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员学者或党领导的研究机构的学者，无论任何时候都应当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自觉地以唯物史观这一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指导自己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第92个生日，如果说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初在延安整风时开始受到重视、成为一门学科，并在80年代初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兴起热潮的话，那么，随着中共历史的不断延伸和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正在逐渐成为国内国际学术领域的显学。作为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它和政治学、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也需要学者严谨治学，遵守公认的学术规范。但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它和上述其他学科同样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和社会功能性。因此，从事这一研究的中外学者，不可能不受一定政治观、历史观的支配。所谓“价值判断中立”，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或自欺欺人的幻想。作为党员学者或党领导的研究机构的学者，无论任何时候都应当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自觉地以唯物史观这一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列宁语）指导自己的研究。
一段时间以来，有人一直对新中国初期由新民主主义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出质疑，认为这是毛泽东主观上急于搞社会主义的结果，使中国走了弯路。这种看法既违背客观事实，也不符合唯物史观。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只要尊重事实并稍微了解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中共的既定方针。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成立后的最初两年，主张先搞十几年新民主主义，让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轻工业）充分发展，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基础太薄弱，技术力量太落后，资金资源太匮乏，没有重点搞重工业的条件。但随着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顺利完成，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国营工业在工业中比重的逐步上升，农业生产对新型机械需求的不断增加，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安全威胁的日趋显现，使第一个五年计划把重工业作为重点的必要性越来越突出。而这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答应在设备制造、技术支持、人才培养等方面全面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建设，以及朝鲜战局的趋缓，使重点搞重工业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提出现在就向社会主义过渡，并用10—15年时间过渡完。可见，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并非急于搞社会主义，而是为着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非走了弯路，而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抓住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毛泽东关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工业化为主体、以“三大改造”为两翼的比喻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经过四个半“五年计划”建设即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唯物史观要求在分析任何历史问题时，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同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恩格斯语）所以，我们对待中共党史上的任何问题，也应当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具体地、本质地、全面地、发展地、相互联系地进行分析，而不应当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抽象地、表面地、片面地、静止地、孤立地看。比如，党在新中国至今的63年历史，如果以改革开放为界划分，前后大约各为30年。前30年，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的过程，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偏差而造成的失误。否认偏差，抹杀失误，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总结经验教训，更不利于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反过来，以偏概全，夸大失误，否认前30年的主流是成就，把那段历史看成一连串错误的集合，甚至描绘得比旧中国还黑暗，同样是违背事实的，不仅会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信仰危机，而且会被敌对势力用做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炮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创的，但它不是在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所面对的那个旧中国的烂摊子上开创的，而是在新中国已经开展了近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并通过党和人民群众的艰辛探索、艰苦奋斗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上开创的。前30年无论在城乡面貌还是人民生活的改变上，与后30年相比都没那么大、那么显著，但正如盖楼一样，打地基时不容易看出变化，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说明地基打得牢。我们绝不应当割断历史，而应当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看成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看到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认清两者“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唯物史观从不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同时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决定历史结局的是人民，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研究中共党史，离不开对领袖人物、杰出人物的分析。但这种分析应当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把个人放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和时代的特定前提条件下，着重分析他们无论正确或错误的原因，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作为后人的借鉴，而不应当把他们放到“真空”里，把无论功劳或失败统统归于个人，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和追究个人的责任。尤其像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更应当采取科学的公正的审慎的态度对待，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邓小平曾指出：“领袖是人不是神”。毛泽东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今天，我们同样应当坚持邓小平的上述观点，而且在研究中更应侧重于挖掘毛泽东思想中那些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现实意义的内容，比如拒腐防变的思想，等等；更应注重于总结他晚年错误中那些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的教训，比如急于求成的思想，等等。
古人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对历史的解释权，历来是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争夺、较量的重要领域。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总喜欢拿历史做文章，散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竭力歪曲、丑化、伪造、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另外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方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加，以及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社会舆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我们同时应当看到，这种形势一定意义上恰恰是唯物史观在理论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共党史研究队伍进一步成长和壮大的机遇。毛泽东早就说过：“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我们要像毛泽东当年说的那样，勇敢面对和冷静应对这一挑战，更加努力地在领会和掌握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并用于指导研究实践上下工夫，在增强研究的创新力、说服力、感召力上下工夫，不断推进中共党史研究事业的发展繁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