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需要稳定的、安全的周边环境。但近年来，中国一直坚持的“睦邻、安邻、富邻”、“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等以和谐为本的周边外交政策和原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涉南海主权争议国家的争端到中日钓鱼岛争端，从朝鲜半岛核问题触发的危机到与中国保有传统友好关系的缅甸出现示好西方、疏远中国的迹象，甚至域外力量也“积极”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这些问题给中国周边外交带来莫大困局，牵扯了中国大量精力和资源，直接影响到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
一、周边外交之困
近来，中国与周边关系似乎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南海争端、钓鱼岛争端不但牵扯了中国外交的大量精力和资源，掣肘了中国的发展，而且也导致中国与涉及这些问题的相关国家龃龉不断，关系恶化。这不但折射出中国成长中的烦恼，也反映了中国崛起为大国的路途何其艰难。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仍是力图避开有争议的政治议题，特别是涉及领土、领海争议的问题，希望以此来求取稳定的发展环境。
（一）中国的周边政策。中国经营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可谓不积极主动，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投入不可谓不多。中国将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十多年来，中国针对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先是将“周边是首要”确定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指导政策。随后又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和“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积极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希望营造一个良好的、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第一大或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周边地区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和投资的重要区域。周边是中国战略发展和崛起不可或缺的借助力量，也是中国的战略转圜空间所在。中国同几乎所有亚洲国家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成为许多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同东盟共同建成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自贸区，涵盖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中国对周边的影响将会经历四个阶段，即从输出革命到输出商品到输出资本，最后阶段是输出理念、价值和规则。输出革命阶段，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这已成为历史。而输出商品和输出资本阶段是交叉进行。最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可能会发展到中国利用强大的影响力，将一些适用性强、普遍性强的理念和规制传播、扩展到周边。
（二）中国的周边之困。令中国困惑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和外溢效应，没有换来安全上的“回报”。中国的快速发展超出想象，带来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中国发展的溢出效应带动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成为推动亚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让周边国家陷入一种群体性恐慌，一些国家心理出现失衡，恐惧中国的强大会危及他们的安全。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随着实际上中国的崛起、日本的萧条和美国的衰退导致全球性力量的转换，中国对东亚地区和尤其新兴市场国家给予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使周边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威胁意识。招致此种威胁意识的原因有两种：其一是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不明朗，再就是对中国希望采取的发展路径所提供的信息不明确。[①]美国重返亚太可以看作是中国周边环境开始恶化的具有指标意义的事件。一些国家虽然对中国有误解，进行防范，甚至配合美国的战略压制中国，但却又想分享中国的发展红利。这些周边国家在迟疑中进退维谷，在选择上无所适从，不但没有获得美国在安全上的保证，也失去了借重中国的发展机遇，到头来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事实上，中国仍处于发展的关键期和攻坚期，中国不会成为亚太地区的主控力量。中国的政治姿态仍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合作多于竞争、共识多于分歧、制衡多于对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影响所及必然会有不同的反应。
（三）美国之于中国周边。由于美国深度介入中国周边，美国因素已经成为中国周边战略中最具影响的牵动因子。美国亚太再平衡造成中国对美认识趋向负面。根据美国权威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10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于中美合作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信心正大幅下降。根据该报告，认为中美之间属于“合作关系”的中国人比例从两年前的69%下降为39%，认为两国处于敌对关系的则从8%上升为26%。
从中国、美国和亚太国家三维格局来看，亚太国家对中美存在“二元依赖”，即在安全上更多依赖美国，在经济上更多依赖中国，与此同时，对中美又存在“双重依赖”，即经济和安全上都与中美两国相互依存。这种交错的关系让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谨慎地寻求平衡，在利益互动中权衡。这种恐怖的“双核驱动”结构不利于亚太地区可持续、健康的发展，因为难以实现整体的“转型发展”，并将导致中美之外的国家选择路径依赖的矛盾。在经济和安全的二元结构矛盾中寻求危险的平衡点，最终将耗尽平衡的资本，只剩下利益的交换，不再有战略互信可言。而中美这两个大国也将难以置身事外，利益也将受损，最终两国关系将回到原点。
中国的周边困局归根结底还是中美关系的困局。以日本为例，日本基本上是“美行日效”、“美规日随”，中日钓鱼岛的突破说到底是中国和日本的“东家”美国打交道。再看朝鲜，朝鲜核试根本上是要获得与美国对话的筹码，因为朝鲜认为其受到来自美国的最大威胁。所以说，不管是东南亚还是东北亚，几乎所有重大的热点问题都有美国的介入，但凡需要破解这些涉及中国利益的问题，都需要中国与美国对话和磋商。中美之间能否“相安无事”“和谐相处”，首先取决于美国能否在加强同亚洲盟国伙伴关系和同中国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中国和平发展带来的实力的快速提升并显著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不但已经并且仍在继续改变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同样也给中美这一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当今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对关系能像中美关系这样能产生对世界举足轻重的影响）带来结构性的变化。中美两国都拥有自己的优势领域和独特手段，各自影响力所及也存在交叉、重叠，任何一方想获得压倒对方的主宰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双方合作，则能使彼此的利益获得同步扩大；否则不但是相反，双方的利益、影响力都可能被相互抵消掉。因此，两国从长远的战略利益、共同利益出发，减少冲突和矛盾，降低冲撞和摩擦，双方共同维护东北亚、亚太以及国际体系的稳定性，避免过大程度的震荡才是两国的关键利益所在。如果说1979-2009年这三十年时间里亚太格局的主要矛盾是中日之间的力量之争，那么自2010年之后的十年至二十年，亚太格局的主要博弈双方将发生在中美之间，主要体现为两国经济实力对比有可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②]
二、周边外交再思考
（一）中国的周边外交亟需进行战略转型和调整，任何的应对之策不应再是应景之作，也不应再是应急之需，迫切需要的是应用之备的战略思维和政策。
首先，中国在某些热点问题上采取的反应，要与中国的整体战略和政策相结合，既有前置条件，又有后续管控，中间则是合理、适度、有收有放的应对策略。中国需要在周边构建多个战略支点，支撑中国的周边战略格局，增强中国外交的灵活性。中国的政治勇气和外交智慧将随着中国应对周边乃至全球性难题的过程而增加。其次，坚持自身长远的周边战略部署，既要有战略定力，又要有政策活力，不要被局部事件打乱。在一些涉及中国周边的局部事件上，外部媒体的选择性报道，恶性煽动、助推事件升级，置中国于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不应疲于应对这些不时发酵升级的周边争端，应按部就班地安排自身的战略部署。面对一些国家的恶意挑衅，中国应从被动应对、消极克制，转变为主动反制、积极回应。第三，中国周边战略要服务于长远的国际战略，重在消除周边国家的“群体性恐慌”和心理失衡。中国已经为周边提供了“中国式”的公共产品，但从长期来看，中国仍要在更高层面上将更多的资本、规范、价值、理念等公共产品提供给周边，从心理和认知上化解和消除周边对中国的担忧。第四，善于利用多边互动中合作的面和矛盾的点。在亚太地区中国、美国、邻边三角多边互动中，中国不搞“联美制邻”、也不搞“联邻制美”，但也绝不允许“美邻联手制华”的存在。在这复杂的多边互动中，各方既有利益冲突，但也有利益交叉，并且共同利益越来越多，需要合作来维护这些共同利益，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共同的发展利益。中国可善用影响力，在合作面和矛盾点中取得平衡。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仍有一个互相调适的过程，需要在解决分歧中确立自己的立场定位，在应对矛盾中确立自己的观念认知，在机制构建中确立自己的价值取向。
其一，中国必须仍将周边作为重要的战略依托，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制度化合作水平，构建更多的合作平台，让周边国家感受中国的诚意，这也是中国成长为一个大国过程中要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阵痛。其二，丰富中国的“外交工具箱”，努力为中国的发展拓展空间。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广度不断扩大，程度不断深入，中国与周边形成了相互高度依赖的局面。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注定了这种合作和依赖是不对称和不均衡的。因此，中国要发挥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互动，利用多种工具，全方面拓展中国的发展战略空间。其三，中国要理性看待与周边的关系，形成客观的“周边观”。中国是要走向世界的国家，不应受制于周边的权力结构，突破这种纵横交错的制约，就要准确判断这种复杂的矛盾。中国在发展与周边关系时，要进退有序，不受一些国家的劫持，主动寻求、构建“周边观”，在发展中、前进中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其四，中国应对周边问题或全球问题要从被动反应向主动塑造转型。在一些问题上，不要都以自身利益得失为出发点，也应考虑国际或地区责任和道义。让国际社会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可信的、负责任的国家，引导国际社会形成客观的“中国观”。
（三）中国的周边外交结构矛盾在中国与周边的相互认知差异，深层矛盾在发展、安全与主权利益之争，根本矛盾还是中美亚太主导权的博弈。中国要认清和把握“三大因素”。一是中国与周边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美国因素“发挥好”就具有极大的建设性作用，“发挥不好”也会产生极大的破坏性作用。当前美国调整战略，高调回归，从战略上牵制中国的发展，压制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避免中国过快地取代美国，致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中美爆发冲突或亚太局势恶化，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战略机遇期可能缩短甚至提前结束。实际上，今年以来中菲、中越南海争端，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都使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极度恶化，而这其中美国因素“功不可没”。二是美国亚太战略中的“中国因素”。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是其持续多年的全球战略重大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重返亚太”、“转向亚太”抑或“亚太再平衡”等表述，均反映了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长期性、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③]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声明，也是一个更宏大的地区性外交与经济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还包括：成为东亚峰会的成员国，发展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深化美印战略关系，发展与缅甸关系等。[④]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在内的全面战略，但针对中国的意图却也不言自明。中国应以一种大度、自信的心态来看待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因为美国的再平衡或在一定范围内有利于动荡的亚太维持一种中美“竞争性合作共存”局面下的动态稳定，中国应在其中探求积极的因素。三是中美关系中的“亚太因素”。由于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体量以及其全球影响力，中美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国际权力从西向东的“世纪转移”过程中，中国、美国和亚太三方之间的互动具有决定意义。亚太国家出于各自利益需求，在中美两个巨人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没有国家希望激怒、招惹这两个巨人，但却又在摇摆中寻求利益。
三、超越周边的中国大战略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已经从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或边缘，逐渐成为国际体系的贡献者和建设者，成为全面深度参与到国际事务中的重要角色。中国通过全面、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促使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全球性权力。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使得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不断提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崛起，必须提出新的力量概念，倡导新的力量运用方式，以超越近代以来新兴大国片面追求和滥用硬实力优势的窠臼，塑造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国际形象，构建新的外交范式。[⑤]
中国正行走在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道路上，在应对周边问题上就要有超越周边的“中国式”大战略。何谓“中国式”大战略呢？笔者认为，首先要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原则立场。在外部环境上，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基础上，要善于在国际地缘战略博弈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在未来全球治理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在国际事务上输送正能量，创造对未来发展有利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其次，中国要积极确立针对国际、地区、国别、领域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这有利于中国向世界说明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坚持什么样的政策，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并积极利用国际机制，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第三，提高自身能力建设，加大资源投入。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不但要加强物质准备、理论准备，还要加强自身的全球能力建设，如资源的全球性配置能力、力量的全球性投送能力、规则全球性制定能力、秩序的全球性维护能力、制度的全球性构建能力。中国为维护发展的环境和发展的利益，在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要不断投入巨大资源来拓展战略空间，坚持负责任、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大国原则。第四，扩大共同利益，构建新型国家关系。可将扩大“共同利益”作为提升与其它国家关系的基础和根本。与其它国家在利益重叠、利益交汇、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积极的合作，在利益分歧、利益摩擦、拥有不同利益的领域寻求有效的沟通，以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为底线，在有竞争的领域，进行友好的竞争、善意的竞争和良性的竞争。
亚太对中国来说具有不可移转的地缘政治影响，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一员，难以选择。既然无从选择，中国就应当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智慧来应对。只要大气地应对，从长远来讲，这都是中国成长为全球性大国之路上的小插曲而已。
注释
[①][日]马场公彦：“日中相互认识的形成—以日本人的中国观为线索”，《读书》2013年第4期，第54-61页。
[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中美亚太共处之道：中国、美国与第三方》，时事出版社，2013年，第8页。
[③]Richard Weitz,Pivot out,Rebalance in,http://thediplomat.com/2012/05/03/pivot-out-rebalance-in/.shang.（上网时间：2013年1月1日）
[④]Kevin Rudd,Beyond the Pivot,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2013,pp.9-15.
[⑤]吴心伯：“建构中国外交的‘和力’”，《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第114-121页。
来源: 《当代世界》201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