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在中国内地施行的「三光政策」，是以残酷的手段对付敌后村民，「三光」即：杀光、烧光、抢光。想不到他们在香港亦曾经施行同样的暴行，虽然规模较为细小，不过这件事情却是发生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更为突显其嗜血的残暴手段。
日寇占港期间，它在大屿山的部队分别驻守在大澳、东涌及梅窝三地。1945年2月，日寇为防范盟军反攻，于是在大屿山强拉民工挖掘战壕，从梅窝修至牛牯塱，驻守梅窝的日军增至80人。5-6月间，活跃于大屿山的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大屿山中队首先袭击了东涌的日军，继而夜袭牛牯塱，拔除了日军的临时据点，斋藤中尉及四名日军不肯投降均遭击毙，这些事情使到梅窝日军深感惶恐。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梅窝—牛牯塱的工事亦告停止。
1945年8月19日中午，大屿山游击队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向梅窝日军招降。日军在海边靠近游泳棚的地方圈了一块地作营房，外面围了铁丝网。游击队派出两位战士向日军递信下最后通牒。在铁网外菜地上挑水的日军不但拒绝传达，还用扁担殴打送信的队员，马上引起一场激战。日军自恃枪多火力强，他们涌出沙滩开火，占领制高点的游击队一排连发之下，当场撂倒日军多名。但是游击队欠缺攻坚的火力，战斗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无功而退。是役，游击队阵亡一人，而日军则死伤十多人。
日军再遭重大挫折，他们迁怒于村民。当天下午，日军派出大批人马前往邻近的村落：涌口、白银乡、大地塘、鹿地塘，把四条乡村的300多名村民拘押到军营附近的沙滩。当日军气势汹汹地进入上述村落时，有些村民急忙向山上逃遁，日军就开枪制止。其中，村民容兆生的女佣三嫂近距离中枪、在山上割草的辛六嫂胸中两枪，二人均当场毙命。村民范福扶他的患感冒妻子曾水娣（42岁）逃到大门口时，曾水娣因体弱心慌寸步难移，她范福先行逃命。当范福黄昏从山上潜返，发现曾水娣倒毙在大门边，腹部有浓黑的瘀痕。此外还有不少人被枪伤，村民容兆生的孙女额、胸均中枪，事后去港岛由杜兆鸿医生把子弹取出。日军在拘捕村民时还顺手牵羊，在民居中把烟酒和贵重物品掠走。
日军要300多名村民包括妇孺跪在沙滩旁的草地上，若干男性村民则遭到毒打、灌水等酷刑，然后把他们捆绑吊挂在游泳棚的竹竿上，两足不地；有若干位甚至被脚向天、头向地倒吊。日寇指游击队来袭，村长要负责，当天晚上把60岁村长曾寿及父老林福当众杀头，尸首埋在沙滩。一众村民当晚露宿荒野，无水无粮。翌日中午，日军释放大部分人，但扣留26人。当晚，日寇再杀害村民苏宝华和梁东章，因为两人弄松绳索企图逃走。
日军认为牛牯塱是游击队的据点，于是派出部队于8月22日半夜包围牛牯塱发起拂晓攻势，但是一无所获，便放火烧了一些房屋。翌日，日军再度进袭，他们在搜村时击毙村民林赞，又把林权拘返梅窝。日军在离开时再度放火，把余下的20多间房屋烧毁，牛牯塱村被夷为平地。当天晚上，50岁的林权被斩头。
统计日寇此次行动，在沙滩上杀害了五名村民，在行军途中杀害了四人。另外，在这个期间，村民林本泰因伤，央求两位渔民送他往别处就医，途中被日军截获，从此三人连同小艇均无消息，估计已遭日军杀害。只知其中一位渔民姓林，另一位不知姓名。此次暴行共有12人遇害。
8月23日，日军向被捕者的家属索取鸡三斤及一头百斤重的猪。过了两天又索取花生、鸡蛋等粮食。在此期间，日军进村骚扰民居，恣意搜掠，恶意破坏。到26日，日军撤回港岛前始把扣留的20多名村民释放。
8月30日，夏?率领英国舰队接收香港成立军政府。9月27日，梅窝村民上书，历述日军在梅窝的暴行。80位村民不怕长途跋涉去到深水军营，从60名被?押的日兵之中，认出其中有16人参与在梅窝的杀人放火抢掠，其中15人被提控，成为战后第一批被审讯的战犯。
1946年3月28日战犯法庭假高等法院副堂开庭，25名村民强忍悲愤先后上庭指控日寇暴行。4月25日审结，其中三名首犯（两名中尉、一名军曹）被判死刑，九名日军被判刑两年至十年，二人无罪释放（另有一人在审讯期间获释）。
梅窝的浩劫集中地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酷嗜血，但是论及残害平民性命数字之大，首数日寇的「放逐大海」的措施，其中有一两宗事例令人发指。
日寇于1941年底占领香港之后，其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是疏散人口，避免承担供应粮食的负担。
在三年零八个月期间，日军经常在闹市胡乱抓人，被抓者有的是被送去海南岛开采铁矿，战后得能逃出生天返回香港者不到三分之一。另外一些人则是被当作消耗粮食者，用船载运他们出大海，弃诸荒岛，让他们自生自灭。究竟在这段期间遣送了多少人已无法统计。笔者目前只找到两份资料，一份是南京审讯战犯日本总督矶谷廉介的判决书，另一份是香港审讯被称为「香港头号杀人王」野间贤之助的审讯报道，得以幸存的被害人在法庭上所作的供述，日寇惨无人道的行径使人震栗。
日军一经占领香港就推行这项放逐政策，一时间人心惶惶，以至「香港善后处理委员会主席」罗旭龢不得不宛转地向野间提出质问，而野间恬不知耻地大谈疏散人口的三项制约、捕人的六项措施。如果查阅日本占领军的宗卷，日军的措施确是人道主义，不过这些全部是官样文章。
1947年7月22日，矶谷廉介的判决书列举出日军的放逐计有三次。这三次事件可能都是摘录自同年1月香港审讯野间的供词，下面是受害人的供述。
年逾50的妇人欧莲在法庭上供述，1942年5月18日，她与业泥水匠的丈夫曾茂庭在家中午膳时被捕，她们有职业、有米证，不属于强迫遣送之列。但是日军不问情由，把她们送到湾仔度宿一宵之后解往西环，该处聚集了近万人。这些人被迫令上船，日军征用了19艘没有动力的旧木船，前面用拖轮拖曳。晚上七时开船，拖到大海时遇上风浪，一长串的木船颠簸得厉害，拖轮斩缆回航，让这19艘木船自生自灭。欧莲说她们夫妻二人所处的木船漂流了四日四夜，目睹不少难民的木船被风浪打沉，成千上百的人葬身大海。她们漂流到一处名为「半天云」的地方，能够到达者只有三艘船。欧莲说，沙滩上和沿途都有不少奄奄一息的饥民。她幸而袋中有钱，得以购买食物，辗转返回香港。不料捱了两年，再遭厄运。1944年6月21日，她的丈夫被捕。欧莲打听到丈夫?留在北角难民营，曾经送饭、送钱，要求保释。不料15日后，再也见不到丈夫了。
1944年6月被抓的人去了那里？35岁渔民彭任升在法庭上讲出了故事的下半段。当日他在赤柱海面捕得渔获约十斤，半途被宪兵截住，被送到海边的难民营，营中许多人都不知道他们为何被捕。彭任说他被捕约七天之后，营中增至1000多人，于是他们被送上两艘帆船，每船运载500人，由日军一艘机动船押送他们出境，据他知道，目的地是大鹏湾的南澳（现属深圳市辖）。船出大海之后，日军机动船回航。他们的帆船航行到担竿山（注：当时鲤鱼门航道被水雷封锁，从北角开出的船只必须西行，要在港岛绕一个大圈），风浪大作，折回蒲台下锚。沿途帆船入水深可及膝，有些老弱病人至此身亡。他们为了减轻载重，只好把死者推落大海，这批死者约有50多人。彭任升自恃熟水性，他泅到蒲台找到相熟艇家，央求他们划艇到帆船边，救出20位熟人。一众人等在大潭水塘对开海边上岸，两人一组分别觅路返家。至于该两艘帆船下落如何，他就不知道了。
不过，彭任升以他长期居住在赤柱，讲述一宗更为骇人听闻的事件。
赤柱的对面有个螺洲孤岛，有一次，日军把两船好几百名「难民」押送到螺洲驱使登岸，让这批人自生自灭。螺洲虽与赤柱的鹤嘴遥遥相对，不过当中那个被称为双西门的海面，水流湍急。据说，初到的难民企图泅水去赤柱，但是都淹死在大海里。在缺水缺粮的情况下，不少难民在海边高声呼叫，但是渔民们那敢贸然去救人？一则他们惧怕被日军撞上就大祸临头，二则渔民本身亦是朝不保夕。一些渔民说，晚上听到螺洲传来的惨叫声真是心胆俱裂。在饥渴交迫下，不少人倒毙在海滩的石头上，有的尸首被潮水冲到海上随处漂流，渔民们见了只能合十祝祷，因为他们连买香烛的钱都没有。渔民们传说，螺洲岛上，白骨累累，甚至发生人食人的事情。
第三宗放逐的手段更加残忍。
56岁妇人庄娣在法庭上供述说，1944年12月1日下午，她在香港仔山边检拾柴薪被日本宪兵拘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两名也是拾柴薪的老妇，三个人被押解到北角难民营。庄娣被囚禁了两个星期，被囚者增至400人左右，有男有女亦有小孩。某日下午，他们就被驱上一艘船，全部囚禁在船舱中，无水无粮。经过一日一夜航行，船上机器停驶，他们就被赶上舱面。庄娣说，一众人等排队，四名日本宪兵逐一检视，身体强健者获得通过，而老弱又有病容者则赶到船舷。但见那些日本宪兵挥舞长剑砍杀那些被淘汰者，然后把死者推落大海。庄娣说她的身体稍为壮健，幸而获得通过。此时日军召来两艘渔船，壮健者转搭这两艘渔船上岸。庄娣说，被杀者有男有女亦有小孩，日寇先后杀害了70人。
庄娣一行人上岸的地方是大鹏湾的平海，幸得乡民们接济粮食，她们不致成为饿殍。于是沿途乞食到坪山，再转到惠州。她在惠州街头乞食时，幸运地遇到在英军服务团工作的儿子，得以脱离险境，并于1945年4月返回宝安县沙嘴乡。
上面陈述的，一桩是梅窝的杀光、烧光、抢光，另一桩是以放逐为名的集体屠杀，均在战后提审战犯时得以揭露出来，详细的过程在1946年至1947年的香港报纸均有报道。不过，以后就湮没无闻了。总的来说，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孽，是日寇欠下香港同胞的血债，一笔大血债。(2005年4月25日《明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