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是使用频度较高的常用语，常跟感性相对，指属于判断、推理等活动的理性认识，也与思维结缘，解释为“理智上按规律或规定判断、决策并控制行为的能力”。党国英说理性是“算计”。尽管在中文里算计有贬义之嫌，但他揭释了理性之系统分析和价值判断的真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Simon)教授认为理性是有限的，并将有限理性定位为“决策科学的基石”。主要特征是将经济分析中传统的“经济人”假设拓展为“社会人”，考虑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不完全信息和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但半个世纪以来，在学术语境里，“至今没有公认一致的看法”。杨小凯生前撰文指出西蒙“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没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我看经济学家的观点多少有点学科的局限，有必要用哲学思维对理性加点注记，重塑理性，让思想更智慧、决策更理性！

就一般规律而言，人类活动有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是既具有内在尺度（主体尺度）又具有外在尺度（客体尺度）。前者是实践中的目标追求、行为产生的动机，表现为价值原则，要求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满足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即合目的性；后者是实践要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或规则，表现为真理原则，要求合规律性。我国自古有合情合理之说，在推崇法治的今天，我还加个合法律性（规则）的问题。所以理论上讲，人们在追求目标时要考虑中国国情之情理、科学发展之道理和治国理政之法理，叫做合情合理合法。可惜现实生活中真理原则常常从属于价值原则，人们是为了更好地合目的性才去合规律性，似乎天生就缺乏规则理性的自觉！看来这道“坎”不仅仅只是经济学界没能逾越的。我理解即便回归理性，合情合理合法的“三合”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价值维度有一个“度”，这便是有限理性，这里不妨称为理性相对论。下面拟从目标、规则和工具三方面做些说明。

首先，多目标的冲突和主观偏好的差异。现实生活中价值取向是多元的，决策的目标函数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还有生态的，这些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以企业为例，企业家决定产品价格时，如一味考量经济效益去追求价格和利润的最大化，而不顾及政治上的需要、社会的公益、文化的影响和生态环境的效益，肯定是行不通的。需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需根据文化背景的差异考虑消费习惯等，还要在成本中安排社会公益和环境补偿等开支，因而其合目的性的价格解决方案就不可能是价格和利润的最大化，只能是统筹兼顾、权衡政府、市场、企业和消费者多个主体利益而获得妥协解或满意解，就是追求“多赢”格局。其中权衡反映决策者的主观偏好，体现在情理、道理和法理之间的优序和对不同目标的权重差异，不同的优先序和权重取舍直接影响决策方案。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个案就是在环境执法现实中，因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你能看到各种不同的企业排污行为。我理解这才是西蒙“社会人”假设的核心内容。

其次，认识的局限和信息的缺失。排除不按规律办事的情形。一般而言，决策者理性思维推理的材料，不论是对于自然界的规律（道理），还是对于社会的习俗或是规则（情理法理）的，无一例外都始于直接实践或是间接经验，经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形成其对于客观事物整体认识的知识系统。主观上，因决策者教育背景、经历和思维方式等因素影响存在认识上的个体差异性，就是说同样的情理法，不同决策者的反映是不一样的。客观上，事物的发展是无限的，人们的认识却是阶段性的，因而真理具有相对性特征，就是说决策所依据的规律或是规则都不是绝对的。此外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决策，常因信息不完备要面对诸多不确定性，要估判或猜测作出决策。尽管可以不依赖信息的完备性做出决定，如罗尔斯通过规则形成社会契约的办法，但信息的完备程度可能导致效果的天壤之别，具有很大的风险。我认为即便不考虑获取信息的成本节约，信息的不完备性都将是一种客观存在。综合考虑主、客观和信息完备性这三个因素，很难获得全局的最优解。

第三再说所用的数学工具。现代经济学区别于经济思想的关键在于“有一套系统分析框架，既有利于对理论假设证明证伪、又便于学科知识积累与传承的分析框架”！陈志武认为“数学是建立这种框架的最好工具”。决策问题按工具标准一般分结构性、半结构性和非结构性三类，存在有解，妥协解，无解三种情形。能用数学模型完整描述的问题叫结构性问题，部分描述的叫半结构性问题，非结构性问题是不能用数学工具的。用数学工具解决实际问题有两个环节的价值取啥，一是在建模阶段的假设和简化，模型的解不可能是原问题的最优解，毕竟模型不是原型。二是对于多目标决策多个有效解的情形，决策者要通过价值判断进行取啥。说明因数学工具的局限只能获得象西蒙所言的非最优化的满意决策。按固定规则决策的非结构性问题也是如此。

总之，理性是相对的、有限的。强调有限理性，决不是为决策失误寻找借口，而是回归理性，追求合情合理合法的有机统一，这也是管理的艺术！

（初稿于2013-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