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北京变得比较平静，没有外电所预测的大规模反日游行示威。当局严控游行，呼吁理性，与其说是为中日外长会晤制造气氛，不如说是担心街头抗议失控，影响社会稳定。毕竟，街头抗议逆转而引发社会动荡的例子是不少的。抗议日本的同时，也有可能自乱阵脚，激化社会内部矛盾。

在网络时代，特别是经历过沙斯这样的突发事件，中国政府越来越明白，社会稳定已不是以前的刚性控制、靠单位控制。最近，在处理群体事件的方法上，也多有柔性处置，“稳定压倒一切”也有了柔性版本。一些学者提出动态稳定、均衡稳定，也为高层吸纳。正是因为有与时俱进，官方现在也学会利用网络探测民心、疏导民意的方法。

官方很难操控民意

西方媒体和政府指责说，中国政府操弄民意，掀起反日浪潮，这实在是荒谬之言。我相信，政府可能利用民意向日本施压，疏解民意以宣泄民怨都是会有的，但着眼点仍是保持社会内部的稳定，这一点往往为外国观察家所忽视。事实上，笔者近一年多的观察，以汉源事例、万州事件的处置看，中国内地对街头运动的控制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当局对街头运动常见的几个特征，也还缺乏认识。

比如：街头抗争常常会出现打砸易碎品，易碎品的声音是街头运动最好的掌声；街头抗争也最易出现点火焚烧，火光是刺激街头英雄们群情汹涌的兴奋剂；以及群体无理性，个人理性泯灭，形成共同的群体心理，在不良的暗示和诱导下，任何事情都会发生。

在令人不安的气氛下，平和的人也会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群体的共同心理形成后就会有攻击型群众，就会出现义和团情结，局面常常会失控。如果出现流血冲突，有人就会煽动“爱国居然被镇压”，局面将进一步失控。

4月9日北京的抗议，砸烂中国人开的日本料理店，石块击碎日本大使馆的玻璃，以及4月16日上海的抗议也有点火烧国旗，与民警发生肢体冲突等。英雄主义情结使文弱的书生也会去冲击人墙，攻占“目标”。所有这一切都显现出街头抗争的特征。

法国因为有过大革命，对群体心理、社会心理有比较系统的研究。而在中国，笔者近一两年接触各类学者，甚至向警方人士请教都不得要领。中国没有成熟的游行文化，你说这样的状况，官方还敢去挑起民意，操弄民意？

过激行为会给政府帮倒忙

观察近来的游行，笔者发现有几个特征。

贫富差距、对腐败的不满、甚至学生找不到工作都会搭反日的便车。中国内地现在各种不满情绪都有借群众运动发泄的可能，游行持续出现，往往与游行的初衷背离。持久出现，官方还将面对形形色色说话多、善于演说、英勇无畏的街头英雄、街头政治家、街头抗争组织。香港的大规模游行不会出现打、砸、抢，这是与香港社会的法律因素、人格教育、市民素质有极大的关系。中国内地却是喜欢起哄、看热闹，游行常有暴力倾向。

再有，游行示威在首都出现之后，便会在上海、深圳、广州这样的中心城市出现。上海一名学生对记者说：北京学生有血性，上海学生也不是孬种——这就是示威的攀比效应。中心城市之后，还会在次级城市扩展；大学生之后还会有中学生。由于网络或手机加速传播的原因，广场示威通过网络延伸，那就会出现无边界的广场，永不结束的网络示威。近日，连电子邮件出现敏感词汇也难以传输，官方算是懂得了截断网络广场的手法。

中国街头抗争如果转向，其转向的路径大概是：民意意图用抗争逼日本转向，殊不知日本政府也不会真正理会中国民意，不一定就不敢再刺激中国；反日进一步抗争不果，矛头就会转向政府，认为政府是“软弱政府”、“汉奸政府”、“李鸿章政府”。这时会有人把民意引向打倒“腐败无能”的政府，“不搞政改”的政府。事实上，民意对外交有促进，但民意霸权却使政府左右不得，反而可能做出不一定符合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决策。

中国强调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也是法治社会。希望安定和谐的人们，可能曾对前几天的状况捏一把汗。（联合早报2005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