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扬扬的城镇化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从生态角度看，乡村化可能是人类未来的归宿。城市化，或者城镇化盲目推进，已经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不可修复的破坏（欧洲对此进行了修复）。中国存在二元经济，二元经济不公平，但用城镇化解决二元经济有两个不同的出发点：一个是以人为本，内生式地实现城镇化，另一个是把城镇化作为推动增长的工具。
其实，中国的二元经济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农民身份的世袭制。经济上的二元来自政治上的二元歧视。因此，比城镇化更迫切的问题是废除户籍制。废除户籍制，内生的城镇化才能开始。另外一个是土地所有权问题。农民被制度性地剥夺了60多年，返还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是一种赎罪行为。没有这一点，任何形式（特别是外生）的城镇化都可能是羊吃人的翻版。
中国过去经济发展思路都是工具主义的，包括以人为工具（低廉的劳动力），这种模式造成资源不可逆转的巨大破坏。目前，经济增长的各种“工具”（劳动力、环境、人文）几近耗尽，城镇化的提出则是工具主义思路的延续——释放农村的消费力。此举虽然有抛弃投资型增长陈规的意图，但以农民被动变身为出路仍然不脱工具主义经济模式的窠臼。
也就是说，城镇化大有换汤不换药的GDP主义嫌疑，而且，在没有权力约束的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在利益集团的裹胁下，很可能演变成对农民剩余价值的再一次剥夺，及对残存的乡村环境的再一次浩劫。因为，目前比城镇化更迫切的是国家对农村的反哺（提升农民福利，保护农村资源），让血腥拆迁的推土机停下来，让重喘下的农村修养生息。
城镇化试图解决的仍然是增长问题，但中国经济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成功转型。减速才能变道，转型时期需要经济增长整体增速放缓，以便重新选择方向（模式）。此时，对于农村不妨马上解决户籍问题，尽快落实土地所有权问题，让城镇化进入内生化轨道。这样，虽然城镇化的速度会降下来，但是整体的社会风险也随之降下来。
极端地讲，在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加速城镇化等于火烧赤壁的故事重演。分散的农村犹如分散的船只，虽不能造成规模推进的优势，但可以避免被聚集起来的火势毁灭的风险。目前，在中国，经济增长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是非产生的根源——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在如此难局下，把权利归还给农民，让二元经济内生性渐进实现不失为一条正道。
2013-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