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出版了，它的作者我的妈妈*却没有来得及看见。
妈妈离开我们四个月了。直到今天，我仿佛依然在梦里。
2004年12月15日清晨，我在乘地铁上班途中接到噩耗，匆匆赶回家。在妈妈的卧室，我看见她安祥地睡着。我亲吻她，她的脸依然是那么光洁细腻，我拥抱她，她瘦削的身体依然是那么柔软温和，她的额头似乎还沁出汗水，但无论我们怎样千呼万唤，她也不再醒来。
去年夏秋妈妈开始发病，低烧不退，一阵阵大汗淋漓。9月9日我把她送进医院。医生为她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后告诉我，她的病情非常复杂，许多器官在竭尽全力工作后衰竭了。三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去医院陪伴她，希冀她能在医生的帮助下重燃生命的活力。但是她的病情已无可挽回，她一天天衰弱，一天天消瘦。妹妹从美国回来后把妈妈接回家，想亲自照料她，让她在亲人的关爱中康复，但奇迹始终没有出现。就在回家的第八天清晨，妈妈在睡梦中停止了呼吸。
这次住院妈妈似乎有不祥的预感。一天她对我和爸爸说：“如果我不行了，答应我两件事。一个是把我的尸体捐献给医院。第二是不要给我写生平。”这就是她对于后事的全部遗言。把妈妈送进太平间后，我就给医院打电话，找给母亲治病的医生转述她的遗愿，提出或者捐献遗体，或者做个医学解剖。医生回答说，遗体捐献是做医学教学用的，要经过比较复杂的手续；而医学解剖要由家属承担一笔不菲的费用。她说，医院感谢妈妈有这个意愿，但医学教学再困难，也不至于要一位老干部提供遗体，还是让老人安安静静地走吧。
今天我想，母亲对自己生命的终结并没有思想准备，她只是对生死超然，大度，豁达，洒脱。她一生追求做有理想、有价值的人，她最后的一个意愿是对人类的医学进步有所贡献。
在商谈丧事的时候，我对港澳办的负责人说，母亲不需要组织上写生平。担任过什么职务的履历对她毫无意义，她的许多文章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是对，是错，她在文章中对自己有评价。我还对他们说，妈妈离开工作岗位多年了，所工作过的单位，人员换了好几茬；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朋友，在世的也都七老八十了。妈妈一生不愿麻烦别人，她最后的一程也依照她做人做事的惯例尽量不惊动他人，不在乎规模排场，只要至亲至爱的真诚。
12月18日，我们送母亲远行。鲜花扎制的花圈摆满了告别室。母亲的遗像是她八十寿辰时的照片，身穿红色上衣的母亲慈祥地微笑着。照片下面安放着父亲送给她的一个高大的花圈，上面挂着他亲笔书写的挽联：“沈容安息，咱们永远不永别。你相伴六十六年的李普。”父亲和母亲1938年在抗日烽火中相识，抗战胜利后结为伴侣，此后相濡以沫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人生。我们准备明年（2005年）为他们庆祝钻石婚，不料这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梦。赵紫阳叔叔和梁伯琪阿姨送来了花圈，我们把他们的挽联也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一个月后紫阳叔叔辞世，这成了他为友人送出的最后一个花圈。
尽管我们阻挡了母亲许许多多年迈的朋友，还是有许多人冒着寒风来为她送行。人们围绕在鲜花丛中的妈妈身旁，向她默哀。妈妈身穿一件红色外套，胸前缀着一朵精致的小花，一如生前那样端庄美丽。爸爸做了简短的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向沈容告别，告别的是她的遗体，同沈容，我们永远不告别。沈容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活在两个女儿的心里，活在她的至爱亲朋心里。她的书《红色记忆》即将出版了。我相信，她的一生还会活在她的万千读者心里。”
爸爸说出了我们每个人想说的话。送别她的时候没有哀乐，母亲生前最喜欢唱的英文歌《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轻轻响起，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对我说，你爱我，那是一个鲜花盛开的五月，你对我说，你爱我……”这一定是母亲想对父亲说的话，也是母亲最想听到父亲说的话，是我们所有的人心里的话。
1997年母亲患巨幼细胞性贫血住进医院，我在医院陪她。夜晚，我们俩聊天。她给我讲她的老家，讲她的祖父母，外祖父母，讲她对父母的爱和愧疚，讲她的地下工作和经历的政治运动。我说，妈妈，你写下来吧，我听了也记不住。不知道是不是从这天起，她决定写自己的回忆。
出院后，她断断续续地写她的回忆，写完一篇总要先给我看。她有时直接用电脑写。她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学会了用电脑，有熟练的英文打字基础，她打得很快。后来她感到自己提笔忘字，怕自己不会写字了，有的文章就用笔写在稿纸上，我帮她打出电子文本。我的同事看见那些娟秀工整的文稿几乎没有修改涂抹，都很惊讶这竟出自一个80岁老人之手。回家我对她说：“我们同事说，你真了不起，一个个字都写在格子里。”她用特有的幽默得意地说：“不写在格子里写在哪儿呀！”她写作时铺开稿纸，端坐在书桌前，一行行文字就流畅地倾泻出来。该吃饭了，她放下笔就去吃饭，不在乎这一句有没有写完；想继续写了，坐下来接着就写，好像不怕别的人别的事打断她的思路。她心里就像装着许许多多现成的故事，只要有时间它们就会像清澈的小溪涓涓不断地流淌出来。我羡慕地问她：“妈妈，你写作怎么这么轻松呀，不像我们要冥思苦想。”她说：“我打腹稿的。好多话我是想了很久的。”
这些文章是写给我们的，她并没有准备发表。现在得以见报和成书，感谢丁东先生的发现和鼓动。就在妈妈住院的那天，9月9日，《南方周末》“往事”专栏第一次刊发妈妈的《中南局文革第一大案始末》（原标题《一张照片引起的大案》），配发了一些照片，占了整整一个版。我把医院周围报摊上所有的《南方周末》都买了下来分送给医生护士，恳求他们：“这是我妈的文章，她还能写作，她的病不要紧的，你们一定能救她！是吗？”可是没有一个医生护士给我承诺。后来，全国许多报刊、网站纷纷发表和转载她的文章，好评如潮。我把人们的赞美告诉她，她疲惫的眼睛明亮起来，闪出纯真的喜悦：“他们说我是女作家？我能算作家吗？”可惜这喜悦也没有能帮助她重燃生命之火。
在内地编辑书稿的时候，我全心关注着她的治疗，几乎没有看书稿的清样。这次香港明报出版社要为她出繁体字版，我才认真地一篇篇细读她的文章。她写作的时候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现在它们串在一起，展现出了她的一幅人生画卷。
她的一生经历过许多载入史册的大事件，接近过许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她从不张扬。她是一个“老干部”，但她从不是官员，她一生只做实实在在的具体工作。当地下党员，她上街演讲宣传抗日，发传单，贴宣传品，“窃取”国民党机密情报，保护地下党同志安全转移……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的地下工作者做的工作，她几乎都做了。她进入《新华日报》也就是公开了共产党人身份以后，在报馆当翻译，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当翻译，参与了国共和谈的最高层活动。她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个女前线记者，骑马，行军，写报道。新中国成立后，她从事过电影、戏剧、电视、广播各种工作，做一行就钻研一行，有的她在文章中写了，有的还没来得及写出来。
她的文集中没有讲中南地区小戏汇演。1965年中南局举办中南地区现代戏观摩汇报演出，中南五省及驻军文艺团体演出了大量现代题材的话剧、地方戏，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亲自领导选择了一批优秀小戏北上汇报演出，记得有花鼓戏《补锅》、《打铜锣》等等，母亲担任演出团的团长。她亲自一个个戏精雕细琢地修改，当时在北京和各地的演出十分轰动。
她在广东电视台当台长时，由于有新闻工作和纪录片工作的丰富经验，内行的领导很快就赢得了同事的尊重。她的一些下属后来成了我的朋友，他们告诉我，母亲曾亲自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教他们编片子。那时广东电视台主要还是制作新闻节目，她启发采访广交会的记者怎样拍出有新意的画面，比方说，不要老是拍开幕式剪彩，可以用火车站、飞机场匆匆行走的各式各样的脚步，表现来客众多。
她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时候还是“四人帮”时期，她组织开设了英语教学节目，这在当时也是很了不起的。她并不仅仅是“领导”，而且直接审查英语教材，更是让电台的编辑们佩服不已。当“四人帮”批邓小平、批周总理，她实在无法违心地继续工作时，她就“泡病号”。
她从不是官员，她从没拥有过权力。她的最后一个工作单位是国务院港澳办，似乎没有职务，真正可以称为“公务员”。在《忆廖公》中，她回忆了廖承志领导《少林寺》拍摄放映的故事，而许多具体工作则是她亲自做的。以她的戏剧艺术修养，她对电影拍摄的内行，从剧本修改、演员挑选、服装设计直到现场拍摄，她一一参与，才完成了这部享誉全球的第一部内地和香港合作的影片。就说一件小事。她带着摄制组到嵩山重拍《少林寺》时，招待所说床位都满了，最后剩下的一男一女要同住一间房。母亲搬了把椅子坐在招待所前厅里说，你们把所有工作人员的住房都安排好了，再安排我的。很快问题就解决了。
她的一生，丰富多彩，灿烂辉煌。她的工作成效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换一个人，也许只要参与一件就足可以骄傲一生了。但是，母亲不要组织上为她写生平。
在一篇篇平静轻松略带幽默的文字里，我读到她心里有许多解不开的结，体会到她心中的苦涩和痛楚。在《有点想不清楚的父亲》一文中她诉说了她的愧疚。她对我说过，她曾把在国民党军队当官的父亲看作敌人，可是父母仍把她当作最疼爱的女儿。她到杭州生下我以后，外公怕她和父亲不安全，亲自到杭州把他们和襁褓中的我接回上海，并且在他们奔赴解放区后，替他们抚育我。在两党对垒的时候，她的父亲选择了亲情。而解放以后，她的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右派，判了10年徒刑，她却按照组织的要求和父亲划清界限断绝往来，选择了“革命”，至父亲惨死而未能见上一面。她为此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历史证明她错了，可是她能有别的选择吗？
她写了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经历。对叶剑英、贺龙、李克农……这些一代风云人物，她真心敬佩他们的学养，他们的正气，他们的风度，可是回首五六十年前她亲眼目睹的共产党利用军调部的飞机调兵遣将，她不得不向自己承认，为了夺取政权，国民党蒋介石对和谈没有诚意，共产党毛泽东对和谈也没有诚意。中国的内战就这样爆发了。过去她相信“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晚年她思考，中国还可能有别的方式别的结局吗？她想不清楚。
解放以后，尽管她一直在做业务工作，但总也躲不开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直到史无前例的“文革”。她的文章回忆了被抄家审查，到干校劳动……而她所遭受的最惨烈的折磨和摧残却没有写。她曾被造反派拉到珠影批斗，人们把她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强迫她脱掉鞋子光着脚，胸前挂着侮辱她的大牌子游街……不仅仅由于她曾是“当权派”，还因为她的美丽，她的高雅。而美就是资产阶级，就是“革命”对象，就要被粗鲁野蛮践踏摧毁。至今我回忆起她所受到的那些凌辱，仍然会浑身颤栗，而那些非人的折磨对她的伤害必定更是刻骨铭心的。
十年浩劫总算过去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有许多进步。母亲和父亲80年代初先后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们依然满腔热情地关注着中国的变迁和发展。母亲帮助父亲完成了《记刘帅》的采访和写作。他们还利用到外地开会的机会，或顺路，或专程，深入农村、小镇，兴致勃勃地采访改革开放带给人们生活和心灵的变化，写出了许多报道。
然而，历史进程的曲折和艰难，不断地带给她失望和忧虑。她从小为之奋斗的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的社会似乎依然遥远。许多事情使她不快。她陷入了晚年的沉思，并且写进了她的文章里。
我听她说过一件令她不快的事。
作为港澳办的离休干部，她每年国庆节都被邀请参加人民大会堂里招待港澳同胞的国宴。最后一次参加国宴大概是在2003年。记得那一天，我们还没吃晚饭的时候她就回来了，说是晚宴五点半开始，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母亲很不满地说，许多港澳同胞是第一次参加国宴，感到非常荣幸，新奇地拍摄宴会厅的每个角落，兴奋地和熟悉与不熟悉的名人、国家领导人合影，这时，麦克风里竟有人说：请来宾不要拍照，以免影响领导人吃饭。母亲同桌的一位港澳人士，先是兴奋地拍照，随后听到这个令他扫兴的通知，再后来不知服务员怎么不小心把汤洒在了他身上，还没处理好衣服上的污渍就听到广播说：晚宴到此结束。这位港澳人士几乎一口东西都没顾上吃，作为主人一方的母亲只得不住地道歉。母亲感慨地说，以前周总理、廖承志举办的各种宴会，一个宴会上要说多少话，喝多少酒，那是广交朋友联络感情，一顿饭可能会发现很多问题，解决不少矛盾，那是在做工作。今天的领导人怎么当真吃饭，而且是不准打扰地吃饭！
八十年代初，母亲在《一个奇怪的电话》中回忆“四人帮”被粉碎时人们的心情，兴奋地写道：“回忆这些往事，我忽然想到：我们应该怎样珍惜今天啊！”
而在准备把这篇文章收进她的书中时，她补充说：以上这篇短文，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写的。事隔二十多年，重温旧事，不觉感慨万端。我们那时也许高兴得太早了，要使全国人们真正高兴起来，恐怕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我想，这就是她晚年的心声。
我衷心期待香港版的读者们能理解一个老人的真实情感，在心灵上同她亲近。
我祈祷亲爱的妈妈在天国安宁。
二○○五年四月八日，北京
*作者的妈妈是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沈容，李普先生的夫人,《红色记忆》是她的遗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本文为作者为香港版写的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