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7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召开了“纪念杨小凯教授学术研讨会”，纪念九年前英年早逝的杰出的华人经济学家和伟大的宪政主义者杨小凯先生。近40名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士参加了会议。

一、缅怀小凯

乌家培（著名经济学家）：一位具有“拼命三郎”精神的青年学子

我认识杨小凯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70年代末，杨小凯在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从事事务性工作，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位青年郁鸿兴。当时按照老一辈著明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的主张，用研究会来筹建研究所，他自任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总干事，他说“干事”要干事，不宜叫理事，副总干事有李德仁，徐寿波等，我也是其中之一，该研究会是由光远的秘书刘与任出面组织活动的。我常被通知去参加干事会，正是在那里认识了杨小凯和郁鸿兴。他们希望我能帮他们学习经济学。

杨小凯是光远的亲戚，他去光远的家时就常常从史家胡同8号步行几分钟来到我家干面胡同11号，在接触中，从他的自述，我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于长沙入狱，在牢里向几位中学教师学习数学和英语，他虽未进过大学，但自学成才。

最先，他送给我一本用腊纸手刻的《经济动力学》要我为他修改，并帮他出版，这本文稿把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入经济学，研究“经济熵”。我看后觉得比较粗糙，不成熟，劝导他可学习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研究这些横断科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把手刻本还给了他。

杨小凯非常好学，问我能否找几本经济学著作给他翻译，既可练习英文，又能学习经济学，我就在我房内的书架上抽出一本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著的《经济控制论导论》说这本书很好，也不太厚，他拿到书后非常高兴，就说他准备与郁鸿兴共同去翻译，郁鸿兴是光远的侄子。

过了两个星期，杨小凯就把译稿送给我看，我当时十分惊讶，问怎么这样快，他诚实地说，是开了夜车赶出来的，对他的努力我不敢怠慢，抽时间帮他校改“前言”部分，但是我实在没有时间，我负责任地找到王宏昌。他也是于光远出面从青海一个化学研究所调回北京来搞经济研究的，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王宏昌与苏绍智（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第一任所长）是南开大学同班同学，经济学功底好，特别英文较熟。我请求他帮青年学子一把，他欣然同意了。经王宏昌校改全书后，译稿的质量有较大的提高，最终经我推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由于当时国内正在兴起学习和研究经济控制论的高潮，该书出版后受到较大的欢迎，赢得学术界好评。

1980年至1982年，我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的推荐和委派，作为该院第一批赴美国作访问学者五人小组的组长，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先在克罗拉多州的美国经济研究所学习英语口语达半年，后又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由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教授指导进行学习和研究。在上述这段时间内，杨小凯经常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帮他去美国学习，我劝他要安心等待时机。他每封信的结尾，都写着“翘脚以待”，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从当时由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研究室以进修教师身份作为我的学生的刘鹰给我写信告诉我，杨小凯因“历史问题”不能在北京为有关研究机构录用，经她帮助全家三口到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落脚工作了。

由于刘鹰在经济研究所经常与福特基金会驻京办事处老盖特纳（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任期财政部长小盖特纳的父亲为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大卫（具体姓名已记不准确）接触，在我回国之前去了美国耶鲁大学学习。这更促使杨小凯急于赴美学习，增加了给我写信的频度，但他不是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人员，我无法向马洪院长推荐他。

刘鹰介绍给我的另一位正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应用数学的钱颖一（现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至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我向马洪报告后，马洪就同意了，为他在博士毕业后能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来工作，我还专程去找过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时任钱颖一所在系领导的一位党支部书记，经过双方协商，容后再定，就与福特基金会联系，由该会资助转去哈佛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对杨小凯我实在帮不上忙。

在这种情况下，杨小凯转而求助于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1982年邹教授到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讲学时，通过杨小凯的自我介绍，邹教授认识了他，并对他十分赏识，立即推荐他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赴普林斯顿大学进修，但武汉大学党委不批准杨小凯出国。后经邹至庄教授直接写信给当时的总理赵紫阳，赵总理批示同意，武汉大学才不得不放人，让杨小凯到美国学习。

杨小凯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经济计量学，研究经济模型及其应用，由于他在美国认识了黄有光教授，并在黄教授的帮助下从美国普林顿大学转至澳大利亚莫纳斯大学，并改变方向，用数理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着重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专业化分工和经济组织，并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发展经济学，力图构建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发表了几部专著和一批的有质量的学术论文，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

我是在1985年认识黄有光教授的。同年11月至12月，应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鲍威尔教授的邀请，我率中国数量经济学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并参加“经济模型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两国双边学术讨论会，黄有光教授是澳方代表团9位成员中唯一的华人学者，他提交的论文为《国家经济政策中的效益与平等问题》他还送给我一本有关中观经济学的专著。我去过莫纳斯大学和黄教授的家，见过他的夫人，她曾到过南京市学针灸，十分称道中医中药。对黄教授与杨小凯的交往与友谊我并不太了解。

1989年我在上海五官科医院治疗视网膜脱落的左眼，因系第二次手术，难度较大，住院的时间较长。当时，我正在阅改我主编的《宏观经济控制论》一书的书稿，收到《中华英才》画报社寄来的一本大型画报，该期有专文报导杨小凯的宣传文章，该文只赞扬杨小凯在翻译《经济控制论导论》一书的贡献，我读后给该刊编辑写了封信，认为这样报道最好能在发表前给本人修改一下，避免与事实有大的出入和不恰当的夸张，这样才能起到爱护和鼓励年轻学者的作用，而不会给他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至90年代，有一次我到上海发展改革委员会出差，遇见时任副处长的郁鸿兴，问他与杨小凯是否还有联系，他说只知杨小凯来上海讲学，但已断了联系。

凡与杨小凯有过交往的人，都对杨小凯学习和工作的“拼命三郎”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尽管没有受过系统的严格的本科生、硕士生的教育和训练，却能直接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中作出惊人的学术成就，靠的就是与常人不同的拼命的精神和顽强的意志。他英年早逝，令人十分惋惜。这告诫后继者既要向杨小凯学习，学习他那股精神，同时也要关注健康，增强生命的正能量。

杨小凯为什么在国内未能成才，而至国外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从一个讲师跃升为一位国际知名的讲座教授，这表明我们国内的制度和环境对识才、爱才、成才和用才等方面还有严重的欠缺和问题。往往因政治观点和历史问题而戕害人才、扼杀人才、埋没人才和放弃人才，在知识分子中间也有相互鄙视、妒忌、排斥等恶习，对相互尊重和关心做得不够好。有些领导是“武大郎开店”，不喜欢被领导者的才能超过自己。要兴国强帮，必须“广开才路”，网罗天下人才，包括专才、通才、奇才、异才，应多吸引人才，少流失人才。邓小平能重视、表彰、宣扬像陈景润这样的数学家，是非常伟大的。杨小凯是我国应引以为豪的经济学家方面的特殊人才。我国要实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国梦”，必须成为人才大国和人才强国。这里的“强”字，既是形容词，又是动词。用人才来促进国家强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大有希望。

（主持人：下面请王秘书长介绍一下陈平老师的书面发言。陈平老师是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陈禹：

5月份在杭州，我碰到陈平，当时说到我们在筹备这个会，他觉得很感兴趣，但是他已经约好去美国，当时就跟他商量，他有一个书面发言，所以陈平也很认真，就把他的书面发言发过来了，书面发言复印了一些，在座有些老师前面有，可能不够了，既然他是书面发言，就请王明明师把书面发言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陈平原来是北大经济研究中心，他主要是从物理的角度，因为当初他在北大的时候，曾经请我去北大讲过一次，他经济上最主要的贡献是在经济数据中发现

奇异新因子，研究混沌现象，而且他和杨小凯在美国成立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王明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介绍陈平教授的书面发言要点

杨小凯关注的在学术上关注两个问题，学术问题是劳动分工的起源问题，政治问题是中国宪现政问题，这两个问题是陈平和杨小凯都共同关心的问题。陈平作为物理学家的经济学研究者更关注的是历史的事实和方法论的优劣。同时对问题的答案是开放的态度，任何科学问题有更好的答案，没有最终的答案。

重点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杨小凯提出的两个问题，劳动分工的问题和宪政的问题，以及对未来经济学发展启示。

第一部分解释劳动分工的两种思路，他认为这是两种方法论，优化论和演化论，首先回归了经济学发展，从亚当斯密国富论开创古典经济学，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看不见的手和非常著名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到市场分工的限制。马歇尔以供给曲线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他关注的是价格形成机制，而不是劳动分工的演化，萨谬尔森和阿罗代表新古典经济综合，把资源配置而不是劳动分工列为经济学基本问题，非引入预算条件下优化模型作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到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当代西方新古典综合，存在着经济学规范的整合问题。问题是如何整合。

关于劳动分工但是在经济学研究上有一些解释得不够清楚或者是有一些争议的问题，规模递增和劳动分工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没有给出具体解释。看不见的手和斯密定理是有矛盾的，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在逻辑上有自相矛盾的。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科学产生于西欧，而不是当时的中国。

这也是看成劳动分工的问题，中国式发展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而没有国际化的分工，西方打破了经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挑战，劳动分工的协调如果能够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协调的话，为什么存在周期性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深面提出的问题被排除在新古典经济学之外的，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主要由两条不同的路线，演化论和优化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优化就是演化，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是一个区域均衡的，以普里高津非平衡态物理学认为是非平衡多样发散的过程。陈平认为说由于不同的师承关系，杨小凯的工作主要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但是出去以后还是念传统的经济学这样的训练，它的方法论是遵循优化路线的。陈平老师是非平衡的演化论观点，所以提出一个问题，优化规范和演化规范各自适用的范围在哪里，交界在哪里进行讨论。

陈平老师的观点，杨小凯的思路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讨论分工问题，给出的是技术性的解答，设计了特殊的生产函数，以2代表多，这样解释劳动分工。所以，杨小凯的数学模型在定性上是可以描述复杂现象的，但是本质仍然是新古典的优化模型，杨小凯的研究还是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混沌是非常抵制的，市场还是自稳定的系统，不需要政府干预，波动的根源是外来的噪音，如果存在混沌意味着内生不稳定性，自由放任政策就没有依据了。

但是陈平认为说，如果没有不稳定性就没有多样性没有创新，这是熊彼特的演化和创新经济学无法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描写的原因。杨小凯的角点解模型、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把这个思想和新古典经济学引进来，建立这样的优化框架，但是两者的共同之处都在于相信市场是不需要政府干预的，这是古典一词在经济学的含义。杨小凯的工作发展和修正新古典经济学，但是没有发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另外一个贡献就是把交易成本的概念引入劳动分工的模型。

作为陈平老师所谓演化论这一派对劳动分工，经验观察和理论探讨，他是从自己看到的实践当的东西，在当时太原重机厂的调查，技术是很强大的，但是重机厂生产是亏本的，因为市场规模非常小，实际上这个就有一点斯密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观察到毛泽东时代现代化的国企，效益低下的原因不是技术落后，也不是一般会认为产权不清，所以没有积极性，也不是，至少在这个工厂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中国在西方和苏联封锁情况下，没有加入分工体系导致市场狭小没有规模效应，为什么没有加入国际分工体系，有特殊的政治原因，中国历来是这样，从唐代开始就是政府强调自给自足，而不是发展国际分工，基于国家安全原因，因为开放经济受到外地制约的风险，远大于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安全性和经济效益有一个权衡，种粮为主的小农经济在结构上比西方牧业结构更稳定，西方之所以开放，因为牧业是无法自给自足的，所以选择了开放的道路，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回答李约瑟的问题，迎接工业革命挑战的话，必须发展开放型的劳动分工。陈平老师就开始走这样一条路。

这个矛盾不仅存在于亚当斯密自己看不见的手和斯密定理矛盾，复杂性科学存在类似的矛盾，对复杂系统而言，复杂性增加以后究竟是增加还是降低系统的稳定性，生物学家相信复杂性会增加稳定性，但是物理学家模拟的结果正好是相反的，复杂性会导致不稳定性。用劳动分工模型回答了这个问题，复杂性和稳定性是消长的关系。劳动分工有三个条件，资源种类不断增加，劳动范围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断增加的，资源上限没有饱和，使规模经济有成长的空间。环境冲击的幅度是有一定的限制，资源种类增加分工，分工范围扩大是结果，但是实际上这两个是互为因果的。

陈平老师的结论，优化论和演化论的关系和边界，优化理论主要关注企业的短期行为和规定结果，演化理论主要可以关注视野比较大的，关注文明国家和产业长期行为和历史方式。

而且他在最后一节又总结了，从复杂科学和非平衡物理学看优化理论的局限，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框架只对能量守恒的封闭系统是保守系统，生命和社会系统是开放的系统，是耗散结构，需要靠联系不断的物质流、信息流、负熵流维持，属于远离平衡非线行动力学。陈平老师注意观察现实，从宏观和金融经济学的真是数据观察到复杂现象，这些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新古典经济学凸现性假设，隐含资源无限、人的享受能力也不受生理学有限生命的限制，这是有问题的。没有饱和上限，意味着不考虑环境的资源限制，都是有问题的。

他们都共同涉及到一个问题交易成本，关于交易成本的结论也有质疑，劳动分工演化和生物学的演化都是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生命系统越复杂，消耗的能量和信息就越多，如果认为这种交易成本降低是劳动分工发展动力的话，这就违背定力学第二定律。

如果不考虑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竞争，不考虑产业和技术新陈代谢，杨小凯模型在知觉上是清晰的，简单的交易成本比如说运输和通信成本的降低，会使企业决策愿意从市场上购买组件，而不是自己全部生产，分工就发展了。日益增长的网络复杂性会大大增加系统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所以其实广义的交易成本会增加得更快，分工增加以后，交易成本会增加得更快，反过来会限制劳动分工的规模，产生危机拆分或者重组，不会是单向持续扩展的过程。这是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的研究。

理解宪政的思路，理性设计还是历史演化，杨小凯偏重于理性设计，陈平老师的观点倾向于历史演化。也是由于不同的经历，杨小凯在文革当中坎坷经历，后来到美国留学以后见到西方文明的优越面，所以他的主张是中国改革要向西方模式宪政靠拢，但是陈平老师的看法，主张宪政的人只有善良的愿望没有可操作的办法。有点老鼠给猫脖子上挂铃铛，如何说服猫挂上铃铛呢，愿望是好的，但是怎么样操作，而且他回顾自己成长的历程，历史的过程和自己的观察，后面结论性的东西，在资源饱和和资源不利的情况下，资源是有限的，资源是比较缺乏和环境不利的情况下，集体主义文化比个人主义文化有更大的生存能力，个人主义只有在资源不断开放才能在创新竞争中领先。

观察历史的多样性的话，可能更适合用非线性的数学模型描述，所以就发生方法论上的逆转，新古典经济学坚持用本质是线性的优化模型和剂量经济学回归分析，演化经济学家是努力采用科学混沌、分岔、小波、网络等。方法论上的争论，等价于力学当中二体和三体问题的争论，新古典经济学杨小凯本质还是古典经济学，其实都是一体二体的问题，一体二体问题有解析解可以进行预测，三体问题没有解析解，不可积，这也是牛顿力学预测能力的局限，也是研究混沌现象的开始。

制度经济学以及科斯交易成本理论，把社会冲突化解为等价人二人讨价还价的交易，而且博弈论的囚徒困境实际上也是二体的问题，社会问题本质上是多体的问题。如果宪政问题是多人博弈的话，它就可能不是有一个唯一确定的稳态解，而是历史的偶然因素，可能是所处的环境和起点敏感。

所以从历史上来看，它是比较注重历史的，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的稳定性比中国都要短，战后的亚非拉的民主国家被军政变绑架，西方民主政治被利益集团左右，应付危机和战争的能力不如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在和平创新时期有一度领先的表现。这些观察都说明社会历史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新古典经济学把数学方法引入经济数学的分析和经济政策的决策是进步，但是市场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又使大家认识到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和社会演化的复杂性。这对复杂科学与演化经济学的结合，起了推动作用。要走出美国起源的金融危机，超越西方劳动分工模式引发的生态危机，我们有必要整合东方整体论智慧和西方分析科学工具，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陈禹（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学习杨小凯教授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很高兴这么多朋友对这件事很关心，最初俊秀提出开这样一个会议的话，我也有一点犹豫，从到会情况和会下反映，从乌老师和年轻同志都关心这样的事，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高兴的今天能够这么多朋友参加这件事。

借此机会，我做一个发言，上午是纪念，下午是学术讨论，有些展开的问题下午再说，说说自己的一些感想。探索信息时代的经济规律，这是我们学会在最近两三年，我们集中力量考虑的问题。

对杨小凯经济研究这几年看得多一些。今天开这个会，一方面是对杨小凯教授作为学者和同行的纪念，我们学会去年出得那本书，那本书叫中国经济向何处去，还没有杨小凯那么大胆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只说经济，但是也是一个巧合吧。

从杨小凯逝世到现在这9年，应该说发生的事是非常多的，这九年里头是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陈平关心两个问题，分工问题和宪政问题，咱们不说宪政的问题，今天就说分工问题，确实是更尖锐地摆在前面。

回头和子健说一下，城镇化说到底是分工问题，我们要考虑到底这个过程中间，从年轻的时候就说，老说消灭三大差别，当时老想是消灭三大差别，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这实际上是消灭分工的思想，这是不对的，不是消灭，而是如何发展，如何演化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们感到现在现实非常丰富多彩，咱们就回忆这九年杨小凯逝世这九年，陈平说如果杨小凯能活到今天，一定会有更多的思考，我们就应该接着这个思考。2013年的中国，我们回忆杨小凯写中国向何处去，根本的变化简直没法说了，就像陈平说的，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思想也变化得特别大，我们的想法和1966年完全不一样了，04年到现在，要说大事的话，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在国内来说，这九年里头，重庆起来到降落，一直到今天还在延续发酵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我很赞成陈平说得这句话，在西方悼念一个学者主要是讨论他提出的问题，下面我说三个问题，我看了杨小凯的东西，包括看了陈平的东西我想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分工的问题，我们需要发扬杨小凯的精神，一是挑战权威，追根溯源。杨小凯从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精神，敢于挑战权威，而且对这个问题的追根溯源。所以我就摘了布坎南的评价，布坎南纪念杨小凯的文章，这段话特别值得研究一下，一点也不夸张地讲，杨小凯跳过了两百多年带有误导性的经济学分析，把我们带回亚当斯密那里，领略斯密的基本洞见，并且富有想象力运用现代分析技术，重新对斯密的思想进行阐述。杨小凯的贡献由此深入到经济学的核心领域。

这段话我是反复看了以后，需要往下琢磨。

两百年来经济学是误导，误导在什么地方，到底怎么样误导的？要重新领略斯密的基本洞见，为什么一触及到这个问题就到了经济学核心领域，我的体会是这样的，误导离开了分工创造财富的基本出发点，亚当斯密定理，首先前提是分工创造财富，然后才是规模决定市场范围，首先是分工创造财富，一加一大于二，分工了以后创造了财富，一加一大于二是怎么样大出来的，就像陈平说得那样，到后来整个转到资源配置的问题上，资源配置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一点上我同意陈平的意见，把注意力集中到一般均衡模型和资源配置问题就隐含了一个前提一加一等于二，这个话在马克思工资价格论也讲了，锅是一样的，只是分配勺大小的问题。杨小凯之所以工作得到了布坎南和阿罗高度的评价，很重要的一点，把分工重新作为研究核心议题研究，从这个意义上，体现了杨小凯眼光，在于抓住根本，而且是挑战权威，所以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高度评价，两次提名诺贝尔奖，这一点作为华人经济学家值得自豪的。

当然从思想方法来说，分工问题还可以专门讨论对分工详细的了解，从杨小凯这里学就是挑战权威，追根溯源。

第二个问题，超边际分析，超边际和新兴古典是一个事，布坎南说，杨小凯用现代分析方法重新解释斯密的思想，就是指超边际分析，这个时候和我个人背景有关系，我是学数学出身的，这里涉及到数学方法的引用问题，从边际分析到超边际分析这一步是重要的突破，为什么是一个突破呢？

杨小凯的《发展经济学》一再说到边际分析是在均衡的状态下，是在量的选择或者是连续，第一连续的，当然还有凸性，在这个基础上的决策问题。换句话说，我要这个还是那个，质的选择已经定了，在定了的前提下，来做量的选择，分工是给定的，我为什么分工，我不分工行不行？我们就往前推一步，从哲学的理念上来讲，质优先于量，质的判断上定下来，才谈得上量的分析。如果传统经济学边际分析是在一定范围内在前面提定了的情况下局部的量的分析，现在到超边际分析已经迈出了一步，同时往前把角点解的问题，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是先念哪个专业，才谈得上各个时间怎么样分配，像学生选课一样，专业定了，才谈得上选课怎么样选。

陈平认为优化理论在相对比较小的范围，这里头又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时间尺度的问题，时间尺度是短期的话，在相对平衡的，这个时候均衡模型也好，量化演化都是可以讨论的，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把尺度放大，放到陈平说得开放远离平衡状态系统的时候，那个东西又不行了，那部分就是质的差别，从边际分析到超边际分析实际上是思想方法的突破，一个超越，如果说这两个都有道理的话，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不同的系统类型问题上。冯.诺伊拉曼曾说过，用精确的方法处理根本就不明晰的概念和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换句话说，冯.诺伊曼对于数学在经济学中怎么样用有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物理是先有物理后有微积分，现在搞经济往往总想在物理里边成功的例子拿到经济中来，效益是值得怀疑的。他认为数学本身就要发展，换句话说将来经济学要用的数学应该是不同于物理学所用的数学，但是这个话是1944年冯诺伊曼博弈论和经济学行为那本书讲的，到现在又70年了，在经济学中现代经济学中用得最多的是计量经济学、回归，再向前就是规划理论，规划线性规划，再往前像刚才乌老师提到的，80年代初，我们念研究生的时候正好是三论最热的时候，杨小凯翻控制论的时候。大家都在试图寻找一种能够符合经济学需要的数学，这个数学到今天为止人民大学数学教研室一直在出经济数学教学的教材，那个教材一共是五本，除了前面的微积分、线性代数主要是运筹学、概率统计。

我们现在经常引得一段话，我一直没有找到出处，一个学科的成熟程度是由应用数学程度决定的，对这个话我一直有点怀疑。按冯.诺伊曼的说法，实际上科学发展了，要求数学工具，数学跟着也往前发展，不能单方面说，数学已经准备好了好多东西，各学科来用。

超边际分析具体的分析方法角点解再细说，这应该是这方面的进步，在经济学中怎么样用数学方法，这应该是一个突破。

从杨小凯这件事我就稍微说一点立足现实的问题。因为咱们今天说是学术讨论，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大家也都明白，我们今天讨论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中国现在有问题，大家才关心。

杨小凯是从一开始就不是书斋中的学者，我看他的文章包括近年来发表的文章有很多的现实问题，我得到的教益，以我自己来说，我是比较怕谈实际问题的。因为实际问题其实都是很复杂的，各有各的道理，老说各有各的道理，等于白说，等于没说，但是实际上要想讲绝对化，就像有些炒作的时候，老说绝对化，一说绝对化肯定有错。以我自己来说，有的时候我会回避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就是回避这个问题，我看杨小凯不是这样。后发优势、后发劣势的问题，比如说在现在大家一边倒都说是后发优势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还有后发劣势，这话两面说都对的，一股潮流只说后发优势，而忽略后发劣势甚至掩盖自己缺点的时候，能够有勇气说这个话，我是很钦佩的。

最近咱们学会也一直讨论这些问题，我觉得应该增加提倡面对实际，有的放矢回答一些问题，因为现在的学术界，我也是老师，对此确实很有意见，在网上不负责任有一些悲观的说法，那也是于事无补的，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什么用呢？这不是学术讨论，讨论就细说了，作为一个感受，我们纪念杨小凯有些精神需要学习，如果杨小凯活到今天，对这些问题怎么样想怎么样看，做什么样的研究，有幸在这儿继续研究，就应该继续，不然的话，中国知识分子真叫做集体失语、集体失忆，那就太不对了，谢谢大家

苏小和（青年经济学家）：杨小凯对青年一代经济学者的影响

我不是专业的经济学学者，而是希望谈谈杨小凯老师对于青年一代的影响，影响力，影响了我们什么？在我们这些边缘型经济学爱好者视野里面，小凯老师是非常丰富的人，他影响了很多人，今天在座可能都是经济学家，杨小凯《牛鬼蛇神》影响一大批文学青年和青年作家，百年中国经济思想史深刻影响今天中国经济学史的研究，分析中国经济史尤其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的范式，他的宪政的思想是中国宪政研究的高峰，到目前为止我所读到关于宪政的研究没有人比杨小凯老师更深刻更系统。还有他个人的信仰，我是基督徒，我是非常理解杨小凯老师最后会来到神的面前会成为基督徒。他对很多人构成影响，不仅仅经济学圈子经济学教授。我是想从这样几个方面讲一讲杨小凯老师对我们的影响。

第一，新兴经典经济学，我从经济学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新兴古典经济学，我特别赞同庞老师说的，他是非常古典的人，古典到与亚当斯密直接对话的人，不是否定过去，完全在传承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思想史比较靠近他像阿罗，斯蒂格勒和杨小凯老师比较靠近，秩序性的思考者，而不是简单分工之后细分领域的思想者，在经济学思想史可能是宏大叙事的人。

杨小凯老师曾经在南方周末发过一篇文章，大陆经济学者要关注或者重视文献，我当时在香港看到以后，我还特意跑道张五常办公室聊这个问题，中国大陆经济学者尤其是学院的人不太关注文献，他有这样一段话，不相信官方政治经济学，所以比较自由，与世隔绝状态下出现新的思想，在劳改队，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自己推出来的，他在监狱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秩序，觉得很高兴，他去美国之后这些思想在西方经济学史构成数学的模型，做学问最大的方法论是要关注文献，他这篇文章对我的经济学爱好者构成巨大的方法的影响，理解了杨小凯老师这篇文章的价值以后，我变成非常关注的文献的人。

第三，后发劣势。杨小凯老师2001年在天则研究所那篇演讲。随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杨小凯关于后发劣势的演讲还会有巨大的文献价值，很多人回到这篇文章理论和基础上来。

第四，杨小凯老师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篇文章分了三个阶段：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我个人影响小凯老师对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任何历史研究首先给定一个分析路径和学术历程，价值观和分析方法论是前置性的，中国历史研究大多数都是客观的，还原真实的，杨小凯老师历史研究方法里边所有已经形成文本，历史学文本都不可能真正还原历史，还原历史对理性方法的高估，最好的方法首先给定研究历史的方法，给定历史研究的价值观，按照这样的路径组合材料，给出某个历史研究的侧面，当这样的侧面足够多，还原历史的可能性最大量趋近，而不是真正还原历史，他的观点对我来说也是巨大的震撼，我们从小，尤其在大陆长大的人，总觉得某一种历史教材就是真理，就是客观就是唯一的，以至于我们对历史的理解非常单一枯燥也是非常的错误，里面有丰富的文献，给我们历史研究者巨大的启示。到今天很多在中国大陆做专业历史研究的学者都没有这种意识，都以为自己找真实的历史客观的历史，没有以为历史研究在学术意义上事实上也是符合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方法论的，把历史研究只是一个主观主义方法论的方法论的话，历史研究向前走了一大步，暗合思想多元，每个人看待世界和历史的视角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的是足够多的视角，而不需要说自己是客观唯一的视角，这是杨小凯老师历史对我的影响。

从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用新型古典经济学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分工，1820年开始分析，1820到1833年晚清60年代自由经济的高峰，全球化视野自由交换，事实上是分工的结果，分工唯一的原因，条约口岸的问题，被动性的开放被动性的通商演化出有国际化色彩的分工秩序，导致晚清GDP有那么高，晚清经济实力很强。

洋务运动是反动，对国际自由分工反动，政府对市场的引导或者是政府对企业的参与，他认为洋务运动是一个倒退，构成看民国的视角，因为晚清已经凋敝和垮台以后，政府没有起来，整个社会处在自发秩序的状态，市场引发黄金十年，是市场自由交换，是社会自治，企业家自治的年代，政府很小，市场很大，企业家群体很大，78年以后某些地方做得很多，其实也是对分工的认同，他的秩序对我也构成启示，这两年一直想把他分析框架和经济史的框架想放大，想把杨小凯百年经济史的东西放大，以他这篇文章为前提和模型，援引他所提供的文献，他的文献首先来自于台湾几个伟大的经济学史家，郝彦平等，台湾人做得非常深刻，而且史料完全和大陆来源不一样，而且没有非常明显所谓意识形态的参与，完全是用小凯老师推动自由经济交换和市场经济模型，新古典经济模型分析的，从历史的维度来讲，杨小凯教授是历史文化的专家，到中国的费孝通，甚至到杨小凯，实际上围绕中国问题在思考，沿着经济史的路径做这件事情的。

最后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杨小凯老师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生命，他一辈子50年不到60年的变化，十几岁那么小的小孩，他就开始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中国人共同的思维方式，天下兴旺匹夫有责，我们都是宏大叙事的，我们不会大问题细分，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从小思考大问题，不思考小问题，杨小凯在中国文化传统背景下也是这样的，我看来这是一个缺点，不是优点，杨小凯十几岁就很牛很牛思考大问题，刚好我觉得是一个缺点，这个人非常有重构的能力，重构自己的知识系统，在监狱里面自学数学和英语，他推导出很多经济学已经成型的模型，虽然他不知道，但是是他自己想出来的，知识的路径越来越小。为什么后来会找到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视角，经济学里边还是大秩序，中国向何处去到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实际上还是一个宏大叙事思维方式，从中国向何处去到晚年宪政的思考还是思考中国的问题，还是一个宏大叙事，这可以说是他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思维方式或者情结，就是中国情结。有人说杨小凯是真正的爱国者，这句话对吗，我觉得很对，事实上这也是他作为现代知识语境下面每各学科非常细分以后，有一点小小的不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愿意思考大问题。在新兴经济学古典领域已经非常细分了，他是亚当斯密的门徒，他是阿罗式伟大的经济学家，布坎南说他是古典的人是非常多的，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有很丰富开阔宏大叙事的实业，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千人不遇的人，真的很厉害。

有集体主义、国家主义路径的思维方式转型到有神学参与基督徒的思维方式，因为中国人不太思考哲学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那里来，我到哪里去，中国人很少有终极关怀，不思考人死了去哪儿，在我十年信仰，人死了去哪里，上帝对人提出第一个问题你在哪里？我看了黄友光老师写得文章，我看周其仁老师写得文章，没有理解杨小凯老师这一点。上帝对人的启示分两种，一种叫一般启示，一种是特殊启示，我和杨小凯老师这样的人属于特殊启示，你被上帝拣选成为基督徒，有稳定的信仰生活，还有一种人一般启示，你会感知到太阳照常升起，这是海明威的话，虽然你不信上帝，上帝一样爱你，康德为什么会有理性批评，知道自由是自律这样的道德维度，亚当斯密也是，有基督徒的信仰，为什么发现看不见的手，在道德情操看到人了的道德秩序基于更高的维度公正的旁观者，因为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启示，不会超越，每个人的心既有恶也有善。在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两个维度看到了上帝，生命是完全改变了的中国人，这样的人在近一百多年的近现代知识分子里边有两个人，一是杨小凯，他是特殊启示的角度打通成为生命的改变者，完全不同意义上的人，他是永恒的人。第二个是一般的启示上面打通人的生命状态，就是胡适。他早年是国家主义者，曾经迷恋过苏联模式，曾经跟俄苏有过交流，苏联的成功很成功，我们是否可以放弃自由，如果国家能成功，经济会发现，我们可以牺牲一点我们的个人自由。胡适很郁闷，胡适后来在美国写了一篇文章，我这一辈子别人都说我是自由主义者，我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胡适也是打通了秩序的人，真正意识到人活着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是你的学问不是你的财富，不是你的地位，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名声，而是你生命的状态。在生命的意义上特别推崇杨小凯老师，我认为他是一百多年以来，真正能够非常丰富伟大的学者，也是一个伟大的生命的现象。谢谢大家。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教授）：中国向何处去还是一个真问题

我跟各位老师汇报一下我在火车上思考。因为杨小凯我一不认识，个人没有任何交流，要说受他的影响，为什么今天来了？早期读他的著作和文章留下了一些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这不是简单的印象问题，实际上起到启蒙的作用。

也就是说在早期，我印象当中比较深，90年代中后期受全民大经商的影响，还在一家公司兼职，不认真的学习，也不认真教书，读了杨小凯书之后，对我影响很深，九十年代中期是思想大讨论的有过两次，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所有的学者里头，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现在我想回忆起来，对印象很深是他的理论，我特别同意小和说的，他是思考大问题的思想家。我当初关注他的东西是一大一小，一是他的产权理论，他的产权理论说得很细，底子是古典经济学，然后受哈耶克的影响很深，奥派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很好的继承，新古典已经走样了，杨小凯是非常正宗受哈耶克影响很深的，思考中国问题上有独到的创解。

产权理论，当时印象给我很是三点，认同科斯定理，自己建立的模型分析中国问题，认为市场失败是产权定义不明白的结果，这种说法比较普遍，但是他认为用自己的模型分析之后，在界定产权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外生的费用，减少产权不清会产生一些内生的交易费用，这两种费用加在一起，两全很难兼顾，产权有的时候不一定需要界定得很清楚，产权界定清楚必然呼吁政府的作用，使得产权越界定越不清楚的情况发生。而且提出非常重要的问题，界定产权不像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得那么重要，有的时候企业家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产权有的时候说得并不是特别清楚的，在博弈过程当中，只要规则非常确定，非常公开非常公平，有些不清楚的产权问题可以在交易过程当中解决，由企业家自己解决反而更有效果。

在他的心目当中法律，一个公正的法律应该比界定产权更重要，而且法律应该留给人们非常自由宽广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只有效率在自由的产权买卖当中自发形成，细不细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对我启发是非常大的，只有他这样说，印象非常深，我不是研究产权，我研究财税问题，财税问题很大的问题就是产权，税收在产权之后，向人家征税，先界定产权，因为税跟私有制结合的，如果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的话，就没有税收问题，税收肯定要侵入产权问题，他一说对税收的问题思考得很清楚，渗透到企业家有一部分产权是自己决定的，并不是完全由政府决定的。在上面思想的基础上，非常严厉批评国有企业官办的性质，国有企业越发展，对外企和中国的私企产生直接争利的作用，十几年前就这样说，而且现实当中仍然这些问题都存在。大多数中国学者忽略了一个问题，政府能否办国企的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以后，特别指出这不是效率的问题，中国的学者经常用效率高不高解释这个问题，这是最根本的游戏规则的问题，政府应不应该办，市场经济能否办国企，在他思想和思考的水平尚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越说越不清楚，在杨小凯看来，政府不应该办企业，他是经济当中的第三方，国家超脱于社会之上，当交易双方产生契约纠纷，政府调解，如果你成为一方，就跟运动员当谈判的角色，你下场踢球，弄成中国足球队的结果。垄断若干个领域，不让民企竞争，不让民间投资竞争进入，自己垄断高额的利润，既养活着国企，又高价买单，实际上损害的是大众的利益。

这种理论其实就告诉我们，公有制是不能够跟国有企业这样经济结构为主导的经济相兼容的，提得非常清楚，大多数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犹犹豫豫，等到杨小凯不在了，没人这么坚决声张，国企以改革名义圈钱，国企做大了，不好办，国企比较衰弱，改革是好机会，从放权让利的改革，创造了没有坚持到那么长时间，但是给后人留下改革的空间，从有计划的商品走到市场经济一步步往前走，别管叫社会主义还是不社会主义，根本不看重这个问题，后面的人往回走了，从九十年代中期往回走，走到没脾气的程度，国企做到这种程度，这样的经济结构就不好办了。

关于产权的问题，企业家对企业剩余权起类似专利制度的作用。保护产权不止是政府的事，企业家对企业的剩余权，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有点像剩余价值，这个剩余权靠创新的，什么是创新，企业家的创新不是技术创新，企业家的创新，熊彼特有非常清晰的界定，经济的要素，生产要素重新组合，重新组合一下也是创新，有几个方面的创新，我们经常把创新弄成科技创新、技术创新，其实在熊彼特看来，只是发明，发明能否用于生产过程当中能否创造出价值呢，那是靠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瓦特就是看看壶盖能否冲开，没有再大的作用，没有后来两个企业家介入，试验很难成功的。我们对创新问题在杨小凯认识也没有进步，政府给企业钱，天津骗了政府不少钱，花了就花了，天津叫科技小巨人，哪有小巨人，就是把钱花了而已，如果不尊重企业创新和创业的权力，企业家就不认真创业创新，骗你的钱花，到最后企业耽误了，政府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企业家对企业剩余权起专利制度作用的问题，需要现在的经济学家好好解释和学习一下。

宪政问题，这是大的问题，这是比较具体的，第二个问题对我影响比较大就是宪政，宪政影响我比较深，我也文革出来的那一代，外语不行，基本上主要是看国内学者能看得懂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杨小凯，我才知道宪政怎么回事，后面是刘军宁。杨小凯宪政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他提出来制度转型的核心是宪政。

制度转型的核心是宪政，经济体制的转型只是制度转型的一部分，避开宪政问题或者立宪问题或者宪法问题，宪法是法律条文，如果把法律条文落实到实际当中实施就是宪政，这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否定宪政就是否定宪法，我不理解现在争这个什么，宪法落实下来就是宪政，不知道法学家怎么样想的，反对宪政也不是这样的反对法。当时提双轨制，最典型的原因，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改革当中拒绝了宪政的思维，只能容纳经济改革，不能容纳其他的改革，这样的改革必然导致所谓的双轨制。他一直提出来，只要拒绝宪政，必然就是反对分权，所谓宪政我理解，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宪政，这个宪政如果用最简单的理解，其实就是现实当中如果有一种权力存在的话，必须有另一种权力管住他，当然这样解释不严谨，可是我理解，宪政核心的思想，你只要现实当中有一种权力，必须有另外一种权力关注他，世俗的权力能够超脱于所有的权力管住其他所有的权力，那就不是宪政了。

杨小凯强调两点，如果缺失宪政，政府会借助特权垄断经济利益，抑制民间自由竞争，扭曲市场的价值，使市场价格指示器发挥不了作用，因为价格指示器数字是不准确的。第二，权力没有制衡，就会导致追求一党之私，这种情况很难避免，所谓受贿、贪污，凡是对权力有利的事情大行其道，到最后权力是最重要的，维稳其实也是维护权力，百姓离大众的利益越来越远，以至于不知不觉就对立起来，越来越理解历史，开始的时候权力越来越得不到制约，跟大众的利益对立起来，不这样，开始好极了，不想对立，口头不是对立，咱们是一家，其实已经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已经比杨小凯那个时代要严重得多。小名叫杨小凯，大名叫杨曦光，我觉得叫杨曦光更好，思想的晨曦给我的印象，那么早就去世了，英年早逝，他的去世给人非常美的感觉，小和说他研究大问题，他应该是想大问题的人，再活十年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一个民族总要有思考大问题的人，思考大问题的人英年早逝，但是思考的问题非常有价值，后人在此基础上来继续思考，把中国的改革，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是宪政改革推向新的境界，这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刘鹰（清华大学教授）：缅怀杨小凯

我今天没有准备在这儿发言，很多年没有见到乌老师，在这个时候见见老师也是挺好的。

杨小凯在北京，我记得有一次孙冶方召开一次会议，我在乌老师那儿当学生，我原来学数学的，经济学对来说一窃不通，杨小凯就坐我旁边，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思路非常活跃的，不免有一些抱怨，他跟我谈得非常多，最主要是谈到他当时很希望能在北京待下来，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再加上又是从监狱当中出来，我对他非常同情，你需要户口我给你想一个办法，经济研究所有一个研究生，她是北京人，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他跟我解释，不行，我已经有对象了。后来他去世之后，在写这个故事当中，对他太太一种患难之中建立起来的，感情还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和杨小凯在一块聊的时候，争论得比较多，同意的比较少，认为中国当时很大的问题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中产阶级，从来也没有中产阶级，我跟他在这方面的讨论奠定了我后来所从事的研究。自从1996年开始我对企业家和创业家非常有兴趣，然后开始做研究。

我在这当中就意识到，中国缺的就是这样的环境，能够让很多人用创业的形式表达他们的创新精神和一种创新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那儿之前我也写过一些文章，也做过比较基础性的，因为我是宏观经济学出身，不像杨小凯是做微观经济学，人对劳动逾越的感觉，想到马斯洛的三角形，在解决了温饱以后，劳动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说法，劳动者成为一种必要，需要劳动，没有劳动的话，他感觉到非常困惑，所以在这当中，劳动并不是像古典经济学当中所说的那样子，是一种痛苦和苦行僧，在温饱问题解决当中，在劳动当中释放大的创新力。我不太着急把这个东西公布，我们参加过很多那样的会议，在美国谈这方面研究的，你面对的是主流经济学不是太愿意改变，而且像我们这样从创新创业角度做的话，比方说和我在一块合作很久的老师，本来是2002年提名诺贝尔奖，但是没给他，主要的问题是不是在主流经济学当中，像经济学当中，我今天上午有很多人谈到，杨小凯也谈到这个问题，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不能通话，在我的模型当中尝试能够通话，但是像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需要很长期的耕耘，不是靠你一下子的研究，我还是需要做很细微的工作，尤其是很有幸跟阿里巴巴合作，能用他们的大数据，有好多东西可以尝试做一些实证性的工作。

我和杨小凯很熟，他到美国去，我一直都知道，到后来没有太多机会在一块聊得比较多，有一次我和我先生到了深圳，当时本来说好，他正好在香港，到深圳后再见面，他没来，让他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到深圳，我持中国护照，不能随便往那边去，他就说送你一篇文章，上面写的是我这篇文章一定造成50年以上的影响。这篇文章是劳动分工，因为我们有一点隔行如隔山，我很钦佩学问的执着和勇敢的精神，我只能慢慢在后面试。

他得癌症了，后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我遇到非常大困难的时候，他没有跟我联系等，没事，反正过去了，我可能现在不行了，我需要你给我帮忙，我说你说吧，我也没有给家里头的人留下什么东西，你能否呼吁一下，意思是说，给他们家里头捐一点款。你先放心，你先养病吧，其他的事尽我最大的力量去做，不久了以后，他就去世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感觉他不是像我以前想象的那样，一个劲做学问，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还是挺惦记他们家里的人，到后来他去世了以后，的确按照他说得那样，帮他呼吁了一下，我自己也给他们捐了一些款。总的来讲，我们之间辩论得比较多，但是他的那样的精神，对学问的执着和和探索精神，的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不是在监狱里头，他做的工作会更多。对社会也不会有那样的洞察力，在他去世的日子，对他的早逝的确感觉到挺悲痛，今天感觉挺欣慰的，有这么多怀念他，有的人根本不认识他到这儿来怀念他，他会感到欣慰的，谢谢大家！

二、学术介绍

庞春（杨小凯先生关门弟子，经济学博士）：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

首先，非常感谢陈老师几个月以前就开始在组织这件事情，今天各位专家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老师去世九周年召开纪念活动，感觉到非常高兴。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杨小凯经济学里边思想要点。

杨小凯的贡献，国际上著名的学者评价非常高的，一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萨克斯，之前在哈佛大学，他是安南的顾问。杨小凯的贡献是在发展理论微观基础是主要的贡献者，阿罗的评论更早，因为阿罗和布坎南两位教授是杨小凯评讲座教授时给他的推荐，布坎南这篇文章是杨小凯刚去世之后，布坎南写得这篇纪念文章，由黄有光教授翻译成中文，04年趋势是经济学界重大损失，他对杨小凯非常推崇，02年、03年11月份连续两次都提名，但是04年7月7号去世了。

布坎南说，杨小凯的贡献就是跨越二又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学误导性分析，重新回到亚当斯密经济学的起点上探讨分工对国民财富的作用，没有在分析框架里面，没有在模型里边，杨小凯贡献是把专业化和分工作为变量纳入到模型里边，杨小凯的新兴古典比传统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模型内涵更丰富。

杨小凯是提供了新的工具称之为斯密透镜，实际上就是指超边际方法，用这个方法重新看待经济事件，跟我们现在用得经济学框架解释观察世界是不太一样的。最好的方式纪念就是，大家一起来做，一起发现杨小凯发现的问题，填补经济学的漏洞继续做下去，需要更多的学者赏识、吸收、发展和修补里面的一些漏洞。

今天下午我准备讲2、3、4、5，我今天上午从产业链的角度。发表1994年美国经济评论一篇文章，把这个文章做了一些修改，我后来才发现，杨小凯这篇文章在美国经济评论AER上面有一点点小小的漏洞，这篇文章的模型从铁生产锄头，锄头生产粮食生产链条解释分工的，我逐步对链条有一个新的认识。讲粮食生产是讲要素增加多少，多使用多少工具，粮食的产量会增加，这些是边际分析方法的思维，通过这样的产业链条反映分工经济组织结构如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我们现在会做一个思想的试验，粮食的生产需要锄头，但是锄头的生产需要铁，如果生产粮食需要锄头，锄头可以自己造，也可以从市场上买，这样就涉及到两种选择，粮食的生产取得工具。但是锄头生产倒退回去，需要铁，铁也有两种，要么自己生产，要么从市场中买铁，到市场中买铁不划算，净收益更低的话，可能会造这个铁，这就涉及到经济组织模式的问题，这个粮食生产有多少种方式呢，通过杨小凯发明分工交易费用拓扑性质揭示，第一种是自己生产铁，用铁生产锄头，用锄头生产粮食，这是完全封闭的经济，到了BA这个结构，市场中就有分工了，铁和锄头有分工，但是粮食还是自给自足的。所以通过这样类似方法，通过这种组合，可以找到九种。

我们现在说的最后一个结构，铁、锄头和粮食都是专业化的，在市场中完全有分工的。所以我们现在讨论这种经济都是分工已经是给定的，杨小凯要问一个问题，比如说D这个结构跟其他的8种结构都有可能会发生，为什么斯密讲分工的作用，杨小凯再倒退回去，分工如何产生的呢？这个问题很关键。刚才的九张图就可以揭示，焦点就是解释这九个里面任意一种分工结构为什么会取代另外的八种结构，包括网络交易模式也是一种分工结构，可能这种分工结构还不断在演变，分工结构之间有竞争的，竞争的关系，哪些会取代其他的结构，这是经济学用他的方法是很关键的，专业化和交易费用之间有一种冲突，反映到九个结构里面涉及到分工拓扑性质，涉及到三大经济学的框架，现在的主流是讲新古典经济学，基本是从马歇尔19世纪末初20世纪初，经济学史上有一个说法称之为边际革命，从杰文斯包括欧洲其他经济学家讲的，把微积分引入到经济分析里面，实际上是新古典成为边际学派源头在这儿，1776年国富论是现代经济学鼻祖。焦点不一样，古典经济学斯密是强调分工的作用，而新古典就转向了，资源稀缺性和分配的问题，把资源是给定的，比如这块土地，到底重视还是生产工业品还是建房子呢？这块土地多生产粮食，土地生产工业品或者建楼房资源就会减少，都是这样边际上面的调节。杨小凯做得新兴古典的工作，既要把古典分工思想复合到模型里边，按照陈平讲的传承，把新古典资源分配核心的东西纳入到分析框架里面，把这两块统一在一起。经济学按照杨小凯的贡献经济学的定义发生了差别。主流经济学讲得定义是讲研究资源稀缺性的一门学问，杨小凯是这样定义的，经济学的定义应该是研究不同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之间的冲突一门学问，把资源稀缺性统一在里面，传统新古典，收入是给定的，口袋里面有一千块钱，到底买衣服还是买粮食，也有一个选择，涉及到边际成本的问题。生产方面，产量给定，到底是多用机器设备这样的资本还是多用劳动力相互选择的问题，都是边际上面，都是考虑资本和劳动，都是变量大于零的，产量对资本配合劳动L边际调节在数学上可为的，可求导的。在资源给定上面，比如说现在这块土地生产粮食还是Y和工业品，也是边际上的调节。在交易方面新古典就讲的是价格，新古典经济学关注资源稀缺性给定讨论边际的分析范式。

新兴古典经济学要把资源稀缺性相当于黑箱打开，就回到亚当斯密的思想，因为亚当斯密的思想核心就是在于分工可以降低资源稀缺性，杨小凯就抓住两难冲突，分工和交易费用之间有一对冲突的，所以所有的模型里面肯定包含着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这两个之间的冲突，所以这也是符合经济直觉和现实的观察。生产分工跟专业化相关了，肯定产量会提高，分工市场有交易，有交易就有交易费用，会抵消分工生产力提高，到底分工结构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获得正效益必须要超过交易费用带来的损失，这是最关键核心的一点刻划在模型里边，这样就可以探讨分工为什么会演变，斯密仅仅强调了分工的作用，杨小凯说分工如何产生的呢？尽管在国富论斯密提到有些产业在港口和海滨为了节省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实际上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后面经济学从边际革命一直到新古典把这个问题忽略了，很多问题没办法解释。专业化选择和不同专业化之间相互作用决定分工网络规模，反过来，专业化规模和分工网络模式决定需求和供给，需求和供给不是孤立的，需求和供给是统一体，需求和供给是硬币的两面，阿里巴巴这样的例子给我们提供非常好的案例，供给和需求是一体的，如何在经济学模型里边刻划呢？杨小凯给我们提供了基本的工具。

杨小凯的框架还是在传统新古典基础上扩展，新兴古典经济学还是延续新古典四个层次分析结构，底层是经济环境描述，通过方程或者是几个方程描述这样的经济环境，比如说函数刻划偏好，预算约束、所有权结构，定价规则、或边际规则刻划制度环境。管理学里边很多做的是决策模型，单独考虑个体或者企业站在自己的角度里面，利润最大化或者是成本最小化，下面有一切的约束条件限制目标，但是没有考虑其他人的角色，你做这个角色肯定会受到别人的决人对你的影响，到第三层就是均衡模型，不同决策之间的作用，也涉及到均衡分析和静态和动态的分析。

上一层就是福利分析，学术界对杨小凯的思想有些人有些误解，陈平这一点说得是比较到位的，经济学家这个是把过去的东西全部毁坏，重新建一个体系，不是的，仍然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填补过去的漏洞。

新古典经济学缺陷在那里的，微观经济学，初级中级高级有一个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就是微观理论，价格理论，微观的理论实际上是选择的理论，里面有两个核心，是一个厂商理论和消费者理论，在传统经济学所有的教材，从马歇尔以来的一百多年，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也是十多年做研究的体会。生产理论逻辑上有问题，生产者理论的时候是讲利润最大化，讲消费者理论的时候是讲效用最大化，生产理论通过利润最大化推导出供给函数，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推导出需求函数，但是这两套孤立看决策上是没问题的，但是经济体系来说逻辑上有一个问题，把生产和消费割裂开来了，实际上把专业化和分工就回避了，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在座都是从事研究或者从事企业里面研究的，我们是一个生产者，比如说作为教师我们是知识工作者，我们每天也面临着消费，我们也要到超市和商店买东西，在新古典里面的问题是，生产者不考虑消费，它的资源是不考虑来源，消费者也不考虑职业上的选择，专业化的选择就回避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行业和职业演变出来，为什么有这样分工结构演变出来，这个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杨小凯抓住新古典里面最关键的漏洞，从逻辑上进行切入，建立一个模型，新古典的漏洞问题在哪里呢？城镇化实际上都是分工的问题，货币也是分工的问题，为什么有货币呢？货币肯定和分工有关，但分工并不是货币的必要条件，分工是货币出现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还依赖于其他的因素，比如中间商。现在有生产，大部分的交易通过中介、中间商包括阿里巴巴这样交易中间的平台完成的呢？这种经济组织的模式没办法解释。现在有一个问题，演变出很多经济学，有新增长理论，新的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杨小凯认为，现在的经济学有这么多不同的流派和分支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和冲突，市场容量和生产力比较优势等这些宏观的因素和微观如何结合，现在的经济学一是微观经济学二是宏观经济学，宏观和微观之间模型上面是脱节的，本身是新古典现在意识到，也有很多的争议。新兴古典就是试图把这些东西都统一在一起，杨小凯讲得超边际思想早期文献里面已经反映了，布坎南在1962年使用了超边际这个词，由于布坎南对杨小凯很推崇，你们这个方法叫超边际的方法。科斯在1946年有一篇文章边际成本之争，消费者如果不只是需要决定多消费一个单位还需要决定是否把钱花在这种产品上面。多消费一个单位实际上就意味着边际分析，多消费一个单位多吃一个苹果，对效用增加多少，我吃不吃苹果问题的本身，如果我不吃苹果，选择其他的水果，在苹果需求量是零，边际分析会失效，因为效用对苹果数量上的求导是不可求导的，科斯不懂数学，但是科斯的思想非常深刻，用超边际的成本批评边际成本定价。布坎南意识到从马歇尔以来专业化分工核心的问题从经济学里面就消失掉了。科斯最近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反映了分工重要性和超边际分析方法。科斯对杨小凯工作也很关注，2012年12月份科斯写了一个短论，当今经济学注重经济边际分析，整个思维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经济学家分析商业公司的工具太过抽象化，推测性以至于无法对那些向客户提供低成本创新产品的创业家和管理者提供任何的指导。现在的经济学，对阿里巴巴和梁教授从他们文献找到有用的吗？他们自己搞一套，要么通过马云自己摸索，当然他们是成功的，这句话就是批评经济学是黑版经济学，脱离实际的。

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的时期里，家庭和部落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彼此之间和外界的联系是脆弱的、不连续的。然而，随着商业社会的兴起，这种情况彻底改变。如今，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的现代市场经济依赖于一个持续扩张的贸易网络，这需要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体制网络来协调市场与公司在各领域的运行。当现代经济制度的密度度越来越高，把经济学分析仅简化为价格理论的应用已经很难了。科斯就说，用传统的经济学没办法解释现在的网络效应，从零直接跳到正值，呈几何指数增长的，这种现象没办法解释。斯蒂格勒在1976年，也就是国富论发表两百周年的纪念斯密会议一篇论文里面讲了这句话，这句话可以反映杨小凯做工作的重要性。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真正运用分工理论，其主要的原因没有这样一种理论，没有标准可操作的分工理论描述斯密经济进步的源泉，斯密对分工给出的解释对他自己来说，同现在看到的专业化的经济现象是毫不逊色的，现在的经济现象仍然是分工专业化不断改进不断演变的经济世界，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理论那个时代以来取得过任何实质性的进步，专业化还不是现代生产理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句话是1976年讲的，一直到杨小凯1988年博士论文就把这个框架搭起来。主流经济学教材里面，马歇尔也提到专业化分工的问题，但实际上很快描述一下就回避了，所有的分析没有把分工真正内生到里面。新兴古典经济学用这样一段话总结是这样的，运用一种超边际的分析技术符合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但是他同时要融合新古典的资源稀缺性的问题，把微观和宏观打通，灵魂比新古典古老，因为回到了比新古典更早1776年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运用了现代数学的工具，所以比新古典更新颖的特点。新兴古典经济学，纪念杨小凯，我就简单把它的主要分析方法特征简单介绍一下，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在传统讲的是二上面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生产者包括中间商。我最近在追根溯源，在寻找过去古代经济学思想，看到詹姆斯穆勒1844年政治经济学要义里面有几段文字揭示的就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统一关系，这是新兴古典杨小凯做的工作特征之一。第二个特征是强调分工报酬递增，把Young1928年经典文章，对现在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批评用这篇文章，把斯密讲的思想进一步推动，分工和市场范围之间是相互决定的，没有说哪个是起因哪个是结果，这个关系经济学里面讲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相互决定的。杨小凯的特征把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之间的冲突内生到模型里面，刻划比如说示意图的例子反映交易费用经济拓扑性质，所使用的方法就是超边际分析方法，大家有一个误会，一讲到超边际，就意味是跟边际分析没关系，超边际是这样的，涉及到数学里面在五十年代里面有一个变量取上限和下限，这是角点解的问题，这部分是杨小凯把这个定理应用到分工里边，决定了这个选择之后，就有边际分析了，超边际分析其实是包含了边际分析，举例来说，比如说杨小凯经常举例子，学生高考选专业，选择经济学，不选择数学，决定将来的职业，一是当经济学家，一是当数学家，不当数学家的时候，变量为零，选择经济学变量为正，这是超边际的决策。在经济学知识花多大的力量、代价、时间，学习研究，获得的成绩回报这就是边际分析，边际分析和超边际分析是密不可分的，网上有些人写的，跟边际分析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是误解。具体用到的数学，包括线性规划、非动态规划、古典数学规划等，不动点定理都有。

现在经济学刚才已经总结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分工思想和资源配置统一在一起，把微观和宏观模型打开了，最近我做得研究，研究一体化和外包，都是从微观的模型演变的，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专业化分工还有一个贡献，把这两个概念界定了。在传统包括现在的经济学界里面一直有很大的误导，把专业化和分工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专业化分工，我跟杨小凯一起散步问过他多次，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对专业化分工理解越来越深。专业化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概念，专业化是取决于决策者对经济活动选择的问题，到底当工人还是农民还是当商人还是当其他的职业者，这里面有一个选择。如果说当老师，同时我业余时间在经商，实际上是兼职经商，从事了两个专业，这是非专业化，既不是职业，又不是专业的教师。经商这件事情不做，专心致志从事教师这个职业，这就是专业化，专业化涉及到活动范围的缩小，经济学里面就涉及到局部报酬递增的问题，从个人的决策来看专业化，分工你专业化了，你的产品和我的产品之间进行交换，我可以不专业化，但是我们之间是有分工的，分工取决于不同个体和个人之间专业化的交互作用，分工是更宽从整个社会经济角度，而专业化是指从个体个人和企业的角度决策，分工和专业化密切相关的，分工是涉及到全局报酬递增的。专业化不一定意味着完全分工，分工如果是非完全的分工，比如说有三件事情，如果三件事情的话，代表三种产品，现在产品种类数非常多，消费品种类数还会越来越高，分工也不一定意味着充分专业化，所以专业化和分工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包括国际上英文文献学者也是把专业化和分工，一方面是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分工是外生的，没有真正讲分工为什么会出现，有这样的电子交易平台这样的出现，同时还有一种模式，通过传统的零售模式也可以买，两种不同的分工结构，也可能有混合形式，阿里巴巴也有混合的模式，亚马逊网站，卖它的书，有些书是亚马逊自己买来书再卖给我们，还可以跟第三方协助我们寻找这样的书，大部分像阿里巴巴淘宝上面做的事情，这种分工模式是多种多样的，现在的经济现象是经济组织的问题，这个方法可以应用到这里面，很高兴和大家见面，这种方法涉及到很多应用的问题。

下面不是讲分工理论进展，而是讲杨小凯分工理论应用到哪些方面，早上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九幅图，铁生产锄头，锄头生产粮食，粮食、锄头、铁这三种构成纵向的链条，杨小凯的方法研究分工不一定都是纵向的，分工是一个网络，通过这个例子介绍给大家，告诉大家粮食作为最终消费品，锄头是生产工具或者中间产品，或者经济学里面的要素，锄头又是铁，生产粮食的话必须要有锄头，先假定这样一个故事，传统的经济学讲生产粮食，看土地和资本和劳动力怎么样构成，增加多少资本或者增加多少劳动力，边际上会带来多大的粮食产量的提高，这是传统的思维。

如果说有这样一个产业链，有另外一个链，铁、锄头到粮食，铁到拖拉机，拖拉机到粮食，锄头和拖拉机有相互替代的关系，我们关心的是说，按照亚当斯密的思想，粮食生产的组织模式其实是非常多样化的，也就是说分工是多样化的，因为没有详细介绍这个思路。当时讲这个模型的时候，我只讲思想的模型，通过锄头中间来讲商品货币主要的功能如何从分工里面演变出来的，分工是货币出现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的条件。那篇文章漏掉几个结构，这儿有五个结构，这儿有四个，总共有九种，通过这种方法，能够把所有的组织模式囊括，因为一个也没有漏掉，用铁生产锄头，锄头生产粮食，没有分工，自给自足的，到BA这个结构，铁和锄头分工就出现了地但是粮食还是自给自足，内部化的，可以通过类似的方法把所有分工结构全部找出来和刻划出来。道理在哪里呢？现实经济中更多是生产铁生产锄头和生产粮食的话都是专业化的，他们相互之间分工，再看三方分工的结构，比如说CC这个结构，铁、锄头和粮食，在市场中间有分工了，但是分工并不意味着专业化，从生产锄头买进铁，买进了铁制造锄头，用锄头自己生产粮食，不卖粮食，卖的是锄头，这种组织模式的多样化，用传统的经济学里面没办法解释的，我们观察到更多是D这个结构，都是专业化的，构成完全的分工，但是我们看这样的图，连线数量是有有变化的，对外是没有联系的，市场关系为零的，到现在是两种市场，BC和BA的结构，BA这个结构没有粮食的交易，两院院士锄头有交易，但是铁没有交易，这么多的结构涉及到交易的关系，交易的关系和总的交易费用由关系，随着关系的数量，从零到二到三个联系的时候分工就变得复杂了，分工一复杂，市场的网络就扩大了，交易费用也会是增加的，但是增加的话，从直觉判断，由于有分工，分工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好处，必须要超过交易费用的好处，总的收益是为正的，这个结构才能存在。把交椅费用和分工经济统一起来，在数学上都能处理，只是给定了这一个结构，其他八种结构没有考虑，比如说商业的组织模式千变万化，尤其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和城市，为什么人数从事交易的人数以及商品的速度很多呢，跟分工和交易的模式有关系，我们要回到根源讨论某一种结构可能会发生在分工里面，发生的条件是什么呢？等于说超过的亚当斯密，分工的本身如何产生没有回答，就有政策上的含义了。通过这样的例子打开我们的思路。我今天介绍几我个我自己完成的研究，有些研究我在澳大利亚莫拉斯跟随杨小凯做论文的一部分，后面是我自己独立做的。第一个涉及到交易中介。中介是很宽的行业，我在研究当中提到什么问题，为什么有中间商，现在用空调用电脑，大多数情况下到商店里面购买或者是通过像阿里巴巴这样的网络平台完成交易，直接销售也是一种模式，用我们这种方法就有一个直觉上的认识，直接交换和更多人参与间接或者迂回交易分工模式是两种不同的经济组织的形式，中间商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呢？马上转换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中间商参与到分工经济网络里面这种模式会取代比直接直销有更大的正收益，只消也会存在，在不同的条件下，在数学模型涉及到不同的参数空间。

当时我带着这样一个问题，做了这个研究，这是当时跟杨小凯老师做的，但是做得不太成功，后来换成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做下去，博士论文都是研究中间商。

两类中间商我都做了研究，一类专门提供服务，二是赚差价的，买进来再卖出去，比如零售批发，还有一种就是淘宝这样，通过淘宝这样的匹配交易双方达成交易，通过超边际的方法都刻划出来了。

我重点介绍第一种，第二种将来有机会，阿里巴巴研究中心近期还要召开会议，那是杨小凯生前最喜欢的赚差价，研究逻辑是这因的，把逻辑回到问题上面，研究中间商是研究交易专业商人，交易肯定是跟生产相关的，不生产哪来有交易，也有免费交易或者天上掉下来或者去抢，逻辑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中间商，为什么有迂回中间枢纽和环节，要问什么是有效的生产活动，如果在计划经济时代，不管是生产大家，不管是否卖掉，按照计划生产出来，这种生产模式是无效的，生产产品要有人来买，要有市场交易。有效的生产涉及到交易，要把产品卖掉。要完成这个交易，比如说会议桌，你会订购直接到家具或者市场卖，这个桌子不会直接到这个会场，完成交易的服务，比如说云雾服务，比如说空调还有安装服务，甚至还有售后服务，服务是帮助完成交易媒介，没有交易服务，交易没办法完成，生产活动就没有意义的。既然需要交易，本身就有林种方式，完成这个交易是自己完成，比如说厂家直销，由厂家提供服务，还有一种就是通过零售或者其他中介渠道完成交易，生产商直接进行交易，不仅仅卖了产品，卖了产品同时还卖了服务，这个服务看不见，但是服务和商品跟在一起完成的，除了商品从仓库或者厂里面或者商店到达消费者手里边，服务跟随产品完成到买家的手上。服务本身是由卖方或者买方完成的，这里面就完成了两种活动，前面九个结构是一个意识，一方面要生产这个产品，另外要提供这个服务，实际上就是非专业化的，做了两件事情。通过中间商完成的话，中间商就帮助解决交易服务的问题，帮助买方和卖方完成交易服务的问题，这就是服务，阿里巴巴就是提供了一个服务，阿里巴巴帮助实体经济，不要汪继祥这样的中介平台就是服务实体经济。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商品根本没有交易，衣服、粮食自己造的，没有这个市场，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交易服务。马上得到三种分工结构，自给自足、部分分工、完全分工，有完全分工和中间商的结构在什么条件下会取代自给自足和厂家直接完成交易自己提供服务的，另外两种分工结构，从三种分工结构里面如何演变出来的，这就是问题的根源。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突然好像就存在了，为什么会存在，甚至还有新的类似于企业还会出现，经济学家没办法解释，没有了解他为什么企业会出现，甚至转型有金融的服务，现在也进来了，实际上就是金融服务。

现在就需要统一的模型把不同的分工结构统一到一起，思路是这样的，通过杨小凯的方法把三种结构直观描述出来，一是衣服，二是粮食，假如说没有交易，自给自足封闭经济不存在交易，第二种直接贸易，左边和右边交换，交换过程中需要的交易服务是由自己完成的，需要借助第三方完成，这就是直销。交易中介生产衣服和粮食交换的话，中间通过专门提供服务的中介协调和帮助它完成，帮助它节省一些交易费用，焦点就是研究为什么提供服务的中介会转换了一个角度，直接进行研究没办法研究，转换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有这个方法解决，我们就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并不是唯一的，至少我们给出了结构讲道理说清楚。交易中间为什么存在就变成为什么这样一种完全分工的结构会取代直销和自给自足这种结构出现，所以就转换成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模型，涉及到三件事情，都要有一个生产函数的，专业化有三种活动，把专业和内化函数里边，变成一种函数，这是微观经济学没有处理的问题，不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大问题，分工的组织模式就没办法解释。

两种产品之间完全是自给自足的，不涉及到交易服务，交易服务本身的专业化又不考虑进来，直销的时候有这个服务，这个服务是内部化的，三件事情，两种产品的生产和交易服务都涉及到专业化，中介完全转移到交易服务的提供，提供一个平台和交易。生产方工业和牛也也是完全专业化的，通过模型就能够把自给自足所产生的决策和效用可以在模型里边在给定的条件下给出来，而且在自给自足专业化水平到底是多高，学习和费用和研发费用也是有关系的，以及在另外一种产品上面，专业化水平有多高，以及产量是多大，产出是多少，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模型找到解析解。接下来看只消，买方和卖方，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经济学分析从而已和课题而言是双重身份，一方面是生产者，另一方面是消费者，生产专业化的水平能够决定出来，豁达多大的粘液化的时间和劳动在交易服务能够体现出来，对另外一种产品需求量是多少，自己的产量和自己用量是多少，以及服务决定出来，产生间接效用函数，从形式上孤立看每一方，形式上和新古典是一样的，并不是完全打破的。农产品直销者可以产生效用跟两种产品相对价格优关系，跟交易费用有关，也可以把交椅伙伴决策解出来，依此类推可以把中央商决策能解出来，由于是完全专业化，在交易服务上面的变量取得上限值，接着可以对这三种结构进行均衡的分析，每一种结构的均衡分析可以找到解析解，产生正的收益以及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服务的价格，中间商服务价格对买方来讲就是交易费用，把交椅费用内生了，交易费用是外生的，外生和内生不一样，通过超边际均衡的分析可以找到每一种分工结构发生的条件，所以发生条件不是那么简单的，有好多的因素，还可以进一步深化，可以加很多的参数进去，更接近于现实。

为什么交易中介会出现。

跟经济发展联系，所以刚才是微观的模型，跟宏观的发展的现象市场的种类，现在可以进一步复杂，把产品和种类书变成N种而不是林种，N是内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预测，N随着交易中介繁荣和兴盛，N会增加的，产品消费种类数增加，如果每项产品都消费，消费本身管理成本也会增加，就像手头有几台电脑，每台电脑管理也要耗费时间，这也是费用，只要足够高的交易效率的话，像这样中介的出现有利于消费的多样化，包括市场贸易和市场的迂回能够在模型里边，包括为什么促进市场的一体化，我们在模型里边解释这样一种现象，某一种产品在原产地到北京，两个城市之间价格差越来越小，什么原因呢？这是就是中间商和交易费用由非常大的关系，跟分工密集度有很大的关系，朋友们送礼不需要有一个东西拿回去，因为任何地方买得到，到山区土商品既当商人又当生产者，不是专业农民，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和价格跟中间商有非常大密切的关系。

这里边有政策的含义，直销对竞争商构成了威胁，选择进入市场的时机和条件，以及中间商定位在哪些地区开展与会的模式，跟当地的基础条件和应急发展的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可以得到很多的政策含义，它是演绎逻辑推理的文章。

特许经营，特许这个现象也是非常广泛，特许这种模式已经渗透到很多产品和行业了，在北京的话，最早有一个新东方英语培训，是加盟网络组织模式，有些是直接网络，有些是加盟的，现在很多24小时商店，加油站、美容，化妆品，甚至包括国际和运动其他服装的牌子，也是特许的模式，像买老这样，全世界有九万多个门店，普通人以为是麦当劳就一家公司跨国的，全世界那么多，实际上六万多个就是六万多个老板，总部根本不生产这些东西，只是销售一种模式，服务类和管理的模式和理念。每个加盟交多少管理费，在全球形成分工的网络，这种分工网络为什么会出现，跟高度的分工密切相关的，也有直接进行交换，也有开直营店，不加盟的，还有一种准特许和特许，把所有商业里边的模式放在一起，是一个模型，把几种商业模式一起解决，这个模型我在这儿就不介绍数学里边模型本身的模型，只是介绍这个方法和应用到研究很多商业实践里边的问题。

韩老师早晨也讲了，中国制造业从事中间环节的生产，外国人搞研发，或者是搞营销，整个价值链的两端，我们搞生产，是一个分工的，现在的外包涉及到一个发包方和接包方分工的问题，所有经济问题转换成经济组织模式的问题，只要是经济组织模式的问题就跟分工有关。

这种外包的模式专门从事研发和生产的，从事零配件组件生产的，形成全球分工网络，外包环节在企业里面自己完成的，比如大的公司，里面的保安市场都是外包出去的，北大里面的参观也是外面进入嫁娶的，跟外面分工的关系，原来的车队运输业是自己的，现在也有找外面物流的，这也是分工关系，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研究经济组织结构本身的问题，国家讲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说我们所说的结构，这里面有变量的流向和和流量的关系，有经济组织数学上的拓扑性质反映不出来，右边有外包的情况因为关系的数目更多，总交易费用更多，分工的水平高，分工产生好处比它更多，对交易费用本身也有一个问题，没有区分总费用和交易费用，美国的交易费用，是比重过高的，占GDP的比重远远超过中国，但是人均或者是每一笔交易费用就要非常低，也就是说反过来说交易效率足够高，美国打一个电话打到中国来，这就是交易费用，很便宜，十美元打几百分钟，打过去十块钱人民币很快就打完了，这就是单位的交易费用我们比他们高，因为交易网络的规模和次数乘以单位交易费用的话比美国低一些，单位交易费用足够低，因为交易规模非常大，供给需求量非常大，由于电子平台的出现，大大节省经济单位效益费用，把外包和一体化的结构内生出来解释外包为什么会发生，这跟国际文献里面的差别，分工和专业化没有内生，在这个分工把专业化内省了，解释就不一样了，这是文献上面的差别。平台各网络效应是非常信的现象，杨小凯去世之前讲过这个东西。

现象是这样的，劳动力向商业和服务业转移，从古典经济学，在17世纪就观察到这个现象，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制造业项服务业转移，这是必然的现象，中国也是这样的及我们有这样的数据，贸易从事贸易业从业者增加，网上交易平台兴起，如阿里巴巴、京东、当当，争夺利益是非常大的，背后原理是什么东西呢？实际深这里面涉及到平台经济现象，外国的文献现在主要是产业组织理论家做平台经济学比较多，现在已经成为多边市场，最喜欢举的例子，单身俱乐部或者夜总会的例子，俱乐部实际上是为女方和南方提供交流认识的平台，一方面要有足够多的女的去，男的才会去，反过来也要有足够多的男的去，女的才会去，也就是说一方面参与的人数取决于参与这个平台另外一方面的人数，反过来另外一方取决于前一方所以是相互决定的，经济学并没有解释，只是一种现象。这种例子非常多，通过银行卡就是一个平台，银行卡商户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平台，应用软件开发商和系统软件开发商和用户之间又构成一种，系统软件开发商比如说微软要有足够多的人用微软这个平台搞研发应用软件，比如说游戏软件和其他软件才能吸引更多的用户使用微软的平台，用户使用越多，微软也会参加得更多，这是现代科技IT时代的现象。经济学解释一些问题肯定要用很简单的方法把它说清楚的，比如说汽车站，车站和公交路的线路和乘客也构成一个平台，线路多到那儿乘车越多，像北京、上海、武汉的枢纽，包括拍卖行，还有就是杂志的黄页，阿里巴巴就是这样中间的平台，这样的平台就有好多方，至少是两方或者多方之间能够构建和这个平台分工的网络，希望挂上钩，模型就能出来了，双边市场存在性和经济组织液有关，从多样化的分工模式里边演变分离处理，这是我们关注的研究的角度，平台起媒介作用，阿里巴巴提供这个服务就是一个媒介，没有这种服务，交易不可能通过这个平台完成，就直接发生交易了，交易效率低一些，或者费用更高一些。

经济学里面称之为间接网络效应和直接网络效应，第三方和性外一方之间的，一方和第三方之间的关系，平台文献把分工挂上钩国际上文献还没有，因为不用这个方法，分工根本的方法没有解决，还是从产业组织分工给定的条件下研究平台模式，涉及到匹配和协调，这是平台的模式。

我在这儿已经把平台交易分工的组织图描述出来了，但是数据模型在手稿上面，详细会进一步沟通。

另外就是间接网络正效应，我这儿有几个总结和现有的文献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来自于人数的，我把这几个都统一了，比现有的学术文献解释力更宽，一是通常所说的平台来自于人数的，第二个就是来自于购买平台本身的服务，有一方使用这个平台服务频度和量越大，另外一方使用的量越大。第三，来自于生产力，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平台帮助消费者，我还是交易方量，我们间接促进了制造业的生产率，平台生产率越高，双边平台参与到这里面，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能够间接提高制造业生产制造业的生产率，生产率之间，也就是说一方的生产率提高，另外一方面通过平台会简介产生促进作用，从数据模型里边能够得到。

交易效率，A方和平台效益效率越高，促进B方和平台交易效率，因为网络是非常大，N方，另外一方面提高市场容量，一天包裹几百万个，那就是市场容量直接体现现象，现在是1200万个，人数和平台人数的成交量和市场容量在这个模型里边全部刻划出来，而且还有一些新的预测，一方吸引其他方参与是鸡生蛋，蛋生鸡相互作用，平台也有可能会转换到其他的平台，带动一个平台会把另外一部分客户寻找。航运业务比较关注，出国之前我在深圳工作好几年，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发生一个故事，新加坡是主要的交通航运国际枢纽，当时建了一个新的港口，很大的几千个集装箱船也能在那儿挂靠，而且收取码头费用非常低，带动一些船队离开接着其他的船队跟着在这条航线上面跟着跑了，港口就是一个平台，这是平台受到的威胁，管理里面有多重属性或者多重归属，我们可以在当当网下订单，也可以在亚马逊下订单，淘宝也买到一些稀有的书，这些现象可以和分工联系起来挂上钩。

第五个例子，企业为什么会出现呢？科斯已经提出这样的思路，科斯这篇文章并没有正面回答企业为什么出现，但是那篇文章提出很有意识的东西，生产和市场购买这样的这两种不同的契约形式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当然有很多张五常提出来的东西和超过科斯，从合约的角度，杨小凯95年发生经济效率与组织，把这个科斯张五常的思想给模型化了，还有一些新的东西，称之为间接定价原理。假如说有一种最终产品，比如说服装需要裁减，如果自给自足的经济没有分工的话服装裁剪和生产服装都是自己完成的，还有一种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之间最终产品之间直接进行交换，有分工，但是没有企业，在这样的结构里面实际上没有劳动力市场的，现在谁当老板呢？现在有企业出现了，企业可以这样子，原来生产服装要买别人的布料，然后再来生产服务，现在可以不买布料，把生产布料的人给雇进来，这就是要素的替代，把劳动力买进来，给你发工资，你到我这儿来生产布料，老板提供研发裁减的东西，由服装摊销售。可以把生产最终产品的服装也不买了，把生产服装工人雇进来，像生产服装的工人付工资，这里面就涉及到天津李教授就是剩余索取权和分工的关系，后面两个结构可以刻划出来，这里面有中间产品和中间市场两种，以及两种产品劳动力的市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交易费用都在这个模型里边，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足够高，高于直接从市场中买零配件，原材料效率的时候，宁愿成立这个企业，为后续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我最近把这个模型进一步扩展，一是加上经理人，老板和经理之间有一个关系，还有工人，这是第一点。

第二，刚才讲了外包的模型，外包总部在哪里，把企业制度纳入到跨国外国里面做新的研究，最近我做了十几个模型，当时和北大研究中心交流的时候，我有15个题目在这些基础上进一步扩展。

我最近还做了一个资源，就是资源的冲突，资源本身稀缺，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发表了篇文章在国际公共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资源的稀缺冲突争夺和分工之间的关系，我最近又在此基础上做了边际路线，把环境恶化和资源冲突以及分工这三件事情统一在一个模型里边，像北京，很多城市都面临着污染，大家都来争夺土地或者是，资源争夺，包括能源危机，包括粮食危机，在分工里边模型，通过知觉判断的东西，没有通过严谨的分析，可能把模糊的东西能够在模型里边澄清。

第二，交易平台和免税经济，这个商品或者这个服务得到的是0，有的时候去商店送你一个什么东西，甚至给你邮寄一个东西过来，这个商品免费得来，送你的厂家或者商家吃亏，把免费经济价格等于零，不是科斯交易费用为零到为正的变化，我们是价格为零到价格为正的，这是杨小凯没有做的工作，最近我刚刚把这个模型刻划出来了。也是涉及到分工组织，里面有六种分工不同的结构，对现有的文献也是贡献，要么自己生产，组织企业生产，要么从市场上买，现在还有一种模式，可以得到一个东西免费的，比如说礼物经济，把价格为零也能纳入到模型里边，价格为负，小于零呢，多边市场与免费经济跟分工之间的关系，接着很快要发表出来。今天上午的时候，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方法应用已经扩展到很多的领域上面的问题，都有现成的文献，比如说城市化，城市为什么会从分工当中演变出来，城市化最终就是分工的问题，分工在这当中没有纳入到分析框架当中也是不对的，还有工业化，公交上与迂回交易，去年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迂回交易超边际的分析和研究，这本专著要出版，里边的内容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就是花时间编辑好。包括自然资源，国际贸易跨国公司理论，企业产权与合约保险，技术与创新，分层结构信息组织试验，投资与储蓄，商业周期，包括国家理论和分工之间的关系，把霍普森和罗克思想结合，包括货币，现在有初步的模型，但是这个模型不是太完善，我也非常感兴趣就是货币和分工之间的关系，通过分工的关系来讲危机，现在讲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跟分工都是不关联的，发生危机之后，制造业可能会萎缩，分工的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会大大下降，这个地方就会作为切入点，分工与危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也是杨小凯能说话的时候有十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其中一个。

三、当前热点

张剑荆（《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下一次危机震源在什么地方

我和小凯没有直接接触过，我在港大做访问的时候，看过他的一些东西，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宪政的观点，我看得还是比较仔细的，理解得没有那位老师深刻。要开这个会的时候，跟大家说，大家说感觉刚去世以后，去世九年了，说明他的思想仍然是新鲜的，对大家来讲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我最近有一个思考，经济学家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过去30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市场化的转型，经济学家扮演的角色是很明确的。我记得当时看西方经济学就感觉到经济学家是一个启蒙的角色，杨小凯、吴敬琏和樊纲，介绍西方经济学有一个明确推动社会的进步就是市场化的转型，必须完成这样的转型，因此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群体，实际上是起了启蒙的作用，蓝色文明也好或者彩色文明也好，经济学家有明确的方向感。

30年之后再看今天呢，可能有一点失望，经济学家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可能不是那么明确了。我做经济报道和经济媒体的工作时间不长，接触很多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能否提出时代的命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30年之后，中国的发展也好，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好，需要一个新的方向，能否指出未来？他的话语权更多被律师和法学家、社会学家们所代替，参加小凯这个纪念会让我思考深入这个问题。

第二个方面，也谈一点现实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我曾经考虑过，从石油危机以来，70年代冲击以后，几乎每十年可以说有一次巨大的危机，八十年代的危机导致整个东欧体系和苏联体系的瓦解，九十年代在97年是东亚体系日本试图建立的体系的瓦解，2008年导致的欧美大的危机，再一个十年呢？2018年左右，将来危机震源在什么地方呢？是否会出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呢？经济学还需要回应，世界经济的运行，小凯有一个后发劣势理论，这次危机是他们的危机，我们错过了，我们在后面，应该说可以吸取他们的教训，但是我们是否能吸取了，我们是否恰恰陷入后发劣势当中呢？他们的教训我们并没有吸取，这是一个问题，没有答案。

中国的经济现实从长期来看，处于方向性转变的时候，从高速增长进入到中速或者低速增长的时候，经济肯定在下落，这是经济学界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进入中速或者低速的经济时代，也就是说增长速度很可能在7%或者8%之间，这个阶段面临中国社会系统包括政治系统需要适应增长速度的时候，因为过去30年的增长是高速增长的时候，进入低速的方式能否转变呢？我在云南、浙江走了半个月，很多官员在饭桌上大骂政府，没有钱，像杭州这样很好的政府现在也面临着财政危机，怎么办呢？过去习惯的发展方式，社会管理方式，建大马路、楼堂馆所，以后是否要面临着转变，中央政府应该把教师的工资让中央政府承担，中小学的工资都是公务员，占地方财政收入相当大一部分，中央政府应该把这部分钱来承担，不能让地方政府都担起来，这是因为财政上的困难造成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面临低速、中速增长时代严峻的斗争，旧的发展集团和新增长的现实之间的斗争，能否转变过来呢？没有一个政府新上来的时候感觉到如此的尴尬和被动，2003年是何等情况，现在面临如此大的问题，它的问题是现实的，如果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转变是现实的，就必须回应这些问题，多重的危机会赶在一块。比如说经济的低速增长、中速增长与发展方式的冲突，社会治理方式现在已经呈现出冲突，还有一种就是文化上的冲突。危机的问题并不是远方的一片乌云，很可能是我们头上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周子衡（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式金融危机

所有经济理论碰到的危机就休止了，没有一套完善的危机理论。

什么是金融危机呢？也没有一个说法。歌德哥尼斯说，金融危机像中国西方美女，无法描述，但是一出现就知道了，很正点，就是他。我在社科院讲这方面的课，我大致的思路是这样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之前的危机是两类危机，一类是农业时代的危机，基本上是大规模的减产，那是供给上的问题，但是能够造成大规模减产，比如说气候、战争、疫病，像哥伦布交流这种情况，都不是经济事件，都是经济外的原因导致的。

那么到工业时代，挣脱出季节性能够大规模的生产，工业时代的危机最主要的是大规模生产本身带来的或者说可以无限制地生产，工业时代生产是肯定要受到限制的，所以就产生了需求管理，产生了宏观经济学，到危机时代讨论问题的时候就要回到大萧条时代当中找灵感，大萧条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圣杯。

农业时代、工业时代都过去了，到了资本时代，这个危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也就是说大家喜欢讨论的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工业农业方面的危机，既不是供给的，也不是需求方面的，这个危机说起来就很困难了，金融不稳定是一个假说，到底什么是资本时代危机呢，还是有一点困难的，我以前是学法律的，我沿着那个思路做出了一点想法。

危机是一个事件，很难抽象化、形象化，是一组事件，事件当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一系列的违约和破产，如果只有违约没有破产问题也不大，事情还可以转，只不过转得难受一点，只不过还在转。但是到了破产就麻烦了，原来都有的，有的家伙死掉了，这件事就不好说了。

中国是否发生过？金融机构的破产问题，一件没有发生，只有海南银行，海南银行算不算破产呢，不是的，是被行政关闭，行政关闭和破产差别在哪里，中农信行政关闭，还有一个办公室要留下来，土葬，随时需要开馆验尸，如果是破产就等于是火葬，没了，成灰了，不需要看坟人了，立一个牌位算了，哪年哪月哪日为止，土葬还留在这儿，有一个守坟，中国没有一家金融机构是破产，在法律上是死掉的，所以我们是没有危机的，没有发生过危机的。这是一个情况。

大规模违约不算什么一件事，从一般上来看，很多指标不好看，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是否算违约？有两种金融危机可以看，一种是喜剧的，一种是悲剧的。比如说国企转换的过程当中，虽然有几千万人，这样那样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的股市跌到一千点，百分之百是危机，也没有什么事，危机当然是调整，是这个事件要调整和转换一下，也就是说不出事就OK了，谁都说它不好，出了事再改，美国这个历程也是非常明确的历程，最主要的事件是金融事件，这样才能讲清楚，其他都是说不清楚的。眼前这一段的危机是怎么样看呢？国外的危机从美国这一块来看，这些年做得最主要的东西是在做所谓的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这次危机就是腐蚀性的危机，资产负债表的危机，什么意思呢？像雷曼这种，把一种产品切得足够小，足够小了之后是什么呢？大家是都不知道，雷曼说没关系，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垃圾我也吃了，像粉末一样的东西每一张桌子上每一个报表就进去了，跟三聚氰氨是一样的，金融工程干的是什么活呢？把大石块粉碎成粉末，所有大石块从山坡上滚下来的风险都可以不考虑，因为是粉末。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也躲无所躲，藏无所藏，像雾霾一样，所有的报表都要吃进去，制造商制造这些东西会说，只要我把它转出去就可以了，我有没关系，转到其他人就可以了，金融工程从70年代开始，做的是自由化、衍生品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到99年美国人做得功能监管，因为银行不是银行，保险不是保险，都在做，这样的话，我就拿事说吧，你今天找我什么事，明天找我什么事，银行，监管按照这条路线，整个就变掉了，金融产品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金融产品和农业产品最大的区别在于没有物理属性。搬家公司有物理属性，没办法退货，服务全有物理属性，金融产品没有物理属性，围绕它可以做无限次交易，有物理属性做得交易一定是有限，一个西红柿倒两百次手，在网上倒两万次手，还得吃掉，烂了，大家还在倒，那就是金融产品，长没了还在交易，那就是金融产品。资本时代创造无数次的交易，加上这几十年创新工程使金融交易自娱自乐到这种地步，就要萎缩了，这是发达世界大调整的时代，跟大萧条不一样，主要的特点看来还是工业化的时代特点，欧洲的特点是劳资关系的问题，美国到了30年代是大萧条的情况，欧洲出的毛病是公债的问题，美国人出的问题是私债的问题，两个债都在缩，从全球来看，这个过程要多久呢，外伤三五年，内伤七八年，心灵创伤得十多年，欧洲人心灵创伤很普遍了，游行、换总理，这一代人看不到未来，新一代人闹得一塌糊涂，法国、英国要收学费，推迟退休年龄骚乱也是挺可怕的，那是很深的心灵创伤，美国人稍微好一点，但是心灵创伤也是比较难除的。

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呢？现在说得最多的还是工业的视角，有钱人往回缩了，工人干活卖得那些东西卖不出去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中国遭受的压力还是工业时代的压力，不是金融危机，这个问题不大，不再是讨论的重心了，回过头来，中国的事出在哪儿，最近的情况，你们有没有问题？工行说，央行踩了一个刹车后来就追尾了，为什么踩刹车，说到底有病，FT的主笔马丁沃尔夫说，中国不要一味在开一辆车，把油门松开车就慢下来，这是飞机，不给油门就会掉下来，6月份央行突然收紧资金，商行就顶上了，里边的问题是什么呢？流动性很多，一方面闹钱荒？怎么回事，说到底跟金融管制行政金融关系密切，名义的利率是很低的，实际利率水平很高，我给的行业龙头和国企，其他想大的利率水平是不高的，中国整个的经济货币化程度不高，赶上的快速工业化和产业化，尤其是长期的资金需要大，长期的资金需求大就得投资，把投资压下来肯定是有问题的，不可能完全靠短的赚，现在已经把短的赚到极致了，这种情况下利率是管制的。实质的结果提高利率的水平，经济要靠投资，要靠信贷，信贷要运行，银行家又不行，最终要依靠抵押品，在经济体系当中的抵押是少，如果足够多就不需要抵押，售票员就可以解决了，数人头就行了，抵押品不够，整个信贷会有扭曲，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在变化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的结果就是提供大量的抵押，包括家庭部门的抵押，一套房子拿出去三五百万，不想贷款，整天发短信骚扰你，而且当天就可以贷，第二天就可以贷，这种局面促成另外一个信贷市场的形成，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占用的资金比较多，下来家庭部门的资金占用得多了，当有雄厚抵押品，新的信贷市场就会形成，新的信贷市场又跟既有的管制下的合法市场和地上市场又是两个市场，两个市场是勾着的，银行在大规模的参与地下资金市场。两个市场在运行，我们也给它一个名字，只不过那是一个野鸡店，这是官营店，仅此而已，两个店开席，有一道上不来那就是短的故事，偶发的原因，下面开了八桌，你们也点鱼，我也点鱼，后厨上不来了，从管制的角度来讲，九家店十家店贴牌，大家都合法化不就无所谓了，像温州的情况一样，温州说得一团漆黑，我看还没有农行的副行长黑，一个人搞掉了几千万，温州搞贴牌事就没事了，搞到桌上就没事，在桌子上面桌子下面没问题，本身是桌子的问题，那些讨论关于鄂尔多斯和温州的讨论基本上没什么价值，还不如追一追现有的银行有哪些问题更有价值。

现在叫利率市场化，市场化本身不是目标，目标核心是要把利率水平降下来，利率水平降不下来就出问题，这个环节可能会出一些问题，我又不认为会出太大的问题，因为整个经济不是说分成两桌还是十桌，还是这两桌放在桌面上，另外两桌放在外头，经济的问题在后厨原来管一桌，现在管十桌，无所谓，后厨还在运营，前面几桌打得一塌糊涂，问题不太大，后厨不受影响就可以，这是利率市场化的部分。

另外一个问题是汇率的问题，我个人比较担心汇率可能会出很大的问题。这部分可能是中国经济或者是金融，中国的货币问题必然要过的坎，过去30多年，中国两门课免修，法律课，货币课也不修了，像前计划经济时代中国货币是崩溃掉了，导致计划经济根本原因，也就是弗里德曼说的，白银的货币要向纸币转化过程当中失败了，整个货币崩掉了，必然把权力放进来，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计划的体制、市场的体制说到核心的环节就是货币，离开货币计划和市场有没有无所谓，没有货币就没有价格，没有价格也没有市场。免修第二门课人民币是傍美元的，像日本说日本没有独立央行，伯南克会对着周小川说，你那套不对，好像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家央行行长对另外一家央行行长直接说利率的方法不对，问题是在汇率上，中国货币基础是美元，这个情况没有发生。因为人民币要升值，基本上盯住美元的，大家愿意持有人民币，这件事没破掉，在中国的市场上人民币和美元的待遇是一样，存款的利率水平是一样的，可以做相应投资的交易都是一样的，相当一部分人会抛掉人民币，变成美元，这种情况马上会变化。现在一个人一年可以买五万美元，当然按照收入水平。我的一个炒股朋友的有时候一个身上带了两千个多身份证，一个人可以买一个多亿美元，商业银行现在柜台有多少头寸呢，如果有变化，大家去到商业银行柜台买，现钞肯定出不来，会给你划款，划到另外一张卡上，再转的话，当然转不出去，提了以后再用的时候，直接牵扯到商业银行头寸，商业银行外汇头寸是很有限的，不用多少个人带着两千多个身份证就会击穿，人民币和美元关系就掉了。所以现在的升值肯定是政治性升值，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牵扯到国际化和自由化的问题，国际化是对的，自由化是有问题的。国际化的核心是要培育人民币的境外需求，人民币自由化的本质是外币的自由化，你到我这儿来进出，你到我家进出吃喝都可以的，理论上我也可以去你们家吃喝，你不邀请我，没有用，就跟46年王世杰签订中美航海，也就是说中国船也可以在美国内河航行，法律上是对等，骂得一塌糊涂，等我们的船去了再签，现在签美国船等于在我这儿自由航行，人民币自由化等于美元自由化，我们又不差钱，我要美元自由化干什么呢？

如果决策思路是人民币自由化的思路，整个不在点上，美元自由的，人民币肯定守不住，要垮。搞国际化要培育通过货币直接兑换，或者是给出一个额度，直兑、互换，互换两万多亿及使用情况不错，很多国家都在用，事先把贴子押在我这儿，我随时去你家都可以了，国际上足够多了，我们有三万多亿的外汇存，直兑、货币互换量足够大了，你再自由，可能就配上了。如果不是的话，反过来，莫名其妙要搞自由化，汇率这一块会出大问题，汇率一旦出了问题，本币肯定要垮，至少垮三个月到六个月，垮三个月到六个月足够形成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根本问题只有中国才有的，因为几十年没修这门课，要考这个试怎么回考出好成绩，有两套房子，怎么样算，按人民币价格算，价格还在涨，汇率发生变化，我肯定算房子美元价格是多少，我至少会卖掉一套，因为按美元计大跌，卖掉一套房，我可能在澳洲或者那里再做或者我干脆把美元放在那儿，一定会是这样的，这个变化起来国民财富再调整，这个肯定是最大的问题。现在唯一的危险就是看政府，看政府的决策关键在哪里，别的我觉得问题不太大。

乌家培（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李克强经济学

讲得很好，很通俗，也很深刻。

从全世界来看，金融危机还在继续。金融危机以后是主权债务的危机及不光是企业破产，银行破产，国家也破产了，主权债务危机以后是什么危机呢，量化货币的政策，美元也不值钱了，中国也在大量印货币，危机不怕，人们对危机又没有认识，金融危机实际上，资本时代经济危机。

问题是金融危机怎么样克服他？实际上危机背后是经济的危机，什么古典理论，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问题，都是经济学问题。凯恩斯理论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什么理论，有人说是伯南克新的经济理论，因为伯南克是用货币放水解决危机，Q1、Q2、Q3，日本也搞量化宽松，印钞票，钱不是流到实体经济，而是流到金融部门，然后慢慢复苏国家，伯南克马上要下台了，量化宽松要停了，引起世界大振动，钱又往美国流了，也影响中国钱荒，是外部原因。中国有没有危机，也是很严重的，准危机，危机的边缘，产能过剩，钢铁产业生产能力过剩，产能过剩就是产品过剩，产品过剩就是工业时代的典型的经济危机，金融部门出现钱荒，本来是流动宽松的，慢慢钱紧了，有人说这是准金融危机，股市跌那么多，两千以下，现在又慢慢爬起来了，只要有危机，有对付的办法就解决了，现在有一种办法，日本安倍经济学，GDP百分之两百多，中国是李克强经济学？克强经济学有人是有信心的，怎么样解决问题，这是我们要想的问题，我们还守得住，顶得住，该倒台就倒台，我就搞改革，经济保7.6%，今年的GDP7.6就可以了，李克强还讲，6%就够了，我守得住，我要结构调整，要改革，中长期打算，下半年要开三中全会，三中全会都是最关键的，要推出中长期改革，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我们大家要关注这个问题，工业时代有危机，信息时代也会有危机，危机并不可怕，因为危机是大调整的时期，主要是能认识到、预测到，经济学的任务是认识到，预测他，认识不到，预测不到，来了惊慌无措，经济学就没什么作用了。危机之后能否挽救它？比如说4万亿，凯恩斯的路子，4万亿中国经济马上上去，上一届政府温家宝轻松得很，李克强紧张得很，怎么样结构调整，怎么样经济转型，怎么样创新驱动，创新还是很重要的。这样的话，不要发生大的危机，而是小的危机，我们泡沫太多，房地产是泡沫，从香港学来的，当然经济体制本身的产物。信息时代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时代是太多，大家需要抓住牛鼻子，要抓住关键问题研究，否则的话是研究不完的，一步步解决，我是乐观派，人类终究向前进的，中国梦一定是能实现的。

郭昕（云华时代董事长）：信息化之后，有一天我们自己也控制不住了

刚才听了周老师讲，我也在想一个问题，金融危机把一个石头打碎了，搁到所有企业运营过程当中，我们把它叫金融化，为了解决经济危机，29年传统的工业的经济危机的办法，金融化把所有的东西变成金融的数字，然后去卖，我在想我们现在的信息化，所有的东西变成数字和信息了，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所有东西可以变成信息，最宝贵的资产是信息，然后组合起来卖，慢慢也像金融危机打碎了，放到所有的链条里，信息化之后，有一天我们自己也控制不住了。09年、10年的时候，美国说说了一句话，中国是脱钩的，中国不存在脱钩的问题，中国不是脱钩，中国跟你们不是一类动物，你看着我们现在好像欣欣向荣，不一定是真实的情况，今天看来美国又上去了。现在真是脱钩了，世界经济又回去了，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经济，我们现在又不动了，人家的股市都上，只有我们的股市是下的，就业、经济又走出了一片新的天地，欧洲除外，我们现在没找到解，我同意乌老师的看法，要往前看，乐观，手头拿了一大堆烫手的山芋，金融化、信息化的问题，旧的东西不行，新的东西没有把握，研究的课题可能会更多。

何霞：（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信息消费带动经济

我们国家目前遇到好多经济上的问题和困难，究竟怎么样走，大家在找一些药方，传统经济学想传统经济学的药方，政府也在想办法，李克强总理在最近一次会上谈到了现代服务经济是新的引擎，工信部要召开“扩大信息消费”，目前经济遇到的困难，经济下滑，究竟是什么东西弥补这个缺口呢？高层也很关注也很着急，继续发展高铁和铁路问题也比较大，按照4万亿的办法也很危险。

我们最近做信息消费的研究，把信息消费从狭义和广义定义，最后的结果用2012年数据，大概不到10万亿，大概占到GDP的10%以上多一点，应该说是比较大的占比，在此基础之上，又对技术网络和消费的类型做了进一步的分层，移动互联网所带动的消费业很占很大的量。在这个产业链中很关键是一个网络，什么时候发了3G，2008年或者2009年1月份，那是中国经济最不好的时候，3G带动1万亿投资，没有政府一点投资，基本上来自于设备、网络、终端和国内外产业布局，同时把产业链带起来了，效果特别好。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瓶颈在网络，中国已经进入4G时代，中国移动现在的布局已经不是一个商用的布局，完全是拿牌照的布局，牌照肯定是要发，中国经济越不好，发得可能性越大，我们考虑扩大信息经济中很重要的一块。宽带是两个宽，无线宽和固定宽，我们期待宽带中国早点出来，这两个宽带出来之后，上层带动设备制造业再往上会带动信息消费和内容消费，包括微信等应用都可以起来，应该是这样的布局，按理来说是不存在4万亿政府投资问题。

四、理论创新

韩小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学

小凯的理论我接触得比较早，他出版了以后，我就很注重研究。

我到现在为止，这次陈禹跟我讲，是否讲一讲这方面的东西，我从主流经济学领域已经退出来了，现在又要回来重新看，怎么样看呢？今天我之所以退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包括三大块，包括古典的，包括新古典的，以及包括小凯提得新兴古典的，严格来讲都是工业时代的经济学，所以我跟培芳老在说，现在可能有一些颠覆性的变化，主要是这个意思。

我的标题为什么讲后工业时代经济学发展呢？因为工业时代实际上现在不管是哪个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到小凯之所以重新提古典经济学，他实际上是继承了古典和新古典的东西，学生讲到了真谛，他并没有放弃新古典，扬弃了新古典。在此基础上做的。

但是一个比较遗憾的是，因为主流经济学要和传统联系起来，从后工业时代的角度看现代经济学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我想提这样几个角度。

首先对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我看东西应该说是粗线条的，我并不去看他具体说了什么，而看他为什么说，所以我关注的是方法，相对来讲比较多一点。

我这里是从我的角度理解小凯的思想是什么，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想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实际背后体现的是什么呢？是经济理论的时代演进，古典经济学是工业时代初期阶段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工业时代中期阶段的，小凯看到这些问题之后，实际上已经到了工业时期后期阶段，甚至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所以在这个时候，现实发展了，拘泥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不行了，跟文艺复兴一样，文艺复兴之所以能变成一场革命，打着复古的旗号说着今天的事，所以我觉得小凯的思想里边有这样一点，传统里边找到可发掘的东西来发展它。

从经济学本身的分析来看，我用另外一个角度看边际分析新兴古典的超边际分析，大家对新古典的理解其实有一个误区，我们现在讲，小凯的核心贡献重新发掘了分工，新古典是分工经济学的一个分工，其实在古典经济学的时候是综合，既有分工的研究，又有价格理论研究，也就是自然配置的研究，因为早期的问题比较简单，亚里士多德集大成者，那时候所有的问题比较简单，可以集大成。到古典经济学时代，因为工业时代刚发展，大家看到的问题比较简单，在斯密能够把两个组合起来，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评价也是这样，马克思把革命和庸俗结合在一起，其实是把本质和现实综合在一起。古典经济学能够这样做。新古典时代碰到的问题是怎么样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不是不考虑分工，因为这个时候的分工演进，速度很慢，演化是中性的概念，我认为还是演进。在整个工业时代中期阶段，实际分工的发展和今天相比是缓慢的，就跟创新一样，没有再提创新没有再提分工，而是提资源配置，有效资源如何配置更有效发挥作用增加国民财富，从这个角度来讲继承了斯密走下来的。经济学也在分工，解决当前重点问题，工业时代中期阶段什么问题最大，微观的效率问题，资源配置问题相对来讲比较难，实际在新古典后期，凯恩斯理论出现宏观经济学，在微观基础上很多问题需要在宏观层面解决的，这个时代产生了这两个经济学，所以是分工问题。新古典为什么在分析，马歇尔讲了分工，为什么后面没有展开说？实际上更多的是局部均衡，而不是一般均衡。小凯在分析一般均衡。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可以在一般均衡，这是经济学传统语言来讲。马歇尔就觉得，一般均衡很难处理，处理能力很差，不像今天，局部均衡，一定是在建立分工假定前提基础上的，分工确定了，我确定这个产业里面达到均衡是什么样的状态，根本不考虑产业之间的联系，在马歇尔没有结构的概念，他讲的是单一的分析，所以是局部均衡分析，从微观的角度来讲，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涉及到结构，一定是宏观理念下的结构分析，不可能说我有一个微观的基础上再做结构分析，那是没意义的，局部均衡分析，推动新古典的发展，这个时候边际分析是核心方法，所以边际革命带来了对整个微观经济学的推进，今天来看微观经济学没什么东西，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从新古典角度来讲，它是在讲企业的差异化，然后讲产权和交易费用，之所以是新古典的框架，从微观的角度来讲，没有从古典也没有从结构的角度来讲，还是基于局部均衡分析。

到小凯这个时候他发现，产业和产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分工的发展越来越快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他的理论应该说代表80年代之后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从经济学方法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实际上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具体化，所以在这个角度做了推进，接下来就要处理分工理论和价格理论的关系，其实这两个东西用今天的角度来看是结构分析的两个方面，你讲分工是什么呢？我把所有的产业和所有的分工分成不同的类型，这是否是分工，他是结构问题，我们讲产业结构，实际也是在讲这个东西，价格理论，除了局部均衡之外，一定有替代、竞争性的产品，彼此之间有产业结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一般均衡出来，也有一般均衡价格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分工理论讲的是，我有什么样的产业，而价格理论讲的是这个产业应该按什么样的方式支付。换句话说，支付方式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所以这两个东西应该说能够统一起来是在结构分析方面，这个结构里面必然引升出总量分析，因为这是总量的结构，没有总量谈不到结构问题，所以我想在这里的过渡，实际上应该说从微观分析到宏观分析，从局部均衡分析到一般均衡分析，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凯的贡献，我关注他举的例子，让研究者不研究者都能够一目了然知道他的超边际是什么样的概念，实际上是两种选择，这两种选择放在一起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过于偏重资源配置，忘记了资源稀缺在最初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定，所以我这块讲，实际上资源配置的决策涉及到几个方面，第一个要判断资源是否有限，这个概念我提出之后，后来我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时候，可持续发展受到总量资源的限制，这个资源是否有限，这是主流经济学没有回答的，不管是谁没有回答，包括小凯没有讲这个问题，这是八十年代以后所有研究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思维方式，如果是自然资源是无限的，能够通过技术进步解决，就跟资源稀缺悖论了，技术能无限进步，资源稀缺程度会下降，不需要解决其他的问题，这是提的关于资源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才是有限资源如何配置，我在静态的情况下，所以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是比较静态的理论，在比较静态的时候可以不考虑分工，不考虑技术进步，因为分工和技术进步这两个实际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设定的就是比较静态一个短期的，短期假定的面，忘了新古典做了假定，说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人家告诉你我假定分工既定，我假定技术进步不变，在此基础上分析资源配置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新古典在解决有限资源的配置问题，配给谁。第三个问题，每个行业或者每个产业应该得到多少资源，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谁能够得到多少资源，这是市场调节的。有限资源配给谁，这里就包含了我给你还是不给你，我不给你就是小凯的超边际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先解决了资源是否真正有限，再解决资源配给谁，最后再解决每个行业得到多少资源，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但是这个经济学应该说是我们看到实际已经跨越了三个大的领域，一是可持续发展领域，二是小凯的新兴古典领域，第三是新古典领域。解决问题是不一样，小凯的分工理论一直在发展，为什么不用分工的眼光看看经济学，经济学也在分工，这样的分工回过头来，我们在集成的时候是什么概念，在分工基础上应用的概念做这件事情，不要在基础领域理论中不考虑分工，在应用领域中要把它综合起来，我想是这样的概念。

到了后面，新制度经济学、新增长领导、发展经济学、新贸易理论，实际上小凯都纳入到新兴古典，想用新兴将其统一，给一个应用，制度经济学是工具，新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新贸易理论等在传统经济学领域的贯彻应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内，我看到解决的是自新古典以来宏观和微观的分立，我很关注是这个，在主流经济学里，向来对微观和宏观分立，二元结构，很早就讲经济学的分裂问题，中间缺了结构的连接。因为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能够解决结构问题，就不去研究了。所以小凯把分工拿出来实际上从结构的角度提出问题，新兴古典经济学不管它今后人们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个思想看到了经济学本身的问题试图解决它，能否解决是另外一回事，明确地提出要解决这个矛盾，所以我对小凯理论的理解，当然不一定对。

第二个问题，面向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学，现在主流经济理论是基于工业时代的，今天来看，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所以我说面向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学应该考虑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可能要考虑这样一些因素，第一个，我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界，我认为发生三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经济全球化，只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才能提出全球资源有限性的问题，从主流经济学只讲一国经济，我在全球化的市场上可以竞争，你受限制，我不受限制，只要我的实力强，我就可以竞争，这个时候对于每个国家经济来讲就没有绝对有限的概念。这是全球化的背景。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才存在。

第二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今天发达国家所占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超过了60%，所以可以说从全球来讲，后工业时代的来临

已经到了，就跟国内一样，东部地区占了60%，东部地区代表中国经济的基本状况，不是平均状况，而是基本状况。全球实际上应该说已经面临着后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和工业时代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是产业结构，后工业时代的产业结构是什么呢？显然跟产业结构发展联系在一起。因为分工是很古老的概念，其实严格来讲我们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就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两大并存的趋势，第一个是产业分化，产业分化成若干个产业，第二个是产业融合，3C融合等这些东西，还有很多的融合，汽车电子，机械，传统和现代融合，观光农业，今天分工的发展，如果用于传统分工的概念，实际上就表现为产业分化和产业融合共同并存的趋势，这个东西才是今天解决我整个宏观经济结构状况是什么，所以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凸显，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才开始出现伴随着工业化出现的自然资源环境对经济环境扩大的约束问题。考虑了激励，没有考虑约束，今天从全球视角考虑到这个变化。

第三个，世界经济二元结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际上过去也在讲，我把它定义为工业社会国家和后工业社会国家的这样二元结构，在这样二元结构的情况下出现很重要的趋势就是科技经济的一体化，这是最大的融合，过去科技就是研究，没有企业家是不可能的，经济和科技是分立，企业家融合起来了。但是今天在制度高层结构体现出了一体化趋势。今天我们看发达国家高层结构，实际上是经济科技一体化的，经济就是科技，科技就是经济，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都看不清楚。因为科技产品或者说创新产业本身就是知识产权，它已经不是实物形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体化趋势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任何一个国家什么优势都没有，而发达国家今天的领先优势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第四个，国际分工固体化的趋势，发达国家占据高端产业，发展中国家占据低端产业，而且具有固定化趋势，因为要素结构的固定化。

第五个，在工业化进程和工业时代形成实体经济背景是今天主流经济学的客观基础。所有理论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一是工业化进程，二是工业时代，第三是实体经济，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反思，都认为虚拟经济出问题了，所以要回归实体经济，这叫倒退，今天只能往前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能往回退，实体经济的问题自己不能解决，1929-1933年大危机通过虚拟经济的办法解决实体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现在虚拟经济出了问题，要在虚拟经济往前走的基础上解决它的问题，而不是说倒回来，但是现在为什么会倒回来，就是因为工业化，工业时代的主流经济理论，告诉你，但是大家看所有主流经济理论分析都是实体生产，实体经济，所以这才是经济学面临最大的挑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往回走是崩溃，我们重新走1929-1933年的路。所以，今天我们要在后工业时代的背景下考虑经济理论的创新问题。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带来两大基本障碍，第一个是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强了，因为我前面讲为什么传统理论可以做比较静态的分析，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不确定性相对确定，至少变动的时间间隔比较大，而今天变化的间隔非常小，这也增加了不确定性，第二个是信息成本大幅度提高，我们今天讲信息社会也好，信息是资源也好，其实忽略了一点，信息本身是有成本的，科斯很重要的一点讲了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如果扩展，交易费用里边一个最重要的成本是信息成本。所以我们讲信息是生产力，信息是资源，但同时信息也是成本，真正的比较是信息作为资源和信息具有的成本之间的比较来看他对经济的作用。真正面对后工业时代经济学的思考，大体就是这样一些内容。谢谢大家！

乌家培：

韩老师讲得很好。

经济学是从工业时代开始的，经济学都是有利益代表的，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也是肯定的，无论是古典的，无论是新兴古典的，还是后来杨小凯的新古典的新兴古典的，萨米尔森新古典综合，都是工业时代经济学，现在经济学发展到后工业经济时代，就是信息时代的经济学，应该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

工业时代的经济学代表先进资产主义的利益，马克思出来代表劳动者利益，我不赞成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从另外一个角度，代表劳动者利益研究经济问题，现在一谈经济学，古典的、新兴古典的，新古典，新兴古典，马克思经济学在哪儿呢？马克思主义也是工业时代的经济学，但是站在劳动者的利益研究经济学的，信息时代的经济学代表谁？既不是代表资产阶级，也不是代表劳动者的，而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到处都是以人为本，美国讲以人为本，中国也讲以人为本，发展信息时代的经济学，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发展经济的问

梁春晓（阿里研究中心主任）：电子商务从横向分工走向纵向分工。

第一次接触到杨小凯观点和理论应该是在2001年、2002年，我在网上看到他一篇文章电子商务，我特别觉得感兴趣，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接触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在这个领域里边的理论分析还是非常苍白的，没有东西，那个时候有两件东西是非常需要答案，一是商业模式，那个时候满天飞是各种模式创新，但是商业模式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理解商业模式，商业模式这件事情在经济学上的意义是什么呢，当时没人能够回答，其实停留在现象层面上。

第二个很核心的问题，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也好，对整个经济意味着什么？如果未来是有前途的，那个时候还是有问号的，如果是有前途的，为什么对经济来说是什么样的含义？那个时候我们也在说，成本会下降，效率提高等，这些依然停留在业界层面上，希望从理论得到答案。看了那篇文章觉得有点意思，我在网上开始收集，有哪些杨小凯的文章和著作，我发现有一本书跟国内一位学者合作的一本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我立刻到书店买了这本书。我特意找了一本理论公式最少的，一发而不可收拾，我记得我吃了晚饭看这本书，一看看了一个通宵，大概早晨七八点钟把那本书翻完了，整个一个通宵，我看完天已经亮了，一个通宵全部看完，后来又看过若干遍。对这两个问题突然开始有答案了，商业模式归根结底是分工问题，里边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所谓的商业模式就是一种新的生意，一种新的分工形态，我们对这件事情好象有了一个答案。

我突然意识到，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核心优势其实就是在交易成本上找答案，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个问题居然可以用同一个体系解答掉，这就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我们通过新的技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整个分工深化和扩大，也就是促进整个新商业模式的创新，这跟今天上午李炜光老师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感觉那以后对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理解，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和框架。

再往后我们就感觉到，我本科是学物理，研究生读得经济，对经济学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经济学的理论和物理学简直没办法比，支离破碎，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理论都是一个个，彼此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在这个地方会发现原来我们所涉及到好多分工、贸易、货币、城市的问题、产权和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问题，都有可能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解释，这对学物理出身的人有超凡的吸引力，居然还有这种可能性，这种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我是在04年杨小凯去世的时候，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感到非常悲痛，本来以为还有机会去请教，再也没机会了，好多东西的理解和预测和杨小凯的东西有极大的关系。04年网商出现的时候，我们比任何一个人相信它是一个趋势和主体，我们坚信随着互联网促进电子商务交易成本新的交易方式出现是必然的，在06年的时候，还没有电子商务服务业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坚信电子商务服务业而且不断推动它，刚才庞老师说的，以服务为特征服务型中间商的出现有其必然性，这些年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记得在06年的时候，我们预测中国电子商务服务业有千亿数量级的规模，去年电子商务服务业应收规模超过2400亿，我们估计在2015年会超过1200亿，新兴古典经济学对理解互联网经济，理解电子商务带来非常好的框架，解释力非常强。我是非常希望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这是我的感受。

另外一个感受，互联网发展到今天的时候，如何理解分工和分工网络又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在这当中，跟陈平老师的书面发言里面提出非常多有启发性的观点，陈平老师本科也是学物理的，从我的视角，同样也会看到这件事情，随着分工夜来月复杂，分工网络越来越复杂之后，它所带来交易成本又重新上升，会带来它的复杂性，带来混沌，混沌出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陈平老师没有具体提，但实际上我认为还是包含这个因素的。学物理学的，我们都知道，相对论两个假设，其中之一是光束不变，不仅是光束不变，里面还暗含另外一个假设，光束是有限的，你把相对论所有的公式让C无穷大，全部退回到牛顿力学，只要是光束是无限大的，相对性就不存在了，但是在我们现在好多的经济学分析里边，我们假设传导的速度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在物理学上有一个概念，超距离，不管多远的距离瞬间可达。中间没有任何时间上的延后，但其实这是有问题的，如果这个假设之下，金融危机是没有的，因为一切都可以瞬间大的均衡，总要经历一个过程。如果网络本身更复杂，通过两个路径就更复杂了，考虑了这种因素在里边，作用力速度是否是无限的，经济学没有提这件事情，实际上这个假设是暗含进去的。

第二，假设这个系统是封闭的，尽管也没有提，其实是暗含进去的，暗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如果说这两个假设都是暗含进去的话，实际上这跟我们现实系统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这个差别不仅仅是数量上的问题，会存在质的差异，因为现在的分工网络是越来越复杂的，这个网络正像传导作用速度有限性以及空间的封性所导致混沌的现象，不确定的现象，涌现的现象就很复杂，这种复杂性就包括可能在某种程度下系统瞬间崩溃或危机这样的东西，不考虑这样的因素，为什么休止失效？陈平老师的观点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包括双边市场，甚至对中间商的提法，我认为这也需要创新思考的，即使是服务型的中间商，我一直很怀疑，把淘宝这样的平台当作中央商思考，是否合适？我没有结论，是否能够比照传统意义上的中间商，哪怕是服务型的中间商思考，这个框架是否可以？

这期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以前考虑分工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横向的分工，按流程按环节的分工，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斯密别针的例子，随着经济的发展，纵向的分工也在形成，淘宝的平台和网上平台分工，既是网状，同时又是纵向的分工，提供共享，这种分工形态的变化，方向性的变化，是否会对理解新经济有新的东西，我不知道，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分工网络的复杂性及其所带来不确定性、混沌是否会对分工带来新的影响。

分工方向的变化，横向的分工变到纵向的分工，分工是否会产生一些影响呢？这些年来，我也看了双边市场的理论，我是感觉到依然停留在现象层面上的东西，远没有形成新兴古典或者超边际分析很强的理论，现在在套进去的话，姑且不说双边多边的问题，边本身蕴含的隐喻，位置是在中间，而不是在下面，不管是哪个学派，归根结蒂面向核心问题，任何一个理论和学派，应该是面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而不是面向另外一个理论和对抗另外一个理论，主流和非主流，人家能够成为主流，肯定这么多年解决了不少问题，只要能解决问题，谁就能成为主流，面向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时代有一句话我非常不赞同，随着年龄越大，越觉得不赞同，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这句话我觉得应该反过来，不立不破，立字当头，破就在其中了。

姜奇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在生产力发展中推动生产方式转变推动社会进步

在九年前7月7号在小凯去世第二天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杨小凯工业时代最后一个经济学家，所有工业化经济学家都没有对什么是工业化做基础理论的反思，但是小凯是一个终结者，他实际上在生产方式层次上描述经济学，也就是说生产方式微观就是商业模式，正是由于他是从生产方式理论，是工业化的反映，当时我对小凯这个人非常崇敬，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信息化的方式，网络化的方式，有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他的观点网络有利于进一步分工是第一位，我认为网络有利于进一步融合是第一位的，我今天重新把这个话题拾起来谈八个小观点。第一，要有一个对杨小凯精神的把握。我把杨小凯的精神用一句话在说，在生产力发展中推动生产方式转变推动社会进步，这是杨小凯思想的核心。也就是说沿着这个核心，哪怕转180度，仍然和核心是吻合的，并没有矛盾，在他那个时代，工业化的时代提出的生产方式问题和我们在另一个时代提出生产方式问题，重合点在哪儿呢？第一要有生产力的概念，第二有生产方式的概念，这是新古典所完全稀缺的观点。

新古典主义完全没有生产力概念，生产力概念是历史学派的观点，经济学的创意是什么呢？把历史学派的观点引入新古典，所谓分工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方式，这两者的关系就是生产方式的核心问题。新古典是资源配置的问题，说的是神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引入人和神的关系里，杨小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并没有新的见解，把生产力的观点引入到新古典里边形成生产方式的概念，我认为这是他的思想。

这个过程有强烈的推动社会进步色彩在那里边。他和一般的强调市场经济经济学家不一样，他特别强调中国从自然经济转向工业经济，这个历史背景，这是西方经济学家没有概念，在发展经济学里边慢慢引进这个观点，杨小凯在里边明显非常敏感，构成杨小凯在过去有效，而现在今天需要修正的前提假设，我们一一清理。

第一个背景，是在中国当时黄色文明像蓝色文明转移的过程中提出问题的。第二个问题，他从自然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这两个前提假设都变了，所以在当时他推动历史进步的，但是现在要说精神而不是照抄他的结论。

第二，正是由于当时中国表面看起来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实际上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主要是在后者上面提出不同的意见，农业社会没分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暗合和新古典理论合拍。

正是由于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它的理论有特别色彩，前异质社会向同质社会转变过程中提出的问题，问题背景变了。封建社会是异质性社会，工业社会是同质社会，在经济学上完成的问题是，不分工是异质社会，认知的社会向同质化社会，契约社会转变，从前复杂向简单社会过渡，农业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复杂系统，要向工业社会以权力关系为基础的简单系统或者叫机械系统和卓别林转变的系统，这个前提现在变化了。

第四，由这两个特定假设带来他的理论特征，分工创造财富，这是斯密标准说法，但是斯密当时说了两句话，一是分工意味着专业化，意味着多样化，杨小凯沿着专业化方向推进的，而在多样化上的观念相当传统。

他认为协调是一个成本，不一定是收益，这一点今天被突破了，这就是所谓交易费用的问题。第二个隐含的假设，今天被突破了，完全是规模经济的假设，完全排斥了范围经济。越多样化得出的结论一定是成本越高，他在这儿并没有突破，我们不能指责杨小凯，中国当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走，抓住了当时主要矛盾，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了。

第四，他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局限也是非常明显，在那个时代不是局限，往现在照搬就是局限了，在简单系统下看一切经济现象，不是在复杂条件下。在同质条件下，而不是在个性化条件下，也排斥定制和多元化。

第五，在范围不经济的条件下来看，和现实生活中有两个实际情况发生矛盾了，第一个当企业和产业一体化的时候结论失效，当自组织和生态系统起来以后，因为这是复杂系统的研究特征，强调不是自组织而是自组织加一个负号，不是强调生态，在生态前面加一个负号，今天的话语转向，从斯密当时的另一个话题，从分工专业化到了分工多样化或者说分工协调化的发展，张五常和韦森跑到杨小凯之前，交易费用提高到底意味着进步和退步，可见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了话语权的转变。

我认为由此要加以改进是第六个观点，第一个背景的变化，今天从蓝色文明向全球化发展，蓝的和黄的在一块的，彩色文明。第二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导致了什么呢？整个经济学从面向简单系统转向面向复杂系统，简单系统就是承认世界是没有差异化的，是不复杂的，表现为同质化假设，现在所有的问题，包括经济危机都是表明现象，没办法对复杂性进行根本性的回应。

第七个观点，我们在微观经济学上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集成杨小凯精神呢？完全是按照杨小凯精神的实质，也就是说抓住生产力，抓住生产关系，推动社会进步这一点不变，根据我们现在变化的条件回应互联网到底是怎么回事？互联网明摆着生产方式变了，生产和消费者关系出现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范式变化，里边的结论还不变吗？有几点要改，对杨小凯的思想要进行发展。

第一，要引入异质性，异质性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分工的问题从专业化转向多样化的问题，杨小凯没有论证多样化，对模型也做了修改，但是理论是说，多样性是不经济的，换句话说隐含结论是范围不经济，只有规模经济，但是范围一定不经济，但是这一点被彻底突破了。

第二，由此导致从专业化分工，也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分工变成张瑞敏所说的人单合一的变化，现在我们需要补这一课。

需要补范围经济这一课，有三个要点，第一要突破价值论突破，因为按照杨小凯的说法分工创造财富，而协调不创造价值，只消耗价值，这一点被现实已经突破了。也就是说中间差价如果一旦打掉了，GDP是否下降呢？这就是张五常和韦森争论问题的核心，我们看得出GDP不是下降，这部分交易费用转化成差异化的费用，也就是交易费既有成本一面和收入的一面。由此对双边市场和平台给出截然不同的解释，双边市场平台问题，在今天IT界，今年是说把它归结成分享型经济，以租带买，产权的结构变化，产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分离，这里边的帐算处理，只要算出，当我在支配权上的投入，也就是买的投资，固定资本投资，如果我通过无穷复制反映租赁能够收回的话，我就可以免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突破是什么呢？由于这个价值论的突破导致了我们对富生态的重新解释，杨小凯的观点是说，组织只有市场和企业两种，但是我们还看到网络，我认为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面对的问题。

在成本理论里边，范围经济指出越协调有可能成本递减，而不是递增。在收益理论里边可以看出，多样化收益和多样化成本协调导致了从因大而美因小而美的变化，这是理论的线索。

最后一个观点，最终推动社会的进步，还有一个宪政的观念，实际上把这个理论往宪政里边一解释是什么呢？小凯当时提出宪政是对的，现在也有现实意义，但是我更赞成俊秀提出新的说法，我认为是宪政要和立法正当化结合，宪政是在他组织的前提下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解决合法性问题，小凯由于时代的局限没有提出正当性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在博客系统，博客是一个立法系统，多元化去中心自下而上涌现生成去中心化分布式结构的立法系统，这一点小凯完全没有注意到。如果沿着他的理论逻辑，把握他的精神，沿着生产力推动的方向，推动生产方式变化，最后推动社会进步的话，可以引申出小凯没有得出的结论，在宪政的观点上，要把政府和无政府，也就是自组织自协调起来，政府协调解决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问题。

高红冰（阿里巴巴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维基经济和协作经济这套理论，不把阿里生态体系当作中间商看待，而是对等的大规模的对等体系

我对杨小凯的经济学是没有研究的，开会之前看了一点他的东西，对他的东西非常有深度，而且把这些基本的模型研究得对我们非常有启发。他的东西最近十年经济发展变革太快了，用阿里巴巴生态体系来看，另外一个经济学的研究者维基经济研究更适合阿里巴巴生态体系的研究，协作经济这套理论，不把它当作中间商看待的，而是对等的大规模的对等开放的体系看待，从协作当中产生巨大的效益。这个研究，找了很多实证的案例，研究花了九百万美金干的，我相信背后的实证力量会比小凯的研究更加有实证性。

也有线下摩托车产业链的案例，也不是中间商的案例，完全是产业聚集和国内国际市场分工的连接效应所导致的发展的模型，我是觉得可以把这两个模型连接起来研究，可能会对小凯短板有补足，小凯理论背后，因为深入到原有的古典经济学创建新古典的连接之后，我们有一个困境，我们老是在信息经济理论圈里面自说自唱，对传统的理解和解释有距离。他的学说和理论有助于从那个角度返回到更加工业经济里头看待信息经济的东西，这是我想讲的看法。

信息经济的背后的产生就是新东西产生出来，在过去看不见的东西就是比特。过去立法的东西解决是解决不好的，今天数据量很小，还看不到，但是过十年就了不得，变成巨大的社会存在。从经济学来讲，数据是经济学的增量。所谓交易成本的降低，信息的价值，变革的东西，除了信息量还有信息结构的改变，信息结构的变革和就业结构的变革是相对应的，信息社会造成信息结构整体的变革，以金融贷款来讲，线下省级财务报表看信用，线上用自己的交易行为审计，这两个信息结构是不同的，我觉得信息或者数据的维度是在用模型往深了研究解决，还是说缺一块，我缺乏更深的研究，恐怕不是一个顺着线性的产业链，而是网状分工的问题，在信息社会有结构的，在美国提出信息结构给定了一个结构，也就是说它是有层级的，底层的基础设施到上面的应用到最上面的经济活动，在基础设施层面也有分工，是基于一种新的环境和基础设施完成的经济行为，是否要把现在放到这样的环境里面研究，阿里巴巴要说平台中间商好像很难找到对应的模型，到底是什么，也说不清楚。

也有平台经济学的说法，但是平台界定是什么样的角色，不同的平台角色也是不一样的，承载的内涵也是不一样的。

关于增量的问题，到底这当中是增加了财富或者增加了GDP，还是减少了财富GDP的问题。双边市场是一个角度，可能还有一些另外角度，比方说在实践当中的现象是淘宝这样一种在零售环节巨大增长，在拉动上下游经济变化，很多增加值贡献在批发和生产制造当中，把价值上移，因为有增量，麦肯锡所做的研究，网络零售带动，电子商务带动零售业的增长当中有39%是新增的，其实就是增量，不是零售业的增量，而是倒退回去在经济的外部性的上游批发和制造商的角度会增加，增加了经济的总量，还会增加就业，我们也在研究这些问题。如果有本事研究，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制造再到品牌分销零售，看到全生产力的提高还是减少也是很有意思，我和财税部门沟通的时候，我也遇到这个挑战，财税部门这样干的结果税收增加还是减少了？如果中间商出来了，把中间环节缩小了，原来有十几个中间人现在只有两三个中间人，中间环节减少，每个环节税收就减少了，拉动上游的制造和批发环节的增量，那个地方又增加了，问题是对的，没人回答，返回到经济学模型应该怎么样看待，因为经济学可以定义出一些边界研究的，但是现实遇到的问题是怎么样界定这个边缘，是要算帐的，假设电子商务要算大帐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大家感觉是多的，多在哪儿不知道？

段永朝（财讯传媒首席战略官）：三种思维和两个突破

我个人对经济学的理解或者困惑，一直在于经济学那两个假设，第一稀缺，第二自私或者自利，这两个假设在新经济时代，彩色文明时代，假设还成立吗，是否要给这两个假设打什么补丁吗？如果这两个假设有问题的话，不成立的话，经济学会长什么样子，如果这两个假设继续存在的话，我们怎么样解释分享经济，怎么样解释危机经济，怎么样解释大量志愿者的存在，比方说随便Linux一个社区在全球有数十万个志愿者，这是很难解释的。不光是经济学的假设体系，应该是知识体系的假设体系。今天摆在主流和非主流也好，教科书也好，脑子里固化成型的知识框架，这个知识假设体系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呢？我个人认为反思的尺度还得推到文艺复兴甚至更久，也就是说假设的知识体系，有本书叫做何为欧洲知识分子，柏林大学一个教授20年前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是两类知识分子，第一类知识分子叫乌托邦情怀的，甚至像马克思主义和康德、黑格尔有乌托邦情结的，另外一类知识分子恰好很多都是抑郁症情怀的知识分子，比方说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包括一些文学学者和艺术家都是有抑郁情怀的知识分子，这两肋知识分子是欧洲知识分子文艺复兴之后两个支脉，可能奠定了今天所谓知识体系或者文化体系的模样，可能走的是韦伯那条路，无论是前面的乌托邦主义还是抑郁症都是去魅的过程，也就是说“甩干”，致力于获得干净的世界，致力于获得干净的世界，无非是这样一个情怀叫模仿天启，模仿中世纪一千年来留下的知识传统，中世纪天启传统用今天的科学语言来讲，可以这样描述，因为科学有假设就有两个后果，第一个是预测，第二是解释，预测和解释有的时候是矛盾的，预测性很强，但是解释性可能很差，有些解释性很强，预测性会很差。

宗教的知识体系可能是大预测、小解释，所谓大和小，大预测就是拯救论，无论到哪个年代，什么样的人宣扬教义都是大预测，对人类的宿命就是这样指认，小解释就是针对每个个体都不一样，在大的预测之下小解释。这种情况下，文艺复兴之后上帝就死了，知识体系就发生巨大的逆转，变成了小预测大解释，这部分科学体系上帝不存在了，必须让人类理性解决问题，这时候是去魅或者刨除用异质性，甩异质性的过程，要获得干净漂亮的结果，数学是最好的伴随，物理学已经看到了明晃晃的证据，数学是最好的伴侣。知识论是去魅的过程，今天很多专家学者提到反思，反思工业时代的经济学，看清楚工业时代的经济学或者工业时代的知识体系给我们带来的毒害到底是什么？第一个是笛卡儿的两分法，这是几百年的传承。

第二个就是确定性思维，确定性怎么样来的呢？比方说稀缺，我现在在看很多中世纪文献，为什么，我们对中世纪太不公正了，就一句话，中世纪的黑暗，把一千年绕过去了，对文艺复兴时候思想底座成型有很强浇铸的作用，比方说稀缺，为什么有稀缺的假设呢？对不确定性的工具。明天有没有饭吃，这就是不确定性，是否有天灾人祸，经济学家也好，政治学者也好，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不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归纳社会现象，他们认为这是可以带来稳定、延续、繁衍、繁荣等等，这种情况下，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恰恰是今天信息时代要打一个大大问号的。

未来真的那么确定吗一旦要确定就可以明确描绘的，牛顿就是我们的偶像，我们知道下一个落点，如果有这样的确定性，像鲍曼讲的，共产主义、集权主义是互为表里，他要相信通过集权、控制实现更加美好的社会，不能说它动机是错的。

第三，已经有所破解，在结构主义会有所破解，斯特劳斯讲人类学已经提出来过去线性史观不靠谱，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历史是层叠式欢快向前跃进，尽管有挫折，在哲学上被认为是时间导向的哲学，线性史观20、30年代对这件事有很深的批判。

确定性思维、两分法和线性史观，获得比较成功突破的是线性史观，两分法貌似大家都开始装模装样来破，事实上很难破。确定性思维大家还恋恋不舍，未来的信息社会知识假设可能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可能有两个突破口，一是学习波兰尼的知识论，他在50年代有一本书叫个人知识，只要写出来的文本，那是逻各斯主义，那些文本是写出来的文本，那些文本有逻各斯的痕迹，很多东西是写不出来了，不是我们没有能力，也不是我们不愿意，甚至也不是没有惦记着这件事情，就是写不出来，或者中国人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些东西，如果不去理睬它的话，信息社会的知识论就是不完整的。

第二个，要学习德勒兹哲学家提出来的身体转向，哲学过去是空洞的哲学，从古至今哲学没有肉，只有抽象的个体，哲学中的人是质子，没有情感，没有情绪，没有任何的痛感，痛感是被符号化的，梅洛认为要关注到人，哲学的身体转向，活生生有肉感的人回到现实，并且让他成为不同学问，不光是病理学看作是什么样东西，一定是很有价值工具，这跟信息时代所谓的体验和感觉、情绪、心理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心理学界有一个现象，完全走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阴影，跟古典经济学和经典力学有同造之处，达尔文的亲戚做优选的人，这其恰是要关注人的体验，不是一句漂亮话，真正关注人的情感，但是人与人的情感之间差异，其实远远没有进入到研究的视野。为什么今天的社会学跟微博时代和马克思社会学不一样，那时候的社会学关注的是个体，抽象的个体，今天社会学关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且我特别高兴的是，今天上午陈平老师文章当中写了三体问题，这又是哲学里面的名词，他者。今天的哲学不是关心我和你的关系，经济学也不是关心我和你的关系，当我和你的关系发生的时候，有他者的存在，也不是作为背景，而是利益相关者，一定是三体关系才是最基本的最小单元，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经济结构，只考虑两体那是不行的，必须考虑三体的存在。

我觉得美国人很多学者看得很清楚，美国人的灯下黑，美国人的优点是坚定的牛顿主义者，实用主义哲学，缺点也在这里，现在已经不是所谓的信息社会，美国最近几年提出的是神经社会，纳米、生物、认知科学和信息技术。无论是从经济行为和社会构成、军队船舶都希望下一步嵌入式，人机共同体，人机合一的现状，乐观的人认为五年八年之内就会普遍化，稍微谨慎的人也认为不会超过30年，未来人和机器的关系，人和机器之间的界面会完全消灭掉，今天讲三屏合一，举手投足都是屏，不知道界面在哪里，你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化身，美国已经不理会理论基础多么稳固或者不稳固，在试验科学或者应用科学，工程领域已经在义无反顾继续往前推进。但是另外一方面，理论修复能力也是非常强悍的。

姜奇平：

老段说的是哲学，换算成对金融危机的解释，当时米勒说，股市的本质是提供回路，让大家把信息暴露出来，以集中的方式汇集。他这样想首先产生一个难解的悖论，你把时间空间屏蔽掉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存在的条件下，如何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不是马歇尔协定协定的，在监督代理人所付出的成本永远不可能超过中间人，因为中间人存在造成的问题，用监管不能起作用。按照这个观点，新的观点是什么呢？按照哈佛大学的试验，如果不是以信号控制供求匹配，而是用相反用噪音或者分布式节点上的信息，这种混沌的信息进行匹配的时候，有一个优越性是什么呢？提出了傻瓜在什么情况下战胜聪明人，傻瓜具有聪明人永远不具有的特点，噪音永远没有信号所具有的特点，在未来的市场匹配里面有一个比金融市场更重要的现象，分布式节点上的噪音如果是网络智慧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出现具有多样性，多样性是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对待复杂条件下进化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是说保护生态多样性对付复杂性的，玛戈威茨用数学计算简单的系统，无比复杂，根是简单的，在于自上而下控制，在核心节点上控制，纯粹理性上控制，中心节点控制，在所有的情感，所有的节点，所有的设计复杂性上完全是失控。我们可以看出，未来一种方式是什么呢？最简单的就是见到国有企业的老总，是否看股市，我不看，股市一个信号一个星期返回来，直接派40个间谍到对手的集装箱，我知道船还没到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匹配了，这个时候可以看出核心思想转变了，不再米勒那个时候货币主义的观点，而是信用学派的观点。按照信用学派的观点，货币问题的本质恰恰不在货币本身，不在一般等价物理性节点上，而在于信息，信息具有异质性，是分布式，未来金融将会出现情景定价、一物一价，到一物一价这样匹配方式的时候，那互联网实现了，那个时候再看股市是特别愚蠢的东西。

结束语：呼唤信息时代的经济学

杨培芳（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

半天，今天是特例，全天上下午有15位发言，有的发言两次、三次，其中有一位书面发言，从小凯的生平以及对他的缅怀，再到主要学术成就和观点，最后大家也谈到小凯学术成就的适用范围和当时的背景和局限性以及今后我们的关注，我们一直在关注新兴古典经济学派，杨教授在国际上树起来也不容易，作为他的继承人，将来怎么样发展下去，扩大他的影响。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在某些方面和小凯的努力是相重合的，也愿意能够把你们的一些成就利用学会的平台给我们一些前卫研究学者，包括后现代理论和新兴经济理论和复杂经济结合起来，通过协同的关系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完善，预解式功能更有效，恐怕还需要大家做一些更多的努力。

我了解杨小凯教授和乌老师和刘老师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读他的书，也是在90年代初，我也在研究技术经济，我在科技局的时候，科技大会刚刚结束以后，78年科技大会我参与筹备工作和大会，后来确定108个重点研究领域，其中有一个是技术经济管理现代化，这个领域和我们的部门关系很密切，部长就派科技司出一个人去参与这件事情，于光远讲了一句话，我们是干事的，不要叫理事长、会长，我们就叫总干事，分干事，不久看到杨小凯一本书，当时看到一本书叫数理经济学，里边主要讲的是分工，我当时最感谢的是协作渠道公式和拓扑关系，通过渠道树的增长，使得经济的优化，实际上也涉及到高主任担心的问题，中介和平台真正的效果不在于我自身，而在于两头，产业链当中我支持前后产业链增长或者是优化，当时叫做社会效益，不仅仅是自身的财务和经济效益。尤其是搞理论的，我们搞理工也觉得很对路，从数理经济，从物理模型转移过来，分析它的肌理，也是很有前途的，引入到技术经济领域里边，后来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04年这个人非常可惜，一下子就没有了，后来者要学习小凯的精神，还要注意身体，要惜才爱才，虽然大环境不好，尽量自己把自己爱护好，形成相关者理性。

我们要学习杨小凯还是要学习他对经济规律的深入探索的精神，求是，无论在监狱还是在什么地方，都能够思考经济本身的问题，我自己感觉从马歇尔以来，最早的经济，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叫经世济民，按照西方的经济也不是马歇尔以后的个人利益得到最多，贪婪地占有，现在也有人提出是否要回归经济本身，很麻烦在哪儿？有一个计划经济就是利他，市场经济就是利己的，利己不等于自私，自私不等于利己，段老师也谈到这件事，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我想起码现在有一些意识到这两个假设前提逐渐在动摇，包括纳什先生最近谈到这个问题等一些前卫的经济学者，认为人的本性还是一个复杂体，也就是说是一个混合体，或者是多彩，本身带有复杂性，从这方面来讲需要进一步思考。

第二个要学习小凯先生教授对理论的创新精神，刘鹰觉得没有杨小凯勇敢，杨小凯有他天才的一面，最主要是勤奋，能够从根上思考问题，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也许他和没有经过严格西方经济学的训练或者是中国计划经济的训练有关，无知无畏，主要是他抓住核心和根本性的问题思考问题，中国现在的学者这样做得不多，现在好多很有名的学者出场费很高，基本上谈起来就是人云亦云，顶多是哈佛学派或者芝加哥学派，嚼人家的剩馍，在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需要大家有执着的探索精神，除了我们学会还有一个50人论坛，信息社会50人论坛，有一位论坛成员讲过，现在干事情不为名不为利只为爽，当然有一个前提身体要好，在这个前提下，按照马斯洛的模型，不能更多贪婪物质，更高境界是实现，学习小凯教授这样一种精神。

我们也不能够脱离现实，但是我们总有一批人站在时代的前列，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天则所长盛洪有一个观点，我们要在传统边际上创新，小凯可能就是这样的人，抓住了传统的短边或者边际创新，信息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怎么样更好地疏通打通，从传统更顺畅走向信息时代的经济学。

我跟乌老师早讲过这件事情，信息经济学会是1987年开始筹备的，1989年正式成立，当时有一个梦想，应该在部门经济里边，信息经济就是一个分支，到21世纪某一个时候应该上升到信息社会的经济学，由边缘经济学挤入主流经济学，或者叫做变成主流经济学，这是一个梦想，我们以后可以不再分主流不主流，主要是时代在变，我们要更多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一个想法。

乌家培：

我补充三点：

第一，小凯的精神值得学习，小凯的思想值得我们思考吸收和发展。我要说的是，分工是重要的，分工是基础，但是协作不能忽视，分工的基础上必须要协作。科学研究也是这样的，以前是分析阶段，今后的协作、合作、协同、共赢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经济学以后都要定义，资源分配是有利益关系的，都是在不同历史时间代表着不同的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为什么研究资本论、研究经济学，他是学哲学的，因为涉及到利益关系问题，解决经济学的问题。段老师得很对，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国际关系也好，建设也好，都是利益关系的调整，中美两国的关系也是利益相关者的关系，都是解决利益相关问题，企业是什么呢？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是我看到越来越发展企业就是有关利益相关者的结合体。梁总讲到双模式，双模式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企业利益相关者怎么样在合作互利条件之下，企业能怎么样赚钱，怎么样实现企业目标，利益问题是核心，经济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利益。

第三，今天到会好多搞物理学出身的，有的是搞数学出身，有的是搞物理出身的，我曾经研究过经济学家出身和历史，所有有名经济学家都不是搞经济出身的，好多都是搞物理、医学、数学等，经济越发展，特别是搞数学出身和物理出身的，他没有束缚，搞经济学的话，有好多思想束缚，陈平是华中，他就是搞剂量经济学，他好多想法是对的，我们搞数量经济学很重视优化理论，搞投入产出和精密计量，演化是很对的，这就是搞物理出身考虑经济学出身的问题，可能比经济学本身考虑得还透。

钱学森同志强调，数学和物理是基础科学，一般说数理化，学会数理化，跑遍天下也不怕，钱老说，化学不是，而是物理。当时好多化学家出来反对，我把情况反映给钱老，钱老说，让他们去说，我们讲我们的，学数学的，学物理的，再学经济是最合适不够的，所以经济学要发展，要靠数学、物理出身的同志参加，搞物理学的同志，像梁总那样充满信心地提出问题，经济学才能真正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