形成的政府与人民间的信任关系，乃是作为一个政治社会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凝聚力之本。而一个缺乏这种基于宪政制度的信任关系的社会，天灾立刻会被整个社会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祸。人们不相信政府在真诚地帮助他们，因此，人们只会注意政府的失误。

关于社会自组织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国家的组织形式，应该是政府和民间自组织、个人的上下三者的有机结合。西方社会有一个重要思想：“公民社会制衡政府”，认为，政府是“必要的邪恶”，政府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公民社会需要政府调解其内部的利益冲突，保护其安全及完成公民社会无力承担的公益事业。体现这种思想的社会结构一开始就是公民社会大于政府，政府是在公民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并为公民社会服务。以研究东欧问题见长的美国学者迈克尔·伯恩哈德认为，“民主体制下惟一良好的权力配置就是强政府和强社会共存；在这种格局下，政府有能力有效地工作，公民社会也足够强大以防止政府权力过度扩张而侵犯公民权利；双方中任何一方过于弱小，都会产生严重的问题。”政府与公民社会，是一对对立的概念。公民社会体现为民间自组织。

秋风谈到，在这次应对SARS危机的社会活动中，我们看到的，政府是绝对的主角，而公众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当然，这是在现有制度下唯一有效的抗衡疫情的办法。然而，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说，这终究是一种可怕的局面。“在一个自然而自由的社会中，社会最基本、最大量、最重要的组织形态是形形色色的自治性组织，而不是合法垄断暴力的政府”。与人民日常的物质、精神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也正是这些自治组织，比如商会、同业公会、工会、宗教团体、兴趣性社团、专业社团、校友会等等。这些自治性组织编织成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每个人都同时处于若干个组织之中。于是，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融入到广泛的社会合作与交换网络中，使他能以最低的成本获得知识、习得规则，借以服务社会并改善自己的境遇。尤其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正是通过这些自愿性组织来发现和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这些自治性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愿性互助组织。在某人出现危难之时，自愿性合作组织的援助效率，远非政府所能比拟。这样的互助，也不会带来强制性权力扩张的危险。这是社会自发形成的自我更新、自我修复的机制。

一个权力庞大的政府，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承担起不应有的过度的义务：面对灾难，人们不假思索地想到要求政府予以救助，在这种心态下，任何自然灾难，都会立刻转化为对政府的严重的政治挑战。在这样的制度下，政治的任何延误，确实是灾难性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充当缓冲层。当然，在控制灾难和援助受灾者的时候，这样的政府也许效率奇高；但由于知识上的局限，由于政府所能提供的援助仅限于物质层面，这种效率只能是单向度的。秋风说，“更糟糕的，这样的制度，因为抑制了人们自发形成的自愿性互助组织，而人为地取消了这些组织本来能够向受害者提供的具有更高效用的援助。综合起来，我们也许不得不说，一个庞大的、貌似具有效率的政府，反而极有可能降低了社会应付突发灾难的效率”。

上面谈了由SARS引起的中国的制度性问题的三个问题，即政府、自由宪政、民间自组织问题。我过去对这方面缺乏学习和思考，但这次现实问题促动着我摸索这方面的思想。秋风先生的两篇文章便是我初步学习有关思想和知识的教材，我再次重申有关内容只是读书笔记，或者摘录笔记。我与秋风在一些论坛接触过几次，但他似乎很误解我，有一次甚至挖苦我人在韩国，就应该援美打伊拉克而不该反战；后来又以“门户之见”拒绝了我对他的网站的投稿。但“三人行，必有我师”，岂管可师者是敌是友也？

最后，我衷心祝愿我的祖国，在瘟疫面前，焕发出“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豪情，能使我们最终战胜瘟疫，取得胜利。也希望在这次难逢的瘟疫遭遇战中，我们的国家暴露出的一些制度性的问题能够逐步得到克服，我们的社会在向现代民主自由宪政结构的转型上能有很大的进步。

200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