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把对中国周边安全研究置于国际体系演变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他们密切关注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把“亲诚惠容”理念与中国提升周边外交软实力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展示“魅力外交”的重要途径。美国学者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认知，他们从地缘政治困境的角度分析“六方会谈”机制的得失，强调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制约作用。中印美战略关系的形成对南亚及印度洋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印对华战略选择不尽相同，但实行对华接触政策符合美印全球战略的需要，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双重因素制约着变化中的中印美三角关系，经济与安全是检验三角关系好坏的试金石。美国学界有关地缘政治经济考量、软实力外交、联盟体系制约作用的研究，凸显了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研究的新视角。
关 键 词：美国军事与外交研究述评 美国的中国研究 中国周边外交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长期关注中国周边外交问题，聚焦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演变。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学者更加关注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以及邻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迈克尔·利弗(Michael Leifer)、钱明健(Michael R.Chambers)，以及维克托·查(Victor Cha)等考察了在国际体系演变过程中中国在东亚、东南亚日渐增长的影响力，中国周边国家在中美均势转换环境下的外交政策选择。①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有利于周边国家向中国倾斜，因为亚洲文化倾心于等级式秩序，②这些国家渴望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③在有些美国学者看来，中国非常重视周边外交，历史上就有把周边外交作为“中国政治首要考虑”(preoccupations)的传统。④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秩序加速演变，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环境面临巨大挑战。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周边外交的视角和侧重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2011年秋，美国外交学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员斯科特·斯奈德(Scott Synder)和乔舒亚·柯兰齐克(Joshua Kurlantzick)等人发表有关中国周边安全问题的研究报告，引起了美国官方和学界的关注。报告聚焦中国周边地区，如朝鲜、缅甸、巴基斯坦和中亚等国存在的不稳定因素，称“中美两国可协作防范地区危机发生”。⑤美国外交学会“预防行动中心”(Center for Preventive Action,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任保罗·斯泰尔斯(Paul B.Stares)认为，“中国在全球不断扩大的接触和影响力已经增加了它可能发现自己显然将与美国发生摩擦的领域和问题的数量”，⑥他提醒中美双方对此要引起重视。
“印太”与“亚太”虽然概念不同，但仍然是美国传统亚洲政策的翻版。本文以美国学者重要研究著述和智库专家的研究报告为论证材料，以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的中国周边问题研究为参照系，重点梳理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学者有关中国周边软实力外交、朝核问题与东北亚安全、中印美三角关系，以及美日联盟体系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著述，分析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背景和动因，为进一步探讨特朗普政府构建“印太战略”的目的及其对华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一 中国周边“魅力外交”引发关注和猜忌
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维护好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David M.Lampton)把这个战略目标解读为“保持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集中精力解决大量的内部问题和挑战”。⑦中国长期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等西方国家越来越关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演变。许多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国与东亚邻国的关系、中国关于南海、东海岛屿争端问题的主张和立场上。随着中国周边外交的目标从冷战时期的为维护国家生存和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方面转变，中国周边外交新战略已经形成。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首次用“亲诚惠容”四个字来阐释中国的周边外交理念，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到情感高度，用“情”黏合与塑造中国同周边国家在利益、责任和命运三方面的共同体意识。“亲诚惠容”外交理念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也对提升中国周边外交软实力产生了巨大影响。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引起了一些美国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他们认为，中国正在采取一种更加缓和的做法，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决定从越南附近中越双方有争议的海域撤走石油钻井平台。中国还对韩国发起了魅力攻势，并且谨慎地试探与印度和日本改善关系。中国外交的调门缓和了许多，不再像以往那么尖锐和对立。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的凯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特德·卡彭特(Ted Carpenter)认为，并非所有国家都受到了中国一视同仁的对待，比如对马尼拉，中国就没表现出妥协之意。卡彭特分析了中国对邻国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指出其中的两种可能性：第一，中国只是在继续一种在强硬与和解之间不停转换的长期战略；第二，中国发现强硬行为适得其反。在卡彭特看来，无论中国的魅力攻势是一种短期战术转变，还是一个长期的、有先见之明的调整，美国及其盟友都应该对中国更具和解性的政策做出谨慎的积极反应。⑧尽管中国与东南亚一些邻国在南海存在领土和岛礁争端，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发展平稳。习近平主席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强调实现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倡导正确的“义利观”，表明“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不会忘记原则和道义”。⑨有些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把这些举措视为中国对周边国家发起的“第二轮魅力攻势(the second charm offensive)”。⑩在他们看来，中国对它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善于同时采用威胁和魅力攻势两种方式进行应对，即“中国在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试图使东海和南海的现状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改变”。(11)
中国周边“魅力外交”影响力的提升也引起了不少美国学者的猜忌。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ough)认为，从战略上讲，中国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孤独的大国”(lonely power)——缺乏亲密的伙伴且没有盟友。即便在中国与俄罗斯的最亲密关系中，不信任和历史猜疑(historical suspicions)等因素也正在貌似和谐的两国关系表面之下蔓延。没有一个国家谋求北京为其提供安全和保护(巴基斯坦也许除外)。这表明中国明显缺乏作为一个大国所必需的战略影响力。在沈大伟看来，其他亚洲国家谋求增进与美国的防御关系，提高彼此之间的合作能力，正是因为它们感受到中国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威胁(the uncertainty and possible threat)。(12)与沈大伟观点相呼应的还有美国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的莫汉·马利克(Mohan Malik)。这位知名的中国与南亚问题专家认为，“中国与其亚洲邻国之间的关系令人沮丧，中国的亚洲战略是要破坏美国作为亚洲地区安全担保者的可信性(credibility as regional security guarantor)”。马利克声称，所有这些国家都希望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获得好处，但没有一个国家希望该地区由中国控制或者它们的政策选择受中国摆布。它们根本不希望由中国霸权取代正在衰落的美国霸权(fading American hegemony)。(13)约瑟夫·奈(Joseph S.Nye)否认中国强大以后要取代美国的说法，认为中美不会走历史的老路，中国是国际秩序建设性的参与者，有兴趣使之更完善，而不是去挑战它。(14)关于中国与邻国关系问题，他强调，中国要增强巧实力，需要妥善解决与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中国本身如此之大，又如此重要，因此必然是这一地区的主导力量。奈主张通过多边机制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称这也意味着中国有能力接受多边行为准则，有能力调解诸多冲突。无论如何中国都是强大的，但是如果中国只是通过双边机制来解决争端，可能使邻国感到很有压力，这样会有损中国的软实力。(15)
“亲诚惠容”外交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和”“睦”文化的精髓，它是在新时代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与创新。无论美国学者把它说成是“魅力攻势”也好，还是“孤独的大国”或者“中国威胁”也罢，都影响不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正逐步得以实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正得到进一步提升。正像乔舒亚·柯兰齐克在他的书中所写的那样，中国的软实力外交明显改变了其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形象，使它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加积极活跃，并且更加富有建设性。这种成熟外交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积极接触发展中国家，主动融入当地经济、贸易活动之中。(16)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二 中国处理朝核问题的特定方式
朝核问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2003年朝鲜第二次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朝核危机爆发。面对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朝鲜经济面临巨大挑战。有些美国学者指责中国同情和支持朝鲜，对其提供大量物资援助，缓解了朝鲜因制裁而受到的经济压力。但事实上，中国处理朝核问题是讲原则的。正如美国东北亚安全问题专家包道格(Douglas H.Paal)所言，朝核问题出现后，中国对朝鲜的支持不是无条件的。2006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谴责朝鲜进行核试验的1718号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这打破了它以往在朝鲜问题上的惯常做法。(17)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十分关注中国处理朝核问题的手段和方式。包道格认为，中国一方面努力维护朝鲜的稳定，另一方面要求平壤放弃其核能力，在朝鲜问题上奉行中间路线，意在促使美国与朝鲜直接达成协议，以终结朝鲜的核计划和缓解局势的紧张。(18)美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国已经对朝鲜实施了经济制裁并推迟了与朝鲜的对话，但中国与朝鲜的贸易关系2010年以来仍在增长，尽管朝鲜的经济改革在此期间仍未取得重大进展。中美两国之间最大的摩擦点莫过于两国在朝鲜半岛政治演变问题上的分歧。“中国对于朝鲜半岛政治平衡发生变化的不安将影响中美两国未来合作的前景，甚至会增加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19)有美国学者指出，据统计，朝鲜75%的对外贸易都是与中国进行的，“中国是唯一真正可以通过制裁影响朝鲜的国家”。(20)
朝核问题影响的长期性是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研究的重要议题，在他们看来，即使中国同意制裁，朝鲜的反应也会造成严重的国际危机。由美国进行单边制裁或迫使中国向朝鲜施压将给亚太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带来严重风险，因为历史和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决定了这一点。事实是，朝鲜进行核试验，给美国进一步强化美日、美韩同盟，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军事干预提供了口实，也给中国周边外交带来了巨大压力。
有些美国学者把朝鲜核试验看成是对中国战略利益的直接威胁，如美国扩大反导系统，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日本加快重整军备等。他们认为，中国对朝鲜的行为越发感到失望，已经到了试图改变与平壤长期关系的程度。但对中国来说，朝鲜仍是必不可少的战略缓冲带。如果朝韩要实现统一，中国充其量只能容忍一个倾向于北京的中立的朝鲜半岛。美国学者罗杰·贝克(Rodger Baker)认为，中国与朝鲜的盟友关系像是冷战残余，没有理由延续到21世纪。贝克分析说，中国之所以继续支持平壤，与其说是因为共同的意识形态或者以往的合作，倒不如说是出于中国自身的安全考虑。(21)而对于外界常用“唇齿相依”(as close as lips and teeth)来形容中朝关系，贝克则更倾向于相信这句格言的后半句——“唇亡齿寒”，称这是中国支持朝鲜的原因。贝克在研究报告中写道，朝鲜是中国东北的缓冲带。尽管平壤可以利用这一点，但朝鲜领导人并不抱幻想。他们知道，只要北京能保住这个缓冲带，中国并不真正在意朝鲜政权的生死存亡。(22)历史上，中朝边界地区曾是中国的麻烦地区，因为中国需要对付多个入侵者和朝鲜半岛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加大了在亚洲的扩张活动，朝鲜半岛也难以幸免。从地缘政治上看，冷战期间的朝鲜被视为防范驻日、驻韩美军的战略缓冲带(strategic buffer)，并且至今仍发挥着这项作用。(23)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与朝鲜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历史来评估彼此的战略立场。中国认为朝鲜是个有用的缓冲带，但可能会把中国拖入战争，也许会影响或者至少是延误中国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的时间表。朝鲜认为中国是必不可少的伙伴，只要小心操纵，中国就能不断向朝鲜提供资金和保护，但始终存在着朝鲜自身命运的控制权落入中国手中的可能性。中国与朝鲜保持特殊关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自身的独特地位。(24)这种模式从19世纪一直维持到现在，即便在中国遭到欧洲殖民势力侵略时也不例外，中间只是偶有间断。中国积极捍卫朝鲜的利益，使其不受西方国家侵扰。
朝鲜在核问题上惯于采用“声东击西”战略，而中国则在谋求通过协助朝鲜来换取别国的政治让步。这是美国学者关于朝核问题的基本判断。由于美国对朝鲜新领导人的外交政策难以掌控，它采取让步政策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大。贝克认为，美国预料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会采取干预行为，美国可能会调整最近部署的一部分导弹防御系统。在贝克看来，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证实了他对中国行为的预测。
中国问题专家梅尔·格托夫(Mel Gurtov)曾发表多篇有关东北亚安全的评论文章，关于朝核问题，他提出美国与朝鲜建立接触性机制(engagement institution)的观点。他认为，这种接触实际上是一个进程(process)，目的是通过注重联合(单边和多边)行动，使双方摆脱毁灭性冲突，构建一个有利于双方改变政策的环境。(25)格托夫提出美国与朝鲜进行接触的七种理由，他强调，放弃接触会使朝鲜加强其军力，并排除与想要减缓紧张关系并获得美国和其他国家让步的朝鲜领导人进行对话的可能性。他建议，以创建一个“东北亚地区安全对话机制”(Northeast Asia Security Dialogue Mechanism,NEASDM)来取代重启“六方会谈”的办法。(26)格托夫强调，“东北亚地区安全对话机制”会给各方带来好处，比如朝鲜得到外交承认，获得长期的经济发展援助。几个大国可能做出的安全保障足以让朝鲜销毁核武器，而且，一个成功的地区机制将会为建立地区认同感(regional identity)提供急需的推动力(much-needed boost)。(27)
凯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Doug Bandow)也一直关注朝核问题。在谈到美国现有对朝政策不起作用的原因时，班多建议美国“尝试直接与朝鲜开启外交关系”，称“接触的好处会超过付出的代价”。班多指出，“作为一个距离朝鲜很远的国家，美国对朝鲜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伙伴(attractive partner)”。(28)在班多看来，朝鲜和美国对于“六方会谈”的中止都有很大责任。他认为，“中国一直力促美国与朝鲜接触以降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这会强化华盛顿随后要求中国给予更大帮助的地位”。(29)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先是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来使军事局势升级，后又提出恢复到比危机前略微升级的状态，用以换取政治让步。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卜大年(Daniel Blumenthal)认为，朝鲜的行动威胁到中国的战略利益，它将扩大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加快日本重整军备的速度，增加日韩军事合作的可能性。朝鲜拥有核武器主要是威胁韩国。未来朝鲜半岛可能会再次变成大国之间的一个战场。针对朝韩边境经常出现的交火事件，卜大年等人认为，国际社会应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韩国需要增强常规威慑。首尔不必要求美国允许其实施海下、空中行动或者通过秘密活动和特种部队实施低强度的报复行动。(30)他们强调美韩同盟、美日同盟的重要性，称联盟可以避免朝鲜和中国的威胁；使海上航道保持畅通；阻止中国军队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及在发生敌对情况的时候，拥有各种常规性防御的选择权，以使该地区免于核战争。(31)卜大年等人声称，美国需要保持承诺和军事实力，美国的盟国也需要拥有更强大的实力。他们的研究报告建议，美国政府要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使美国对盟国做出的防务承诺有保障。针对朝鲜核问题的发展，他们批评奥巴马政府使事态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认为美国早就应当避免即将发生的战略上的捉襟见肘(strategic insolvency)，从而增强其威慑力量。(32)
格托夫、班多和卜大年等人对朝核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格托夫强调通过接触与对话应对危机；而卜大年则主张坚持增强实力，提高应对危机的威慑力。事实上，朝鲜政府在2014年下半年就曾尝试对国际社会开放，美国学者称这是朝鲜的“魅力攻势”，目的是希望国际社会放松对它的经济制裁。(33)2014年10月4日，朝鲜高级代表团访问韩国，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一些美国学者把朝鲜高级代表团访问韩国说成是朝韩改善关系的“破冰之旅”，具有“史无前例”的意义。(34)文在寅就任韩国总统后，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缓和趋向，尤其是朝鲜与美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2018年6月12日，朝美最高领导人成功实现会晤，对推动半岛无核化具有积极作用。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朝美关系发展的步伐将是缓慢的，正如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ass)所言，“美朝可望签署实现的成果充其量是相对有限的。作为第一步，朝鲜可能会冻结核弹头和弹道导弹测试活动，并同意不向其他国家转让技术，而美国可能同意解除部分制裁并对朝鲜予以外交承认。”(35)事实上，美国从小布什政府时期就确立了处理朝核问题的长期战略，即美国在东北亚必须保持强大的军力与综合军事威慑力，巩固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关系，对日本和韩国守信，在联合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对核扩散问题保持高度警觉，坚持要求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因此，即使特朗普政府想在朝核问题上有所突破，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朝长期战略目标。
三 美国战略视角下的中印美关系研究
中国与印度1950年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基础，是战后中印友好合作的第一个高潮。美国学者弗朗辛·R.弗兰克尔(Francine R.Frankel)形容中印关系得益于两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印两国都很自豪并乐于展示“道德上的自以为是”(moral self-righteousness)。(36)而兰普顿称，(中印)两国都希望过去的辉煌能够折射出明天的伟大，两国都不想成为其他任何大国的棋子，当然也不想成为对方的棋子。(37)这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和印度都有谋求地区乃至全球战略统治地位的强烈欲望。中印在各自的领域都有自己的优势，而两国间激烈的经济竞争已经逐渐成为它们正在开展的战略竞争中的最新招数。尽管双方签署了有关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文件，但中国和印度都清楚这可能给它们各自接近美国的急切愿望带来一些影响，因此二者在竞争中谁会占据有利地位将取决于美国的态度。何汉理(即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把中美印战略说成是“随着利益与环境的变化，中美印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各种事件上，分别形成‘变动中的三角关系’(shifting triangular relationship)的前景”。(38)
沃尔特·洛曼(Walter Lohman)是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现任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39)他认为，美国和印度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有一致的利益，但美国必须现实地面对印度目前在东亚的力量基础，印度不会成为美国抗衡中国政策的一部分。要评估为何南亚对于美国的东亚政策具有重要性，以及如何将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印度纳入美国对东亚的政策，首先必须对美国在东亚的政策目标及目前具备的手段有一个清晰的概念。(40)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政策目标应该是支持和平、安全、自由与繁荣。使用的主要手段是其联盟网络、部署在前沿的军事力量，以及对自由贸易的支持。补充手段包括双边和多边外交接触。美印关系属于这一外交范畴中的子范畴。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美印对华方式不同。洛曼指出，在东亚最重要的战略挑战就是以和平方式将一个崛起的中国纳入该地区的政治生活之中，以满足包括美国、印度及中国在内的各国的最广泛的利益需求。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美印利益一致的地方就在于抗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并打造一个有效的地区外交架构的基础。洛曼认为，美国和印度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并不相同，这使得这一理论上和地缘政治上的重点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和印度都没有一直推行抗衡中国的战略；接触是两国对华政策中同样突出的元素。从印度的角度来说，首先，中国是一个邻国，是印度外交政策和安全机构不愿招惹的一个相对强大的邻国。其次，对印度而言，中国是经济方面的机会，它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都在对方国内有着正在成形并不断增长的投资。(41)
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以及朝鲜半岛安全问题等方面，但中美之间已建立了多个交流和对话渠道。在经济方面，中国对美国而言是比印度更重要的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印度则排在美国对外贸易的第13位，两者间的差距以美元计算几乎是十倍。(42)有美国学者表示，美国和印度对中国都采取制衡加接触的方式，但因为它们并不互相依赖，因此常常互相脱节。印方对于国内有关向美国战略利益让步的政治指责尤其敏感，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则完全取决于其政府机构的能力，经常在不太考虑印度利益的情况下推进。
第二，印度不具备抗衡中国的能力。印度自1991年开始关注东亚以来，它的“东向”(Look East)政策比中国的“魅力攻势”(charm offensive)早了六年。与中国一样，印度现在也活跃在该地区的最高级别活动中，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及东盟政府首脑会议。印度还加强了与东南亚各国的双边关系。因为在东盟总贸易额中，2009年对华贸易占11.6%，而对印贸易仅占2.5%，尽管印度—东盟自贸协定自2010年生效，但这一份额几乎保持不变。东盟的对华出口是对印度出口的三倍，而它从中国的进口则是从印度进口的六倍。2002年至2009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是印度对东盟的直接投资的两倍多。2010年印度对东盟的投资跃升至接近中国的水平，但还没有近到足以弥补累积差额的水平。(43)
印度的外交政策重点首先在其边境和邻国，在南亚方面就是缅甸。20年前，印度从支持民主转向了讨好缅甸军政权。但缅甸军政府为了对抗日渐强大的中国力量，首先转向的是西方而非印度。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在他们看来印度并不具备抗衡中国优势的能力。与印度相比，中国是缅甸更大的贸易伙伴。中缅的政府间关系和军事关系也比印缅之间的关系更牢固。(44)
第三，现实地面对印度战略影响的局限性。洛曼认为，美国应当帮助印度积极地参与该地区的外交架构，欢迎印度参加双边与多边对话，以及官员之间的日常协调，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印度完善其战略利益之际，让其所有与地区大国进行合作的选项得到充分发展，这对美国大有好处。美国必须现实地面对印度目前在东亚的力量基础，以及印度自己的战略优先重点。印度对其邻国的关注远多于对西太平洋的关心。印度不可能被动地成为美国抗衡中国的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学者认为，如果没有认识到印度作为伙伴国的局限，就有可能使美国为了换取理论上的地缘政治讨论而放弃实际利益。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掩盖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提供真正力量基础的关系和其他因素：美国的盟国、强大的前沿军事部署，以及对自由贸易的承诺。(45)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对印度的亚太战略角色持乐观而又谨慎的态度。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印度推行的“东向”战略在某种意义上与日本的“南下战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合流。美国海军学院中国问题专家莱尔·戈尔茨坦(Lyle J.Goldstein)认为，“如果这三个战略遥相呼应，形成事实上围堵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环境，则将对中国的海洋安全及海权发展造成更大的危害。”(46)然而，中印两国都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中心，中印的地缘政治范围和地缘经济范围的交叉性，为两国的经济交往提供了机遇。美国担心中印加强合作会削弱其全球霸主的地位。实际上，中国在莫迪政府的“印度制造”构想中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中国期盼全面深化并扩大与印度的关系。印度所希望的是同所有主要大国保持伙伴关系，用印度前外交官M.K.巴德拉库马尔的话说，“支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符合印度的利益”。(47)不少印度智库学者认为，“印美关系不应被说成是以抵御威胁、对抗中国为基础的伙伴关系。那样做最终会削弱新德里无论是与华盛顿还是与北京讨价还价维护其国家利益的能力。”(48)
2017年10月18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首先提出“自由而开放的印太”这一概念后，美国政府就开始使用“印太”的说法取代“亚太”。蒂勒森称，包括整个印度洋、西太平洋沿岸所有国家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将是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部分。他强调，美国需要加强与印度的合作，以确保印太地区是一个日益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地方，使它成为一个没有混乱、冲突和掠夺式经济的地方。蒂勒森强调，“世界重心正向印度-太平洋中心转移”(The world’s center of gravity is shifting to the heart of the Indo-Pacific)，美国政府希望推动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49)尽管特朗普政府竭力避免使用过去常用的“亚太”概念，但事实上，所谓的“印太战略”并非什么新概念，它依然属于美国传统亚洲战略范畴。美国希望以更加深入的方式与这些地区经济崛起的国家进行接触，构建美国治下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秩序，确立以美、印、日、澳四国为中心的本地区安全架构和“印太战略”构思，但印度奉行的独立和不结盟政策很难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合拍。
四 美国联盟战略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不断强化其在亚太地区既有的联盟体系，加强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军事部署，对中国的周边安全构成了巨大挑战。美国国内智库纷纷发表对策建议和研究报告，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研究报告《21世纪的亚洲联盟》(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th Century)提出“亚洲将是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中心”的观点。这份报告认为，“由于受到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的制约，中美两国在安全方面的新的对抗关系将会影响该地区的未来。美国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转变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50)卜大年等中国问题专家认为，美国战后的亚洲政策使得多数亚洲国家能在经济上取得发展，从封闭的社会转变为比较开放和稳定的社会。亚洲国家实现这些目标是通过积极接受“自由主义秩序”。事实上，这个秩序以资本主义为特征，是美国所建立和维护的。
有些美国学者把美国亚太政策的成功归功于以下三个因素：第一，美军控制着全球的公共领域，包括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从而使其在遥远的亚太战区(the distance Asia-Pacifc theater)进行迅速和果断的力量投射成为可能。美军一直在亚洲进行前沿部署，从而提供了亚洲国家据以发展的安全保护伞(security umbrella)。(51)第二，美国主导的经济与法规方面的秩序是开放的，并为许多国家所接受。第三，在必要的时候，美国总统对亚洲国家领导人施压，迫使其放弃独裁统治和政治上的腐朽，转而实现政治发展和民主。(52)很显然，这是要用美国的价值观指导亚洲事务的处理。
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目标，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共已经把自己的合法地位与维护中国的“完整性”(whole)和扭转“百年国耻”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宣称，从军事上讲，这意味着要挫败大陆内部的或者来自台湾的“分离主义”威胁。(53)有些美国学者从三个维度分析人民解放军对中国的海上边界，尤其是东海、黄海和南海的控制力度：首先，中国坚信，一个大国需要对意欲在其近海进行活动的任何国家行使否决权。其次，中国想发挥影响力，以便按照自己的条件解决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由来已久的领土或主权争端。第三，中国想把力量投射到其大量海上贸易所途经的遥远的海洋。他们认为，这些目标是可以理解的，即所有崛起大国都有这方面的野心，没有任何国家以为中国的轨迹会有所不同。(54)卜大年等承认，中美之间在安全方面的竞争并不预示着一场新的冷战将要爆发。在大国竞争中，贸易和经济融合水平的提高将会与军事对抗的加剧不和谐地共存。他们认为，合作与竞争的这种混合使得美国承担保障和威慑的任务要比冷战期间困难得多。为了维护亚洲的秩序，美军必须阻止冲突，让盟国感到放心并为其提供保护，在必要的时候主宰和控制全球公共领域，以投射军事力量。美国必须一方面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与中国“保持接触”，华盛顿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把中国的各个利益攸关方融入自由的秩序之中。(55)
在有些中国问题专家看来，虽然美国需要盟国以便确定更强有力的军事姿态来抗衡中国，但是它并不想造成使其精力衰弱的竞争或者核武器方面的军事竞争。由于美国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同时让该地区各国受益，所以它能够抗衡中国的力量，而又不显得具有太大的对抗性。因此，盟国和伙伴国将会有强烈的愿望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抗衡中国的实力，如果它们认为美国的政策有希望使中国“和平崛起”的话。这种混合战略带有内在的风险和困境。美国的决策者必须小心谨慎，以免使保持接触的政策沦为妥协或者绥靖政策。(56)
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称，导致美国亚太战略更趋复杂的原因是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及其他地区扮演着不断增大且捉摸不定的战略角色。美国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和重新构建其在亚洲的联盟体系。冷战期间，为了冷战的目的而建立的联盟体系不利于实现当前和今后的目标。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历届政府为了适应亚洲新的现实而对美国的战略做出的调整仅仅是微乎其微的。在迅速变化的亚太地区，美国战略的有限改变就等于失败。这种失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不意味着目前的战略是可持续的。(57)
有美国学者建议，冷战时代维护亚洲安全的“辐射状”模式必须改变。他们认为，美国的优先地位基于华盛顿能够继续主宰全球公共领域。这种需要使所有其他军事任务，从人道主义救援到地区威慑和打赢战争等责任都能完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巴里·波森(Barry Posen)认为，中国军队正在制造“有争议的地区”，以便阻止美军进入。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还对美国在空间和电脑网络公共领域中的“主导战略”构成了挑战，这一事态发展将危及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地位。(58)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中国的“有争议地区”的地理位置涵盖了美国的许多盟国和伙伴国，以及重要的海上航道。这些“有争议地区”将会为中国构成盾牌，以抵御美国的力量，并使中国能够胁迫地区内的任何国家。这里所谓的“有争议地区”在历史上都是中国固有领土或领海，即使如此，中国也希望同有关国家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议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学者的观点存在明显的偏见。
有美国学者强调，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美国必须进一步增强实力，以便重新获得对全球公共领域的主导权，在有争议的地区活动。首先，美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盟国的帮助，以获得共同的利益。他们认为，由于美军在爆发冲突的时候攻入有争议的地区要花费时间，所以盟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发本国有争议的地区，以阻止中国军队进入。其次，盟国必须提供支援能力，以帮助美国将其压倒一切的实力投射到中国军队可能会争夺的地区。最后，所有盟国都必须彼此提供更多的支援，它们尤其需要“点对点”(point to point)的安排来取代“辐射状”安排。(59)
(一)美国安全利益下的联盟体系战略
“辐射状”模式主要建立在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双边联盟体系基础上。除了澳大利亚，各盟国都做出了基本相同的妥协：它们为美军提供基地和港口，为支援美国驻军做出相应的贡献。一些盟国还提供军力以支援美国的战争，譬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早些时候在越南。作为回报，美国提供威慑和防御力量。这一模式曾经是灵验的。(60)卜大年等人认为，美国与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关系具有比较单方面的性质：台湾主要关心的是获取美国的武器和“服务”；雅加达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变化多端，因而没有确立任何真正的合作模式。虽然“辐射状”模式按照有意的安排具有模糊性，从而使美国(“中心”)和盟国(“外围”)在做出反应方面获得了灵活性，但是中国的军事崛起所构成的挑战使得明确性变得更加重要。美国学者承认，“辐射状”体系设计出来时，两个方面原因证明其具有合理性。第一，该地区方兴未艾的各国担心日本会卷土重来，也担心台湾和韩国获得发动战争的灵活性。第二，华盛顿与其所有盟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很大，因此亚洲各国领导人基本上满足于任凭美国来选择何时及如何应对侵略。华盛顿并没有像它在欧洲所做的那样推进集体安全。(61)然而现在，联盟需要结成一个集体网络。这个网络要能使各个联盟迅速和有效地单独或者联合行动，无论有没有美国的参加。
如何克服上述这些障碍，卜大年等人指出，一项共同的战略构想将会强有力地保卫共同的战略目标。美国的盟国和新的合作伙伴都具有共同的消极与积极的两方面目标。所有国家都希望得益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没有任何国家希望中国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印尼、越南、新加坡和泰国等国都希望各国遵守国际秩序的规则，保证国际航行自由，和平解决领土争端，以及对全球公共领域的自由与合法的使用。(62)有美国学者称，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想要享有自己来之不易的独立、日益增强的经济繁荣，以及不断增加的自由。只有一项共同的联盟对策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在最为宏大的层次上，共同的联盟目标应当是说服任何企图侵略的国家，使之认识到，如果把一个盟国列为打击目标，就意味着引起其余国家的愤怒。这一方针会大大增强地区稳定，巩固盟国持续不断的政治和经济努力，以创建一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控制的地区。(63)这些主张无疑是为美国维护亚洲联盟体系、插手亚洲事务制造理论依据。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加强联盟的凝聚力主要是针对中国。一些美国智库专家强调日本对美国的重要性，认为没有日本的支持，保卫韩国或者台湾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在没有新加坡、印度、越南、印尼和澳大利亚帮助(或者是默许)的情况下，确保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道的安全也会很困难。他们认为，美国在没有盟国帮助的情况下再也无法扮演传统的安抚角色，华盛顿不能期望在整个太平洋或者亚洲的海域享有行动自由。此外，美国还需要盟国在对冲突起威慑作用，以及一旦威慑失败就及时地通过战斗解决问题方面提供更多的帮助。(64)从中可以清楚看出，美国实际上将中国台湾视为其实施亚洲联盟战略的重要棋子。
美国智库提出的所谓“联盟凝聚力的五项原则”(Five Principles of Alliance Cohesion)主要体现在：第一，“辐射状”模式需要让位于一个“点对点的”，即网络式的联盟，以及特殊的联盟伙伴关系模式。所有盟国都应当具有单独自卫的手段，通过获得更大的韧性和创建“有争议区域”，在较短时间内或者共同在比较漫长的时间里这样做。第二，盟国应当能够帮助美国确保进入全球公共领域及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航道的机会，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对其加以控制。第三，盟国应当能够为美国的力量投射提供便利。第四，美国政府必须改变其在自己建造什么武器系统，以及向盟国转让什么技术的问题上的思维定式。任何敌手都能够从若干来源之一获得自己需要获得的几乎任何一项技术。因此，美国政府内部想要拒绝向一个盟国提供所需技术的人们就必须承担提供证据的负担。最后，由于几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是潜在的敌国，所以盟国需要制定种种选择方案，以便对侵略做出常规反应，以避免核升级。(65)这五项原则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成了巨大压力和挑战。
(二)美国视台湾为遏制中国崛起的“棋子”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棋子”。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称“台湾将是中国大陆最有可能挑起一场冲突的地方”。他们认为，在和平时期，台湾似乎是美国的一项任性的甚至是不合时宜的担忧：过去百年历史的遗产。但如果台湾遭到袭击，情况就会显得截然不同。此外，中国大陆针对台湾的和平时期的胁迫性军事战略可能会适用于其他盟国与伙伴国。(66)卜大年等人称，美国的盟国早就应该继续讨论中国大陆如果进攻台湾会对稳定起多大的破坏作用，怎样才能最好地对其加以预防，假如台湾落入中国大陆之手，亚洲就会被一分为二，美国对太平洋的控制就会进一步受到损害，南中国海就会变成中国的一个内湖，日本就会失去战略纵深。针对中国在海南岛部署正常的防卫设施，美国智库研究报告称，如果美国(在东亚地区)只有少数基地和港口，安置导弹及部署情报、监视、侦察(ISR)部队不足，就可能让中国获得对南中国海的控制权。(67)这些观点不仅危言耸听，而且事实上为美国插手中国内政、侵犯中国南海主权提供了决策依据。
(三)美日同盟：中国周边安全的巨大挑战
美日同盟是冷战的产物，是美国试图持久主导亚太秩序、阻挠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抓手。有关美日同盟应如何应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挑战，美国智库及研究机构发表了不少文章和报告。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中国问题专家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M.Cronin)、保罗·吉阿拉(Paul S.Giarra)等人的研究报告——《中国所构成的挑战：摆在美日同盟面前的军事、经济与能源选择》为美国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寻找理由。克罗宁等人指出，要想使美日同盟保持其在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石”(the cornerstone of peace and prosperity)的作用，(68)美日必须解决涉及防务、经济竞争力和能源安全的棘手问题。而中国崛起与每个问题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安全方面，美日在如何应对中国军事现代化、驻日美军的可持续性，以及两国实施当前防务计划的能力等问题上可能会发生分歧。美日需要建立机制，促进有效决策，实现新技术整合。在经济方面，美日在如何实现和维持经济增长率、与新兴国家保持接触和建立统一地区贸易制度问题上的分歧，可能会削弱美日同盟塑造本地区未来的能力。两国都需要实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和基本的财政改革，采取协调一致的对策使中国融入全球和本地区开放的经济秩序之中，并做出重大努力促进双边自由贸易和本地区的包容性贸易制度的构建。两国还应制定协调一致的能源战略，在全球能源市场上确保充足、稳定的能源供应。(69)克罗宁等人认为，美日应保持强大联盟，维护和适应一个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系统，同时提供激励机制，促使中国等崛起中的大国成为该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70)
奥巴马政府期间，一些美国智库专家主张美日之间应启动一项新的、高级别的战略对话，以重新评估联盟的目的、方法和手段，从联盟的基本目标开始，并制定一项明确的计划，以确保美日战略对话取得成效。(71)他们认为，美日同盟从现在到2025年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维持联盟不可或缺的影响力，以帮助美日在未来十年建立一个更强大的联盟。美日智库专家围绕由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跨国实力构成的“三维力量”的概念框架展开讨论，力图形成战略思想和对策的多样性。(72)
帕特里克·克罗宁等人认为，在冷战时期，中国为反对苏联侵略而实现军事现代化的目的，为美日同盟提供了黏合剂。然而，中国今天已成为美日同盟的焦点(focal point)。虽然中国并不是一个敌国，但若论对这个联盟的强大潜在军事挑战，则非它莫属。崛起的中国若实现和平融入，则对美日两国都很有利。但美日两国也都承担着一种责任，就是防范潜在的中国威胁。中国不应是美日同盟的唯一黏合剂，但在今后几十年里，如果不理解联盟在中国问题上的目标，就会削弱美日两国间的纽带。中国的崛起在政治上给美国和日本带来了如何塑造一个崛起的中国的问题。在军事上，它提出了如何克服新兴的反介入和区域封锁能力的问题。(73)美国智库研究报告认为，虽然美国能够保留目前的军事优势，但美日两国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是，要确定在财政和政治上存在严重制约的情况下，如何维持这一优势。美国军方通过开发实力(如网络战，cyberwarfare)、概念(如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理论(如联合作战进入概念，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和战略(如恢复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平衡)，正在对全球技术和作战方面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挑战做出反应。(74)即使这些举措是卓有成效的，联盟对维护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也将是必要的。
日本为了应对中国崛起，颁布了新的国家防卫计划指南，抛弃了其长期秉持的“静态防御”(static defense)原则，转而采取“动态防御”。后者强调防御西南琉球群岛，更积极地利用军队和更大的力量机动能力。但是，像美国一样，日本的安全举措受到财政上的压力，以及美国未来决策的不确定性的阻碍。美国智库学者研究认为，日本不大可能在使用进攻性力量和集体自卫问题上明确地修改其宪法(除非一场危机迫使它这样做，届时制定对策来适应情况可能为时已晚)。(75)尽管美国的亚洲联盟战略，尤其是美日同盟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了巨大挑战，但美国的联盟战略本身也存在严重缺陷。美国朝鲜半岛问题专家罗伯特·凯利(Robert E.Kelly)指出：“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体系存在四大弊端：第一，驻韩美军可能造成朝鲜半岛的永久性分裂；第二，美国对驻韩和驻日美军的双重保证(The reassurance provided by USFK and USFJ)使日韩冲突陷入僵局；第三，‘重返亚太’可能引发本想避免的中美冷战；第四，美国联盟体系让亚洲和北约坐收渔翁之利(free-riding in both Asia and NATO)，从而不必要地增加了美国纳税人的国防开支。”(76)就中日关系而言，虽然两国政治关系紧张，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会使中日具有足够影响双方军事冲突的能力。中日建交四十多年来，两国在经贸、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很大发展，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占据中心地位，对中日政治关系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周边外交与周边安全环境聚焦战略、目标、手段三个维度，尤其是战略维度，对我们认清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巨大挑战，推动中国周边环境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以美日联盟战略为例，通过美国学者的研究，使人们对美日同盟的功能、特点有了清晰的认知。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美日不断强化联盟功能。1997年，由于冷战结束和亚太形势发生变化，美日两国对防卫合作指针进行首次修订，将美日防卫合作的地域延展至日本“周边有事”，实际上是将当时朝鲜半岛乃至台湾海峡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纳入了美日防卫合作范围。2015年4月27日，美国和日本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外长与防长参加的“2+2”磋商会。在这次会议上，双方一致通过新的防卫合作指针，日本继续朝着推动自卫队走向世界的方向努力。美国前国务院官员、中国问题专家何思文(即斯蒂芬·哈纳，Stephen Harner)认为，这是美国和日本设计美日全球联盟来“遏制”中国的新进展。何思文称，美国国防部期待已久的“无缝”整合，可以使美日军事力量在短期内迅速集结，以应对各种紧急事态。安倍政府公然不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历届政府的政策立场，不顾“和平宪法”所施加的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将日本自卫队置于五角大楼的领导之下，将其置于美国在亚洲及东北亚地区构建安全战略的“大环境”之下。(79)
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研究助理亚历山大·沙利文(Alexander Sullivan)从“地理上分散”“行动上有韧性”“政治上可持续”三个维度评价美日“新防卫合作指针”对美日同盟的影响。沙利文指出，新指针允许两国共同应对“与日本关系密切的”第三国所遭受的武力攻击，美日两国宣称这一政策适用于越南或菲律宾的局面，(80)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及其盟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
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战略的基石，也是导致整个亚太地区不稳定的根源。自从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一方面欢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支持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采取遏制政策，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就是美国冷战思维的集中体现。而今天的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的“印太战略”，试图将亚洲新兴大国印度拖入美国的安全战略网，使之与美国的北锚日本、南锚澳大利亚共同成为印太战略的“支柱”。对此，帕特里克·克罗宁认为，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核心是与中国展开长期的战略竞争，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旨是，“在以往美国政府维持和深化与韩国和日本这些我们最好、最强劲的同盟关系的基础上，把它们扩展到新的伙伴，尤其是印度，因此称为印度-太平洋战略，并试图通过长期的竞争和平衡来应对亚洲出现的权力扩散。”(81)尽管“印太战略”还在形成过程中，但它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成的巨大挑战不容低估。中国倡导“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为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共同体而努力。无论美国及其盟国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和措施，中国坚持和平崛起、“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的目标都不会改变。
《美国研究》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专业而翔实的修改建议，在此谨致谢意。文中一切可能出现的错误，由作者个人负责。
①Michael R.Chambers,“Dealing with a Truculent Ally: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China's Handing of North Korea,”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January 2005; Victor Cha,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David Kang,“Hierarchy,Balancing,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8,No.3(Winter 2004).
③David Shambaugh,“China Engages Asia: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3(Winter 2004/2005).
④David M.Lampton,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Might,Money,and Mind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p.164.
⑤Paul B.Stares,Scott Synder and Joshua Kurlantzick et al.,Managing Instability on Chinas Periphery,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enter for Prevention Action,September 2011.
⑥Paul B.Stares,Scott Synder and Joshua Kurlantzick et al.,op.cit.
⑦David M.Lampton,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Might,Money,and Minds,p.168.
⑧Ted Carpenter,“Beijing's New Charm Offensive,” China US Focus,October 8,2014,available at: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beijings-new-charm-offensive/.
⑨Bonnie S.Glaser and Deep Pal,“Is China's Charm Offensive Dead?” China Brief,The Jamestown Foundation,Vol.14,Issue 15,July 31,2014,p.71.
⑩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开始在东南亚地区实施软实力战略，为中国提供展示自己作为东盟伙伴关系所具有的政治和经济价值。中国的外交战略被西方学者称为第一次“魅力攻势”，参见《中国在亚洲的“魅力攻势”》，载《国际展望》，2007年第17期，第36页。
(11)Bonnie S.Glaser and Deep Pal,“Is China's Charm Offensive Dead?” China Brief,The Jamestown Foundation,Vol.14,Issue 15,July 31,2014，p.71.
(12)David Shambough,"The Illusion of Chinese Power,” The National Interest,June 25,2014.
(13)Mohan Malik,“America and China's Dangerous Game of Geopolitical Poker,”The National Interest,June 18,2014.
(14)《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约瑟夫·奈怎么说》，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17日第3版。
(15)姜红：《美国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访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约瑟夫·奈》，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20日第3版。
(16)[美]约书亚·科兰兹克：《魅力攻势：看中国的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陈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17)Douglas H.Paal,“A Nuclear Test of China,”Washington Times,June 2,2009.
(18)Douglas H.Paal,“A Nuclear Test of China,”Washington Times,June 2,2009.
(19)Paul B.Stares,Scott Synder and Joshua Kurlantzick et al.,Managing Instability on China's Periphery,Center for Prevention Action,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September 2011.
(20)Joseph M.DeThomas,“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A Hammer with No Nails,”Australian East Asia Forum,February 24,2016.
(21)Rodger Baker,“China and North Korea:A Tangled Partnership,” Geopolitical Weekly,April 2013,p.3.
(22)Rodger Baker,“China and North Korea:A Tangled Partnership,” Geopolitical Weekly,April 2013,p.3.
(23)Rodger Baker,“China and North Korea:A Tangled Partnership,” Geopolitical Weekly,April 2013,p.4.
(24)Rodger Baker,“China and North Korea:A Tangled Partnership,” Geopolitical Weekly,April 2013,p.5.
(25)Mel Gurtov,“Why U.S.Should Engage North Korea Right Now,” Foreign Policy in Focus,August 13,2014,available at:https://fpif.org/u-s-engage-north-korea-right-now/.
(26)Mel Gurtov,“Why U.S.Should Engage North Korea Right Now,” Foreign Policy in Focus,August 13,2014,available at:https://fpif.org/u-s-engage-north-korea-right-now/.
(27)Mel Gurtov,“Why U.S.Should Engage North Korea Right Now,” Foreign Policy in Focus,August 13,2014,available at:https://fpif.org/u-s-engage-north-korea-right-now/.
(28)Doug Bandow,“Why Washington Needs a New North Korea Strategy,” The National Interest,July 9,2014.
(29)Doug Bandow,“Why Washington Needs a New North Korea Strategy,”The National Interest,July 9,2014.
(30)Daniel Blumenthal et al.,“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th Century,” Networked Asia,May/June 2011,p.26.
(31)Daniel Blumenthal et al.,“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th Century,” Networked Asia,May/June 2011,pp.33～34.
(32)Daniel Blumenthal et al.,“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th Century,”Networked Asia,May/June 2011,pp.34～35.
(33)[美]麦迪逊·帕克：《朝鲜为什么决定现在进行会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CNN)网站2014年10月13日；《专家称朝鲜开展“魅力攻势”希望外界放松制裁进行会谈》，转引自《参考资料》，2014年10月24日，第19页。
(34)[美]安娜·法菲尔德：《朝鲜官员出入意料的罕见访韩》，载《华盛顿邮报》2014年10月4日，转引自《参考资料》，2014年10月24日，第28～29页。
(35)Richard N.Haass,“How Trump Can Best Manage the North Korea Problem:Avoiding Catastrophic Failure and Catastrophic Success,” Foreign Affairs,May 25,2018.
(36)Francine R.Frankel,Introduction to Frankel and Harding,eds.,Indo-China Relationship(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p.14.
(37)David M.Lampton,op.cit.,pp.202～203.
(38)Harry Harding,“The Evolution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India,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Frankel and Harding,eds.，Indo-China Relationship,p.323.
(39)沃尔特·洛曼曾在2013年5月随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mitage)率“美国2049项目”代表来到清华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参加“亚太战略变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沃尔特·洛曼曾坦言自己对中美关系感到悲观，他认为，中美之间在太多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他对中美关系的评价是：“对中美关系期望不能太高，不发生战争就是成功”。参见师小涵：《中美“鹰派”面对面：说同一种语言，但不一定互相听得懂》，载《南方周末》，2013年5月5日第A5版。
(40)Walter Lohman,“The Importance of Reality in US-India East Asia Cooperation,”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Representatives,The Heritage Foundation,March 13,2013.
(41)Walter Lohman,“The Importance of Reality in US-India East Asia Cooperation.”
(42)Walter Lohman,“The Importance of Reality in US-India East Asia Cooperation.”
(43)Walter Lohman,“The Importance of Reality in US-India East Asia Cooperation.”
(44)Walter Lohman,“The Importance of Reality in US-India East Asia Cooperation.”
(45)Walter Lohman,“The Importance of Reality in US-India East Asia Cooperation.”
(46)Lyle J.Goldstein,“China Biggest Fear:U.S.-India Encirclement,” The National Interest,February 11,2015.
(47)M.K.巴德拉库马尔：《莫迪能在没有美国相助的情况下处理好对华关系》，载《亚洲时报》2015年2月1日，转引自《参考资料》，2015年2月17日，第1页。
(48)Monish Tourangbam and Pooja Bhatt,“India-US-China:Aligning Interests or Managing Threats,” The Diplomat,May 30,2018.
(49)U.S.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 CSIS Headquarters,Washington,D.C.,October 18,2017.
(50)Daniel Blumenthal et al.,“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th Century,” Networked Asia,May/June 2011.
(51)Barry Posen,“Command of the Commons: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S.Hegemo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8,No.1,2003; Paul M.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London:Macmillan,1983),p.9.
(52)Daniel Blumenthal et al.,“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th Century,” Networked Asia,May/June 2011,p.2.
(53)Ross Terrill,The New Chinese Empire: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Basic Books,2003),p.3.
(54)Alastair I.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p.5～56.
(55)Daniel Blumenthal et al.,op.cit.,p.4.
(56)Daniel Blumenthal et al.,op.cit.,p.5.
(57)Daniel Blumenthal et al.,op.cit.,p.6.
(58)Daniel Blumenthal et al.,op.cit.,p.6.
(59)Daniel Blumenthal et al.,“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th Century,”Networked Asia,May/June 2011,p.7.
(60)Victor D.Cha,“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No.3(Winter 2009/2010).
(61)Christopher M.Hemmer and Peter J.Katzenstein,“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Regionalism,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3(Summer 2002).
(62)Daniel Blumenthal et al.,“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th Century,” Networked Asia,May/June 2011,pp.17～18.
(63)Daniel Blumenthal et al.,op.cit.,pp.17～18.
(64)Daniel Blumenthal et al.,op.cit.,p.18.
(65)Daniel Blumenthal et al.,op.cit.,p.18.
(66)Mark Stokes and Tiffany Ma,“Second Artillery 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 Brigade Facilities under Construction in Guangdong?” Asia Eye,Project 2049 Institute,August 3,2010.
(67)Daniel Blumenthal et al.,op.cit.,p.20.
(68)Barack Obama,“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Noda of Japan,”President Obama's Remarks at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Meeting,Honolulu,November 11,2011,available at: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2/.
(69)Steve Clemons,“Japan Heading for Energy Death Spiral?” The Atlantic,March 30,2012,see also Patrick M.Cronin,Paul S.Giarra,Zachary M.Hosford and Daniel Katz,The China Challenge:Military,Economic and Energy Choices Facing the U.S.-Japan Alliance,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Washington,D.C.,April 27,2012,pp.5～6.
(70)Patrick M.Cronin,Paul S.Giarra,Zachary M.Hosford and Daniel Katz,op.cit.,p.6.
(71)Patrick M.Cronin,Paul S.Giarra,Zachary M.Hosford and Daniel Katz,op.cit.,p.6.
(72)Patrick M.Cronin,Paul S.Giarra,Zachary M.Hosford and Daniel Katz,op.cit.,p.7.
(73)Patrick M.Cronin,Paul S.Giarra,Zachary M.Hosford and Daniel Katz,op.cit.,p.8.
(74)Martin E.Dempsey,“Release of th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January 17,2012,available at:http://www.dodlive.mil/index.php/2012/O1/release-of-the-joint-operational-access-concept-joac/.
(75)Patrick M.Cronin,Paul S.Giarra,Zachary M.Hosford and Daniel Katz,op.cit.,p.8.
(76)Robert E.Kelly,“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US Alliances in Asia,” The Diplomat,April 7,2014.
(79)Stephen Harner,“Under Abe,Japan Partners with US to Contain China,But Will It Last to September?” available at:http://www.forbes.com/sites/stephenharner/2015/04/29/under-abe-japan-partners-with-u-s-to-contain-china-but-will-it-last-to-september/.
(80)Alexander Sullivan,“The New and Improved U.S.-Japan Alliance:A Good Deal for Washington,The National Interest,May 1,2015.
(81)Patrick M.Cronin,“Trump's Post-Pivot Strategy:Trump's Indo-Pacific Dream Focuses on Reciprocity,As Well As Economic and Military Security,” The Diplomat,November 11,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