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当代传奇《不如归去》写完后，出版时连遭挫折，经过几次“枪毙”后，中国电影出版社愿意出版，但要求修改《后记》，理由是：“太敏感。”这部作品确实“敏感”，它不仅否定了“文革”，而且检讨了土改以后奉行30多年的阶级政策，恰巧撞上了“两个不能否定”，能不枪毙吗？为了能够顺利出版，我把《后记》压缩成了“千字文”。现将原文呈现给贵网读者，供诸位评判。）
一
薛怀琴和赵伟光的故事终于讲完了。这两位主人公和他们的爱情都是虚构的，但是，穿插其中的其他故事大都是真实的，“大凤”家和“地主婆”都是我们生产队的，“大凤”还是我的邻居，“二凤”与我年龄相仿，她和妹妹应该都还在世；“地主婆”早就死了。40多年来，她们在我的记忆中总是挥之不去，这是创作本剧的原始动因。但我始终不敢动笔，其原因自不待言。
1977年9月，我有幸参加了一次当时级别最高、可谓是学术性的座谈会，会议期间，我第一次听说“大跃进是错误的”，着实大吃一惊！“大凤”家的惨剧正是源自“大跃进”所造成的“大饥荒”。1979年以后，“四类分子”陆续摘了“帽子”，“阶级斗争为纲”也被否定了。于是，我又继续思考“地主婆”的命运。“大凤”是贫农成分，“地主婆”是地主成分，她们的命运又有什么联系呢？按说，地主阶级被推翻了，农民应当好过了。可是，贫下中农和地主富农一样挨大饿。
改革开放前，我们生产队共有42户人家，地主2户，富农1户，贫农5户，其余都是中农或下中农，用现在的话语表述，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关于那2户地主，在多年的批斗中，始终没人揭发出他们在解放前的恶行，贫农代表“忆苦思甜”，也没把自家的苦难与那2户地主联系起来，而是直指水、匪二患，地主遭土匪抢劫更多。贫农和地主之间为什么没有构成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关系呢？难道这些贫农的阶级觉悟太低？我一直纳闷。
我所听到的其他故事，更使我对阶级斗争理念和阶级政策“不理解”。
我姑父家原本是远近闻名的大户，拥有良田数百亩。他爷爷五子一女，不曾想，这宝贝女儿却嫁了个游手好闲、五毒俱全的泼皮无赖，这个浪荡女婿长期充当土匪的卧底，专门抢掠其岳父家，不到20年，老岳头的地就卖得差不多了，自己也活活气死了。解放时，5个儿子平均分了10多亩地，没一个够得上“地主”的料，孩子们就学、参军、入党、提干，毫无影响，他们无不感激那位败家的女婿。
我舅舅村上有一人家，外号“老粗腿”的，祖上多少代都靠讨饭、打工为生。不知如何省吃俭用，经过几代人的积攒，到“老粗腿”这一代，置了几十亩地，正赶上解放，被划成了“地主”，“老粗腿”被管制、批斗20多年，“文革”中死去。
我们生产队的老队长，贫农家庭，解放前父亲死了，家境贫寒，母亲带着他流浪到某地，被某大户人家收留，母亲给人家办饭、浆洗，把他养大。文革期间，老太太常在私下里回忆：“当年若不是老东家收留，俺娘俩早饿死了。人不能没良心。”为此，老队长和母亲恶吵了一架，痛斥其母：“想找死啊！”
“刘文彩”、“周扒皮”那样的魔鬼，我是从书本上知道的。我所听说的“财主”，人们对他们最严厉的指责，就是吝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味攒钱置地。真正令人痛恨的是土匪和日本鬼子。
我们村上那2户地主，各有土地30多亩，我家15亩地，是中农，据此推算，他们应该是地主。文革时期，“地主婆”家基本没人了。另一“地主”，4个儿子，只有老大在文革前成了家，其余3个都是光棍儿。他们从来不和邻居争吵，也很少说笑，集体劳动间隙，大伙都在讲笑话，那“地主”总是独自呆着，垂头不语。孩子们倘若与别人争执，对方只要骂一句“地主羔子”，他们立即崩溃。
说了这些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当年的阶级政策是否需要反思和审视？财富的多少与人的善恶、罪罚是不是对应的关系？富人是不是罪人？如果是罪人，根据是什么？是否需要经过法定程序定罪？即便当事人有罪，是否罪及子女？“管制”是何种性质的处罚？如此之类的问题，应不应该回答？这涉及到我们是不是一个讲理的、正常的国家。
地主的财富是不是剥削贫农得来的？“老粗腿”的几十亩地是剥削贫农得来的吗？本剧中“李斜子”家的土地是“薛崇礼”剥夺的吗？是他爹抽大烟、赌钱、嫖女人，把祖上的家业押给薛家的。贫富差距确实与剥削有关，但还有其他原因，如天灾人祸、子孙败家等等。所以，富人并非全是坏人，穷人也并非全是好人。这就提出一个问题：阶级政策是否合理？
毛老人家从提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到“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历时10多年，这期间所进行的是“阶级斗争”吗？就以“文革”为例，老人家自己总结出两大错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试问：“全面内战”是“阶级斗争”吗？被打倒的“一切”，都是“阶级敌人”吗？再往前推，“右派”都是“资产阶级”吗？否。
须知，从1957年“反右派”到“文革”结束，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长达20多年的悲剧，就是那个所谓的“阶级斗争”带来的！本剧中的地主女儿“薛怀琴”、“地主婆”、贫农“大凤”一家、贫协主席兼造反司令“李斜子”……他们的命运只是中国人民命运的缩影。
是否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曾经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所有信奉阶级斗争教条的国家，无不制造了普遍的不幸和灾难！“文革”的悲剧，应当如实地呈现出来，让后人引以为戒。
我总觉得“阶级斗争理论”值得怀疑；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继续强化阶级斗争意识，可能是暗藏祸心的阴谋；要防止“文革”重演，就必须彻底清除阶级斗争思维！
由阶级斗争塑造的阶级思维，是我们民族的致命伤，它瓦解了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民族整体性和社会共识。阶级思维是敌对思维，不讲是非、没有是非标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共识”可言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原本是“命运共同体”，既有共同命运，当然应有共识。阶级斗争思维不承认“共同命运”，不承认任何共识，连人性都是分阶级的。一个没有共识的民族，还算一个民族吗？一个没有共识的国家，还算国家吗？没有共识，就没有统一意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统一意志，其命运可想而知。人类是不是“命运共同体”？应当是，所以，人类也应当有共识，就是“普世价值”。如今，在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上都没有共识了，长此以往，“中国人是不是人”，也没有共识了！
这就是阶级斗争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如果说这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有必要供奉它吗？！
二
阶级思维是形形色色左派的共同本质，不审视“阶级斗争理论”，就不能遏止左派的胡搅蛮缠，就不能形成讲道理的社会风气和社会共识，就不能建成“正常国家”。
长期以来，有一套奇怪的理论支配着我们的思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它表现为阶级矛盾，因而，阶级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抓阶级斗争，就是推动社会进步，就是革命；否定阶级斗争，就是阻碍历史进步，就是反动；被剥削阶级是生产力的代表，是革命的、进步的力量。这种思维定势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潜意识。
这符合历史事实吗？什么是“阶级矛盾”？阶级矛盾就是贫富差别。什么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在众多矛盾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决定和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那个矛盾。在阶级社会中，既有贫富之间的矛盾，还有官民之间的矛盾，前者是“阶级矛盾”，后者暂名“执政矛盾”。这两种矛盾，谁处在支配地位？显然，执政集团与广大民众的矛盾处在支配地位，它规定和影响着包括阶级矛盾在内的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一矛盾激化了，阶级矛盾就激化；官民矛盾缓和了，阶级矛盾也缓和。不解决执政集团与广大民众的矛盾，就不能解决阶级矛盾。
执政集团代表和维护富人的利益，因此，它与民众的矛盾就是阶级矛盾。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与贫富差别毕竟是两个概念。而且，执政集团未必始终代表和维护所有富人的利益，当年的蒋介石集团，代表和维护的是“四大家族”的利益，中小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被压迫者；封建王朝经常打击地方豪强和土地兼并势力。一切威胁政权的势力都是执政集团的对立面，富人往往对政权的威胁更大。作为“民”的富人和作为“官”的富人，同属一个“阶级”，但前者又是平民百姓，天然地与官方对立。民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那是“恶政”造成的，只有改善政治，才能缩小民间的贫富差距。所以，执政矛盾支配阶级矛盾，执政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从属于执政矛盾。
总之，阶级矛盾是民间的贫富差别，与政权和百姓的矛盾相比，它不可能处于主导地位。
共产党夺取和巩固政权后，自身处于执政地位，它与广大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处理好这个关系，是社会主义的“主题”。在中国历史上，解决执政矛盾的基本方式是“革命”，这是落后的办法。现代文明的解决办法，就是恰当划分执政集团和民众之间的权力-权利界限，就是宪政。我们党没有及时地这样做，而是忙于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扩大化”和“三面红旗”试验失败，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显著激化了。此时，我们不是从制度上化解执政矛盾，而是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至发动“文革”10年动乱，造成了巨大的民族悲剧。这不是暗藏祸心又是什么？
“文革”式的阶级斗争究竟是什么？
贫农代表“李斜子”是革命的急先锋，他革了“老支书”的命，革了“薛怀琴”父母的命。但是，转眼间他就成了“阶级敌人”，因为，他念错了批判稿，他娘喊错了“革命口号”，结果，“李斜子”被另一派趁机处决了，他娘吓得上吊了。这就是当时的“阶级斗争”，任何人随时都可能成为“阶级敌人”，只要你被认定反对伟大领袖。“走资派”被打倒后，造反派之间打得更凶，这是“阶级斗争”吗？
“大跃进”以后直到“文革”期间，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准还不如解放前，“赵伟光”向“二爷爷”求证这一点，“二爷爷”没有直说，“赵伟光”一直存疑。他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无意中“否定”了“主要矛盾说”，险些葬送了自己的前程；他因反感“文革”而陷入孤立；他主张建立个人自治基础上的“官民互治体制”，遭到上级党组织的严厉批评。他最终陪伴少年时的恋人“薛怀琴”的遗骨遁隐。这个悲惨结局告诉人们：我们的社会距离正常社会还很遥远，“阶级斗争”思维已经渗入我们民族的骨髓，它曾经、并将继续给这个民族制造普遍的不幸！这就是“道”与“命”的关系。
毛泽东最重要的政治遗嘱就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终于明白了，执政党与人民的矛盾是根本矛盾。但那不是阶级矛盾，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只能用制度去解决。
三
赵伟光痛斥两个恶斗的家族：“越穷越斗，越斗越穷，这就是命！”“前三十年”的普遍贫穷，既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也是推行所谓的“公有制”的结果。若不是实行了“公有制”，“大跃进”和“文革”这两大悲剧都不可能发生。所谓的“公有制”和所谓的“阶级斗争”配合如此默契，其中必有奥秘。这两个东西都必须重新审视，否则，中国就不可能前进。
如果说“阶级性”是左派的思维定势，那么，“捍卫公有制”就是左派自恃的“道德制高点”。
人们从来不敢质疑“公有制”，认为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像不敢怀疑“阶级斗争为纲”一样。直到今天，官方仍然声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在鼓励发展民营、个体、土地承包等“非公经济”方面，在意识形态乃至道义上，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真是悲哀！
“公有制”比“阶级矛盾”更难说清楚，而在现实中，“国有”就是公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意识形态权威们，对于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主张，至今三缄其口、讳莫如深。这个问题必须澄清。“赵伟光”的“拉尿论”，只是半生不熟的解释，我们必须从根本上作出回答。
公有制无论多么难以说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是垄断的、排他的。反推之，任何垄断的、排他的制度，都不是公有制。正如“赵伟光”所言：“公共厕所收费，等于剥夺了个人的拉尿权，那是公共的吗？”“国有制”是终极的垄断制，怎能视为“公有制”呢？
答曰：执政党是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所以，国有就是全民所有，就是公有，就是共产，就是社会主义。
这种解释毫无新意，2000多年前就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知道，生存斗争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生存方式，人们争夺的目标是“食”和“色”，首先是“食”。争夺的结果是少数人的垄断，对“食”的终极垄断，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有制”，对“色”的终极垄断，就是“尽天下美女而妻之”的“后宫制”。
“王有制”就是“公有制”。为什么呢？因为，王是“天子”，代表“天”的意志，“天地至公”，所以，“王”就是“公”；王是“道”的化身，“三画者，天地人也，而连其中者，道也”，“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所以，“王有”就是“公有”。简直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但我们都知道那是忽悠芸芸众生的“片儿汤”。如果说“王有制”是“公有制”，那么，“后宫制”岂不就是“公妻制”？可能吗？谁敢染指后宫佳丽？既然共产主义是“个人所有制”，那么，个体经济较之国有经济，哪个更接近共产主义呢？
公有应当人人有份，个人权利的多少，是衡量真假公权力的尺度；个人财富的多少，则是衡量真假公有制的尺度。天下百姓无权、无财，“天下为公”岂不是鬼话？只有保障和发展个人权利和个人财富的制度，才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惧怕和诅咒“个人所有制”，迷恋和赞美“国有制”，无异于惧怕和诅咒“一夫一妻制”，迷恋和赞美“后宫制”。
或曰：“私有制必然导致剥削和两极分化”，所以，万万不可放开。这是混淆概念，“私有制”不是“个人所有制”，彻底的“个人所有制”是不可能存在剥削的，也不可能两极分化，那是一种“天然的状态”。眼下的两极分化，是“个人所有制”造成的吗？是集权体制和国有体制造成的，没有高度集权和高度垄断的政治经济体制，哪有那么多腐败官员？哪有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有几个爆发的“民企”不是在“大红伞”的保护下？没有刘志军，哪有丁书苗？几乎所有的贪官都是“尽天下美女而妻之”，一个贪官被传有艾滋病，一群女人慌着检查身体，这就是社会主义？
排除公权力因素的民间竞争，不可能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如果有完善的法律规范和社会保障，两极分化的程度会更低。
“国”和“民”不是一对矛盾，“官”和“民”才是一对矛盾。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官进民退”。在中国的话语里，“官”就是“公”，“官府”就是“公堂”，“官产”就是“公产”，“官办”就是“公办”。捍卫“公有制”实则维护“官僚特权”。
“国有”绝非“公有”，“民营”不是“非公”！“国有”是“官有”，“民营”是“民有”，二者谁更道义？“非公”的帽子只能戴在国企头上，不能戴在民企头上！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个体经济，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个人所有制”才是共产主义的目标，这是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不是“世界政府所有制”。
“公有制”和“阶级斗争”是巩固专制政权的两大支柱，所有专制主义者都会死抱着不放；凡是极力维护“公有制”和“阶级斗争”教条的，毫无疑问，都是专制主义者，都是民众的公敌！
四
信仰决定命运。我们信仰“阶级斗争理论”，崇拜所谓的“公有制”，结果是丧失人权，饥肠辘辘，朝不保夕。“阶级斗争”和“公有制”被怀疑，人们就迷茫了，无所信仰、无所适从了，于是走向另一种疯狂——物欲。这是“阶级斗争”和“公有制”联姻的怪胎。
我们没有上帝，但我们不能没有信仰，这信仰就是“道”，“道”应该是我们的共识。如果我们不能认同“道”，那就是“无道”，无道则无命！
“道”是什么？就是公，就是善，就是真诚。落实到国家体制，就是公权和善政。保证权为公权、政为善政，唯有宪政。宪政就是“大道”。这个“公”绝不是国家垄断！那是亵渎“公”，亵渎“共产”，指鹿为马，假公济私。“公”是人人有份的“个人所有”，是生存条件的个人化，对个人的剥夺都是“私”。对“公”的信仰，就是对“公平、公正、公开”的追求，脱离个人的“公平”、“公正”，都是忽悠。
“善”和“诚”都被“阶级斗争”扫荡殆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岂能容得“仁慈”？“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生在随时可能因言丧命的环境中，撒谎是每个人自我保护的本能，诚信岂不是找死啊？“薛怀琴”是地主女儿，流浪期间，她一直谎称自己是“军属”。她对女儿说：“妈妈不撒谎就活不了。”那是实话。
一个有信仰的人，不是残酷无情的人，而是慈悲为怀、视人如己的人，这样的人，是有道之人；这样的社会，是有道的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才是幸运的、幸福的。
一个有信仰的人，不是虚伪狡诈的人，而是诚实守信的人。专制是制造谎言的机器，专制不除，诚信不立。没有诚信，则人无以立，国无以立，命无以立。
化解当今中国的种种危机，必须破除以党国的名义实行的官员垄断制，确立“人人有份”之公有制，必须重塑追求仁善、恪守诚信的社会良知和民族灵魂。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去阶级斗争化”、“去国有化”、“去意识形态化”。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阶级斗争”和“公（官）有制”是“天地之心”和“生民之命”吗？如果不是，揭穿这些谎言，还需要“斗胆”吗？
“薛怀琴”是个善良而美丽的女人，她的悲惨命运是阶级政策造成的。她苦苦寻找“小冤家”赵伟光，30多年没有音讯，她把对“小冤家”的全部的情和爱，化作承受巨大苦难的精神力量，化为哺育“小冤家”根本不知道的女儿的乳汁。赵伟光喜欢刨根问底说真话的倔强性格，使他难容于世，失去“姐姐”以后，他的心灵一直是孤苦的，他相信，只有“姐姐”能够听懂他的倾诉，能够理解他的思想和情感，而“姐姐”最终留给他的却是一把骨灰。他们本是地狱中人，还怕再下地狱吗？
一个化公为私却禁止民声的社会，一个充满仇恨和谎言、且继续制造仇恨和谎言的社会，谁人幸运？薛怀琴和赵伟光的命运，就是中国农民和一切正直的人们命运的写照。他们善良、真诚，却命途多舛。他们留给我们的，不应当只是眼泪，更多的应当是反思。收起我们的泪水吧，听听那布谷鸟的呼唤——世间无道，不如归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