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尝试西方国家从没有设想过的发展模式。在李克强手里，被西方视为司空见惯的“城镇化”变成统筹和培育新兴市场的“魔杖”，成为主导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对于秉承西方经济学的专家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们看来，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有舆论更引用西方国家城镇化过程的经济数据质疑中共新领导层的这一发展思路。其实，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市场及人为与自然在市场运用上的合理关系。

西方经济学将市场当作资本的“原始森林”，必然是绝对的“客观”、绝对的“自然”、绝对的“单纯”，生老病死各由天命。市场里长出的东西完全是自然形成，自由竞争的结果。所以不能理解“城镇化”这样应该自然产生的东西怎么会成为具有自主发动力的经济引擎。有趣的是，他们可以赞赏谷歌、苹果等企业创造出全新的市场，却不相信政府通过科学的统筹亦能创造出全新的市场，并据此引导企业创造更多的细分市场。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什么经济政策“好”？什么经济政策“不好”？满足、适合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环境的政策即可定义为“好”。一切意识形态及理论教条的设定都没有实际意义。站在自身的经济逻辑中，以“非左即右”的绝对层面去辨识事物，就已经脱离了“市场”的客观性，当然也就难以理解李克强提出的新型城镇化这一西方经济学外的“怪胎”。中国政府在李克强的发展思路主导下，正在通过城镇化来证明这是中国当下最好的发展政策。而城镇化也是基于中国经济所处的环境和发展阶段、在尊重市场效率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来的中国式发展方向：通过政府的引导，创造一个全新的、足以容纳未来很长一段发展空间的市场，从调结构、扩内需等多方面对中国经济形成拉动。而这一发展模式，必然对市场祖师爷的西方资本社会产生极大震撼。

让农民成为新市场的主力

李克强推崇的城镇化是否是当下对中国最适当的政策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衡量投资效益时，经常会用到边际效用的概念，亦即追求每增加一块钱的投入所带来的最大产出。放在商业角度，通常情况下边际效用大的项目会被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强调政府统筹作用的中国政府，自然会在制定政策时考虑这一点，能够为社会和经济的提升发挥最大边际效用的发展方向当然会成为政策的聚焦点并将之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引擎”的位置，而现阶段这个方向就是城镇化。因为它的边际效应正在体现出长期的高效率。而这也是中国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所需要的。

中国政府创造市场能力，在城市化阶段已经被证明，这个农业大国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时间完成的城市化进程，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如果按照传统西方经济学理念，这在它们的经济学概念中是解释不通的。但是，与西方国家城市化过程一样，客观上也必须看到过于膨胀的城市化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经济上，大城市病带来的发展边际效用下降趋势明显，居住、交通、公共服务、环保等成本的急剧上升正在大幅提升中国发展的成本，降低了“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社会问题则更加突出，大规模人口流动带来了留守儿童、夫妻分居、养老等一系列问题，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城市化在拉动中国发展上的确到了临界点，中国需要创造一个空间更大的市场以容纳未来的发展。

沿用西方经济学的“木桶理论”，补足最大短板能够发挥最大的边际效用。对中国而言，城市化过程中被“忽视”的农村是最大的短板。此前在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第一次“改革红利”后，吃饭问题解决掉了。但此后农村的发展停滞不前，导致劳动力大迁徙、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等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现在中国已经过了宣扬“政府用10%的支出养活了四分之三人口”的阶段，农村发展到了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民生活质量，释放积压劳动力的阶段，中国政府选择的“补桶”工具是面向广大农村与农民的城镇化，也可以谓之“农村升级”，让农民成为新的市场主力。

统筹是优化市场的催化剂

中国经济的实际操作者正在吸纳新总理的城镇化发展思路，他们明确这一发展模式的远景。但当一些人以西方发展的统计数据参考时，很容易得出“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质疑“单靠城镇化并不会对经济起到作用。为了未来经济增长，领导人应投放更多资源在农村教育和基础设施上，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等结论。这显然是是一种传统且保守的“西方式结论”。

问题的根本在于，简单的西方市场经济学的逻辑已不适合中国的发展环境。中国政府在整体经济中的影响力远非西方政府所能比，而李克强也正在努力发挥两者的优势来改造中国经济，“克强经济学”的核心随之开始清晰的展现出“统筹市场经济学”的概念，即将政府在经济整体统筹上的优势与市场自然调解的优势结合起来，从而规避单纯市场经济所暗含的市场失序和盲目竞争的风险。

“统筹”，所体现出的是相对性循环研究方法。研究的是“整体的统一过程”和“统一的整体实现”。统筹的对象不是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而是研究主体和客体和环境的整体状况。这是与西方经济学最大的不同。回到“城镇化”，李克强政府所研究的“城镇化”，对象包括主体和客体和环境以及它们的统一。这点恐怕是西方经济学们所没有看懂的地方。西方经济学在根基上就否认“政府统筹”的价值，更不相信政府有能力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市场，因为这被认为违背了市场的“纯客观性”。而这种“纯客观性”是西方经济学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灵魂”。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证明了政府统筹对发展经济的巨大价值，很多经济学者认为李克强的新型城镇化概念正式基于这一经验才出台的，中国政府对通过自己强大的统筹规划能力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市场也表现出了更多的信心，他们认为只要规划足够科学，政府是可以引导社会再造一个全新市场的。

中国的城镇化蕴含两个集约化，即居住集约化和土地集约化。前提是农民改变原有的零散居住模式，相对集中的聚集在一起展开社会活动，从而形成新型的城镇化。这一方面节约了居住用地，另一方面也将土地集约化耕种成为可能，而这是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改变原有的一家一户生产的落后模式后，农业生产不再需要原有数量众多的劳动力，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被解放出来。

此外，农村原有的分散生产和生活方式，使得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配套变得异常困难，同样半径内的辐射人口数量过少也大大增加了公共服务的成本，有限的资金更加难以发挥效率，但集中居住后，为公共服务配套进一步下沉提供了便利。公共服务下沉后，进城农民一方面有了更多的保障。而且，面对城市工业过度集中带来的问题，如土地供给紧张、务工人员流动性大等问题，城镇化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缓解通道。如果再辅以政策性减税等鼓励方式，从政策和市场两个方面推动制造业从城市“下”沉到城镇，制造业的下沉又能推动越来越多的农民就近选择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从而进一步推动城镇化的脚步。制造业的下沉对城市而言，又能起到“腾笼换鸟”的作用，进一步推动城市产业的转型升级。

在西方经济学惯用的方法里面，往往排除认识主体特异及其偏好。比如说，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但往往“人”的偏好会在收取信息时被忽略。如人的利益和愿望对于他认识事物及整体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他的利益和愿望受到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环境的决定性影响。所以，其实不能够脱离环境去认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但往往这一点在西方经济学中也经常被忽略。对中国来说，城镇化最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在于，让这个国家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可以在自己的国家自由流动，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居民，能够有尊严有保障地生活，可以在市场上由被忽略的边缘走上醒目的中央，成为城镇化新引擎打造出的新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车轮。

当然，要发挥城镇化的这些巨大价值，简单地依赖市场在短期内做不到，需要催化剂。中国政府的统筹策略就是要成为这样的催化剂。初期，政府将通过财政的直接投入和政策的间接投入来激活城镇化进程，“创造”出市场，接下来在利益的驱使下，市场将承担起深化发展的职能，而政府的前期投入也会在市场的深化中逐步通过税收等方式收回。由于经济体制局限，西方的城镇化进程缺少的正是这剂催化剂，现在看，西方学者以西方城镇化的思路来评价中国的城镇化，存在判断上误差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最终，这场李克强与西方经济学的孰优孰劣，会通过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