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的早上，有位广东朋友约我到金碧路去“饮茶”。从城北坐上公共汽车，停在近日楼的附近，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铁栅东边，四季不断的鲜花，常引起我一种幻想：我想这天赋独美的南国只要政治一清明，经济一繁荣，遍地的鲜花，黄的迎春，红的山茶，足够把这历史上的抗战名城打扮得妖娆迷人。我的幻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的罢？我自己问着自己。有时，为了路旁垂死的瘦骨和南屏街高楼对照得太明显，也使我不敢再看那些无邪的鲜花，可是也不愿放过一些可以支持我这幻想的证据。那天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被近日楼下看壁报的群众吸引到了他们里面，这一刹那间，我觉得一种愉快，似乎是说我这久存的幻想有了实现的消息了。

我的愉快并不只是昆明有这样多人肯鹄首街头看壁报，而是在近日楼四周同时可以贴出意见相反、言论不同的壁报。这一件事实给我很大的鼓励。

同行的朋友催着我走，也许是因为他怕去迟了，茶室里会找不到座位，可是他并不这样说。他用了不耐烦的口气，指斥着眼前的形色：“好好的城墙贴得满满的像什么？而且，你瞧，这也讲民主，那也讲民主，不是把人都弄糊涂了？言论，这也算言论！”

我笑了一笑，“我却就爱这个，民主就是这样长成的。我对于近日楼更喜欢了，因为它使我想起伦敦的海德公园。”

我想起了海德公园

9年前我在伦敦，初到的时候，我曾打听寓所的主人：“我想认识伦敦，应该先到哪里去？巴力门还是唐宁街？”那位老太太摇摇头说：“这种地方你去干什么？你得先上海德公园。在海德公园里你才能了解我们英国怎么会有巴力门和唐宁街的。”她的意思是说造成英国政治的是英国人民的精神，并不是有了议会和内阁，英国才得到民主的政治，而是人民中有了民主的精神，才有英国的议会和内阁。海德公园正是民主精神表演的地方。

多雾的英伦常使人懒得出门，可是我既然得到寓所主人的指导，不能不下个决心到海德公园去看看了。海德公园和英国其他的公园一般，并没有太多的奇花异葩，更没有关在笼子里的孔雀，只是一片旷地，保留着一丛丛比伦敦年龄更高的林木。海德公园所以著名，却在园角那片宽阔的草地，这草地上有着各色各样的人，站在桌上、椅上、肥皂箱上同时向着游客演说。有些吸引着几十到几百个听众，围得密密层层，有些只有一两个人，甚至一个听者都没有的，大家还是提高了嗓子在说话。我在好奇心中挤进了一群人，那位先生却在大发议论说当时首相鲍尔温是个伪君子，他说了几个理由，台下就有人接口，问他自己是不是伪君子？天下哪个人不是伪君子？另外又有一个却出来为说者辩护。很多人中有点头的，有叫hear 、hear的（赞成的意思）；也有气得须子都翘起来的。在毫不相识的人中，热烈地互相辩论了一场。

一会儿，又换了一个上台大大地批评着在离开不到50码的那个在台上说话的人的意见，对面那个是工党，在这里站起来的是保守党，两人唱对台戏。听众里有些人，听了一会儿，不满意，走到对面去了，同时也有人从对面走来。

听的人有话想讲，随时随地可站起来讲，只要有人听你。听一阵，觉得没有趣味的，随时可以走开。在海德公园里真可以说是议论纷纷了：幼稚可笑的、胡言乱语的、有条有理的、引经据典的……种种色色，无不具备。从立场说，有极端的保守派，有过时的传道士，也有激进的共产党，真是无派不全。可是有一点，也就是我寓所主人要我去看的一点值得我们这些异邦人记得的，是在海德公园中，从来没有人互相打过架，没有人流过血，没有人投过手榴弹，没有人停止过别人说话。即使没有人听你，你照样可以直了嗓子发议论，没有人笑你。我的确看过一个没有听众的演说家，而且据别人和我说，他是每星期必定来的，大家非但不耻笑他，而且认为这人不错：自己认为对的就得说。可是这位先生说的话，没有第二个人发生兴趣，所以没有听众。他每星期可来唱独白，可是他却不能强迫别人来听他，更不能不许别人说，只准让他说。他若这样做，就不能在海德公园里了。

意见的乱和行动的乱

从近日楼到金碧路的路上，我把海德公园的情形描述给我的朋友听，一直到我们进了茶室坐定了，我还沉湎在记忆里。我的朋友打断了我的独白：“我知道你从小喜欢热闹，乱哄哄的，像你的书桌一样，不乱写不出文章。我和你的脾气就不同，我喜欢有秩序，有纪律。像近日楼的乱劲，我就看不惯；照你所说的海德公园，我一去就会头痛。”

“老王，你说乱么？也许不错，但是你也不能不承认英国政治和社会是最有秩序的，最不乱的。他们好像很纷乱的意见，但是大家把纷乱的意见自由地说了出来，大家有机会听到别人的意见，大家能对于每一问题思索一番，结果才有相同的意见，也才有衷心情愿的相同行动。意见阶段里的乱却是达到行动阶段里不乱的必要过程。老王，你喜欢意见阶段里表面的不乱，而行动阶段里发生乱么？”我逼着我的朋友回答我。

“都不乱才是我的希望。”他回答了。

“你希望一件不可能的事。”我很快接着说。

我的朋友放下茶，等待我的解释，所以我又接着说下去：“每个人身世不同，经历不同，利益不同，希望不同，所以对于任何一个问题的看法也不会相同的，一个人的意见总是片面的，总是从个人的经验和立场出发的，所以在意见上开始时总是各人不同的，但是在一个团体里生活的人又不能不有一致的行动。团体生活的主要问题，就在怎样从各人不同的意见中，去求得一个共同能接受的总合意见。怎样能总合呢？就是要大家能了解别人的经验和立场和共同利益的所在，互相迁就、调协，使有一共同的意见来做一致行动的根据。”

“要行动上一致，我们不是可以加以管制的么？否则要权力做什么呢？”我的朋友插入了一句。

“不”。我很坚决地说，“一致行动不能没有共同意见做根据。外在的权力没有法子改变内在的动机，若是用权力来维持行动的一致，不但不能持之，而且这一致是只属于表面的。权力必须有人柄握，握有权力的人没有法子永远地监督着每一个人，看守着每一个行为，所以权力所不到之处，行动上就得不到一致。监督各个人行动最有效的力量是每个人自己，我们没有一刻能不受自己意志的检查。我所说共同意见，就是每个人自己接受的意见，自动地发之于行动，这些行动也自会一致。从意见上谋调协着手来取得团体一致行动是最可靠，也是最经济的办法。”

尊重别人，尊重自己

我说了一阵，好像是在课堂里讲书，自觉不好意思了，所以借着茶房送点心上来时，把话收住了。可是我的朋友却觉得很有兴趣，因为他正在工厂里做事，在管理工人时，常逢到工人们阳奉阴违的事，使他无法提高效率，所以他很表示同意地说：“心悦诚服自然是最好，对人必须诱导感化。孝通，这点我是接受的。我不是常说，中国基本问题是在教育么？”

“老王，你所谓教育是什么意思呢？”

“你在大学里教了这么多年书，还要问我这问题么？可是，我也不妨从我工厂里的实地需要的讲，我希望工人们能了解我们的观点，对于他们工作能认真的做。”我朋友说。

“很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观点是对的，而且应当是这样的，这样才能使一个人认真和负责做事。但是你说要从教育来使别人接受你的意见，我觉得你所谓的教育和我所谓的教育的确有一点重要的不同了。”说到这里，我的朋友插口说：“好罢，你说你的教育罢。”于是我又说了：“我倒并不是想讨论教育本身，你若有兴趣，可以看一遍潘光旦先生的《宣传不是教育》。我要问你的是你也想过去了解工人们的观点么？你也问过自己为什么工人们不认真做事？”

“工人们的观点么？”我的朋友似乎问他自己。

“是的。”我说，“工厂是一个团体，你们需要行动上的一致，可是显而易见的，你和工人并没有相互的了解，是不是？老王，你若容许我说一句率直的话，你并没有想到工人们的观点是值得你考虑的，你只想人家接受你的观点，并没有想接受工人的观点，是不是？我很希望你去海德公园看看，在海德公园里，你会发现别人也有意见，也有不同的观点，而且你若平心静气地听，你会发现，他们也都觉得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意见是对的。这时候，你会觉得究竟谁对不对，大家不应当由自己来做判断，而应该让别人来批评了。”

“这是英国觉得骄傲的精神，要别人尊重你，你必须尊重人家。若是你觉得别人全不及你，人家的判断都不正确，只有你是有能力，有资格知道是非的话，你就不必考虑别人的意见了。民主不但要尊重别人，认为每个人是最能从他自己立场辨别是非利害的人，而且也是尊重自己的。尊重自己所以不肯把决定自己利害生死的事，托付给别人去包办。”

言论自由矫正了欺骗

我的朋友听见我又提到“民主”，知道我的话一定会拉得很长，所以特意叫茶房来冲茶，暗示要我改变改变话头，我因之停住了。喝了一回茶，我们重又回到近日楼来搭车。我的朋友也许是因为受了我刚才一番议论影响，所以也走到城墙去看看壁报，他绕了一圈，很失望地向我说：“我不明白你对于这种壁报会存什么希望。我虽则素来对于政治不感兴趣，可是单凭我的常识，我就看不出靠西面城墙上那几张壁报有什么道理，很多话太幼稚，不近人情，要是看的人都相信了这些话，我就不知道对于中国有什么好处。”

“老王。”我却很高兴地回答他，“你是知道我立场的人，你知道我若是写文章时，这些文章会贴在什么地方？可是我不愿意别人只看我的文章，因为我不是上帝，谁也不能保证我的意见永远是比别人高明的，我自己绝不敢这样保证自己。我希望别人也发表意见让看的人自己去选择。我觉得高兴的不是这些壁报里都是名贵的指示，而是大家能自由张贴的事实，中国若要进入民主，这是第一步。各人都能自由把意见发表使人民可以自由去批评。近日楼变成了海德公园，我是心满意足了。”

“孝通，若是你看见有人在骂你，你觉得怎样呢？”

“骂得有道理，我应当接受；骂得没道理，我只有信托读者，他们会辨别是非。我总觉得你是不很相信别人有判断的能力。我同意你，人民有时是会被欺骗的。但是，说来也可以使人放心，世界上一切骗局绝不会永久的，而且假若你让每一个人能发表意见，每一个人能自由听取别人的意见，也没有人敢欺骗人，骗人一次，一失信用，他的言论也会没有人相信了。所以在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里，欺骗是最愚蠢，没有人愿意或胆敢这样做的。诚实是处世最可靠的方针，乃是经验之谈。”

我高兴地握了老王的手：“我想早些回家了。你看了这许多街头壁报，不是有你的判断么？别人都像你一般的。我希望近日楼变成海德公园，至少，大家能相信自己，能用话来争取人们的同情，比了四个月前，用手榴弹去压制别人说话大大地进步了。爱中国的人，对于一切进步要关心，要赞成，这是第一步！只要不退步，中国是有希望的。”

我和我的朋友分了手，我转身在花市里带回了一枝梅花。

1946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