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由于多方面原因，像钢铁、水泥等行业上项目都是需要审批的，可多年来恰恰没能管住管好，以致造成产能严重过剩。相比之下，家电、服装等行业早已走上市场化轨道，不用政府审批，靠市场优胜劣汰，则没有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说明，我们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加尊重市场规律，经济社会发展才是健康的。
记者：请问如何认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汪玉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关系，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下，或者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们逐步确立了这种理念，即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只要市场能发挥作用的，就尽量让市场发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从过去的发展来看，市场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似乎越来越想用行政手段控制社会资源，管制过多、干预过多，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党的十八大以后的行政体制改革中，特别强调政府要向市场放权，减少不必要的审批或干预。如果说过去市场不成熟时，政府过多的干预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今天市场越来越成熟，市场机制越来越全面，很多问题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在这种环境下，政府就应该把更多的权力下放市场。所以说，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不是“1+1=2”这样简单的问题。市场越成熟，政府向市场放权的作用也越大。
记者：哪些需要市场来管？哪些需要政府来管？政府如何向市场放权？
汪玉凯：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就是市场机制能解决的政府就不要干预，当市场失灵或有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就需要政府来解决。
首先是在投资方面。谁投资谁负责，由投资者自己承担风险，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尽量遵循市场规律。有市场需求的时候，投资人肯定比较多，当投资人多的时候，市场需求下降，合作主体就会自动按照市场规律投资，在市场调节下，投资自然就下降了。投资方面我们应尽量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尤其是对于民间投资。
其次是在市场管控、管制方面。10年前国务院大概有4000多个审批事项，政府事无巨细，管得太多，市场的作用很难发挥出来。经过几次改革之后，国务院目前还有1700多个行政审批事项。很显然，现存的行政审批还是太多，而要取消或下放难度越来越大。新一届政府已承诺，未来5年把1700多个行政审批事项再精简三分之一。
此外，有些行业我们可以适度控制，在市场成熟时逐步放开，比如联通、移动、电信3家分开之后相互竞争，市场活了，百姓得了实惠。在某些方面，我们只有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竞争越充分，老百姓获得的实惠越多，企业发展的机会也越多。
记者：如何看待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汪玉凯：政府不是只能当被动的“守夜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前，那时候的政府一般都称为“守夜人”政府，主要是指政府不干预经济生活，只承担维护社会秩序的自然责任。经济危机以后，凯恩斯理论逐渐占上风，政府不能甘当“守夜人”，应该积极参与经济活动，适当地干预经济，在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之间找到平衡，使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但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凯恩斯理论受到了自由主义理论影响，认为政府要给市场更大自由，不要多干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认为，政府不能撒手不管，应当适度地找平衡，一方面发挥市场作用，另一方面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才是最佳境界。
我认为，政府不能只被动地当“守夜人”，不能像过去的“守夜人”那样不干预经济和社会，但干预也不可过度。该政府管的必须管到位，比如，食品药品安全、市场秩序、反对垄断、必要的市场准入、打击市场犯罪等。但在市场机制能解决问题的领域、能够让社会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就应退出，这才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政府是“看得见的手”，两只手相互搭配才是良性发展的过程。
记者：对于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及简政放权，我们还能有哪些方面的期待？
汪玉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从1982年启动，目前已经改了7轮。最大成果体现在，一是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没有这个转变，就无法理解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持续高速增长30多年，这个过程中政府功不可没。二是政府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例如当年我们管理机械工业的部门共9个，现在一个也没了，由协会进行行业自律管理。三是政府管理的指导思想和理念发生了根本改变，政府权力、职能是有边界的，它不是无限政府，是有限责任政府，这个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四是政府管理的方式、手段发生了改变，过去更多靠行政、法律的手段，现在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机制。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也使管理手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对于今后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其把它想得简单，不如把它想得更复杂。首先，要深刻认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背景，充分估计行政体制改革的难度，有效释放改革活力；其次，行政体制改革直接涉及政府自身利益，能不能有力推进对其他改革影响很大。行政改革自身的阻力风险也很大；第三，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来讲，发展趋势就是减少对市场、对社会不必要的干预，这个过程确实需要时间。如果简政放权不到位，市场仍然门槛过高，则市场机制仍然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社会组织没有更多的自主权，那么社会组织也很难承担起社会赋予它的责任。所以政府如何把该管的管好，把不该管的放出去，达到收放平衡，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只有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清楚，激发起市场和社会的活力，经济社会发展才是良性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