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生活之所以在数量型发展阶段易于成功，而在质量转型升级方面困难重重，同东方顿悟式思维逻辑和成功模式有关；两者实际上在形态、逻辑、特征、效应和动力等方面，具有内在逻辑的相通性。缺乏底线是中国经济生活最大的问题，守不住底线会给中国经济生活带来巨大的困难。 由此，完成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使命是：清晰资本逻辑，把握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向；守住底线，克服经济生活中的混乱局面；建立公理系统，使经济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效应。

关键词 顿悟思维 转型升级 守住底线 公理系统

如果把 1992 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作为中国经济有效启动的标志，那么，仅仅过了五年时间，即到 1997年东南亚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就完成了从短缺到过剩的转变，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从1997 年到 2008年，中国经济就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这又是人类经济文明发展的奇迹。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在数量型扩展道路上所向披靡，时刻都在创造着奇迹。但是，完成数量型经济到质量型经济的转轨，完成资源经济到人力资本经济的转轨，却迟迟难以做到。于此，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在数量型扩展阶段如此的成功，而在质量提升方面却又困难重重？其内在的运作机理和功能究竟是什么？

一、经济转型的命题和基本特征

所谓的经济转型与升级，就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变资源依托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人力资本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变资源经济为智力经济，外源经济为内源经济，粗放型经济为内涵型经济，形态经济为本质经济，模仿经济为功能经济。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把人类经济发展模式归结为三种形态：制度创新型模式，技术创新型模式和资源依托型发展模式。他认为，最有效率的发展模式是制度创新，因为经济资源只有在有效率的制度框架内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美国就是制度创新的成功典范；其次是技术创新型发展模式，技术创新能够最有效地发掘智力资本的作用，从而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现实生活中，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几乎都是技术创新型发展模式，比如日本和西欧；除此以外就是资源依托型发展模式，不是依靠技术，而是依靠资源的有效供给实现经济的发展。当今世界资源依托型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形态，即资源加工型国家和资源供给型国家。前者把资源加工成产品占据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后者则是直接供给资源，由此奠定为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实体基础。无容置疑，正是资源加工型国家和资源供给型国家构成为当前地球工具经济的实体基础，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当今的金砖五国。所谓的经济转型与升级，就是资源加工型国家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而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从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战以后，由于国际资本采取产业链治理的模式，世界上所有进入国际产业链的国家都区分为两种形态，即处于产业链高端的头脑国家和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加工国家，又称为手脚国家。两者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头脑国家支配、剥削和治理手脚国家，他们不仅拿去了大部分的利润，而且把后者牢牢地锁定在低端。由于商务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加工中心的发展模式是有生命周期的，即加工中心由于利润过低，只能满足商务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过低的地区和国家。但是，经过十到十五年的发展，加工中心的商务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就会上升，所有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加工中心会面临两种状况：一种是加工中心转移到资源更为廉价的地区和国家，在当地就会出现产业空壳化的现象。如战后加工中心从拉美地区到东南亚，到中国，再到南亚的发展历程；另一种情况是加工中心完成产业升级，转移出低端的加工产业，发展出比较高端的制造业，即所谓的ODM、OBM，如东亚“四小龙”，就有可能成为新型工业化地区和国家。由此可见，产业升级实际上成为所有加工型国家的必然使命，升级成功，就有可能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和国家；升级不成功，就会陷入拉美陷阱和东南亚危机。

经济转型、升级作为一种国际现象，也可以用世界经济三个一百年的理论对此进行说明。18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中叶，为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生产关系产生的 100年，在这个阶段，最初迎来工业革命的大英帝国成为日不落帝国；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为资源依托型发展的 100年。在这个阶段谁占有的资源和殖民地数量越多，谁就越具有竞争优势，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以及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成为这个时段的基本特征；20 世纪中叶到 21世纪中叶，就是所谓的人力资本依托型发展的 100

年，不是资源和殖民地的多少决定竞争优势，而是人力资本增量和存量的多少，决定经济竞争的优势。所以，所有具有发展潜力的国家都力求从资源依托型发展模式转变为人力资本依托型的发展模式，从而据于国际产业链的高端。由此可见，从世界经济范畴看，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经济转型与升级的使命，而发展中国家则是面临经济转型与升级的使命。当前中国也正面临着经济转型与升级的使命，现实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这么难？

从产业链的角度分析，经济转型、升级的使命，实际上就是指资本的运作从产业链的低端到产业链的中端和高端，即从 OEM 到 ODM、OBM的过程。资本之所以在产业链中被区分为低端和高端，关键是资本质量和内在的文化含量不同。即处于产业链低端的资本乃资源依托型的资本，其内在的技术含量和文化含量比较少；处于产业链高端的资本为智力依托型的资本，其内在的技术含量和文化含量比较多。所谓的智力依托型的发展模式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智力资本即经济软要素占主导作用和地位的资本。所谓的经济软要素是指在经济运作过程中的技术类、知识类的经济要素，具体指技术、设计、品牌、创意、创新、文化、人力资本、通道等等属于智力资本的要素。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资源要素或所谓的物质要素已经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问题是智力要素即资本软要素的短缺，所以，中国经济只能处于产业链低端的运行。由此可见，所谓的产业转型与升级，就是充分发挥经济软要素的作用，当社会的软要素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并支配了经济运行的过程，经济转型、升级的使命也就实现了。由此，可以对经济转型、升级的使命作出这样的理论归纳：经济软要素的市场化效应与核心功能[1]。

这个命题有三个关键词：软要素、市场效应、核心功能。也就是说，经济转型的使命取决于三个关键环节：①取决于软要素在市场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②取决于经济规律的作用，即取决于软要素的市场效应；③取决于软要素在市场运行中能否取得核心地位，如果经济软要素在经济生活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起到了核心作用，经济生活的转型目标就实现了。所以，经济软要素的市场化效应与核心功能，可以有三个层面的理解：①了解产业链治理的理论，懂得经济软要素对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作用；②了解资本逻辑的功能，只有让经济软要素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经济转型的使命才有可能实现。所以研究资本逻辑的功能，实际上是研究经济软要素发挥作用的的环境和条件；③经济软要素的核心化功能，即逐步变资源依托型的发展模式为人力资本型的发展模式，由此形成经济的叠加效应，带动经济的高速发展，完成经济转型的使命。

二、顿悟式成功与数量型经济模式

顿悟式成功是中国社会特定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是东方智慧最典型的表达形式。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正是这种思维逻辑，创造了中国古典文明的辉煌和中国千年文明的传承；到了近代，顿悟式成功造就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在建国初期以156项重点工程，构建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基本框架，奠定为整个中国经济建设的基础；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实现了中国经济在数量型阶段的扩展与成功，使小平同志的“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思想得到充分的展示。由此可见，顿悟式成功几乎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成功的基础。所以，了解顿悟式成功及其思维模式的特点，是了解中国经济运行成功与否的前提条件。

所谓的顿悟式成功就是指直观理性式的思维模式，即直接找到现象和目标之间的逻辑联系，由此找到解决问题、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方法。在分解思维的逻辑基础还没有形成的前提下，人类早期的顿悟式思维模式有效地推进了人类文明社会的进步，它的特点是可以在原理不一定清楚的情况下，直接把握事物的内在特点，抓住主要矛盾促进事物的发展。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在分解思维逻辑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而人类又必须解决各种所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唯有顿悟式思维逻辑和模式能够取得成功。由此可见，东方文明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发展层次和成果，显然同东方顿悟式思维逻辑的特征有密切的联系。中国早期的中医智慧、战略思想、天体运行法则、四大发明、兵法思想、道家哲学、农家智慧等，无不是东方顿悟式思维模式的成功结晶。不了解这一点，就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和历史。

但是，顿悟式思维与成功有其内在的逻辑缺陷：这就是基于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缺乏公理系统，缺乏规则意识，缺乏演译逻辑，缺乏理论思维的品格和内容。由此，顿悟式思维和成功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不具有优势资源的积累效应，不具有经济学所谓的的叠加效应和追索效应；不可能产生类似于西方社会工业文明在100 年时间里创造财富总量超过人类一切时代创造财富总量的效果。比如美国，仅仅只有 200 年的建国历史，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5%，却通过优势的叠加而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如果中国经济也具有这种叠加效应，那更是不可思议的问题，因为中国经济在顺利情况下的增长率可以达到10%以上。然而，中国经济却是有某种先天不足，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会出现震荡和断裂，甚至会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为什么？经济发展的震荡性，政策运行的多变性，历史进程的断裂性，以及社会各种矛盾的聚焦和积累等等，实际上皆与这种思维模式与特性有关联。

这里必须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顿悟式成功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经济在数量型发展阶段的成功？唯一可以作出的解释就是两者具有内在逻辑的相通性：①数量型增长是一种简单的规模扩展，即投入、产出比的增长，只要产出大于投入，目标就达到了。所以，数量型增长是一种结果导向型的增长，而不是过程导向型的增长，这同顿悟式思维模式的特点相吻合。中国经济依托顿悟式思维模式在数量型阶段取得了成功；②顿悟式成功是在原理不清楚情况下取得的成功，所以，如果一种经济形态必须是在理论搞清楚的情况下才能运行，就不可能通过顿悟式运行模式而取得成功。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还在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即还没有完全成型。于此，就遇到了人类早期文明所遇到的同样问题，即在原理不清楚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矛盾与任务已经摆在面前，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顿悟式思维，或者是简单模仿西方的经济理论，别无他途；③按照全息理论可以知道，如果一种经济的增长方式与人类特定的思维模式有其内在的逻辑相通性，那么，这种经济形态就能得到有效的增长。作为人类思维模式的早期形态，顿悟式思维基本特点是整体把握，具体细节不一定清楚，即始终在总量上把握事物的特性，而对其内在的功能特性却不一定清楚。粗放型经济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初试形态，也具有整体把握，具体功能特征等细节不一定清楚的特点。所以，两者在形态上不谋而合，由此，顿悟式思维模式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在数量型阶段的成功；④没有叠加效应是顿悟式成功的基本特点，只要两个顿悟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和相通性，事物的运行过程就会断裂。所以，在顿悟式成功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模式，往往也缺乏叠加效应和积累效应。这种情况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清楚，第一，表现为政策的多变性，用政策导向排斥制度导向，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惯性和传统，在大多数情况下难以改变；第二，用市场换技术作为一种策略是科学的，但是却没有具体实施的路径和战略功能，由此，中国的市场让度了，技术却没有获得；第三，当前中国什么都不缺，却不能创造世界一流企业和品牌，这显然也同顿悟式成功模式有直接的联系。因为顿悟式成功不具有经济的叠加效应和积累效应，导致企业内在的积极因素不能通过叠加而形成可持续发展效应，由此，就不能创造世界一流企业和品牌。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中国经济在数量型发展的阶段颇有成效，却难以在质量型发展模式中有所作为；⑤数量型经济以投资拉动作为最直接的经济动力，这也同顿悟式成功模式具有相通的特点。实际上，经济扩张可以有多元要素，按照西方三驾马车理论，投资、消费和出口都应该成为经济拉动的因素，但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投资拉动。所以，中国经济扩展始终是投资驱动，始终是铁、公、基项目的投入，始终是数量型扩展。只讲经济要素的投入而不考虑其他因素，这种简单的项目扩展方式，由于具有直观理性思维的特点，正是顿悟式成功模式的基本逻辑和方法。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在数量扩展阶段的成功，在粗放型扩展阶段的成功，实际上依赖于这种特定的思维逻辑和模式。实际上，在经济形态、经济逻辑、经济特征、经济效应和经济动力等方面，顿悟式成功模式和数量型经济发展模式，两者具有内在逻辑的相通性。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如果一种经济形态缺乏规则和底线，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效应，缺乏系统功能和创新效应，缺乏积极因素的叠加和积累效应，那么，这种经济只能是粗放型经济；只能是资源依托型经济和初试形态的经济；根源就在于这种经济缺乏内在的演译系统和经济逻辑，缺乏公理系统。这，正是顿悟式思维模式的基本特点，即直观理性式的思维逻辑。在这里，顿悟思维的逻辑特点和数量经济的结构特征具有内在的相通性。由此可见，要改变这种经济形态，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关键是改变中国特定的思维逻辑和思维模式：即变顿悟式思维为系统思维，变感性具体的思维为分解逻辑式思维，在此基础上建立公理系统，建立经济逻辑。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创新，首先必须是经济逻辑的创新，其后是经济模式的创新，由此完成经济转型和升级的使命。

三、重要的问题：建立底线

创新法则认为，一个社会实际上具有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资源和能量，关键是这些资源和能量能不能按照即定的方向实施有效的运行。成功与失败社会的基本差异在于，成功社会其资源和能量按照同一个方向运行，由此形成社会合力，促进社会的进步；而失败社会，其资源和能量却处于无序状态和内耗状态，导致整个社会也处于无序和混乱的状态。缺乏底线就是这种无序和混乱的根本标志。当今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具备经济发展的一切物质要素，但是，缺乏的是规则、秩序和制度的有效性，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底线的缺乏。只求成功不择手段，不讲规则，是中国社会摆脱贫困阶段基本的行为特征。其结果是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对规则和伦理的破坏也到了一个边际，到处出现的假冒伪劣商品和山寨现象就是证明。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不要多少时间就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但是，对规则和秩序的破坏也到了一个不可持续的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遇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时不时出现的突破底线的问题。事实表明，突破底线的结果，不要说转型升级不可能，甚至连生存的基础都会被破坏。今天，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整个世界，都在为中国的经济进步而高兴，或者纠结。但是，有多少人可以清晰地认识到，缺乏底线给中国的经济生活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和损失。而且，这种危害基本上同经济的增量是同步的，即增长是倍增，突破底线的危害也是倍增。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是不可能的。

底线是人类文明存在的基础。考察中国的历史，始终是一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这就是底线突破的问题。在封建社会，权力的运行没有制约机制，突破底线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一旦突破底线，必然导致混乱，整个社会就会处于“合久必分”的状态；通过大乱再到大治，社会又会进入“分久必合”的状态，两者结合就是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但是，农民政权不可能建立底线，因为权力不受监督，所以大治以后必定又会再次突破底线，导致大乱。一部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过程中不断地循环和更新。然而，在现代政治结构中，由于法制规则的建立，一旦大乱以后达到大治，社会就进入比较稳定的状态，合久必分的现象也就不存在了。很显然，如果中国社会仍然摆脱不了这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现象，所谓的转型升级也是不可能的。

底线是生态文明存在的基础。工业文明大大加快了人类经济文明发展的频率，所谓的在 100年时间创造的财富总和超过人类一切时代创造的财富总和。但是，它对地球文明的污染和破坏，也呈叠加效应；它在 200 年时间创造的污染可以彻底破坏地球的生态；而在300年时间里创造的工具就足以毁灭整个地球。所以，地球的生态环境也有一个底线的问题，不仅资源的耗费有一个底线，而且生态的破坏也有一个底线。如果工具经济的发展始终是以资源的耗费为特点，地球文明的发展总是会有一个终点，这就是地球生态的底线问题。当前中国资源型经济发展的模式，对地球的生态环境已经造成严重的危害，遍布整个中国大陆的雾霾和沙尘暴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这种现象不是中国独有的，是资源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问题是有没有治理的逻辑和规则。当时的英国发生这种状况，通过立法和治理，化了30年的时间终于解决问题。它的前提是有公理系统，一旦立法即可持续运行；而如果规则和法律的底线一直被突破，后果是什么就难说了。当前，海洋岛屿的争夺愈演愈烈，实际上也是个资源争夺的问题，当陆地的资源耗费得差不多以后，争夺海洋资源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所有这一切，只是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这种资源争夺的方式，还是工具经济的发展模式，还是以资源的耗费和争夺为基本特点；其二，同时也意味着以资源耗费为特征的工具经济发展的边际到来，而以生命科学为特征的经济时代的到来。因为到了生命科学经济时代，生产要素除了它的经济价值被充分利用和发掘以外，它的文化价值、体验价值、美学价值、品味价值、创新价值等等内涵都得到了真正的发掘，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其结果是：①资源的耗费得到有效的控制；②资源的内涵得到多元、高附加价值的开发；③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④人类各种需求得到有效的引领和满足；⑤地球文明的的全新价值得到充分展示。

底线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严重的违背经济规律：吃饭不要钱，实际上是吃大户现象的再现；大炼钢铁，违背的是经济规律；毁林造田，破坏的是生态环境。所有这一切，都是破坏经济发展的底线，导致中国社会20 世纪 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更是中国政治生活底线的突破，连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都不能保证，结果是整个社会的灾难，祸国殃民，经济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由此弄得国将不国，政将不政，民将不民，经将不经，整个中国经济陷入极端的混乱。由此可见，守住底线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要求，如果连底线都守不住，不要说转型升级，连正常的发展都有问题。目前，在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政治动乱和军事动乱不断，实际上也是底线突破的问题。

底线是经济文明的基础。当前中国经济在数量型扩展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伴随着的问题却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商品质量的问题，假冒伪劣现象难以遏制，山寨现象泛滥，最后，甚至连食品安全的问题都难以解决。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大陆奶粉的问题，由于毒奶粉事件的出现，弄得国民人心惶惶；为了婴儿的健康，许多年轻父母只能从国外或者香港购买奶粉，但是，香港的奶粉有的就是从大陆运过去的。这就出现了悖论，香港不生产奶粉，却成为奶粉的供应商，这是因为香港进口奶粉有严格的规章和制度，海关的检查及其严格，所以，不符合规格的奶粉不可能进去。这个事实清楚不过的说明：底线是经济文明的基础，底线是人心期望的基础，底线是社会生存的基础。

奶粉事件可以告诉我们的是：①大陆完全能够生产标准奶粉，但是缺乏的是底线和规则，所以大陆奶粉失去了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和信任；②香港连草原都没有，根本无法自己生产奶粉，其奶粉只能是进口。但是，香港是一个规则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由此，它可以生产标准和规格；③人心求安、求稳、求规则、求标准，中国政府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为了未来和婴儿，年轻的爸爸妈妈只能外向索求；④为了限制市场的购买混乱，香港政府建立规则。结果是所有进入香港的人，不管是原来有没有底线，有没有规则，到了香港都变成了有底线懂规则的人。看来，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以内，人是可以教育的，是可以有规则的；⑤由此可见规则和法制的逻辑奠定为全部过程的基础。这个例子充分说明：规则是什么？底线是什么？人心的索求是什么？国家的职能是什么？缺乏底线的后果是什么？缺乏底线连经济基础都被破坏了，何来转型与升级？？

由此可见，底线是事物发展的边际，底线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底线是阴阳交隔的聚焦点，底线是事物由正面走向反面的过度，即老子阴阳图对立面统一转移变化的边界。虽然任何事物都包含有自身内在的否定因素，但是，只要这种否定因素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事物的性质总是稳定的；但是如果这种否定因素突破底线盲目增长，就会导致事物性质的根本改变，这就是边际和底线的问题。当事物内在的积极因素积累到一定阶段以后，事物的进程就由负面走向正面；反之，当事物内在的消极因素积累到一定阶段以后，事物的发展就由正面走向反面。前者就是中国革命的成功路径，后者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关键是边界和底线的突破。

形成中国经济生活中缺乏底线的原因有三：一是成者为王的运作路径。可能是太需要成功了，在文革结束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随着文明存在的基础被破坏以后，成者为王的行事逻辑就成为基本的信条；只讲成功，不择手段，缺乏底线，就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现象和需要。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它有什么不好，因为它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奠定为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由此，成者为王的运作路径在数量型经济模式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当涉及到经济质量提升的问题时，矛盾就大了，因为不择手段的结果，缺乏内在的逻辑机理，只能有量的增长，不可能有质的提升。二是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权力的行使如果没有严格的运作程序，自我妄为，底线的突破也带有某种逻辑的必然性。这一点，不仅在中国经济生活中表现得尤为清晰，而且已经由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三是顿悟式成功模式和思维逻辑，由于没有公理系统，没有演译逻辑，一旦理论发生偏差，方向和路线出现偏差，底线的突破就是一种逻辑的必然。当然，三者都同公理系统有关，成者为王的运作路径，缺乏的是规则逻辑；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缺乏的是制度逻辑；顿悟式思维模式，缺乏的是分解逻辑和公理系统。由此可见，建立公理系统，建立分解逻辑，建立系统逻辑，建立规则逻辑，建立制度逻辑，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逻辑前提。

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三重使命

中国经济完成转型、升级的使命，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其一，尊重资本逻辑，通过制度创新强化“公共品”的供给；其二，强化法制逻辑，守住底线，克服经济生活中的混乱局面；其三，优化分解逻辑，建立公理系统，实现社会经济运行的可持续发展效应。

1. 尊重资本逻辑，强化公共品供给

缺乏正确理论指导有两种情况，一是理论本身的错误，一是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导。第一种情况就是中国极“左”路线时期的运行情况，其基本特点是违背经济规律，违背价值规律，实际上就是违背资本逻辑的基本要求。建国以后，虽然中心任务已经变了，但是，路径依赖的思维模式仍然存在，其特点就是用政治斗争的手段组织经济，用阶级斗争的方法组织生产，犯了路线的错误。而在经济的数量型发展阶段，却由于对经济规律把握的不到位，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实现中国经济转型与升级的使命，首先是强化资本逻辑，优化公共品（制度、规则、法制等）的供给，从而使经济的运行具有科学理论的指导。这里的“公共品”是指制度、规则、法制、法规等等由政府制定和供给的制度要素。

①百年探索的结晶。中国革命的运行规律，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从 1921年以后才开始的探索，实际上，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先哲们已经在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和方向，各种主义的辩论和斗争，实际上提供了中国革命路径选择的理论基础。所以，中国红色政权的诞生，应该是百年中国革命理论探索的结晶；同时，又经过革命斗争反反复复的实践与磨炼，才找到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农民运动相结合的路径，由此，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里，四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第一，对于西方社会各种近现代理论的借鉴和辩析；第二，对于十月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和学习；第三，对于传统文化精华的现代演译；第四，对于中国农民运动的理论归纳。由此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三大要素：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精华和农民运动的理论归纳。整个中国革命斗争的路径和模式，实际上就是这三大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的过程，由此可见，中国革命的理论奠定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础。但是，中国的经济建设，却是在理论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急匆匆的上马，突然迫近的全国解放以后的经济恢复、经济布局和经济建设的使命，真乃天将将大任于是人。结果，只能用顿悟式思维逻辑和方法，它可以在理论不一定十分清楚的情况下，直接找到解决问题的主要矛盾和运作方向；或者就只能应用组织军事和政治的手段来组织经济，这就是路径依赖。缺乏理论的指导成为中国经济建设遇到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而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在理论并没有完全理清楚的情况下开始的，所以，照搬西方理论就成为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

②运行规律的不同。把政治斗争的经验搬到经济生活中来，用组织政治和军事的手段来组织经济，显然是不科学的。这里的问题是，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和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两者运行的规律和法则是不一样的。前者的成功逻辑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后者的成功逻辑是必须尊重经济运行内在的规律和法则；在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资源和能量的数量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则是资源的质量和决策方向起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转型阶段和高级阶段，资源的质量和决策的科学性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权力的大小，成员的多寡，人心的背向，不一定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如果运作机理不变，认为权力可以替代规律，人心可以替代趋势，简单照搬行政手段，经济的震荡和多灾多难就是必然的。由此可见，依托正确理论的指导，把握资本逻辑，建立有规则的成功模式，对于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③资本逻辑的内涵[2]。资本逻辑实际上就是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这一点已经为当代工具经济

300年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在《资本逻辑与经济转型》文章中，作者提出了资本逻辑运行及其价值祈示的五大特点：平等性、利益性、协调性、竞争性和长远性。任何社会，只要按照这五大特点创造了资本逻辑运行的环境和条件，经济就能理顺，企业就有活力，运行就有规律，总量就能有效增长。由此可见，成功与失败的国家和经济模式，归根到底是看资本逻辑运行的特点和作用。如果国家职能保证资本逻辑的有效运行，其经济就能得到有效发展；否则，经济运行的路径就要受到影响。资本逻辑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是一种经济形态，而不是一种制度识别的标准和分界线。这一点，中国人是化了好大的代价才搞清楚的。资本逻辑在中国的表现特征是：当中国经济运行背离资本逻辑的时候，中国经济就处于极权模式的统治下；当中国经济开始尊重资本逻辑，但是这种尊重还仅仅表现为一种形式而不是内容时，中国经济的数量型扩展取得了成功；当中国经济严格地尊重资本逻辑，国家职能完成了转型，成为社会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者，中国经济就会进入人力资本型的发展阶段，进入质量优化的经济发展模式。

④强化公共品的供给。私人品短缺到公共品短缺，是当前中国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它由价值规律的基本特征所决定。价值规律有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价值和实现价值。前者表现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后者表现为商品的价值只能按照社会的需求比例实现价值。前者表现为企业的活力和市场的活力，后者就表现为社会宏观的调控能力；如果前者表现为数量型经济发展阶段的市场活力，后者就表现为质量型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调控能力。经济转型，研究的是企业软要素的市场效应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依靠政府公共品的供给，即通过制度的创新与供给实现软要素的市场化运作。在这里，公共品的供给与否就成为全部问题的基础。所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使命，依靠的是制度类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当市场的活力充分发挥效应以后，制度创新即公共品的供给，就成为全部问题的基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必须通过政策、制度、规则、法制的有效供给，从而使中国式顿悟能够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发挥作用。

2. 强化法制逻辑，守住底线

缺乏正确理论指导和成者为王的运作路径，必定导致底线的突破。突破底线即是中国极“左”路线运行的悲哀，也是中国数量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跨越的陷阱。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突破的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底线，结果是灾难性的，导致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大炼钢铁，违背自然规律，破坏生态平衡，植被严重破坏，导致自然灾害的频率大大加快；否定价值规律，破坏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和经济规律的底线，结果是中国式经济短缺30年时间难以改变；平均主义大锅饭，破坏员工劳动积极性的底线，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缺乏内在动力；供给制的运行模式，破坏企业自主创新的底线，使企业的运行失去基本动力，导致中国企业长期处于加工型企业的特点；文化大革命，更是破坏社会法制和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底线，导致十年浩劫，经济到崩溃的边缘。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基本路线的错误，导致经济一直处于震荡和被破坏的状态。同样，在数量型发展阶段，由于理论不到位，成者为王的行事逻辑，顿悟式思维模式同样导致底线的失却。毒牛奶事件，突破食品安全的底线；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突破取信于民的底线；房价乱涨，破坏中产阶级的生存底线；股市乱跌，破坏市民投资环境的底线；山寨模仿，破坏产品质量和创新市场的底线；假冒伪劣现象愈演愈烈，破坏正常的市场规则和环境；政策多变，破坏政策稳定的底线，等等。由此可见，而所有这一切，都同经济生活缺乏底线、缺乏规则和法制逻辑有关。其原因就是不作为：制度不作为、政策不作为、国家不作为、伦理不作为、法律不作为。所以，必须遵循规则逻辑、建立法制逻辑，守住底线逻辑，创新市场逻辑；没有法制逻辑，就没有法制社会，也就没有科学的市场经济。

3. 优化分解逻辑，建立公理系统[3]

所谓的公理系统就是指事物发展内在的逻辑演译规律，具有直观理性的演译推理功能，其特点是可以从一个逻辑支撑点出发，演译推理出的一个完整的系统，从而决定了事物有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在这样的逻辑推理条件下，事物的发展一旦建立了一个支撑点，就可以演译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和功能，现代经济的叠加效应和加速效应正是依据公理系统的演译推理而实现的。由此可见，现代意义上的成功是一种系统的成功，是一种组织的成功和机制的成功，是一种功能的成功，是一种具有叠加效应的成功。现代公理系统是基于分解逻辑的基础上形成的，把研究对象不断分解，最终就能把握其内在的奥秘，考察西方科学管理形成的历史，对这个问题就清楚了。科学管理的基本特点是科学主义的五大原则在管理上的应用，即分解原则、规范原则、量化原则、逻辑原则和精确原则在管理上的应用，其特点就是通过分解逻辑科学地确定劳动定额，以此为基础形成一个完整的管理系统，从而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正是基于劳动定额准确制定的基础上，建立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科学管理系统。其基本特点就是，通过分解逻辑建立规范系统，在此基础上建立整个系统的逻辑演译关系，于此基础上，科学管理的模式也就形成了。其结果是，企业管理摆脱经验管理而进入科学管理层次，摆脱模糊管理而进入精确管理范畴，摆脱顿悟式成功而进入演译推理的系统。由此，一个美国的产量变成了二个美国和三个美国的产量；更有甚者，人类管理文明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管理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用得到充分的展示。分解逻辑的作用是基础，正是基于分解逻辑的基础上，建立事物的内在逻辑联系，由此建立公理系统；而公理系统奠定为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规则逻辑、法制逻辑、资本逻辑、系统逻辑和创新逻辑的基础，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形成量化积累，形成数量到质量的转变，形成叠加效应，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功能。

现代经济是以质量为特征的经济，不是一种形式经济，形态经济，而是一种内容经济，本质经济。所以，它不能靠模仿和克隆取得成功，而必须形成一种内生机制，形成一种创新、消化、内化的功能，从而使外部有价值的东西内生化。

正是由于这种功能的稀缺，发达国家成为地球上的稀缺国家，二战后真正成功的地区和国家只有“四小龙”。这种经济最基本特征就是具有内在逻辑结构和公理系统，具体而言它应该具备如下特点：①现代经济是内在机理和逻辑原因清晰的经济，必须有理论的指导，在理论尚未搞清楚的情况下，难以指导实践取得成功；②现代经济是具有公理系统的经济，基于分解逻辑的基础上，运作路径的清楚，具有可复制价值和再生效应；③现代经济是一种系统经济、是一种组织的经济和功能的经济。所以，它必须是首先创造功能，形成机理，才能取得成功。战略与规划的制定对于现代经济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④现代经济是专业化基础上的经济，在分解逻辑基础上的整合，成为这种经济的基本特点。所以，如果没有分解逻辑和系统逻辑，这种经济就不可能成功；⑤现代成功由于建立在公理系统基础上，具有经济要素的叠加效应，正是由于如此，建立公理系统成为这种经济的基本特征和系统。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通过分解逻辑建立公理系统，建立规则逻辑、分解逻辑、系统逻辑、资本逻辑和创新逻辑，正是基于这五大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和升级的使命。

注释略。来源：江苏社会科学 201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