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朝关系源远流长。新中国与朝鲜的友好关系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培育起来的。九一八事变后，中朝抗联战士共同打击日本关东军，鲜血流在一起，中朝友谊关系从此肇端。抗战胜利后，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抗联战士回国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留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抗联战士与华北朝鲜义勇军在东北建立了3个朝鲜师，与东北民主联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朝鲜则成为东北民主联军“隐蔽的后方”，对东北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全面的支援。东北根据地与朝鲜这一特殊关系奠定了中朝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帮助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国侵略者，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中朝人民在东北并肩作战的逻辑发展。
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有800公里的共同边界，唇齿相依，彼此友好往来，源远流长。九一八事变后，朝鲜抗日战士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与东北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关东军，东北遂成为中朝友谊的发源地。在解放战争期间，朝鲜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隐蔽后方”，对东北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全面支援，3个朝鲜师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解放战争期间所形成的东北革命根据地与朝鲜的相互关系，奠定了中朝友好关系的基础。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中朝人民并肩作战的逻辑发展。对抗联历史已经有大量论著问世①，但对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的这支抗日武装退到苏联和回国等重大活动的阐述，所有论著都没有使用苏联方面的档案，从而出现一些重要错漏；对解放战争期间东北革命根据地与朝鲜的关系，尚缺乏全面论述②，只是对3个朝鲜师回国问题有了较系统的研究。③至于将抗联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中朝关系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这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结合在一起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尚未见到。本文试以东北革命根据地与朝鲜的关系为中心，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苏联国防部有关档案，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论述。
朝鲜人民参加抗联，与东北人民并肩打击日本关东军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在汉城设立总督府，对朝鲜全境实行野蛮的殖民统治。不甘作亡国奴的朝鲜爱国志士不断来到中国，在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同情与支持下，在中国各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由于山水相连，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不满日寇统治的朝鲜民众首选迁徙地，到抗战胜利前夕，进入东北的朝鲜各阶层人民约达200万人。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东北和北纬38度线以北的朝鲜领土都直接处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之下，东北人民沦落与朝鲜人民同样的命运。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本民族解放成为东北人民和旅居东北的朝鲜人民的共同要求。朝鲜人民中的先进分子认为，中国的抗日斗争就是朝鲜的抗日斗争，中国东北的解放就是朝鲜的解放。因此他们毅然带领朝鲜儿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关东军进行殊死战斗；并以东北为依托，不断回国打击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着手在东满地区的中朝农民中组建抗日游击队。以朝鲜人为主的游击队首先在东满地区的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等朝鲜人集居地相继建成。1933年，东满地区330余名游击队员中，朝鲜人占了约90％，后来成为朝鲜领导人的金日成，当时在汪清游击队中担任政治委员。⑤
1934年3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和龙、延吉、汪清、珲春等地的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独立师。⑥次年5月，东满地区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⑦，1936年3月该军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下辖3个师，当时金日成任第三师师长。该军大约2000人，大半为朝鲜人，主要活动在临江、长白、抚松、蒙江、安图等地区。⑧同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金日成领导的第三师也改编为第一路军的第六师。⑨
朝鲜指挥员崔庸健、金策等领导的朝鲜游击队则参加了其他抗联部队的抗日斗争。1940年1月，东北抗联改组为三路游击部队，第一路军总司令为杨靖宇，在南满和东满打击日本，当时金日成担任军长。⑩第二路军总司令为周保中，崔庸健任参谋长，以吉东为中心进行游击活动。第三路军总司令为李兆麟，在北满地区坚持对日斗争。当时以朝鲜人金策为书记的满洲省委就设在北满，金策领导朝鲜人民就近参加了北满的抗日斗争。
这样，以金日成、崔庸健、金策为代表的朝鲜抗日战士分别加入了东北各路抗联队伍，东北抗联成为中朝儿女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依托，成为孕育中朝人民战斗友谊的摇篮。
东北抗日联军中的朝鲜游击队，还在东北抗联的全力支持和配合下，以东北为依托，不断潜回祖国，打击朝鲜境内的日本侵略者。1936年12月5日和10日，金日成的部队袭击了长白县一带的鸭绿江和图们江地区。根据日本的资料，有7名日本警察被打死，7名重伤；据《朝鲜日报》报道，4名日本警察死亡，12名重伤，游击队牺牲25名、重伤多名。1937年6月4日，金日成率领朝鲜游击战士越过鸭绿江，袭击朝鲜境内的惠山镇普天堡，《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进行大张旗鼓的报道，金日成在国内声名大振，朝鲜人民受到很大鼓舞。东北广阔的土地成为支撑英雄的朝鲜儿女回国作战的后方基地，东北人民则成为朝鲜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有力支援者。
为扑灭中朝人民的抗日烈火，日军对东北抗联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清剿。为保存抗日有生力量，1940年秋冬周保中等抗联将领率领作战失利的中朝抗联战士，辗转退入苏联远东地区，被苏联收容在哈巴罗夫斯克和沃罗什诺夫附近森林中的A、B两个野营地。1942年8月1日抗联部队被改编为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隶属于苏联第二远东方面军。(11)周保中任旅长，朝鲜人崔庸健任副参谋长，金日成为教导第一营营长，安吉任政治副营长，姜信泰任第二营政治副营长，金策任第三营政治副营长。(12)由于有中朝官兵加入，该独立步兵旅又称国际旅，中朝指战员总共有800多人。被编入国际旅的中朝指战员都是久经战斗而保存下来的精华，具有很强的军政素质。他们利用苏联提供的有利环境，加紧政治军事训练，等待时机，回国参加对日作战，解放自己的国家。在苏联3年多的时间里，中朝抗联官兵进一步树立了互相支援、互相帮助的国际主义精神，其相互间的战斗友谊得到进一步加深。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向盘踞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日本关东军同时展开全面进攻。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并没有以整旅的建制随苏联红军作战，斯大林考虑的是让中朝官兵回国接收苏军占领地区，并建设自己的国家。(13)除了抽调一部分指战员参加苏联部队直接对关东军作战外(14)，该旅到1945年8月25日还有1354名官兵，其中中国人373人，朝鲜人103人，那乃人和其他民族416人，俄罗斯人462人。(15)内中的中朝指战员就成为日本投降后接收东北和朝鲜的骨干力量。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消灭了关东军，占领了东北全境和朝鲜北纬38度线以北地区，在占领区的大中城市和要害地点建立起大小不等的卫戍区，维护地方治安和实施军事管制。初到东北和朝鲜的苏军不了解地理民情和社会状况，工作中遇到了许多困难。远东军大本营便将中朝抗联指战员派往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区的各主要卫戍司令部任职，帮助苏联红军解决人地两生的困难。
9月2日苏联远东军大本营参谋部致函第二方面军参谋部：“苏联远东武装力量总司令参谋部向你们方面军派出一批中国人和朝鲜人，他们曾经是满洲游击队员，最近三年归属于第二远东方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在我军占领东北和北朝鲜期间，为了在我军卫戍司令部管辖地区建立秩序和增强卫戍司令部在当地居民中的影响，可在卫戍司令部机关中合法地利用这些人出任省、县级副卫戍司令和卫戍司令的助手，而同时他们又是地方自卫队的成员和普通地方居民。”(16)
苏联远东军大本营的上述决定对东北和朝鲜政治局势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赋予原抗联战士既是苏军副卫戍司令、又是地方自卫队员的双重身份，就是为他们组织地方武装、在苏军撤退后接管地方政权提供最大的方便。特别是在朝鲜，八十八旅的前抗联朝鲜指挥员的大多数都是通过在苏军卫戍司令部担任公开军职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
远东军大本营参谋部从八十八旅中为驻东北苏军挑选了出任重要城市副卫戍司令和卫戍司令助手的抗联指战员115人，作为地方自卫队员和其他机关职员者153人；为驻朝鲜苏军挑选朝鲜抗联指战员47人出任副卫戍司令和司令助手，另派15人为翻译，37人为其他机关职员。(17)苏军大本营参谋部还特别推荐下列原抗联内的中朝领导干部出任东北和朝鲜最重要城市的副卫戍司令：“周保中——中校，前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司令——任长春市副卫戍司令；张寿篯(李兆麟——引者)——少校，政治部副主任，前抗联第三路军总司令——任哈尔滨市副卫戍司令；金日成——大尉，前抗联第一路军支队长(军长)，任平壤副卫戍司令；大尉王效明——抗联第二路军支队长——任吉林市副卫戍司令；大尉姜信泰——抗联第二路军支队长、第四营营长——任延吉市副卫戍司令；大尉金策——前北满党委书记，第二营副教导员——任咸兴市副卫戍司令；大尉冯仲云——前满洲党委委员、旅政治部教导员——任奉天(沈阳——引者)副卫戍司令。”(18)为便于抗联战士回本土开展工作，大本营参谋部还同时决定，允许被委任为副卫戍司令的中朝士兵和士官获得军官军衔，而对被委任大城市副卫戍司令职务的军官则提升其军衔；对50名抗日有功的游击队员授予勋章和奖章。
除上述最重要的城市之外，东北和朝鲜的抗联指战员几乎被派入所有重要的苏军卫戍司令部，其具体分布是：第二远东军占领区的佳木斯、三姓等21个卫戍司令部派入78人，外贝加尔方面军占领区的齐齐哈尔、奉天等24个卫戍司令部派入91人，第一方面军占领区的哈尔滨、延吉等46个卫戍区派入约80人；北朝鲜由苏联第二十五集团军占领，对那里的22个卫戍区派遣了54名朝鲜抗联战士。(19)被派往苏军卫戍司令部的中朝抗联指战员，不仅有效地帮助苏军维持了地方秩序，加强了苏军在当地居民中的影响，而且利用有利身份在当地建军、建党、建政，为最后接收所在地区做好了准备。由东北抗联军官出任副卫戍司令的91个城镇随后都发展成东北民主联军的战略据点(20)，中共东北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这些据点发展起来的，而回到朝鲜的抗联指战员则积极投身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创建工作，成为建国的领导者和骨干。
1945年10月初，金日成带领八十八旅第一营的60名原朝鲜抗联指战员和15名苏籍朝鲜人乘“普加乔夫”号扫雷舰回到元山港。在他回国之前的9月29日，苏联第二远东军司令授予他苏军最高作战勋章——“红旗战斗”勋章。(21)金日成一回到国内，立即受到朝鲜人民的拥护。平安北道人民委员会机关报评论说：“战略家金日成回国，无疑是朝鲜进行革命的巨大力量。反动的亲日派不久将被消灭。”(22)
苏军占领朝鲜后即发布命令，允许建立一切反日的民主政党，并开展活动，以彻底根除日本帝国主义残余，巩固民主和公民自由，各种民主政党和群众团体应运而生。(23)金日成领导回国的抗联战士和国内革命力量在朝鲜各地加紧进行建立朝鲜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的工作，得到朝鲜人民的热烈拥护。1946年2月9日，在平壤举行各民主政党、各社会团体和各道、郡人民委员会领导人扩大会议，会议选出了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金日成当选为委员会主席。(24)一些从苏联和中国回国的重要干部大多走上关键的领导岗位，例如，崔庸健担任朝鲜人民军总司令，朴一禹先后出任干部部部长、内务局局长，武亭任炮兵司令等。此外，还有将近500名朝鲜干部先后从东北解放区陆续被派回国，这些干部大都成为北朝鲜机关里的主要领导干部。(25)这些情况表明，在朝鲜走向独立发展道路以后，以金日成为代表的曾经在中国工作和战斗过的朝鲜干部形成了朝鲜党政领导核心和部门领导骨干。他们曾是东北民主联军一些重要领导人的亲密战友，对东北这片土地和人民怀有战斗情谊，这种情谊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又得到了充分发展。
朝鲜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隐蔽后方”
周保中等从苏联回国的东北抗联战士利用在苏军卫戍司令部任职的机会，在东北大中城市和要害地区建立了91个战略据点的同时，创建了东北人民自卫军。1945年9月中旬，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于长春成立，周保中任总司令。10月31日，按中共中央指示，所有进入东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原东北抗联部队，一律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批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司令，周保中任第三副司令。(26)1946年3月底，苏军从沈阳撤退，4月底全部回国。东北民主联军依次接管了四平街、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战略城市，控制了南起四平街，北至黑河，东起佳木斯、牡丹江，西至齐齐哈尔、满洲里等铁路沿线地带的城乡广大地区，开辟了西满、南满、东满、北满四个军区，总兵力达361200人。(27)东北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与北朝鲜不同，抗战结束后，东北没有走上和平建国的道路。苏军撤退后，东北大规模内战爆发。1946年5月19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四平街，乘势攻占长春，前锋一度渡过第二松花江，威胁中共根据地的心脏地区哈尔滨。同时进攻东满、西满和南满，控制铁路线和交通要冲，将北满、东满、西满、南满根据地，以及最早建立民主政权的旅大根据地分割开来。这五个解放区互不连属，处于被分割封锁境地，形势极其严峻。为打破国民党的分割包围，中共东北局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邻邦朝鲜，确定了“争取以朝鲜北部为隐蔽后方，支援南满作战”的方针。(28)
当时北朝鲜全境还在苏军占领之下，苏军实行支持朝鲜民族独立、彻底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政策。在苏军的支持下，朝鲜共产党组织很快在各地建立起来。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过渡政府)建立之后，驻朝鲜苏军司令部逐步将政权移交给它。虽然经济困难，但朝鲜全境和平稳定，具有支援东北根据地的天然条件。东北从安东(今丹东)到图们的对岸是北朝鲜的新义州到南阳，水陆交通十分方便，是联系南北满天然的陆上走廊。从大连乘船出港到朝鲜的南浦和罗津，再经朝鲜陆上走廊，就可将旅大根据地与南北满联系起来。显然，如果能够利用好朝鲜这一特殊的地理条件，就能打破国民党的封锁。7月，南满形势日益恶化，中共东北局遂派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和中共东北局北满分局秘书长朱理治先去大连筹集物资，布置军工生产，然后赶赴朝鲜，在平壤组建中共中央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29)，以便经常取得朝鲜方面的帮助，解决根据地面临的实际问题。
朝鲜共产党中央对东北局的要求给予充分理解和支持，办事处很快便在平壤大同江畔挂牌成立，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在南浦、新义州、满浦和罗津四个交通要道和港口设置分办事处，分别办理物资转运和人员过境等业务。(30)萧劲光于9月份返回哈尔滨，朱理治则担任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朝鲜的全权代表。金日成对朱理治表示：“中国的事情就是朝鲜的事情，你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31)
办事处成立不久，1946年10月19日国民党对东北实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集中了8个师10多万人的兵力对南满根据地大举进攻。民主联军在南满只有4万多人，敌我力量悬殊，不得不放弃安东、通化等城市。(32)大批伤病员和战略物资急需安置和转运。办事处便商请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帮助安置伤病员并转移战略物资。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立即予以无条件的帮助。在民主联军撤退时，先后有1.8万多名伤病员、家属和后勤人员撤退到朝鲜境内；85％的战略物资约2万余吨转移到鸭绿江以东。这批撤入朝鲜境内的人员都被安排在朝鲜老百姓家里。当时朝鲜“吃的、穿的、用的都很匮乏”，安排如此众多的人员长期吃住在老百姓家里，难度很大。但朝鲜党政领导人“了解到中国方面确有实际困难时，便毅然决定将伤病员全部安置在朝鲜”。对转移到朝鲜的2万余吨物资，“为避免暴露目标，朝方动员了沿江的大批劳动党员出来，肩挑人扛，从江边转移到隐蔽的山洞存放。后来安东、通化收复，这些物资几乎完整无缺地运回了南满。”(33)
为解决人员和物资转运问题，中共东北局通过与朝鲜和驻旅大苏军当局协商，开辟了四条经朝鲜的水陆交通线：一条是从安东经新义州、南阳到图们的陆上交通线，一条是从通化经辑安(今集安)、满浦到图们的陆上交通线。这两条交通线是贯穿朝鲜北部，沟通南满和北满的重要走廊。另两条则是从大连到南浦和从大连到罗津的海上交通线。从南浦和罗津再连接朝鲜陆上交通走廊，大连的人员和物资便可以直接运达北满。这两条海上交通线成为沟通关内外、大连与北满的主要通道。(34)关内和大连的过境人员和物资，大部经西海岸的南浦转运，伤病员和战略物资的转移大部经鸭绿江边的新义州和满浦运往南北满，粮食、食盐、布匹、煤炭和部分过境人员，主要经东海岸的罗津转运。1946年9月朱理治与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签订了物资联运协定，“规定过境关税50元折粮，实际不足百分之一的税率。运价依运费配给折粮，故较贵但与关税平均计算仍是便宜的。”绝大部分物资都按联运协定进行，交纳运费和税金，但有时因情况紧急，用朝鲜人民委员会的名义要的车皮则未付运费。有时为了给中方紧急运输，朝方不惜停止了自己的客运。平安北道劳动党副委员长为中方运输花去全部时间，朝鲜人民委员会保安局长平均以1/4时间做中国的工作。(35)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初的9个月内，通过北朝鲜转移和交流的物资，如粮食、煤炭(从北满南运)和食盐、布匹、医药、医疗器械以及工业原材料(从大连北运)等，达52万余吨，过境人员2万余人。1946年下半年过境18批计3000人。辽东地区随来随往的人多得难以统计。1948年，通过图们—南阳口岸过境人员8685人，加上其他口岸过境人员不下万人。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如沈钧儒、张澜等人参加新政协会议时，也是从海路经朝鲜转赴哈尔滨的。因事过往朝鲜的中共和军队领导人就更多了，如陈云就是从哈尔滨经朝鲜到南满负责领导工作的。(36)朝鲜还帮助解决特殊过境问题。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率国民党一八四师于海城起义，计2712名起义官兵紧急转移到安东。周保中亲自到朝鲜会见金日成，要求帮助将起义官兵经北朝鲜转移到北满进行整顿，金日成帮助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37)朝鲜帮助开辟水陆通道和全力协助人员与物资过境运输，使东北南北满联为一体，大连与南北满联为一体，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东北解放区的分割和封锁。
朝鲜还给东北解放区大量的物资援助。日本投降后，在朝鲜存留了大量的战备物资，这些物资大部分通过朝鲜支援了东北民主联军。在两年多的时间中，东北民主联军要求朝鲜支援的和在朝鲜采购的作战物资有2000多车皮，其中包括甘油炸药、雷管、导火线、发射药和弹头等，日本人的存货基本上被搬完了。在上述物资中，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答应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装运的有：朱理治向金日成要的12个车皮，刘亚楼出面要的24个车皮，朱瑞出面要的110个车皮，第四批则多达600—800个车皮。金日成还主动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东北根据地向苏军要东西，第五批“礼品”就是他主动提醒朱理治去请求苏军支援的。(38)1947年6、7月份朱瑞第二次到平壤，受到金日成、崔庸建的热情接见，还与驻朝鲜苏军司令会晤。经朝鲜各方努力，朱瑞与苏军达成口头协议，由苏方每天夜晚向东北发运日军的武器、器材和弹药。在近两个月时间里，苏军给东北民主联军运来数十列车的弹药、器材和各种日制武器，大大改变了东北民主联军炮兵的物资条件。(39)
东北解放区所缺乏的物资，只能通过与苏联和朝鲜贸易解决，当时的条件决定，贸易方式只能以物易物，用东北的粮食、煤炭等换取布匹、医药和其他急需品。1946年9月2日，中共东北局副书记陈云致电在平壤的萧劲光、朱理治，就东北解放区与北朝鲜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问题发出指示，要求他们与朝鲜政府进行会谈，提出换入的物资主要是布匹、棉花、鞋子、毯子，还有铁路、煤矿发电厂所需要的火车头、零件、机器、桥梁材料、油料，以及食盐、火柴，具体数量以“我方能运出的及对方能提供的物资拟定；要相机提议与朝鲜合办纺织厂、鞋厂、火柴厂等；要提出我方在朝鲜设立商店，并一切遵守当地政府法令”。(40)朱理治与朝鲜党政领导人充分协商，先后签订二十几个协定，圆满解决了鸭绿江共同航行、中国使用水丰电厂电力，以及通邮通电等问题。贸易协定一年一签，双方物资互通有无、互相支援。中方供应朝方粮食、烟煤和民用必需品，朝方供应中方硫酸、硝酸、甘油炸药等军用品和民用品。1946年11月陈云听说朝鲜粮食困难，决定从1947年1月起，每月给北朝鲜发送2500吨粮食，当他到实地了解到朝鲜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东北解放区好之后，便将这批粮食改为由朱理治机动使用的资本；另应朝鲜要求，决定在当年12月向朝鲜发送1000吨小麦，由朱理治换取朝鲜物资。(41)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东北解放区用粮食等实物从朝鲜换取了大约1100个车皮的物资，使物资匮乏情况得到了缓解。
由于在交通运输、伤病员安置、物资供应、武器弹药等方面得到朝鲜的有力支援，民主联军大大减轻了所遇到的困难，这对打破国民党“先南后北”的战略，巩固和发展东北根据地，最终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朝鲜真正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隐蔽后方”。陈云在总结辽沈战役胜利原因时，特别指出了东方近邻朝鲜的这一重要作用。(42)
东北民主联军的朝鲜师参加解放东北作战
日本投降后，朝鲜人在东北最集中的集居地是伪满时期的间岛省——延吉地区，共有80万人以上，分布在以延吉市为中心的敦化、珲春一带，另外在牡丹江地区有10万多人，在吉林省和吉林市有8万人，在哈尔滨市有1万人(逃难者除外)。(43)这些居住在东北的朝鲜人为组建朝鲜义勇军提供了充足的兵员。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派原抗联战士、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大尉朝鲜人姜信泰出任延吉市卫戍司令部副司令，朝鲜人金光侠大尉为牡丹江市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姜信泰和金光侠都是中共东北委员会委员。他们分别担任东北人民自卫军延吉地区和牡丹江地区总指挥。姜信泰派人接收延吉周围各县，金光侠则派人占领林口、宁安等地，他们积极在当地朝鲜人中发展自卫军，这些自卫军就成为战后东北最早出现的朝鲜义勇军。(44)
抗战期间在华北还有一支以太行山为根据地的朝鲜义勇军。该义勇军于1942年7月正式成立，其总司令为武亭，副司令为朴孝三、朴一禹。在总司令部管辖之下，还设置了朝鲜义勇军干部训练所。(45)1945年8月11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发布第六号命令：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46)
在延安的朝鲜军政干部学校全体人员，以及武亭率领的朝鲜义勇军3000余名，同中共中央组织的首批“东北干部工作队”一起，于1945年11月初到达沈阳。部队驻扎在沈阳郊区的朝鲜族农村，准备进入朝鲜。(47)
但是，驻朝鲜苏军不准许朝鲜义勇军进入朝鲜。(48)于是，武亭等遵照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于1945年11月7日在沈阳召开朝鲜义勇军军人大会，宣布将全军分编为7个支队，分别开赴东北的朝鲜族聚居区开展工作并积极参加中国解放战争。(49)12月初武亭率70多名朝鲜义勇军干部回到平壤，留在东北的朝鲜义勇军实际上只组成第一、三、五、七共4个支队。东北有大量朝鲜居民，他们踊跃参军，参加解放东北的作战，义勇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到东北全境解放时，这4个支队经过与东北各地朝鲜义勇军不断改编合组，形成了3个朝鲜师，即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六师、一六四师、一五六师。
以第一支队为骨干形成的第一六六师。第一支队最初只有60余名干部，队长为王子仁，政委为方虎山，1945年底，部队迅速扩编壮大，与通化、柳河、清源、辑安、桓仁地区的朝鲜义勇军合编，正式编成朝鲜义勇军南满第一支队。1946年3月该支队扩编成6个大队，于通化地区改编为李红光支队。1948年4月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师，直属于辽北军区建制。1948年11月东北解放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六师。(50)这个师的部队97.8％是日本投降后在东北参军的，学生占26％，文化程度比一般部队为高，先是在南满敌后参加游击战，后来参加了解放东北的许多战斗，为东北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第三支队和第七支队为骨干形成的第一六四师。第三支队支队长为金泽明，政委为朱德海(吴基涉)。1945年11月19日，朱德海等19名朝鲜义勇军干部由沈阳前往哈尔滨，与该市保安总队朝鲜族独立大队金泽明部队会合，随后正式改编为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1946年12月改为独立第八团，兵力3000余人。自同年4月哈市收复后，该支队一直担任该市卫戍任务。1948年4月成立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十一师时，独立第八团扩大改编为独立十一师第三团。第七支队支队长为崔明，政委为朴勋一。1945年11月21日，崔明等人随同第五支队抵达吉林市，编为吉林保安第七支队。1946年1月，吉林保安第七支队正式改名为朝鲜义勇军第七支队。后扩编为吉南军分区第二十四旅第七十二团。1947年12月，吉南军分区取消。1948年4月成立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十一师，以吉南分区之七十二团(原为朝鲜义勇军第七支队)改编为独立十一师第一团。从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发展扩大为哈尔滨朝鲜第三支队，成为独立第十一师之第二团，牡丹江军区独立三团后改编为独立十一师的第三团。1948年11月东北解放以后，独立第十一师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一六四师。(51)
以第五支队为骨干形成的第一五六师。第五支队支队长为李益星，政委为朴一禹。最大的朝鲜人集居地延吉是第五支队赖以发展的中心地区。在第五支队到来之前，姜信泰利用其苏军延吉卫戍区副司令的身份，已经为朝鲜义勇军的大发展作了大量准备工作。(52)延吉地区日伪时期是间岛省，东与苏联国境毗连，南邻朝鲜，壤地相接，向称边防重镇，因此苏军特将姜信泰派到这里。该区延吉、珲春、和龙、汪清4县朝鲜人占全部人口8/10。姜信泰首先招募朝鲜青年组成1.2万人的自卫部队，武器精良，弹药充足。(53)关内干部到达后，延吉成立专员公署，辖延、珲、和、汪4县，为成立正规军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五支队的干部一到达，朝鲜义勇军便迅速发展起来。文正一首先率领先遣队30余名干部于1945年12月8日进入延吉，李益星、朴一禹随后率领支队主力400余人，于1946年初到来。两个月后，以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为骨干，加上一部分汉族干部，与当地新建立的4个警备团扩编成延边警备第一旅，兵力达6000余人。该旅主要担负延吉地区肃清土匪和建设东满根据地的任务。1946年4月苏军从长春撤退回国，该部队的一个朝鲜团参加了第一次解放长春的战斗，团长朝鲜人朴洛权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随后该部队组建为东满独立师，1947年被编入在延边、敦化地区组建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纵队，由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组成的延边军分区独立三团与独立六团等部扩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六师，由原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参谋长全宇担任该师副师长。该师在围困和解放长春战役中作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后，该师编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后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三军第一五六师，其中绝大多数是朝鲜人。随后，该师同兄弟部队一道参加平津战役，作为南下先遣部队之一，参加渡江战役，为解放中国大陆作出了重要贡献。(54)
第一六四师驻扎长春，负责长春警卫任务；第一六六师驻扎沈阳，负责沈阳警卫任务；而装备优良、训练有素、作战勇猛的一五六师则随同四野第四十三军南下作战。3个师总兵力达3.5万人。这些在中国东北参加国共内战的朝鲜人部队，在改编和扩大过程中，没有任何从北朝鲜加入兵力的迹象，而当时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资料也说明，这些朝鲜人的部队都是在中国东北组建并发展壮大的。(55)而构成这些师的官兵则完全是由原住在东北的朝鲜人组成的。(56)
朝鲜义勇军在1944年武亭任司令员时只有三四百人，但他们到东北之后，经过3年多时间的战斗，人数发展到3万多人，几乎增加了100倍，形成了一支不能忽视的武装力量。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他们的作战对象也发生了本质变化。抗战时期，他们的作战对象是中朝人民共同的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在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在东北的敌人，则是人民解放军的阶级敌人——国民党军队。这就是说，朝鲜义勇军将中国工农大众的阶级敌人当作是自己的敌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从抗联时代起，朝鲜在华的武装力量就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将中国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中国共产党也完全将朝鲜同志看作是自己的同志，对他们毫无歧视；同时注意保持他们的独立性，放心大胆地让他们在朝鲜人集居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以备他们随时回国参加自己国家的解放斗争。
对东北的朝鲜人，中共与国民党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为加强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从朝鲜向东北迁入一批朝鲜人，这批人与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时来到东北的朝鲜人不同，他们在东北享有比中国人更优越的地位，他们压迫中国人，也压迫朝鲜人，使朝鲜人和中国人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朝鲜人中也形成了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日本人则利用这种关系，控制中朝居民。日本投降后，许多中国居民便将对日本压迫者的憎恨转移到朝鲜人的头上。这种情况被别有用心的国民党分子所利用，在一系列地区发生了中国人剥夺朝鲜人土地、抢劫朝鲜人财物等事件，在许多农村发生了中国人与朝鲜人的冲突。但普通朝鲜人欢迎“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到来，“害怕国民党军队的到来，因为随着这些军队的到来必将加剧对朝鲜人的压迫，中国居民与朝鲜居民的关系将会更加尖锐化”。(57)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报复日本人的过程中，也同样虐待了朝鲜人。八路军特别是朝鲜义勇军来到朝鲜人集居地之后，情况很快好转。中朝军政干部严格执行中共中央政策，对朝鲜族和汉族一律平等对待，对贫苦大众平等分配土地，激发了朝鲜人加入朝鲜义勇军的热潮。这是朝鲜义勇军数量大发展并将枪口对准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原因。
东北朝鲜人踊跃参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回国报效自己的国家。日本投降大大激发了朝鲜人的民族意识，在东北，从一般居民到日军中的朝鲜兵，都表现出参加建设新朝鲜的强烈愿望。1944—1945年，日本为挽救失败，大量征召朝鲜人入伍，因此在日军的各个系列中形成了“很可观的朝鲜人阶层”。在牡丹江市，一群朝鲜战士将自己部队中的日本人缴了械，并把他们带到苏军司令部，而他们自己也自愿当了俘虏。被俘的朝鲜人声明，他们不愿意帮助日本人，全体宣布愿意回到朝鲜去，争取自己的权利，成为无愧于自己祖国的爱国者。同样的情况，在东北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在东北的普通朝鲜居民更是掀起了一个回国定居的热潮，牡丹江市还成立了一个回国定居理事会。但苏军当局制止了朝鲜居民的回国运动。(58)于是许多朝鲜青壮男子、包括一些被释放的战俘便纷纷参加朝鲜义勇军，因为他们知道，刚刚建立自己政权的国家最需要的是军队。他们将东北战场当作获取回国参加军事建设知识的课堂。(59)
朝鲜义勇军在东北与国民党军队英勇战斗，东北则为朝鲜义勇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各种有利条件。东北孕育了朝鲜义勇军，朝鲜义勇军则为东北解放付出了热血。朝鲜义勇军又将东北根据地与朝鲜的友谊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朝鲜师回国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
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金日成当选内阁首相，年底苏军从北朝鲜全部撤走，年轻的共和国自己承担起国家的全部防务，军队建设成为首要问题。1946年朝鲜组建了1个步兵旅和2个步兵师。(60)1949年6月末又组建了1个师，朝鲜军队总共有步兵3个师、1个旅。(61)这些新组建的部队，没有实战经验，数量也不多。随着苏军的撤退，在三八线频繁出现南朝鲜军事挑衅情况。(62)金日成遂于4月28日派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金一向中共要求将朝鲜人部队移交给朝鲜。(63)当时中国已经解放南京，内战接近尾声，大批军队需要转业复员。毛泽东当即答应了金一的要求，表示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师可以随时交给朝鲜，另一个师因为正在参加进攻战役，待南方战斗结束后再交给朝鲜政府。(64)
7月20日驻扎在长春的一六四师离开长春，经会宁抵达北朝鲜的罗南，编为朝鲜人民军第五师。(65)驻守沈阳的一六六师从沈阳出发，7月25日进入新义州，后转移到安州方面(黄海道)，成为朝鲜人民军第六师。(66)第一六四师的实际入朝人数是10821人，一六六师的实际入朝人数为10320人。(67)这两个师都携带着全部武器装备。第一五六师在中国南方作战结束后，于1950年3—4月移交朝鲜，其中第四十三军下属一五六师的朝鲜族官兵8000余人、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下属2500余人、第一一三师下属1000余人以及第四十三军下属500余人，总计12000余名，另有四十七军下属各师的朝鲜族官兵大约2000人左右，共14000余名朝鲜官兵于3月上旬集结于郑州。3月中旬，这些朝鲜人部队整编为独立十五师、一个团和一个独立大队。独立十五师于3月底抵达朝鲜元山后成为朝鲜人民军第十二师；另一个团在4月初从郑州出发前往黄海岛松林，成为朝鲜人民军第十八团；独立大队则前往平壤编入机械化步兵团。(68)这些朝鲜部队是解放军中装备最好的部队之一，所携带的武器也比较精良，计有：步枪12000枝、轻机枪440挺、重机枪180挺、手枪120把、迫击炮132门、反坦克炮72门、105榴弹炮36门及若干弹药。(69)
这3个朝鲜师回国，使朝鲜兵力增加了近1倍，而且这3个师具有实战经验，特别是第一五六师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它们编入后，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迅速加强。此后朝鲜又新组建了4个师，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朝鲜总兵力包括新组建的4个师，共计10个师，1个坦克旅，1个摩托车团，1个炮兵团，1个高炮团，共计17.5万人。(70)战斗实力大大强于南方。因此南北朝鲜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般地将韩国军队打得大败，6月28日夺取汉城，7月20日占领大田，7月24日占领木浦，7月31日占领晋州，韩国军队被赶到釜山附近的洛东江一带。从三八线向韩国进攻的朝鲜人民军共21个步兵团，其中10个团是由中国移交给朝鲜的部队组建的。许多朝鲜人民军的高级指挥员包括总参谋长姜健、两个军长以及6个师长都在中国东北经历过同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在朝鲜战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71)
但美国纠集联合国军大举干涉，形势很快发生逆转。美军于1950年7月在韩国仁川登陆，对朝鲜军队大举反攻，人民军的主力遭受重大伤亡，10月平壤告急。金日成向斯大林求援，斯大林则把挽救朝鲜的责任推给了毛泽东。(72)当时中国百废待兴，经济上和军事上都面临巨大困难。但毛泽东毅然做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命令志愿军于10月19日入朝。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将美军赶到三八线以南，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变了东北亚的局势，使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进入较为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前因后果、决策过程、利弊得失，已经有大量著作阐明，但对中国毅然出兵朝鲜的原因，尚缺乏对抗战以来中朝关系不断发展的历史考察。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肇端于抗战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这两个历史时期是朝鲜儿女的鲜血流在中国的土地上。当付出重大牺牲支援过自己的邻邦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领导人能不挺身援救吗？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正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业已形成的中朝友谊关系合乎逻辑的发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仅阵亡官兵就达18万人。(73)这次是中国儿女的热血洒在朝鲜的土地上，既是对朝鲜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支援中国的回报，也为中朝长期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
(韩国学者金东吉教授提供了本文使用的韩文资料，特致感谢。)
注释：
①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2005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八、九、十、十一军军史；研究著作有：《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编写《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李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冯仲云《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此外，据不完全统计，有关抗联各类文章有300多篇。以上著作和文章对抗联产生、发展、贡献和不足之处进行了全面论述，但共同欠缺是没有利用苏联方面的档案资料，出现一些缺漏。
②研究这一问题最重要的文献是朱理治《关于北朝鲜对东北解放战争支援情况的报告(节录)》(1947年6月27日)，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此外，王一知《“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和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均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以及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等回忆录和著作都披露了东北革命根据地与朝鲜关系中的一些重要情况。
③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归朝鲜的问题新探》，《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加强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从1935年起又从朝鲜本土向东北迁移了大批朝鲜人。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中国东北地区约有200万朝鲜人，占全体3000万东北居民总数的15％。Централъ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ССР(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以下简称ЦАМО СССР)，32/11306/692，л．л．35—36。
⑤黄龙国编：《朝鲜族革命斗争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41—245页。
⑥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
⑦霍辽原等：《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⑧霍辽原等：《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95页。联军第二军大半是朝鲜人组成的队伍，参见《战斗中的东北抗联军》，《解放》，1937年8月9日。
⑨霍辽原等：《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128—129页。
⑩纪云龙：《杨靖宇和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东北书店1946年版，第94页。
(11)ЦАМО СССР，2/12378/1，л．л．89—90.
(12)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第302页。
(13)1945年8月11日，斯大林打电报给中国抗联指战员说：“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待命。”见王一知《“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辽沈决战》上，第161页。
(14)1945年6、7月份，周保中派出340名指战员作为第一批先遣支队到苏军，8月8日派出160人到苏联第一远东方面军，80人到苏联第二远东方面军，100人到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参加解放东北的战斗。见王一知《“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辽沈决战》上，第159页。
(15)ЦАМО СССР2/19121/2.，л．л．3—4.
(16)ЦАМО СССР，2/17582/2，л．23.
(17)ЦАМО СССР，2/19121/2，л．л．3—14.
(18)ЦАМО СССР，2/19121/2，л．л．3—4.
(19)ЦАМО СССР，2/12378/1，л．47.
(20)有的著作认为，由抗联在东北建立的战略据点为57个(孟宪章等《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212页；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6—10页)，不确，应当以苏军当时文件记载为准。
(21)ЦАМО СССР，32/11306/604，л．283.
(22)ЦАМО СССР，32/11306/604，л．283.
(23)ЦАМО СССР，234/3213/524，л．л 160—163.
(24)ЦАМО СССР，32/11473/45，л．л．104—105.
(25)朱理治：《关于北朝鲜对东北解放战争支援情况的报告(节录)》(1947年6月27日)，《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41页。
(26)《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357页。
(27)《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第307、380页。
(28)陈牧、张文杰：《朱理治传》，《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77—578页。
(29)陈牧、张文杰：《朱理治传》，《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77—578页。
(30)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58页。
(31)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68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71页。
(33)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59—460页。
(34)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辽沈决战》上，第628—629页。
(35)朱理治：《关于北朝鲜对东北解放战争支援情况的报告(节录)》(1947年6月27日)，《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40页。
(36)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61页；《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第471—474页。
(37)金日成：《金日成同志回忆录：与世界同行》(继承本)第8卷，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页。
(38)丁雪松等：《朱理治同志为建设东北解放战争隐蔽后方所作的贡献》，《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24—525页。
(39)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67页。
(40)《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第468页。
(41)《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第473页。
(42)陈云：《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辽沈决战》上，第2—3页。
(43)ЦАМО СССР，32/11306/692，л．л．35—39.
(44)ЦАМО СССР，2/19121/2，л．л．3—4.孟宪章等：《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刘文新、李毓乡：《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275页。
(45)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第299页。
(4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页。
(47)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第394页。
(48)苏军以“在朝鲜只许有苏联的武装力量”为由，拒绝朝鲜义勇军入朝。金东吉：《1945年10月朝鲜义勇军先遣纵队入朝及其受挫》，《韩国研究论丛》第12辑，2009年，第256—257页；［韩］中央日报特别采访部：《秘录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上册，首尔，中央日报社1993年版，第148—154页。
(49)大会还决定朝鲜义勇队司令员武亭等70多名朝鲜义勇军干部回朝鲜。见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第394页；《秘录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上册，第155页。
(50)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10月印行，第76页。
(51)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77页；文正一、池宽容：《抗日战争中的朝鲜义勇军》，《民族团结》1995年7月号；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第393—397页。
(52)ЦАМО СССР，2/19121/2，л．л．3—4；孟宪章等：《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第201页。
(53)《代理延吉市市长王世选禀》，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172—1/1467—1，第300135—300141页。
(54)文正一、池宽容：《抗日战争中的朝鲜义勇军》，《民族团结》1995年7月号；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第396—397页；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编：《朝鲜是中国亲密的邻邦共患难的战友》，1950年10月印行，第12—16页。
(55)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76—77页；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编：《朝鲜是中国亲密的邻邦共患难的战友》，第12—16页。
(56)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归朝鲜的问题新探》，《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03—114页。
(57)ЦАМО СССР，32/11306/692，л．л．35—39.
(58)ЦАМО СССР，32/11306/692，л．л．28—40.
(59)ЦАМО СССР，40/11340/40，л．л．39—40.
(60)А．С．Орлов，В．А．Гаврилов，(Москва：ВЕЧЕ，2003)，с．26； 1950—1953(СПб：ПОЛИГОН，2000)，с．29.
(61)《什特科夫关于人民军备战等情况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6月22日)，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以下简称АПРФ)，3/65/3，л．68.
(62)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归朝鲜的问题新探》，《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07页。
(63)《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谈判情况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АПРФ，3/65/9，л．54.
(64)《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谈判情况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АПРФ，3/65/9，л．54.
(65)金重生：《朝鲜义勇军密入北朝鲜与六·二五战争》，首尔，明知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66)［日］和田春树著，［韩］李钟奭译：《金日成和满洲抗日战争》，首尔，创作批评社1992年版，第38页。
(67)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76—77页。
(68)金重生：《朝鲜义勇军密入北朝鲜与六·二五战争》，第151—152页。
(69)《军委同意第四野战军中朝鲜官兵回朝鲜的电报》(1950年1月22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就金日成同意接收在第四野战军服役的朝鲜官兵刘少奇致毛泽东电》(1949年1月22日)，АПРФ，45/1/334，л．22。
(70)А．С．Орлов，В．А．Гаврилов，(Москва：ВЕЧЕ，2003)，с．27； 1950—1953(СПб：ПОЛИГОН，2000)，с．29.
(71)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归朝鲜的问题新探》，《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03—114页。
(72)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73)丹东历史博物馆陈列的有确切姓名的阵亡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