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茜：阅读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习惯。尤其在图书出版泛滥的年代，如何挑选书，读什么样的书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尤其对青少年而言，对他们阅读的引导和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尤为重要。时下有很多或真或伪的“推荐书目”，市场上也有很多青少年必读书推荐之类的东西，甚至有的出版社也出了类似于《一生要读的**本书》之类引导读书的图书。请问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袁伟时：在我看来，除了某一专业入门者不能不读的这一专业的经典之作外，作为大众读物，所有明目张胆或变相提示“必读”的书目，都有僭妄之嫌。出版社和书商总要牟利，对这类广告辞不必认真。读者越来越精明，愿意“必读”一番的恐怕为数不多了。

至于学者的推荐，体现着推荐者的学养和品位；这是对推荐者的公信力的考验。说得公允、到位，启迪后学，善莫大焉！如果不负责任，乱说一气，下次就没人信你了。

中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必读书目，莫过于科举制下的四书五经了。束缚思想，摧残创造力；越到后来，负面作用越大。

20世纪50年代，流行“干部必读”十二本书，是最高领导人或最高领导机关规定的。其中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自然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经典，记得还有一本是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1953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跟着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编出来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翻译过来，更成为知识阶层人人必读的经典。回首话当年，这些书可把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害惨了。什么阶级斗争为纲，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都与中了这些必读书的毒密不可分。而后来用更加极端的观点去批判它，带来的是灾难深重的大跃进和文化革命！

如果当年让学术和思想自由流通，不同观点自由碰撞，实际政策择善而从，中国的面貌早就大大不同了，老百姓受的无妄之灾至少可以大大减轻。

任何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而知识领域最需要自由翱翔、自由探索；用“必读”之类的绳索去捆绑脑袋，误国殃民。总结历史经验，应该告别这类蠢举。

愚意以为，有远见的书商和出版社最好能精心策划出丛书。林语堂说得好：“今日真正大学，不在各院校，而在各书店所出之丛书。卡来尔曾说，今日之大学在于丛书……何以故？因现代能读书之青年，皆由阅览杂书而来，非由听教师讲义而来。”（《林语堂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天津版第258页）

丛书容量大，可以给读者足够的自由选择的天地。做得好，名牌效应出来了，出版者获利，读者受益，两全其美。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就曾陪伴着一代人成长。记得我所在的偏远山区的小学，也有一套万有文库，我自己就曾深受其益。

任茜：去年，政府几个部门联合弄了一个知识工程，推荐了三百多部书。您又如何评价？

袁伟时：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书目选择是否恰当？二是政府应该和不应该做什么？

我想书目是否恰当，肯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这个工程初衷可能是面向城乡最基层的社区，特别是缺少书籍的农村。可是，就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读者而言，他们的口味很不一样。如果是向个人推荐的书目，通常是个人喜欢什么就买什么，根本不会理会哪些部门曾经推荐这么一大堆书。而对一个社区的图书室来说，这又太少了。

所以关键在政府应该做和不应该做什么。

首先要问一问：这些书是推荐部门免费赠送的，还是要自己掏钱买的？

如果是推荐给社区买，据说，现在三分之二的乡镇财政实际处于破产状态；除非强迫命令，他们愿意买吗？

如果白送，马虎一点看，人们毋庸置喙；放在那里，人们爱看就看，不爱看就拉倒。认真一点，则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应该掂量掂量用得是否恰当。在我看来，这一措施最少是很不聪明的。

较好的办法是政府招标采购，让各图书发行公司帮助农村社区建立图书室。通过竞争他们自然会根据不同地区的需要，提供周到的个性化的服务。有关部门何乐而不为？

2005年4月18日星期一

发表于《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4月22日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