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南·马里克 著 吴万伟 译
激进的启蒙思想家将平等和民主的观念推向符合逻辑的新结论，设想了一个超越所有边界、阶级壁垒和界限的系统性平等。下文是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与柯南·马里克（Kenan Malik）的对话。
历史上没有哪个阶段遭到比启蒙时期更多的分析、辩论和贬低。与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不同，启蒙不是简单的历史阶段而是当今世界展开辩论的关键话题。从科学的作用到反恐战争，从言论自由到种族主义，当今辩论很少不与启蒙相关或至少与我们想象的启蒙有关。因此，我们想象的启蒙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的战场。启蒙的历史就像启蒙本身一样开始变得充满争议。
启蒙的故事最初是哲学家自己写的，涉及什么是启蒙，启蒙是如何形成的等等。对于“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康德回答说，启蒙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借用何兆武先生的译文---译注）对康德和伏尔泰或者休谟和狄德罗来说，启蒙的重要性在于它清除了欧洲人思想中的中世纪迷信并让理性的光芒照耀在人类问题上。
后来的历史学家发展了这个主题。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1932年的经典著作《启蒙哲学》在定下调子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像康德一样，卡西尔的启蒙首先是思想工程，人的精神依靠这个手段“在理解自己的本性和命运以及最本质特征和使命时达到相当的清晰和深度。”三十年之后，彼得·盖伊（Peter Gay）的两大卷研究成果《启蒙：一种解释》为新一代重新探讨了卡西尔的主题。
从欧洲人思想转变的角度理解的单一和连贯的启蒙研究所表达的观点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遭到几个方面的挑战。有些历史学家开始提出国家的启蒙叙述而非泛欧洲的叙述，如法国启蒙、德国启蒙和苏格兰启蒙：每一种启蒙都用自己的术语进行分析，它们常常成为民族自豪感的展现。
其他历史学家开始强调启蒙的社会和文化方面而非思想方面。这些新的文化历史学家的最杰出代表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说“或许启蒙更多的是脚踏实地的事情而不是教科书作者描述的观点的稀薄空气，我们应该质疑对18世纪思想生活的过分高雅和过分形而上学的看法。”
第三组学者挑战启蒙是好事的观点本身。在卡西尔出版《启蒙哲学》12年后，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出版了他们里程碑式的著作《启蒙辩证法》，当时他们已经流亡美国。像当时的许多激进分子一样，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自问为什么是德国这个拥有启蒙的深厚哲学根源的国家会如此迅速和彻底地屈服于纳粹主义。
答案似乎在于启蒙理性主义的本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没有完全否定启蒙，但是他们认为启蒙不仅照亮了解放之路而且造就了大屠杀的深渊。最近几十年，这些观点逐渐出现在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中。长期以来被视为进步思想基石的启蒙理性主义和普世主义现在常常被视为欧洲中心主义的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见而被抛弃。
现在，就在断裂的混乱的启蒙风景中乔纳森·伊斯雷尔带着他的思想版挖掘机（JCB）进来了，撕裂了他周围的领地。伊斯雷尔是位于新泽西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现代欧洲史教授，是研究西班牙和荷兰帝国历史的权威。在过去十年里，他出版了皇皇三卷本的巨著《激进启蒙》、《启蒙争议》、和《民主启蒙》，开始重新挑起启蒙阶段特征及其对现代世界的意义的辩论。
伊斯雷尔的大部头学术成果十分醒目。三部曲的任何一部都有将近一千页，总字数肯定接近两百万字。同样醒目的还有细节，伊斯雷尔掌握了令人吃惊的庞大资料，有英语的、法语的、德语的、荷兰语的、西班牙语的、意大利语的和瑞典语的。有时候让人觉得他好像没有一份传单没有读过，没有一次辩论没有再访问过，没有一处思想小巷没有窥探过。但是，真正让这三部曲与众不同的是伊斯雷尔把所有那些细节都焊接在一起构成了理解启蒙的新结构。
像他之前的许多人一样，伊斯雷尔称赞启蒙是转型阶段，欧洲从“建立在共同信仰、传统和权威的核心”基础之上的文化转变为新的文化，其中“任何东西无论多么重要或根深蒂固都遭到哲学理性的质疑，”“多个世纪以来的神学霸权”被推翻。但是，虽然语言和想象可以返回到康德，伊斯雷尔对启蒙的批评非常深刻，对卡西尔和盖伊著作中的众多人物的观点充满敌意。他的论证核心是坚持认为当时存在着两种启蒙。康德、洛克、伏尔泰、休谟的主流启蒙是我们所知道的启蒙，是我们所了解的启蒙的公共面孔，也是多数历史学家描述的内容。但是，不那么著名的人物影响下的激进启蒙则为启蒙提供了核心与灵魂，这些人包括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d'Holbach）、狄德罗（Diderot）、孔多塞（Condorcet）、特别是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
伊斯雷尔认为，在理性是否在人类事务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问题上，这两种启蒙产生了分歧，激进分子坚持肯定的观点，而主流观点则认为理性必须受到信仰和传统的限制。主流的思想胆怯限制了他们对古老社会规范和信念的批评。相反，激进启蒙“反对与过去做出任何妥协，寻求彻底推翻现有结构。”
在伊斯雷尔看来，他所说的定义现代性的“一揽子基本价值观”---宽容、个人自由、民主、种族平等、女性解放、普遍的教育权等主要源自激进启蒙的主张。
不出所料，这是个引起争议的主张。旧观念历史的复活、对启蒙无所顾忌的称赞、对宗教的激烈批评、对从前备受尊重的人物如洛克、休谟、康德等人的批判、对斯宾诺莎的痴迷、哲学理解和历史叙述方面的缺乏细腻等等都引起许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批判。但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其他人虽然承认许多批评是有道理的，仍然发现伊斯雷尔的描述是新发现，并在他的框架内发现重新思考启蒙及其遗产的好方法。所以，借着伊斯雷尔前来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参加激进启蒙学术会议的机会，我采访了他，参加了这场辩论。
“我对讨论斯宾诺莎已经感到厌烦了。”这不是我期待的反应。我曾经在布鲁塞尔的“比利时皇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Royale）见过伊斯雷尔，他曾在这里研究17世纪斯宾诺莎的档案，显然还有些他没有阅读的东西。
在谈及他的著作和观点时，我只能从一个地方开始：斯宾诺莎。伊斯雷尔回答说，“麻烦在于我已经过分关注斯宾诺莎被低估的观点以至于把其他内容挤出去了。现在人们有一种倾向‘在解释启蒙时，希望用斯宾诺莎来解释一切，’这是一种歪曲。”
伊斯雷尔的著作确实比他的批评家暗示的更丰富更细腻。但是人们对其著作的批评一直是它挑战了人们对斯宾诺莎的认识，因而也挑战了对启蒙的认识。我感到纳闷的是，最近以前斯宾诺莎为什么一直被人忽略呢？伊斯雷尔回答说“他在英语世界被忽略，但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就并非如此，斯宾诺莎处于思想生活发展的中心。”他认为，英语世界拒绝严肃对待斯宾诺莎的部分理由是常常令人忧虑的分析哲学与所谓的大陆哲学的区分。当然也存在“某种文化趋势，其中之一是相信所有重要的思想发展都来自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本身。大陆哲学几乎从定义上就是必须被忽略的。所以，除了少数例外，斯宾诺莎一直被视为一个孤独的人物，并不属于任何地方。”
“不适用于任何地方”也是斯宾诺莎本人生活的主题。1632年出生于阿姆斯特丹一个传统的犹太人家庭，斯宾诺莎对所有神学都感到怀疑。在1656年，他因为“邪恶的言论”被驱逐出犹太教会。与养育了他的社区脱离关系，他基本上孤独地生活，自学了制作镜片的手艺。从来没有在学界谋到一个职位的斯宾诺莎成为自古以来第一个依靠自己的双手工作而生存的重要哲学家。
那是欧洲陷入社会和思想动荡的时期。欧洲大陆因为宗教冲突正打得不可开交。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分崩离析，随之而来的是它代表的人性概念和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崩溃。伊斯雷尔认为，斯宾诺莎的重要性不在于他帮助拆去中世纪的经院主义，而是通过他的著作他“传播了秩序、连贯性、形式逻辑到事实上成为有关人、上帝和宇宙的最基本的新观点上。”没有任何其他人“在1650年后的世纪里像斯宾诺莎那样因为挑战启示录宗教、传统道德和政治权威而被搞得臭名昭著。”
让伊斯雷尔的三部曲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讲述的故事不仅是关于斯宾诺莎的而且是半秘密的斯宾诺莎式作家和学者网络的故事，他的影响力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在启蒙阶段传播到整个欧洲的。伊斯雷尔观察到“没有人知道这个网络，除非他们能够阅读荷兰语的文章和研究，这些在1980年代之前非常少。这种研究很多对法国和英国等学者来说都是一概不知的。我了解到这是因为总是有人让我撰写荷兰共和国通史。我开始阅读这方面的文献，这也是我为什么最终撰写启蒙历史的原因。”
斯宾诺莎对伊斯雷尔的重要性是双重的。首先在于他对自由和宽容的理解。他认为，要成为斯宾诺莎这样的人，就要“把哲学理性作为人类生活的唯一指南，”要“把哲学、科学和道德与神学区分开来”，要“把社会理论建立在平等原则基础上，”要坚持“思想的充分自由”，要认为“民主是最佳管理形式。”
伊斯雷尔做了重要的令人信服的对比，一方是斯宾诺莎有关宽容和思想自由的观点，一方是他的同代人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观点，而洛克普遍被认为是奠定了自由主义哲学基础的人。洛克讨论宽容的起点是他把信仰自由和神学讨论扩展到不信奉英国国家的人的愿望。伊斯雷尔注意到，这是狭隘的自由观，“很少强调超越与良心自由有关的思想自由。”洛克断然拒绝把宽容推广到许多群体上。在洛克看来，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无神论者都不配得到宽容，因为前者与“外国王室”勾结，后者的观点“与人类社会恰恰相反”。
另一方面，对斯宾诺莎来说，重要的不是洛克所说的个人灵魂的救赎而是追求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伊斯雷尔认为，“斯宾诺莎的首要目标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拯救灵魂与他主张的宽容或者设定宽容的边界都没有关系。”
斯宾诺莎对伊斯雷尔的重要性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实体一元论”（one-substance monism）概念。基督教神学就建立在这个根源上面，其他所有一元论神学都是如此，把身体和灵魂分成本体论上不同的实体。最伟大的早期现代哲学家笛卡尔的机械哲学帮助奠定了科学革命的基础，也是分裂为二元论的世界观。在笛卡尔看来，精神和物质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拥有各自不同的实体。物质通过科学和理性而被人认知，而精神是人类探索所无法进入的领域，至少通过科学手段是不行的。斯宾诺莎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宇宙整体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都是由一种物质构成的，他称之为“上帝或自然”（Deus sive Natura），斯宾诺莎认为这是同一内容的两个方面是同义词。
在伊斯雷尔看来，这两个议题---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概念和自由的政治概念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伊斯雷尔坚持，斯宾诺莎是“启蒙的唯一核心重要性的人物，如果你接受这个前提，即接近于唯物主义哲学的一元论哲学与自由和平等激进观点存在联系的话。我的前提是一元论哲学是你能够将宗教权威从政治中清除出去的唯一方法。看似非常重要的早期隐秘的哲学文献对宗教权威的攻击并不比对作为政治和哲学程序的宗教权威的攻击那么重要。我们道德秩序不是上帝带给我们的启示，它只与社会有关。斯宾诺莎的核心观点是有一个世俗的、物质的、共同利益的东西或社会的共同意志的概念。如果你接受与共同利益一致的法律，你将拥有更好的更幸福的社会。”
我同意伊斯雷尔的观点，也认为斯宾诺莎的自由和平等的政治观点非常重要。我也同意斯宾诺莎的一元论和决定论概念在有关唯物主义的现代观念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我不同意的地方在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一元论形而上学观念和自由的政治观念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我感到怀疑的一个原因是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对自由充满敌意。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是典型的例子。被视为挑战中世纪经院主义和提出替代性的因而奠定了启蒙基础的关键人物，霍布斯的声誉长期以来让斯宾诺莎相形见绌。
霍布斯是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或许比斯宾诺莎更甚。但他也是个政治上的威权主义者。在他最著名的著作《利维坦》中，霍布斯描述了人在内心是自私的生物的画面，纯粹受自我利益的驱动。在自然状态下，在创造社会之前，人们的纷争不断。为了找到和平和保护，个人确立了“社会契约，”把他们的自由交付给一个核心权力，该权力拥有绝对权威维护社会秩序。一个臣民所拥有的唯一自由是做君主管理之外的任何事情。
伊斯雷尔认为，“霍布斯的麻烦在于他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人民。他把最高权力交给了国王或者共和的寡头。立法的基础不是公共利益。”他补充说，斯宾诺莎“对个人为什么渴望自由有更广泛的概念。我们创建一个社会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不想生活在恐惧之中。那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人们渴望的东西还有很多。当你与别人合作的时候能够做多得多的事情。斯宾诺莎认为，主权在民。”
确实如此。他显示了斯宾诺莎的重要性，激进启蒙对自由的现代概念的重要性，而在伊斯雷尔的著作之前，这种重要性被严重忽略了。但是，它并没有显示一元论是自由的关键。我问伊斯雷尔，霍布斯的哲学难道不是暗示人们有可能拥有唯物主义的实体一元论观点，但同时不一定接受斯宾诺莎的政治和道德论证吗？他赞同这点，但也指出了其他例子比如法国医生、哲学家和唯物主义者拉·梅特里（La Mettrie）在1748年的书《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宣扬的观点。伊斯雷尔说，拉·梅特里“拥有类似斯宾诺莎的实体一元论观点但是对建立新的道德秩序没有兴趣。”
如果一元论不是持有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激进观点的充分条件，那它是必要条件吗？有没有持有这种激进观点的二元论者呢？这是个更加复杂的议题，因为一元论、宗教信仰和政治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不容易不容易理清。伊斯雷尔承认“激进启蒙无论如何不能等于无神论。宗教人士在激进启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一样。但是总有某种一神论者（Unitarians）或者苏西尼派（Socinians）的人物。【苏西尼派是16世纪不同于新教徒派的派别，主要在意大利和波兰。】他们是像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或者经济学家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或者18世纪英国激进主义者约翰·杰布（John Jebb）或者美国启蒙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om Paine）的人。他们是信徒但是不能接受宗教权威与政治联系起来的观点。这并不是说他们是民主派，他们还旨在彻底消灭宗教权威。他们无情地宣称理性是唯一的指南，抛弃启示传统和权威。在他们看来，宗教是信徒个人信仰的东西，没有必要存在一种机构组织指导人们如何思考宗教问题。你只是讨论，试图说服他人你的信仰比别人更好而已。这是宗教的唯一基础。”
如果这听起来像新教徒版本的信仰，这或许是因为这些群体的根源在于宗教改革的激进派。像启蒙一样，宗教改革也有激进派和温和派。我们熟悉的宗教改革即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实际上是极端保守的宗教反应，反对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12世纪时通过将神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结合起来而引进到基督教中的理性精神。改革者坚持上帝对其所创造的世界的绝对权威，认为人类是“有众多恶行之群”，正如加尔文所说，其内心的邪恶让让邪恶之人群体之外的任何自治群体都感到丢脸。
路德对天主教教会的反抗吸引了众多君主，尤其是北欧国家的国王，他们对教皇的权力施加的限制早已非常不耐烦了。所谓的“体制新教”（magisterial Protestantism）剥夺了教皇的权力，但并没有放弃君主的统治应该得到上帝授权的观点。许多国王如英格兰的查理一世坚持“国王的神圣权利”。
但是，宗教改革有更激进的派别。从16世纪中期低地国家和德语国家的再洗礼派（Anabaptists）到一个世纪后英格兰的平权主义者（Levellers）和掘地者（Diggers），这些运动企图不仅挑战教皇的权力而且挑战君主的权力。他们认为路德的观点“信徒皆祭司”（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是人人道德平等的表现，也是对宗教权威的挑战。平权主义者就是英国内战中的政治运动，他们坚持认为“天赋人权”的观念，强调主权在民，要求普选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宽容等等。
激进启蒙的故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伊斯雷尔的描述中平等处于核心地位。伊斯雷尔注意到，打破传统的以上帝为中心的秩序的传统概念后，激进启蒙的思想家不由自主地将平等和民主的观念推向符合逻辑的新结论上。对他们来说，不存在“基本道德的有意义的替代品，建立在系统性激进平等基础之上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超越所有的边界、阶级壁垒和界限。”
伊斯雷尔问到“如果你要在现代世界构建道德秩序，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基础？如果不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志愿性的倾向，我们能够达成协议的唯一办法是我们都承认我们的利益平等。为什么只有在说出‘好吧，我们的需要不同，但是我们在道德上是平等的’之后才同意合作呢？”
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伊斯雷尔对平等的处理，平等在构建新道德秩序上的重要性是其著作的最重要方面，为启蒙时期与当代社会的道德辩论提供了新观点。“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允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错误引语已经成为宗教信徒在面对没有上帝的世界的论证时几乎条件反射性的反应。该论证认为如果不相信上帝，我们就无法定位道德信念，将会迷失在虚无主义的瘴气中。伊斯雷尔认为，如果我们抛弃的平等观念，它才是真实的。
悖论在于这个平等观的根源并不在激进启蒙而在从宗教改革激进派诞生的宗教运动。伊斯雷尔承认这些群体常常具有高度的进步思想，尤其在对待平等、女性权利和奴隶制的态度上。他坚持，他们失败的地方是没有提出“充分完整的哲学以便融合所有元素从而创造所谓的革命民主理想或意识。”激进启蒙思想家的独特之处是他们有能力“把一揽子理想结合在一起。”因此，“当宾夕法尼亚的贵格派教徒说‘我们反对奴隶制’时，他们并没有完整的视野，也没有改造整个世界的野心或者未来有一天被所有国家的所有人们都认同的普遍主义的意识。”
伊斯雷尔的著作就像启蒙本身一样让读者产生分裂。后现代主义者对他无所顾忌地称赞理性时代而感到恼火。启蒙的传统捍卫者则对他的做法义愤填膺，用著名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的说法是他“启动了模糊西方启蒙运动基本原则，并把先辈变成了争吵不休的派别中的成员的过程。”宗教信徒则对他坚持传统的信徒不可能是政治激进派不以为然。
当然，对伊斯雷尔的描述有很重要的批评。激进分子和主流间的思想和政治分歧并不像伊斯雷尔认为的那样清晰。形而上学一元论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也比他认为的复杂得多，正如这些观点的历史和政治根源异常复杂一样。但是，这种批评虽然有道理，大部分辩论并没有抓住伊斯雷尔重新探讨启蒙问题的要点。像他这样里程碑式的巨著肯定要提出众多议题。其重要意义是构建强大而令人信服的框架，人们据此理解启蒙时期和后启蒙世界的思想和社会冲突。
当伊斯雷尔谈论激进启蒙的“一揽子观念”（这是另一个引起传统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很多批评的说法）时，他的意思是激进分子传播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社会观。不过，这个前景遭遇启蒙内部的挑战和争议，这是塑造启蒙时期和后启蒙世界的争论。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对启蒙究竟是好还是坏的日益偏离轨道的辩论采取的更细腻途径。
为什么霍布斯、休谟、伏尔泰在平等、民主、自由等观念上退缩，而斯宾诺莎、狄德罗、孔多塞拥抱了更激进的观念呢？这并不是温和派不愿意与传统和神学决裂使其无法接受激进立场，更是因为他们对革命的恐惧导致他们拥抱传统和神学。因为伊斯雷尔偏爱传统历史观点，知识分子和社会的这种关系淹没在他的叙述中。但是他的论证隐含的是承认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分裂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分界而是社会冲突的表现，而且这一点恰恰就是当今有关启蒙意义的辩论核心。
译自：Seeing reason：Jonathan Israel's radical vision by Kenan Malik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13-08-09-malik-en.html
作者简介：
柯南·马里克（Kenan Malik），作家、讲师、播音员。著有《从追杀令到圣战》、《拉什迪事件及其遗产》(2009) 和《奇怪的成果：种族辩论中为什么双方都错了？》(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