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决策与实施互动的角度，描述1978―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演进过程。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发动的。改革的酝酿直接根源于领导层追求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因来自内部（长期未能摆脱贫困）和外部（日益扩大的发展差距）的压力而强化。中国的改革不是依据理论预设，而是诉诸实践和试验，从局部开始，“撞击―反射”式地推进。从最初放权让利改革到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经历了重大的观念和理论的突破，包括激烈的争论。这种突破得益于理论界的不懈探索和领导人的正确决断。国际交往的扩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为反思中国体制弊端，探寻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样性的参照物和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改革思路突破最有力的推动，还是实践本身。改革的最初成效扩大了自身的支持力量。尽管理论上争论不已，改革和开放的实践却始终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而市场机制一旦被引进，如果不受人为遏制，就会形成不可逆转的趋势，产生自我扩张的力量，对改革旧体制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初期改革在一些国有部门步履蹒跚，非国有经济却获得快速发展的历史机会，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并导致结构性变化，初步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经济并存，计划内与计划外双轨运行的格局。这种情况及其带来的矛盾、摩擦和问题，推动决策者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寻求改革的整体突破。中国改革初期已经确定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的路径。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酝酿
中国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可追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初，特别是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政治领域，但最高决策层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难题其实还是经济问题。就是如何尽快恢复“面临崩溃的边缘”的经济，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是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邓小平的一段话说得最透彻：“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所以，一定要加速发展生产力。“这是最大的政治，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1)
寻找中国经济更快发展的方法，首先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拨乱”是纠正错误，“反正”就是返回到过去正确的东西。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在“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前形成的一系列“左”倾观点和政策，回到《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两次郑州会议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曾经提出过的现实稳健的观点上来，包括从来没有认真实行过甚至受到批判的一些观点和想法。1977、1978年拨乱反正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提出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这些问题的讨论受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特别是邓小平直接推动了这个讨论。(2)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发表前，邓小平就看了两遍，并两次找起草者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意见。(3)另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林子力、有林著《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最后也是因邓小平批示“可以出版”才得以正式出版。(4)这一时期，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按劳分配问题。在他看来，物质利益原则仍然是调动积极性以加快发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体现这种思路，1977、1978年调整了部分职工的工资，恢复了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
经济体制改革正是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酝酿成熟的。在过去的经验中就存在一种改革的思想资源，中国是最早看出苏联模式存在弊端并决定改革的国家之一，虽然并不成功也没有贯彻到底。同时，拨乱反正也不止于回到过去。积极投入拨乱反正的不少人已经具备了改革意识。由拨乱反正走到改革是很自然的，是思想的自然深化。“从‘拨乱反正’到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明确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5)以这个标准衡量，传统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生产力长期停滞和徘徊，是中国决定进行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有学者指出，从1957年到1978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呈现整体下降趋势，使国家财政困难日益严重，财政收入甚至几年出现负增长。1977年已经发展到极点。靠财政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老模式遇到了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再也走不下去了。(6)过去20多年，中国走的是一条高速度、低效率；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消费的道路。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还可以勉强推行，那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就难以为继了。改善生活成为人民迫切要求，促使决策者另辟新路，实行战略调整和体制改革。
同时，一个新的因素对中国领导人思考和决心改革起了重要作用，这个新因素就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重新认识。1978年春，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回国后，代表团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认为，斯大林试图把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被铁托拒绝，导致苏、南关系恶化，南斯拉夫不失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为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党。根据代表团的报告，中共中央决定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恢复和南共联盟的关系。只是不接受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中共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这个认识的变化对于党内在思想上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起了作用。(7)
影响更大的是1978年上半年的出国考察潮。当中国重新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时，中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国外，主要是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寻找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设备、管理经验）来提升自己的发展水平的可能性。决心“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8)。在中央决策层，对外开放的决心已经下定。他们思考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好对外开放。(9)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在1973年开始恢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加快了引进步伐和规模。1978年5月17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以副总理余秋里为主任的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在政治上，中国通向西方发达国家的障碍在毛泽东、周恩来手里开始打通。1978年，邓小平重新主管外交工作后，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一是中美建交。为了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1978年上半年派出多个经济代表团出访日本和欧洲一些主要国家。这是中国在封闭半封闭几十年以后，再一次打开国门看世界，再一次向西方学习。与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以被动挨打的孱弱者姿态面对世界不同，这一次是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大国的自信，主动采取“拿来主义”(10)。然而，外部世界的发展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冲击同样巨大。
在这些考察中，影响较大的有3月至4月，林乎加率中国经济代表团对日本的访问；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的实地调查研究；5月至6月，谷牧带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各个代表团回国后，都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出考察报告。这些报告不仅提供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可能性，而且提供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管理经济的经验。(11)访欧代表团的报告关于法国农场主不能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儿子经营的例子给人很深的印象。为了保证农场的经营，法国政府规定，儿子要经营父亲的农场，必须取得农业学校的毕业证，还要在其他的农场实习两年，考核合格才能继承。这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有些好的制度，值得借鉴。(12)这对“腐朽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是一个冲击。这些考察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紧迫意识和改革意识，并为领导人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一系列出国考察带来的新信息，直接推动了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华国锋要求出国考察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几条，在国务院务虚，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13)国务院务虚会由李先念主持，从7月6日至9月9日，断断续续开了两个多月，到会的有几十个人。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国务院各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康世恩、耿彪、谷牧、王震、陈慕华全都参加。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会上在发展速度和引进成套设备方面表露出急于求成的情绪，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然而，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它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大胆、广泛的讨论。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有几个材料受到注意：一个是南斯拉夫考察结果；一个是谷牧访问西欧五国的报告；还有一个是胡乔木、于光远、马洪以国务院研究室名义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会上的一些发言很有见解，如姚依林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说明要了解资本主义，要善于和他们打交道，很有说服力。(14)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都很重视这次会议。在23次会议中，华国锋只有一两次没有参加，在会上发言和插话至少有13次。(15)这次会议虽然是务虚，不作决议，但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报告，集中了会议的主要成果。报告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报告批评说：“我国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在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利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提出“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改革，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要坚决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权利、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本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16)胡乔木等撰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吸收务虚会的议论，修改后发表在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在国外引起重视，被看成是中国改革的重要信号。于光远评价说，国务院务虚会“可以看作党的高级领导人开始重视改革的―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17)。在国务院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18)“三大转变”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关于经济体制必须改革的酝酿已经成熟。
邓小平当然不是完全根据他人的汇报来判断世界形势的。邓小平非常清楚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有多大。1978年，也是邓小平出访最多的一年。年初访问缅甸和尼泊尔，9月访问朝鲜，10月下旬访问日本，11月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次年初出访美国。邓小平如此频密出访，除了外交需要外，很重要的意图，就是要亲眼看一看世界现代化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寻找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他自己的亲见，加上其他考察团提供的信息，强化了他的紧迫意识，也使他的改革思想更加清晰起来。他在9月访朝时同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19)朝鲜访问回国途中，邓小平在东北和天津等地反复地谈到中国必须改革。他说，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要来一个革命”。他说，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和经营方法来管理，“要在技术上、管理上来一个革命”，“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20)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1978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上酝酿已经成熟，不是指个别领导人，而是指多数领导人，包括华国锋。从这一时期华国锋的一系列讲话看出，他对经济改革有明确的积极的态度，而对引进先进技术的热情，更不让他人。只是与许多领导人一样，要求太急。除了中央高层对改革的酝酿以外，改革的原动力还来自一些地方领导人的主动和群众的自发行动。这主要反映在农村政策方面，1977年11月，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安徽省委制定的“六条”，1978年上半年以赵紫阳为第一书记的四川省委制定的“十二条”，都是从“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传统思路之外寻找农业的出路。其基本精神都是要松绑，给生产队以自主权，给农民以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和多种经营的自由。而少数穷极的农民利用这种已经松动的政治空气走得更远，开始秘密地搞起过去反复批判过的“包产到户”，如有名的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尽管他们只是为了找一条生活出路，未必理解他们的自发行动与一场改革有什么联系。但这也说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之路，具有深刻的内在根源。
尽管改革在1978年已经酝酿成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仍然可以认为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以中央全会的权威形式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当然，更准确地说，许多问题的解决是在全会之前召开的36天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的那篇著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的。他在谈到中国改革的紧迫性时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1)。三中全会公报写道：“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22)
二、放权让利：改革的最初思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方针已定，但对改革的认识还很初步。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很多，思想路线问题、历史遗留问题和人事问题的讨论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讨论没有充分展开，有关讨论是与讨论李先念国务院务虚会讲话连在一起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及有关讲话看出，中央领导人最初的改革思路，可以归结为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的改革。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23)这实际上重申了毛泽东1956年《论十大关系》关于“调动积极性”的经济哲学。怎么调动积极性？办法有两条：一是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生产单位；一是给予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以更多的利益。邓小平把这称之为“经济民主”。这种放权让利的改革在1958年和1970年曾经进行过两次尝试。就“放权”和“让利”原则这一点说，三中全会的改革的基本思路同1958年有类似之处。但是，这一原则的应用范围大大扩大了：1958年改革的特点是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性分权，而1979年以后则更加注重扩大企业的自主权；1958年改革主要在国有部门中进行，而1979年以后的改革大大扩大了范围，特别是在农村中进行并扩及到对外经济关系。(24)与调动积极性的经济哲学相一致，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经济政策：允许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政策，首次把利益驱动而不是“革命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承认差距的方法来激励进取，增加财富总量，达到最终惠及全体的目标。这对崇尚平均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来说，是一个大胆突破。确如邓小平所说，这一个能够影响全局的“大政策”，就是这么一条，把人们积蓄已久的利益动机和致富欲望调动起来。不仅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而且成为经济改革的驱动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与此前改革尝试最大的不同，在于对市场力量的估计上。吴敬琏说，20世纪70年代末市场经济目标已经“初露端倪”。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上。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等。(25)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作总结时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这个口号显然是从陈云1956年的“三为主、三为辅”脱胎而来的。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同陈云谈过计划与市场的问题。陈云同意“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他还说，“国内要竞争一下”。(26)当时对于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概念往往是混用的。所以，这里所说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和陈云3月8日在《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讲的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有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的观点，(27)以及李先念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口号，(28)其含义是相同的。邓小平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所准备的手写提纲，也有“下放权力，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这一条。(29)1979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时指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0)这些都是讲要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调节和竞争。
陈云率先提出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的观点，对突破传统的单一计划体制具有重大意义，成为改革起步和最初方案设计的依据。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工作由新成立的以陈云为首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财经委下成立了四个调查研究小组，研究改革的具体问题。(31)这是中国经济决策引入咨询机制的开始。几个小组非常活跃，研究了许多问题。关于经济改革的方向，出现过三种设想：第一种设想，以中央各部为主集中管理，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并在一定的范围内采取一些经济办法。第二种设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以省、市、自治区为主分散管理。第三种设想，根据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主要采取经济办法、通过经济组织管理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企业自主权。在体制小组9月草拟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中明确表示：“改革以采取上述第三个方案为宜”(32)。这是第一份关于改革总体设想的意见，虽然还没能提到决策层面。从中看出，在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方向，在参与决策者中间一开始就很明确。
1979年，经济工作进入调整阶段，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扩大企业自主权、财政和外贸三个方面的“小改”原则。加上农业，改革实际上主要从四个方面起步：
一、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企业改革是循着放权让利，适当引进市场机制以搞活企业的思路进行的。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在省内6家企业实行扩权试点。三中全会后，试点单位增加到100个。1979年5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等六个单位，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了8个企业，(33)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许多地方和部门积极性很高，纷纷效仿。1979年7月，国务院连续颁布了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5个文件。要求地方部门选择少数企业试点。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6月又发展到66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左右，但产值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左右。(34)扩权内容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在利润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二是在权力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的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运用的权力，以打破企业是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吃国家“大锅饭”的体制。其基本思路是希望把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和职工利益挂钩，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二、放权让利的农业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的25项政策，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条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所有权。一条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前者是“松绑”，后者是“让利”。1979、1980、1981、1982年连续四年提价。四年间，农副产品收购牌价共提高24.5%，其中1979年一次提高21.1%。如果包括议价、加价和市场收购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共提高41.6%，平均每年提高9.1%。(35)提价的范围和幅度都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在给予生产队自主权和给予农民自由方面，其宽松度大大超过了以往。最初的政策底线有两条：一是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基本制度；一是保障国家对农产品的足额收购。在这个基础上，生产队有权选择自己的经营方式和责任制形式，自主安排生产计划；农民有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和进入集市贸易的自由。在继续实行统购统销的前提下，农副产品购销体制也开始松动：实行定基数和超购加价、奖售政策，缩小统购范围，减少统购、派购品种，恢复议购议销业务，同时恢复和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和城市农贸市场。在农业内部，走出“以粮为纲”的旧轨道，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允许和鼓励农民在种植业乃至农业之外寻找脱贫致富的门路，国家通过增加粮食进口来支持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在对外开放方面放权。相对于国内经济工作，邓小平对尽快打开对外开放局面给予了更具体的关注。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等5位工商界著名人士共商对外开放大计。正是因为邓小平的直接支持，由荣毅仁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10月成立。7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随后国务院颁布了其他有关法规，对外商来华投资、转让技术，在劳务费用、场地使用、税收、利润、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和自主权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待遇。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使之发挥靠近港澳，华侨多的优势，先走一步，加快发展。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确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中央对两省特别是四个特区，在对外经济活动和经济管理体制试验方面给予了比内地更多的自主权。为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国务院着手改革对外贸易体制。通过下放进出口贸易经营权，打破外贸部所属公司独家垄断经营的局面，允许部分工业部门和生产企业经营进出口贸易，以调动地方政府、工业部门、外贸公司和生产企业的积极性。
四、实行中央与省、自治区两级财政新体制。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始终是改革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这项被称之为“行政分权”的改革，就是将由中央掌握的计划、生产、资源分配、投资决策的部分权力和责任下放给省级政府，其核心是财权的划分。从1980年起，除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继续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以外，中央对各省、自治区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一灶吃饭”为“分灶吃饭”。当年增加地方机动财力30亿元。(36)1979年经济进入调整阶段，财政压力很大，财政体制改革预设目标有两个：一方面希望扩大地方财权，为地方注入活力，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希望增强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承担起财政平衡的一部分责任，“在中央统一领导和计划下，各过各的日子”(37)。
这些以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为目的的改革，却从多方面引入了市场因素。农村政策的调整和农产品购销体制松动，城乡农贸市场恢复了很久没有过的繁荣和热闹。一些传统的集墟，如早市、露水集、夜市、夜交会、山会、古会、骡马大会等都得到恢复。一些城市如广州等地率先放开蔬菜和鱼类等鲜活产品的价格，市场供应很快丰富起来，人们担心的价格暴涨的现象并没有出现。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使试点企业开始关注市场。一些因调整缩减计划濒临困境的企业，通过寻找市场救活了，(38)一段时间，四川出现了“推销员满天飞”的现象，在同行业中引起了竞争。企业扩权改革对市场化的起动起了重要作用：企业获得产品自销权，使一部分生产资料开始作为商品进入了市场；市场竞争产生了市场价格，双轨制价格初步形成；生产领域双轨制运行，推动了计划外生产的扩大，也创造了市场生成和发育的空间，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对计划体制、价格管理制度、物资供销制度、利润统收统支制度等传统体制都形成了冲击。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强化了地方的利益驱动，地方政府介入市场竞争，这是中国市场生成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三、从强调“市场调节”到强调“计划经济”
1980年3月17日，成立了以赵紫阳为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为中央经济决策机构，相应撤销原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一系列复杂的经济问题摆在决策者面前，迫切需要决策咨询研究工作的大力协助。4月，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聘请薛暮桥、马洪、许涤新、于光远等10人担任制订“六五”计划的顾问。为了使这种咨询机制常设化，8月，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把国务院有关部委所属和其他在京中央级综合性经济研究院所共18个单位组织起来，从事经济决策咨询研究。(39)同时设立国务院改革办公室，与经济研究中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40)
这时，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马洪、廖季立等人。其中首推薛暮桥，他既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又是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还有一大批在解放后接受经济学教育的经济学家。(41)改革学派的形成得益于两方面的思想资源：一方面是对中国过去20多年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和反思。最具代表性的是薛暮桥撰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此书197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一时洛阳纸贵。人民出版社翻印300万册仍供不应求，各省翻印650万册，到1983年，三年时间内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42)另一方面，由于国际交往的扩大。1979、1980年，出国考察热持续升温，(43)最有意义的是，财经高官和经济学家对日本、美国、德国、匈牙利等国经济管理体制进行的综合考察。(44)国外经济专家和经济学家也频繁应邀来访。(45)外国经济学各种学派的思想和著作开始系统地介绍到国内。(46)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如果说对西方经验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借鉴还显得犹豫和有保留，那么，对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和来自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则更容易被理解。(47)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三种模式（苏联的集权模式、南斯拉夫的分权模式以及介乎二者之间的匈牙利模式），中国领导人和理论界对匈牙利模式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但从未考虑过照搬哪一些模式。(48)然而，正是在总结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同时吸收国外经验，了解和研究国外各种经济理论，特别是比较系统地汲取东欧国家改革经济学的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的改革学派，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为核心的整套观点和政策主张。(49)
1980年初夏，薛暮桥在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50)总的设想是：把企业从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把分散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单位，改为按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经济联合体；把受行政系统分割的封闭的产品分配调拨体系，改为统一领导的开放的商品市场；把按条条、块块组织经济活动，改为通过经济中心来组织经济活动；把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制度，改为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指令性和指导性结合的计划制度；把主要依靠行政办法管理经济，改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把忽视法治?备奈?严格法纪，加强经济立法、司法和监督等。这份文件提交到9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为了向关心改革总体方向的与会者通气，没有深入讨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改革政策。但薛暮桥在会上作了一个说明，他说：“在我们起草这个文件的时候?鄙钌罡械剿?谓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要解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向。将来起草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规划，是一部‘经济宪法’”。薛暮桥的意见的实质是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他的话给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以重大影响，但是，这一改革思路在决策层未能成为共识，未能确定为政府的决策。(51)
1980年的经济形势却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张在决策层取得优势。1980年的经济形势出现了两种相反的现象：从一方面看，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经济形势。经济搞活了，保持持续较快增长，市场供应改善，城乡人民收入均有增加，人民生活的改善幅度多年未有。从另一方面看，又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最显著的标志是1979、1980年两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79年赤字170余亿元，1980年120余亿元，到1980年物价稳不住了，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52)决策层把它视作危机的信号认真对待。当时，外国专家对于中国政府对赤字和通货膨胀如此敏感表示不理解。然而，对于缺乏承受力的中国老百姓和政府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出现这种困难既有历史遗留因素，也有新的因素。新因素包括1979年开始的以还生活欠账为内容的经济调整，步子迈得太大，农产品提价、职工提薪、奖金发放、安置就业、政策退赔以及扩大企业和地方财权等，使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决策层对调整意见不统一以及来自地方和部门的阻力，使调整方针没有得到很好贯彻，基建规模压不下来。而且出现了预算内投资压缩预算外投资增加。这显示出经济调整与放权让利改革之间存在矛盾。放权让利改革搞活了经济，却也引出了新问题。一方面，放权仍然有限，在企业留利、原材料供应、劳动管理体制、工资制度、计划外生产等方面企业权力还很小，对搞活企业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集中管理的价格体制和不合理比价，各工业部门利润水平相差悬殊，最为典型的是，成本利润率石油行业比煤炭行业高出100倍。造成苦乐不均、不公平竞争和相互攀比。(53)同时，在没有预算硬约束的制度下，试点企业出现“截留税利，乱摊成本，滥发奖金和补贴”等行为，放权让利改革效应递减。(54)财政分级管理使地方利益强化，“少数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割据’的苗头，不但上下争利，而且阻碍经济的横向的联系”。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争夺原料，重复建设，盲目生产，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混乱现象也有所发展。(55)对外经济交往中也出现了多头对外，自相竞争，“肥水落入他人田”的现象。
对于经济困难和混乱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主张保持计划经济主体地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坚持认为，困难是由过分强调商品货币关系引起的，他们不赞成把市场调节与计划经济并提。不成功的国有企业改革增强了他们的地位。改革派经济学家则认为，困难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进行了改革，而是因为改革的办法不适当。薛暮桥最早明确地指出，放权让利改革(他称之为“分配改革”)有局限性。主张把改革的重点放到“物价管理体制改革”和“流通渠道的改革”方面去，逐步取消行政定价制度、建立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56)对于造成结构性缺陷的根源也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主要是长期受急于求成，高指标，瞎指挥的“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的结果。解决的途径主要是纠正“左”的指导思想，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另一种看法认为，“左”的指导思想固然是直接原因，但在思想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就是经济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限制、排斥市场的作用，使人民的需要得不到及时的反映，难免导致生产和需要的脱节。只有实行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问题。(57)
不过，大多数人都赞同，当前，调整是当务之急，改革要服从调整。毕竟稳定是头等重要的事。决策层不仅认为经济中存在“潜在的危险”，“搞得不好，可能爆发经济危机”。(58)而且认为经济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不稳定。陈云的两句话引起高层高度重视，他说：“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59)在这一点上薛暮桥与陈云有高度共识。11月，薛暮桥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主张切实贯彻调整方针，扭转两年来积累加消费超过国民收入的状况。在调整与改革的关系上，当时应当继续把调整放在首位。(60)在12月16日至2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确定了“经济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团结”的方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发表了有14条意见的讲话，着重批评了建国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认为当前经济形势存在优势和困难两个方面。在发展速度、利用外资和经济改革方面，陈云都持相对谨慎的态度。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缺点。他强调“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因此，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陈云的主张得到邓小平、李先念、赵紫阳的支持。在经济决策中，邓小平尊重陈云的意见，赵紫阳出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后，对陈云的意见也十分尊重。在会议的最后一天，邓小平讲话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和赵紫阳同志的意见，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赵紫阳在题为《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设定调整的目标是三个：基本做到财政收支平衡；基本实现信贷收支平衡；把物价基本稳定下来。1981年，经济调整加大了力度，为压缩计划外投资，采取紧急刹车措施。借用地方财政存款、向企业和地方政府发行国库券，暂时冻结企业存在银行的自有资金，紧缩银行贷款。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126亿元。积累率回落到28.3%，物价趋向稳定，赤字减少到35亿元。调整成效十分明显。(61)
调整，“必须加强集中统一”，“最后的落脚点是中央集中统一”。(62)调整的这种客观要求使坚持计划经济主体地位的观点，在政治上占居了上风。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商品经济的观点甚至受到指责。从1981年第二季度起，一些人公开批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他们认为，1979年至1980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受到冲击，原因就在于过分削弱了指令性计划，动摇了计划经济，过多提倡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63)中央正式文件的提法也有变化。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提法是：“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中共十二大的提法是：“关于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的问题。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从1979年到中共十二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基本原则没有区别，但强调的侧重点有所改变。1979年强调的是“市场调节”，要在单一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1981年以后强调的则是“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必须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框里起作用。1982年底、1983年初，陈云多次把实行统一计划与搞活经济的关系比喻为“笼子”与鸟的关系。(64)就连《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在1983年出版时，也将《目前形势和任务》一文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从总体上看，决策者的改革思路没有超出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以完善计划经济的框框。
四、改革在“体制外”取得突破性进展
1981年以后，经济改革方向仍处于不甚明朗的状态，但改革并没有停滞。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并不排斥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强调改革服从调整也不意味改革停顿。搞活经济的初衷没有变，已经推出的改革措施不可能退回到老路上去。原则是“有利于调整、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改革必须坚持进行”(65)。事实上，中央和国务院对改革的领导和研究进一步加强。1982年5月31日，成立了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兼主任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赋予国家体改委的任务是：负责拟定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统一研究、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从1981年到1983年，国务院体改办和体改委先后拟制了三份改革意见和方案。(66)
关于国有部门改革着眼于以下考虑：一方面要继续调动国有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以搞活经济；一方面解决最初的局部改革引发出来的问题；同时将现有三十几万个国营企业整合起来，以发挥其整体效益。因此，改革主要循着两条线进行：
一是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经济责任制包括国家对企业实行的经济责任制和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其目标是使企业在获得自主权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经济责任，促使企业适应宏观目标的要求。国家对企业“一要放活，二要加压”。(67)责任制的核心是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办法有三种：一是利润留成，二是盈亏包干，三是以税代利、自负盈亏。(68)1981年，在国营工业企业中普遍推行经济责任制，配合以企业整顿。推广了首钢实行承包制的经验。其实，首钢的经验缺乏典型性，给予首钢的特殊条件不可能同样惠及其他。承包制或许受到农村包产到户成功的启发，但城市改革要复杂得多，显然难以“一包就灵”。决策层认为，“实行利改税是改革的方向”。(69)希望通过利改税一举达到既搞活企业又保证“国家得大头”的双重目标。利改税分两步推行：1983年推行的第一步利改税，是利税并存。企业先缴纳55%的所得税，税后利润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并通过调节税平衡不同行业之间的留利水平。(70)1984年开始考虑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即从“税利并存”转到完全以税代利，“税后利润留归企业支配”。(71)然而，在现行价格体系不能作大的改变的情况下，利改税的实行，仍然难达到预期效果。
二是推进国营企业的改组和联合。这被看作既有利于搞活又有利于调整的一项改革。经过30年国家投资形成的35万多个大中小国有工业企业，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点。然而，这些国有企业束缚于部门所有制和地区所有制之中，部门林立，自成体系，各自为政，小而全，大而全，无法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72)在改革的最初酝酿中，就把工业改组，建立企业性工业公司（总厂）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工业改组从1978年在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地开始试点。1979年，在全国扩大试点。(73)1980年，在经济管理体制不能大动的情况下，决策层对改组企业抱有很大期望，中央领导指示：“要采取强有力的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把工业改组工作大力推开。”7月1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希望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加强横向经济联系。其用意在于：在难以自上而下打破行政隶属关系的情况下，鼓励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地脱离地区封锁、部门分割的体制。改组与联合取得一些进展，(74)但也遇到了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的严重障碍，不得不借助行政干预的力量。赵紫阳直接推动了上海高桥地区7个企业联合组建石油化工联合企业。上海造船公司也是在胡耀邦亲自过问以后才得以成立，该公司是由分布在上海、江苏等省市分属六机部、交通部等部门的造船企业统一组织起来的。随后，相继组建了南京金陵石油化工总公司，辽宁抚顺石油化工公司。(75)并着手推动少数全国性重点行业的联合，试办行业协会，建立全国性公司。(76)企业改组联合也出现了一些中央部和省厅局借机收厂收权的问题。行政权力过多地介入，组建起来的公司中，真正的企业性公司仍是少数。
国有部门的改革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受到整个体制的约束难以完全奏效。1981年至1984年间，经济改革真正出现突破的不在国有部门，而在非国有部门。有学者认为，“当国有企业的渐进式改革陷入困境以后，中国领导改变了改革的重点，从城市国有经济转向农村集体经济。”从这时起，中国开始采取了―种“体制外先行”新战略，(77)从文献看，看不出决策者有意识地改变了改革的重点。改革在非国有部门率先突破，与其说是改革重点的自觉转移，不如说是一个客观事实，有些还出乎意料。
首先是农村改革率先突破。杜润生说：“农村改革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78)最初的农业政策，基本属于调整的范畴，或属于放权让利改革，并没有把体制革新提上日程。然而，正是三中全会提供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引导出农村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的重大变革。放宽农村经济政策，为农民松绑解禁，使农民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自主权和选择权；调整宏观农业政策，让利于民，又使农民的选择获得了利益刺激。于是，农民渴望已久的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选择，势不可挡。
农村出现的这股潮流，在城市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传统的观念中，农业集体化是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吗？”反对的声音很多。但支持者也不在少数，包括中央和地方许多官员。单有农民的选择，没有一批官员的同情、默许、支持和政策的跟进，农村改革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全国性的突破。地方政府对农民的包产到户要求，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支持、引导；二是犹豫之后转而支持；三是坚决反对。坚决支持者中有安徽的万里等，还有一些地方领导人从犹豫转向积极支持。在中央领导人中，陈云、邓小平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支持“包产到户”的试验，两人复出后从来没表态反对“包产到户”。胡耀邦等人也采取了同情和支持态度。农村改革对增产的显著效果为自己开辟了道路，既给农民带来好处，又丰富了城市居民的餐桌，同时满足了政府足额收购的要求。相对于城市工业，农业是计划控制较为薄弱的部门。因此，从意识形态上提出的反对意见不足以阻止改革的进程。
从中央文件看，从“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三中全会决定）到允许少数地区包产到户（1980年9月中央75号文件）再到承认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2年1月中央1号文件），既可看作“改革政策步步深入”，也可看作“政府立场步步后退”。(79)到1983年底，中国已有1.75亿农户实行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占农户总数的94.5％。包产到户动摇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根基，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通知，要求在全国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年底，就有14636个人民公社实行了政社分开。1985年6月，全国全部完成政社分设，原有5.6万个人民公社改变为9.2万个乡、镇政府，延续27年的人民公社体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其次，非国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重新发展起来的各种集体（合作）经济和个体（私人）经济来源于城乡两部分：一是农村包产到户以后，出现了个体经营的专业户、重点户和雇工大户，特别是乡镇企业经受调整的考验发展起来；一是为了解决城镇就业压力而产生的城镇集体（合作）经济和个体户，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私人经营。
城镇非国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的恢复发展，没有遇到太大思想障碍，并不是因为理论上率先突破，而是因为迫于现实压力。2000万人待业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最具“爆炸性”的社会问题之一，波及21个省、市、自治区的知青“返城大请愿”已经引发了某种动荡。(80)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各地政府在向现有单位硬性分派就业人员的同时，开始考虑在国有部门之外开辟新的就业门路。中央的政策逐步放开，从允许到积极鼓励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和自谋职业，在贷款、税收、原材料供应、场地等方面给予扶持。(81)城镇非国有经济再次获得发展机会。个体经济的恢复最快，从1978年的15万人增加到1983年的170.6万户，231万人。1984年激增47%，达到339万人。主要从事手工业、商业、饮食、运输、建筑修缮以及各种服务业。值得注意的是，再次出现小型个体工业，从业者38万人。(82)农村个体经济的产生，则是包产到户和多种经营两项改革引导出来的结果。对于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目的的专业户、重点户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新的合作经济形式，中央和地方政府寄予很高期望，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除了继续要求农民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以外，在经营项目、规模、自购生产资料、长途贩运、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流动等方面，几乎不设限制。(83)这些政策鼓励了农民的创业精神。到1983年底，农村个体工商业发展到419.5万户，538万人。(84)
在城乡个体经济中发展出雇工经营的私人企业，是一个自然过程。然而它的出现却不像个体经济那样顺利。这里又触及一个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是否允许“剥削”。中央的政策开始是：允许带两个徒弟请五个帮手。(85)这也是依据经典，雇工八人是个体经济与私人经济的理论分界点。但现实很快突破了这个限制，结果引起很大争论。《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展开了持续的讨论，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86)中央的方针是：“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看一看再说”。(87)这个方针的提出，对决策者来说，多半出于绕过争论的策略考虑。把选择权再次留给了实践，留给了群众，事实上默许了雇工经营的自发发展。于是，以1984年为拐点，城市特别是农村的雇工大户和私营企业开始成批地产生。(88)
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中，乡镇（社队）企业的异军突起具有特别的意义。社队企业是农村早期分工的积极成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在面临经济调整的压力下，社队企业没有萎缩反而出现了大发展的势头，的确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对于社队企业的发展，始终存在赞扬和质疑两种声音：赞扬者将其视为农村现代化的可喜趋势；质疑者将其看作是对国有经济的冲击，甚至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在政策上有扶植（如减免税收），也有限制（如“三就地”(89)）。然而，无论赞扬还是质疑，社队企业都不会被约束在政策圈定的范围内，改革释放出来的农民的创业冲动，为自己开辟出一块市场新园地，也获得了越来越积极的政策支持。1984年，中央先后发出1号、4号文件，充分肯定社队企业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历史性意义。各地政府也都把发展社队企业作为扩大财源、提升政绩的途径大力扶植。社队企业在这一年出现了突破性发展的势头。不仅突破了“三就地”的限制，而且突破了乡村（社队）两级办企业的框框，出现联户办和个体办企业的热潮，此后，社队企业的称谓也被乡镇企业所取代，乡镇企业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90)邓小平后来评价说：“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91)
第三，对外开放的重大进展。1978年确定的成套设备大引进计划超出了当时国家偿还能力和国内配套能力，在调整中不得不压缩或延期执行，有些引进项目甚至不惜承担毁约赔付的损失。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相反，1979年以后，中国封闭的经济真正开始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工具和渠道大大扩展了。1980年，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权恢复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之一。另一类为政府贷款，主要有日本政府贷款、商品贷款和能源贷款。其他有科威特、比利时、丹麦、意大利等政府无息贷款。同时采用了补偿贸易、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和其他资源开发、租赁业务、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国际信托投资业务、发行国外债券等利用外资的新工具。(92)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是吸收国外直接投资。1979年7月，颁布了第一个利用外资的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4月，北京航空食品、北京建国饭店、长城饭店成为首批获准成立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建国30年以后，外商重返中国，“三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在中国注入了市场经济的新因素。(93)对外贸易有了新的发展。1978年，中国在世界出口国家中居第32位，1984年位次跃进到第18位。(94)
对外开放在地域上采取了逐步扩大的办法。1979年，广东、福建两省在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方面被赋予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权限；1980年，正式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确定了经济特区“以利用外资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发展方向。兴办经济特区是决策者为对外开放寻找的一个突破口，不仅在引进外资方面先走一步，而且使它率先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为国内改革探路。对办经济特区，决策层存在积极和谨慎两种态度。除了观念上的分歧以外，如何平衡推进开放与控制外来影响，的确是一个现实新课题。沿海地区开放之初涌起的走私浪潮及其对官员的道德侵蚀，构成了对决策者的第一个挑战。各种议论蜂起。1980年起，中共中央连续展开打击走私和经济犯罪的活动。1982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经济特区政策继续推进，但拒绝了其他省、市办特区的要求。在1981年12月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和1982年2月与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中，陈云表示，特区“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如果各省都开口子，国内外投机分子就会统统出笼。他特别提到，江浙一带不能搞特区。(95)不过，尽管遇到挑战，几个特区特别是深圳特区的建设取得显著效果。1983年春节前夕，胡耀邦考察了深圳。1984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先后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回京后即提出对外开放是“放”而不是“收”的方针，建议扩大开放沿海城市。根据邓小平的建议，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省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由此掀起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二个高潮。
五、改革思路的重大突破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总体思路的一次重大突破，从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转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短短两年时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它又是怎样在决策层取得共识的？
首先是实践的推动。经过几年改革，中国经济的构成悄然发生了重要变化。国有经济以外的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国有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1984年非国有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已达到36%，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农村改革对中国走上市场化的先行示范作用，尤其不可忽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不管政界和理论界有什么争论，农村改革却始终坚持着市场取向。1981年4号文件，1982、1983、1984年三个中央1号文件，都把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作为农村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这与中央农村工作部门的有关同志在政策制定中发挥的作用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农村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市场化的扩展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市场机制引入农业和农村经济，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生存于计划外空间，它的异军突起是―个成功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典范。国有部门的局部改革也使宏观管理体制出现不同程度的松动：国有企业在扩权中获得产品自销权，从而开辟了物资流通的“第二轨道”――计划外轨道；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形成了最初的市场价格和市场竞争，逐步形成双轨制价格；国有企业计划外生产逐步扩大，为非国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中国经济初步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经济并存，计划内与计划外“双轨制”运行的格局。这种体制的变化，一方面，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改革的成功，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支持了城市改革，也使改革的声誉提高，支持率激增。另一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日益壮大的城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求取消双轨制和建立统一的市场制度，要求对价格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第二轮对外开放浪潮，要求国内经济作进一步的改革；国有企业严重缺乏活力的状况也要求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96)
政界和理论界加快改革的呼声渐高。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作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提出“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的改革总方针。(97)4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赵紫阳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提出“改革的步伐要加快”。赵紫阳解释说：“调整也好，整顿也好，如果不同改革结合，是很难进行下去的。”(98)1984年初，邓小平对四个特区的视察和他关于扩大开放的讲话，进一步提升了加快改革的热度。1983年末至1984年初，经济领导部门专门研究了怎样改善国有企业素质的问题。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扩权十条”)。许多人都认识到，要落实“扩权十条”，不仅是企业内部的问题，而是要求整个经济体制作相应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新旧体制并存状态不能持久，必须进一步改革，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99)
1983、1984年在国内兴起的关于新技术革命的广泛讨论，从另一个方面加强了改革的舆论。西方所谓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观点，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重视。1983年10月9日，赵紫阳提出要组织研究新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问题。他认为，这次新工业革命对中国向“四化”进军来说，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时机用得好，可以缩短差距；漠然视之，就会被甩得更远。胡耀邦积极支持，要求各级领导“用心看一看”。国务院和上海市分别成立了专家小组研究对策。1983年11月5日，国务院几家机构联合举行“新的产业革命及我们的对策”研究动员大会，1984年3月起，中央、国务院机关开办了20期的系列讲座。全国兴起了一个热潮。专家及部门提出的对策各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新技术革命对于中国现行的体制、经营思想和低效率状况确是一个严峻挑战。面对挑战，必须加速改革开放。(100)
中共中央决定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一个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改革确定方向。这个《决定》从1984年6月就开始起草。改革思路的突破就出现在起草过程中。吴敬琏回忆说：最初一个多月搞出一个提纲，还没有脱离原来的调子。在向胡耀邦汇报时，胡耀邦对提纲很不满意，更新调整了起草班子。这时，政界和学术界的一些人开始酝酿为商品经济恢复名誉。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马洪受命组织院内的几位学者撰写了一篇为商品经济翻案的文章，送请一些老一代革命家征求意见，意在试探反应。令人喜出望外的是，文章不但没有招来批评，还得到了原来以为会持强烈反对意见的某位老同志的称赞。这样，赵紫阳就在9月9日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了一封信，(101)就计划体制、价格改革、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想法，征询他们的意见。赵紫阳在信中提出：“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将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沿用。”当前和今后的方针“应该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邓小平、陈云分别于9月11日和12日批示同意。陈云的批示还特别说到：“对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现在不能也不应该套用。”(102)说明他的观点也是随实践而发展的。从这时开始，《决定》的起草工作有了新方针。但是，即使在这时，要在中央文件中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取代“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也不容易。又经过一番曲折，在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和不少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才在提交给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采取了商品经济的提法。但是，继续保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一概念，并在“商品经济”之前面加上了“有计划的”限定词。即使如此，在会上有的领导人仍旧顾虑重重。所以又加上了一段话：“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这样，《决定》才算最后通过了。(103)
《决定》写道：“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大力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决定》的提法没有直接否定计划经济，而是以重新解释计划经济的方式提出问题。先说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再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落脚点放在商品经济。这反映了当时的认识阶段，也是改革者的一个策略。它使有关提法前后保持衔接，既有利于全党达成共识，又从实质上确定了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发展商品经济，实质上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虽然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毕竟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邓小平高度评价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104)陈云也表态说，“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105)《决定》的通过，标志中国改革从局部试点开始转向以市场为取向的全面改革。
注释：
(1)1978年9月16、17日，邓小平听取吉林、辽宁省委常委汇报时的谈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1页。
(2)韩钢：《最初的突破――1977、1978年经济理论大讨论述评》，见《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
(3)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102―104页。
(4)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9页。
(5)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2页。
(6)赵凌云：《1978―1998年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生与推进过程的历史分析》，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
(7)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9―10页。
(8)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说，我们已经损失了20年或者30年时间，再不能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那末，我们就有希望了。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44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10)《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45页。
(11)《回忆邓小平》（上），第156页；李同文：《从封闭到开放》，金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3页。
(12)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0页。
(13)转引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338页。
(14)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0页。
(15)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342页。
(16)《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376页。
(17)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0页。
(18)马泉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319页。
(19)《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76―77页。
(20)《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77―83页。
(2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4页。
(24)张卓元、黄范章主编：《中国十年经济改革理论探索》，中国计划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25)吴敬琏：《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见《百年潮》1999年第11期。
(26)《陈云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
(27)《陈云年谱》（下），第238―239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164页。
(29)《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98页。
(30)《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139页。
(31)6月27日，姚依林主持会议，成立四个调查研究小组：体制组由张劲夫、房维中负责（后由薛暮桥负责）；结构组由马洪、孙友余负责；引进组由江道涵负责；理论方法组由于光远负责。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44期。
(32)彭森、郑宁铨主编：《中国改革20年规划总集：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33)这8个单位是：北京内燃机总厂、首都钢铁公司、北京清河毛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彭浦机器厂、天津动力机厂、天津自行车厂。
(34)1980年7月21日，新华社报道。
(35)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新中国商业史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385、386、397页。
(36)邓力群：《当代中国的财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页。
(37)邓力群：《当代中国的财政》（上），第295页。
(38)四川宁江机床厂1979年面临国家压缩生产计划，企业任务严重不足，为了增加生产和盈利，6月25日，在《人民日报》登出“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定货”的广告，结果订户盈门，销路大开，相继签订国内外合同1000多台，致使国内同类厂家受到巨大压力。见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理论组：《经济体制改革的开端――四川、安徽、浙江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调查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1期。）
(39)薛暮桥任总干事。马洪、廖季立、周太和任副总干事，薛暮桥、马洪、孙冶方、许涤新、钱俊瑞、廖季立、梅行、刘国光等11人担任常务干事，柳随年任办公室主任。
(40)《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362页。
(41)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42)《薛暮桥回忆录》，第330页。
(43)孙学文：《沙吉才关于我国机械工业现状和问题及其调整和改革》，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88期，第13页。
(44)重要的经济体制综合考察团有：1978年11月间，袁宝华为团长，邓力群、马洪、孙尚清等参加的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日本，重点考察日本企业管理问题；1979年10月7日―11月3日，薛暮桥与马洪率中国社科院和国家计委联合组成中国工商管理考察团访问美国；11月5日―12月6日，袁宝华为团长，邓力群、孙尚清等参加的国家经委代表团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访问美国；11月25日―12月22日，于光远、苏绍智、刘国光、黄海、陈国焱等五人在匈牙利进行经济体制考察；1980年4月30日―6月4日，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西德、瑞士、奥地利等；1980年11月12日―12月12日，以许涤新为团长的11人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诸如农业、林业、机械、银行、交通运输、冶金等各类专业考察团更不计其数。
(45)有影响的有：1979年初，西德法兰克福大学恩格斯的孙子沃尔夫明?恩格斯访华，讲述“德国经济奇迹”；1978年9月、1979年11月、1980年4月，大来佐武郎（现任外相）、向坂正男、小林实等经济专家代表团作为谷牧副总理客人三次来访等等。
(46)从1979年到1981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理论和方法组开设了一个共有60余次的“外国经济学讲座”，并集结成书出版。其中包括当代西方主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甚至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极端保守”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学说也被介绍进来。还包括东欧国家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理论。
(47)其中又以三个人的理论最为中国人关注：兰格、布鲁斯、奥塔?锡克。还有对苏联东欧体制有深入研究的日本经济学家佐滕维明。
(48)薄一波：《关于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见《理论动态》总第202期。
(49)“商品经济”实质上是“市场经济”的苏联说法，在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正统观念下，使用“商品经济”的说法可以减少意识形态上的麻烦。
(50)彭森、郑宁铨主编：《中国改革20年规划总集：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第16―18页。
(51)《薛暮桥回忆录》，第375―376页。
(52)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1981），经济管理出版社1981年版，第Ⅲ4―5页。
(53)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理论组：《经济体制改革的开端――四川、安徽、浙江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调查报告》，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1期，第12页。
(54)马泉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第420页。
(55)薛暮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意见》，见1980年6月10日《人民日报》；柳随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66期，第16―18页。
(56)薛暮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意见》，见1980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57)吴敬琏、周叔莲：《正确处理调整和改革的关系》，见1980年12月5日《人民日报》。
(58)1980年12月16日，赵紫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807页。
(59)《陈云年谱》（下），第262页。
(60)《薛暮桥回忆录》，第362页。
(61)《薛暮桥回忆录》，第369―370页。
(62)1980年12月16日，赵紫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引邓小平的话。
(63)《薛暮桥回忆录》，第375―376页。
(64)《陈云年谱》（下），第309、311―313页。
(65)1981年4月1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关于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汇报提纲》。
(66)即1981年6月12日《关于调整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1982年2月25日《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和1983年2月18日《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1983年8月1日，国家体改委总体规划组还提出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应着重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见彭森、郑宁铨主编：《中国改革20年规划总集：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
(67)1983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赵紫阳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见马泉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第505页。
(68)1981年10月29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
(69)1983年2月28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草案）的报告》。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赵紫阳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70)1983年4月24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的报告》和修改后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
(71)1984年5月15日，赵紫阳作政府工作报告。
(72)部门林立、管理分散最典型的是机械工业。全国各类机械企业共10.4万个（其中大中型企业1.2万个，小型企业9.2万个），分属工交和国防工业两个系统，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都有两套机构。在工交口中，又有一机、农机两个专业机械制造部和30多个中央部的专业机械制造局。国防口有从二机部到八机部等7个专业机械制造部，各地方还拥有自己的机械工业部门。民用一套，军工一套，中央一套，地方一套。各自自成体系，互相割裂，互相封锁。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88期，第13页。
(73)1979年6月30日至7月7日，国家经委召开有国家计委、财政、物质、商业、外贸及有关工业部门代表参加的部分省、市工业改组试点座谈会。9月16日，国家经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工业改组试点工作的通知》。
(74)据1980年底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统计，已组建各种专业公司、总厂1983个（包括试点的企业性公司236个），组织起来的企业19336个，占企业总数的5.13%。其中京、津、沪三市占30%。有些省市自治区还打破地区、部门、行业、所有制的界限，组织了联营、合营、国内“补偿贸易”等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3400多个。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20期，第9页。
(75)《关于工业改组、企业联合的有关规定、通知、暂行办法等材料》，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20期。
(76)1980年3月最早成立中国丝绸公司，随后成立的有中国汽车工业公司（1981年12月）、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1982年5月）、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1983年2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1983年4月）、中国国际运输总公司（1983年11月）等。
(77)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第76页。
(78)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79)卢迈：《中国农村改革的决策过程》，见（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第50期。
(80)邓力群：《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
(81)1978年3月，国务院首次提出，可以在城镇恢复和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正式提出，打破由国家全包的老框框，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大力扶持兴办各种类型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合作社；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进一步明确地把改革劳动就业制度与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联系起来。1979―1983年，全国安置待业人员2359万人，城镇职工总数从1978年的9499万人增加到11515万人。这两千多万新就业人员的一部分流向了集体企业和个体经济。见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1984），经济管理出版社1984年版，第IV―54页。
(82)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1984），第IV―52页；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83)见1983、1984年两个中央1号文件。
(84)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1984），第IV―52页。
(85)这个规定最早出现在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中，1981年7月《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具体规定了雇工的最高限额。
(86)1981年5月至9月，《人民日报》就广东省高要县沙脯公社农民陈志雄雇工承包鱼塘的问题开展了4个月的讨论。12月8日，报道了福建省仙游县农民李金耀承包荒山1200亩，招聘20多个农民办林场的事迹，并展开了讨论。围绕雇工经营问题，其他报刊也展开了讨论。
(87)《陈云年谱》（下），第316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88)据安徽统计，1983年及其以前开业的私营企业有370家，发展最快的是1984年（644家）和1985年（1336家），分别比上年增加1.74倍和2.07倍。其他地区如浙江温州、河北保定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大体如此。见王长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私营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89)就地采购、就地加工、就地销售。
(90)1984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36.8%，六五期间共吸收农村劳动力3979万人。见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9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8页。
(92)刘向东、卢永宽、刘嘉林等：《我国利用外资概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93)到1983年底，举办中外合资企业190家，中外合作开发海上石油31项，中外合作项目1129项，补偿贸易1067项，外商独资企业53家。全国通过各种形式已使用外资140多亿美元，建设大小项目2000多个。见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1984），第V―201页。
(94)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1984），第IV―25页。
(95)《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307、311页。
(96)吴敬琏：《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
(97)谭宗级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8页。
(98)马泉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第505页。
(99)吴敬琏：《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
(100)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101)吴敬琏：《二十年来改革理论的发展》。
(102)《陈云年谱》（下），第360页。
(103)吴敬琏：《二十年来改革理论的发展》。
(10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
(105)《陈云年谱》（下），第363页。
来源: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5期 | 责任编辑：徐书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