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百多年世界版图的重心在西方，上个世纪中叶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版图又开始重新回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改变这个世界版图变化的力量就是东亚。今天的世界开始向多中心转变，可以说东亚的崛起改变了世界人类历史发展进程。
怎么看这个变化和现象呢？东亚的发展首先体现在日本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俱乐部。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后开始在世界舞台崛起，二战之后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改变了之前白人主宰世界的格局。在日本之后崛起的是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这两个地方成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在世界产业链的作用不可替代。这些变化形成了所谓的东亚雁行阵结构，日本作为领头雁在前，其他国家跟随其后。接着，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东亚雁行阵的结构，东亚地区的发展更加多元化。2011年，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韩国第15，台湾24，香港37，相比1950年，这些经济体的人均G D P也大大靠前。在世界贸易总额排名榜上，日本第4，韩国第9，台湾第8，香港第10，如果加上中国大陆，前十名就有5个在东亚。在外汇储备排名上，日本第2、韩国第8、台湾第4、香港第10，加上排第一的中国，同样前十名中有5个在东亚。今天世界经济各个主要领域，东亚都在产业链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引领着潮流。
东亚发展模式的四大特征
东亚为什么成功？首先所有东亚经济体都是外向型经济，加入国际分工。其次，是整个东亚都是政治控制体制，是威权政治。外向型经济加上威权政治，就是从东亚经验得出的结论。
如果说东亚模式具备一些特征的话，第一个特征就是加入国际分工。东亚的崛起是加入国际经济分工的结果，不是自外于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果。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体系是封闭的经济体系。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购买者驱动的商品链、生产者驱动的商品链、技术驱动的商品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的相继兴起，世界经济体系由原来排他性、封闭型的体系变成开放、包容的体系。东亚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时机非常重要。
第二个特征是政府的发展注意倾向。经济学告诉我们，资源应尽量让市场机制去决定和配置，政府做得越少越好，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市场经济。但是东亚给我们提供的经验不是这样的。从日本开始，在东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就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东亚所有的政府都奉行发展主义，经济发展成为最高目标。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没有经济发展政权就没有合法性，所以为了维持执政、为了维持统治，就要发展经济，这是发展主义。以经济发展作为手段实现政治目标。所以东亚出现了所谓典型的干预性政府，由政府来规划经济。尽管不是计划经济，但是东亚国家都有负责政府规划的部门，制定发展方式，确定产业政策，将所有的资源通过政府的努力引向这些产业。
政府的规划如何实施呢？我们国家是通过国有企业实施这些规划，其他东亚国家则是通过民营企业来实现，如何让民营企业配合政府，配合政府的产业指导呢？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措施。日本是行政指导的关系，政府与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非常绵密的关系，让企业了解政府的意图，政府能够更好通过这些桥梁实施自己的计划。韩国政商关系最密切，政府的主导性非常强，尤其军政府执政期间，有办法让企业听自己的。韩国的经验，我觉得对中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很多企业是国有企业，但是不听政府的，政府没有办法要求国有企业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做。要知道，形成相对密切的政商关系，可以解决协调问题。经济发展的协调是非常重要的，协调不好会导致很高的交易成本。东亚相对密切的政商关系，大大降低了协调的成本，这是西方世界所没有的。
第三个特征是政府致力于发展民营经济，鼓励、扶持民营企业，并依靠民营企业发展经济。分析东亚的崛起，看到了外向型经济，看到了威权政治，并没有看到这一个特征，但这一点非常重要。日本、韩国经济的主体是民营经济，台湾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之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公有经济体系。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调整了方向，开始放开民营经济发展，从70年代开始就完全确定每发展一个新行业，都由民营企业全部去做。
第四个特征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经济与政治是相互关联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对这一点不能机械地教条化理解，但是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这个说法还是有道理的。东亚早期发展确实看到有控制性的经济政治制度存在，日本尽管是多党制，但是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长期执政，这就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政治结构，它有很强的威权性。日本是政治的三角结构，一个是政府的官僚体制，另外一个是政党，这是长期自民党一党独大形成的后果，还有一个是财阀。这个稳固结构带有很大的垄断性和排他性，跟我们说的多元竞争政治不一样。韩国更不用说，韩国很长时间就是军政权，是威权统治。台湾1987年之前实行高度的压制性统治。东亚有这样的政治特征，经济发展取决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基本的社会秩序。
政治秩序保证了东亚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中产阶级的崛起，民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提出了很多新的社会政治权利的要求，被威权政治排斥和压抑，随即就出现了政治动荡。韩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持续政治动荡，导致政变，最后以暗杀为结局。台湾70年代开始也出现了政治转型。政治转型解决了这些社会问题，理顺了社会各种关系，又使社会回到有序的过程，回过头又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经济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顺利完成，经济与政治的互动是非常关键的。
不断变化的东亚发展模式
我们不能把东亚模式固定化。东亚发展模式是一个不断变化和调整的过程，所以东亚模式是动态和变化的。因为这样，东亚才有生命力，才能不断地创造经济奇迹走到今天。随着经济发展，政府不断维护市场环境，创造更好的竞争环境和条件，这是东亚普遍发生的现象。但是总的过程是政府控制不断降低，在这一点上东亚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像西方的市场经济，政府不是直接跳到市场中决定资源分配了，而是退出这个市场，政府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去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早期政府可能直接参与资源分配，但政府更重要的职责是建立市场环境。一开始东亚国家两方面都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慢慢退出资源分配，更多致力于市场环境的建设。现在我们恰恰面临这样的阶段，现在政府也在做这两件事情，但更侧重直接决定资源分配，对市场环境的建设做得远远不够。东亚给我们提出了重要的启示，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要随发展阶段不断调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定不是一成不变的。
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是市场机制越来越多决定资源分配的过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实就是跷跷板的关系，政府这边重了就会把市场跷起来。但是随着市场重量的不断加大，就会把政府跷起来，市场最终成为主体。东亚的发展过程就是市场作用不断增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实现产业的不断升级。
二次大战之后东亚的发展经历了三次产业升级，第一次是由初级产品、劳力密集产品向资本密集产品升级，大部分东亚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第二次是由资本到技术密集的转型，日本、韩国、台湾也都完成了，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由资本技术密集向创新驱动发展，情况各不相同，日本已经完成，韩国基本完成转型，并因此跻身发达国家俱乐部，在日本之后创造了西方之外第二个经济成功的例子。这是个动态竞争的过程，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不仅应顺利实现转型，还要能引导转型。
中国第一次转型完成了吗？没有。我们还面临着第一次转型，由劳动力密集向资本技术密集的转型。我们也没有完成由资本密集向技术密集的第二次转型。我们离第三次创新驱动的转型更远。我们的挑战比其他东亚国家都大，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同时完成三次转型，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比任何国家都要大。
这个阶段我们最应该借鉴韩国的经验，汲取台湾的教训。韩国的特点是大企业主导经济，说韩国已经跻身到发达国家的俱乐部，就是因为韩国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跨国公司。三星、现代、LG，主导着各自的行业，它们是领跑者。衡量一家公司、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主要的标准就是资源整合能力。所有的欧美跨国公司都是以整合资源为能力，它们都有能力在全球平台上将全世界的资源整合起来为我所用。大企业主导下能够保证创新，这一点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而台湾相反，企业仍然是以代工为主，一直固守代工的模式。所以台湾从领先韩国，到现在被韩国超越。
中国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创新，今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创新能力很不够。整个国家不是创新型的国家，所以才由政府站出来号召我们建立创新型国家。但这是不正常的，因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这些创新主体不需要你告诉他，为了生存，他们会拼命创新，但是现在他们不愿意创新，所以政府只好站出来号召创新。
大企业为了跻身世界顶尖跨国公司行列，只能拼命进行创新，政府只是配合扶持这些企业。如果企业本身不愿创新，再多的政府支持也不能把企业变成创新型的企业。韩国政府是有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府，以发展经济为己任。这是韩国政府一直不变的目标。他们通过审计将企业内部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抓住企业的把柄。政府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出口，要把一个行业上升到世界的什么位置。企业必须要这么做，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不仅不会揪你的问题，还会提供你各种资源帮你解决问题，这形成了一个正向激励。
我们今天将大量的资源流向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并没有创新的意愿和积极性。国有企业拿了资源不进行质的创新，而热衷于量的扩大。创新不符合国有企业的利益，国有企业的利益在于量的扩大、利润的增加，而不在于加入国际竞争，去主导这个行业的世界产业链。我们要解决的是这方面的问题。韩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解决了约束问题，形成了硬约束。而我们一直无法解决约束问题，是软约束，政府提供资源之后，却没有办法去惩罚它。
东亚发展经验的总结与启示
东亚模式内部有很大差异，要看到他们有共同的特征，更要看到他们的差异，还有他们在不同阶段的变化。
第一，市场经济具有多样性，没有单一模式的市场经济。东亚给我们提供了市场经济多样性的例子。市场经济有各种方式和多样性，但也有着共同的东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的资源配置要有一些基本的规则，这就需要保护私有产权，这是共同的、基础的东西。
第二，经济与政治的相互配合。经济发展要有基本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秩序了。东亚给我们的启示，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通过政治管控维持秩序，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过程是有时间限制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了，新阶级力量成长了，人们有新的要求、有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种控制就要发生变化，就要建立培育新的政治秩序。政治和经济在不同阶段都要发生变化，使二者形成良性、和谐的关系。
第三，经济发展要建立在保护产权的基础上，要让保护私有产权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东亚在政治威权时，包括韩国的军政权，台湾在蒋介石统治的高度威权时代，都贯彻了这一点。因为有这些，企业才能够放心地去投资去发展去壮大。没有这个基础，社会就没有进行投资和发展的积极性和动力，私有产权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四，民营企业是经济主体。东亚国家和经济体靠谁来发展经济、靠谁将经济从一个阶段带到另外一个阶段不断往前走呢？是民营企业。我们需要认识并落实这一点，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政府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存在着对民营企业的不信任，这一点不改变的话，未来中国经济要发展，要像韩国那样由追赶者变成领跑者，我觉得困难是非常大的。
第五，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政府在什么基础上去发挥作用。东亚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的作用要更加有利于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而不是去抑制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市场环境是最大的公共产品，这个公共产品不能是市场提供，只能是国家和政府提供。政府作用的边界要划清楚，尽管这个边界在每一个阶段不一样，但总体上留给政府的边界是越来越小，留给市场的边界越来越大。来源: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