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将建国至今大致划分为前30年(1949-1978)和后30年(1979至今)，中国外交同样可如此划分，毛泽东时期的外交就是指前30年的外交。

毛泽东逝世后被中共十二大确定为“民族英雄”，主要根据就是说他领导完成了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维护国家基本安全的使命。一国对外政策要解决的问题十分复杂，包括了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的基本安全，但是远远不止这些，还有更广泛的目标，包括通过发展对外关系，使国民不断从中获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好处；不断提升国家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力，使国家处于健康稳定的发展状态，国民亦可从中获得基本的尊严等等。以此为坐标，毛泽东时期的外交的确为今天和未来提供了很多教训，择其要者有两点，即如何认识世界潮流和中国的世界地位。

一国外交的发展有赖于对世界政治潮流的合理判断并顺应其方向，中国外交也是如此。对世界潮流的大趋势的判断正确与否，是决定中国外交乃至国家命运的首要条件。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及其质量，取决于对天下大势的认知和判断，即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逆水行舟，再好的船也难前行、难持久；顺流而下(顺势而为)才可以事半功倍，就算不是新船也有望行稳致远。

世界潮流是由一些重大的因素和几个大趋势构成的，它们是相互影响和变动不居的。世界政治通常都是在几个大趋势的相互激荡、相互抵消或促进的共同作用下，通过重大事变而实现难以逆转的飞跃性变化。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就是一个经典的例证，即不论如何人们评价和感慨苏联的兴衰，苏联是再也不会出现了，二战后两大现代化模式激烈竞争的局面已经结束。概括地看，二战后决定世界政治潮流方向的主要因素包括：(1)世界强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在毛泽东时期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各自控制的军事集团的对抗。(2)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们都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方向。(3)全球规模的现代化潮流加速扩展，主要是市场与选票。(4)科学技术跨越式的进步，极大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思考方式、改变世界政治的基本面貌素。(5)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及出现一大批新兴的独立国家，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力量。

国际冷战的结束方式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潮流做出了结论，这段历史也证明了毛泽东在大时代问题上的认识是片面的，有些错误是全局性的，这同毛泽东本人的政治经验和认知偏差有很大关系，首先是将过后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后来又追求比苏联还要激进的政策，结果不仅中国经济陷入停滞、衰退，长期没有摆脱落后的状况，外交也屡屡陷入困境，有时甚至将国家安全置于险境。

其次是毛泽东对“世界革命”抱有十分离谱的期待，直到垂暮之年还对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革命前景”兴趣浓浓。他还特别重视和欣赏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其中那些激进的力量。当时中国积极援助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后来支援第三世界国家，以致罔顾国家的实际能力，结果严重拖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度，在第三世界中实际上也没有获得如当时和现在一些人自己宣传的那么大的影响。

再如对美苏之间冷战的性质和特征的片面认识，使毛泽东严重夸大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在一个时期处于同时同美苏对抗的局面，大规模的备战和“四面出击”的革命外交等，使中国安全环境恶化，外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很多关于毛泽东外交的历史故事都是在讲述他面对外来威胁时如何英勇无畏、化险为夷，但没有说明白的是，中国安全被置于险恶情境不少就是他本人的错误造成的。

冷战后结束后的世界历史研究新成果证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二战后兴起的两大世界性政治潮流遭遇了历史性的失败，一个是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一个是激进的民族主义。所谓历史性的失败就是不可挽回的失败。毛泽东时期对外政策最大的失误就是高估上述两大政治潮流的前途和影响，结果是导致极度夸大“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可能性，否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重要含义以及出现“缓和”趋势的历史性原因。尤其是断言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等等。在战略上提出以亚非拉“广大农村”包围资本主义“世界城市”，在全世界发动群众，推动世界革命早日爆发。这些认识和政策导致相当极端的外交行为，至今国人仍然缺乏对当时中国那些外交行为的足够检讨，一些乖谬的言行仍然被当做美誉，令人匪夷所思。

上述并非毛泽东一人之错，而且将当时的一些认识分开来看，也都各有其根据。例如建国后选择向苏联“一边倒”和站在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一边，有其历史原因，其中在局部问题上不乏合理的根据。问题在于严重忽视甚至无视决定世界政治潮流的其他因素，诸如无视同时发生的市场经济全球化正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不重视包括新独立国家在内的追求现代性的全球性趋势，尤其是忽视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和世界政治越来越明显和突出的影响等等，致使中国虽然在对外政策领域消耗了大量的宝贵资源，但外交还是一度陷入孤立的境地。1966年文革开始时，与中国建交或半建交的40个国家中，有30多个与中国发生外交纠纷，有些国家直接断交。毛泽东在晚年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孤立了。” 有些人根据不确切的历史记忆，试图从那个时期的言行中为现在外交面临的困难寻找出路，其实他们津津乐道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不过是当时的一句歌词而已，那个景象只出现在当时的版画中，就像现在北朝鲜的宣传画一样。毛泽东曾经通过缓和对美关系扭转这种局面而且的确收效明显，这是他的重要贡献，但他最终没能向前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另一个教训就未能合理分析与判断中国的世界地位和实际影响力。自1840年至今160多年的历史证明，对“中国的世界地位”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外交的走向和成败。建国后60年的历史中，曾经有两次认知变化反映了对中国世界地位的不同判断对中国外交的巨大影响，它们是有典型性的。

首先是在毛泽东时期，中国曾经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高唱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命运的一件头等大事”。这种判断是以“中国革命中心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另一种“中国中心”论，实质是严重高估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它是导致中国外交“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的一个根本原因，造成的后果就是自我孤立，四面树敌。

“中国革命中心论”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存在了。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向他描述说，世界革命中心正从西方移向东方，从苏联移向中国。中国领导人当时还谦虚，认为中国是“东亚革命的中心”，莫斯科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但是，这并没有持续很久，有关中苏到底谁是世界革命中心的问题成为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重大原因，同苏联争夺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是推动毛泽东时期中国对外政策走向激进化的重要推动力。在毛泽东晚年，中国在第三世界诸多地方和国家的影响力都下降了，受到苏联在那里扩张的打压是非常重要原因，与全力支援南部非洲人民反抗美国和白人统治的古巴相比，中国都不算不上是很革命的力量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毛泽东太过高估计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包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中国的当代世界历史研究、国际冷战史研究等领域有必要多做些努力，如实地描述当时真实的世界图景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

与上述历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于改革开放后的长期思考，邓小平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提出这样的警告：如果不加倍努力，“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改革开放后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基本战略判断，实际上就是承认中国并不处于世界政治的中心，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正是基于这个战略判断，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这个世界政治大变动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告诫说“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国策”。他极具针对性提出“不抗旗”、“不树敌”、“不当头”等原则被概括为“韬光养晦”。正是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外交比较平稳地渡过了那段极为困难的时期，外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上述两个战略性的判断都对建国后中国外交造成的长远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当然结果要由历史评说。从历史大脉络看，中国的世界地位在二战后总的说一直在上升，但我们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估计确实呈现过一条从上升到下行的曲线，而且当我们对中国世界地位的估计处于最高点时，恰恰是中国外交陷入最困难最孤立的时候，这就是过高估计中国世界地位的恶果。

如何判断中国的世界地位曾经而且还会继续受到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历史给中华民族心理上造成过于复杂的影响。长期雄踞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和由此产生的“中国中心”意识，与近代被被抛到国际社会的底层的屈辱感结合在一起，造成了自卑与自豪共存的矛盾心理，这是一种深层的原因。其次则是对时代特征的认识水平，特别是能否全面认识世界政治中的各种潮流。毛泽东时期将自己视为世界政治的中心，是片面夸大世界政治潮流中社会主义运动、革命运动等影响的结果。改革开放后的判断则是基于对世界政治潮流更为复杂全面的认识和对世界政治趋势更为合理的认识。简单地说，当中国人更加关注现代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等的全球影响时，对中国世界地位的评价体系和标准都会有相应的变化。同理，以经济总量(尤其是GDP)作为标准，还是以公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质量作为标准，对国家的世界地位肯定会有不同的评价。后一个标准决定了中国用于影响外部世界的资源以及能力、吸引力等都很有限。

历史的经验很简单，合理的判断才有合理的对外政策，才有利于中国的世界地位比较顺利地提升，反之必定是欲速则不达。如今中国的世界地位快速上升之时，有必要提醒不要头脑发热，尤其不要误读毛泽东时期外交的历史经验，以免重演历史上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