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1896—1998），抗日名将，陆军一级上将，曾任贵州省主席、抗日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主席、总统府参军长、广东省主席、国大代表等职。抗战时期，指挥过四次长沙大会战，曾获美国总统杜鲁门颁授自由勋章，为中国近代著名的百战名将之一。
薛岳为广东乐昌县人，又名薛仰岳，字伯陵，绰号“老虎仔”，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于广东乐昌县的家。时为中日甲午战后，全国弥漫雪耻气氛，其父仰慕民族英雄岳飞，乃命名薛仰岳。及长，自认仅仰慕岳飞意犹未足，乃取消“仰”字，单名“岳”，以近代岳飞自况。1907年，甫十龄的薛岳进入黄埔陆军小学习军事，1910年毕业。时革命风潮已风起云涌，少年薛岳与同学邓演达、叶挺加入同盟会，追随朱执信出粤，到各地进行革命活动。
早年追随孙中山左右
1914年，二次革命后薛岳加入中华革命党，不久，恢复学生生涯，投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第二期，受训两年。毕业后，再入保定军校第六期，与张发奎、李汉魂、吴逸志、邓演达为同期同学。
1918年6月，薛岳尚未毕业，即南下广东，加入孙中山所组的革命军援闽粤军，任总司令部上尉参谋，随军入福建，攻占以漳州为中心的20多个县。1920年9月，随军回粤，讨伐岑春煊所率的桂军。当时粤军参谋长邓铿（仲元）兼第一师师长，任薛岳为机枪连少校连长，翌年，机枪连扩充为营，薛岳升任营长。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邓铿奉令成立大总统府警卫团，由第一师参谋长陈可钰任团长，薛岳、叶挺及张发奎分任第一、二、三营营长。是年8月，孙中山溯西江至桂林，设置北伐军大本营，薛岳任孙文总统府警卫任务。
1922年3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破坏革命，将邓铿刺死，叛象渐明。4月，薛岳护送孙中山回粤，设大本营于韶关，6月初，又护送孙中山及夫人宋庆龄由韶关回广州。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公然叛变，令所部叶举、洪兆麟等部队围攻粤秀楼和总统府。警卫团叶挺营坚守总统府前门，薛岳所部固守后门，多次击退叛军的进攻。叛军便断水断电，企图困死革命卫士。战斗持续了10多个小时，警卫团保护宋庆龄突围。叶挺全营在前面开路，薛岳率领机枪营殿后，冒着枪林弹雨，将孙夫人送到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所住石屋。孙中山则在事变即将发生前登上了永丰舰。
警卫团被冲散后，薛岳带着部分警卫团战士到珠江永丰军舰，继续守卫在孙中山身边。不久，奉孙中山之命，同林直勉等人秘密潜往广西梧州请兵。在粤军第四师的营长莫雄帮助下，与该师师长关国雄取得联系，召开了驻梧州陆海军少校以上军事会议，商量出兵平叛。正在这时，突得到粤军许崇智部回师受阻被迫开往福州的情报，只好暂停军事行动。两天后，薛岳秘密地乘搭“大明号”轮船赴香港，转往上海，向孙中山汇报广西请兵情况。
闽粤的新情势，迫使革命军北伐计划变更，10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电令许崇智军改称“东路讨贼军”，许崇智任总司令，蒋中正任参谋长，薛岳与李辛达及叶剑英被孙中山派往福州，任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总司令中校参谋，不久，任第八旅十六团团长。1923年4月，率部随东路讨贼军南下，到达广东潮梅一带，协同西路讨贼军，夹击叛军陈炯明的洪兆麟、尹骥、李云复、翁式亮等部。5月9日，前往揭阳的东路讨贼军遭到叛军袭击，通往丰顺要地言岭关被占，道路受阻。在这危急关头，他带领全团官兵，在旅长张民达指挥下，与其他部队一起，反复猛攻，夺回言岭关，使全军转危为安。事后，第八旅全体官兵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和表扬。
1924年，蒋介石率部东征讨伐陈炯明，薛岳任粤军第一师少将副官兼师参谋长。次年2月，任第一军第十四师副师长兼第十四团团长，在第二次东征中，常常以少胜多。3月27日，他在给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汪精卫、蒋介石等电报中说：“三月十一日，逆军残部由赣边来犯兴宁。职团由大埔星夜赶到合水，与逆军激战半日，被我击溃，向平远逃走。十三日，追至东石，被我夜袭。十八日，追至大宗袜，我乘雨袭击，敌伤亡数百余人。我伤亡百余人。职团获步枪五百余支，……俘虏四百余名。现敌一部退往福建，一部退往江西，敌之将官，俱已退往香港、上海。”由于战果显著，受到蒋介石的通电表扬。
北伐和中原大战期间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薛岳所属的第一、第二两师为总预备队，随西路军行动，执行攻占江西的作战任务，为北伐军的主力，随总司令蒋介石行动。9月初，自长沙趋浏阳，展开对江西境内孙传芳部的攻击。而南昌城的攻守战，是北伐军与孙军搏斗最惨烈的一役，城垣两次失而复得，革命军多有败退，大受挫折，唯薛岳兼领的第一师第三团始终勇敢奋战。10月3日，蒋介石召集全师官兵训话，慰勉以第三团做模范。蒋介石检讨作战挫败原因，地图不准确是主因。这对于薛岳是一大教训。其后20余年，薛岳行军作战以及公余，更注意研究实际地理环境和地图。
江西全境肃清，革命军做东下沪杭的准备，战斗序列重行部署，第一军第一师划归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前敌总指挥是白崇禧。12月中，薛岳升代第一师师长，率部东进。
由于浙江军政人员的倾向国民政府，故而革命军进展顺利迅速，2月18日克复杭州，各军随即分途合击，攻取上海、南京。薛岳率第一师由杭州进至嘉兴，为使大军在这一湖沼河汉错纵地区运动容易，薛岳获得青红帮头目的合作，通知徒众同时分别架设便桥以利行军，因之，在短时间内即直冲至闵行，与友军合围攻击上海，3月20日克复上海。
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又联合举兵倒蒋。6月初，李宗仁、白崇禧率第七军自广西入湖南，占领衡阳，继续北进。张发奎则率部循北伐军旧路抄袭醴陵，然后会合李宗仁、白崇禧部占领长沙，大有直捣武汉声势。不料师次平江，其后续部队在衡阳、祁阳被自粤北上的中央军蒋光鼐、蔡廷楷两部阻击，后路中断。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召集各将领会议定进止，薛岳主张移兵东南，直捣南京，吸引中央军主力，以达到“围魏救赵”之目的，但未被张发奎等采纳。后张、桂联军在衡阳遭到蒋光鼐、蔡廷锴部的围攻，伤亡惨重。突围至广西时，第四军仅剩千余人。薛岳因自己主张被否定，造成大败，灰心丧气，牢骚满腹，向部下公开宣布他和张发奎决定不再干下去，同意官兵自行处置所带武器，致使军心更加涣散。7月4日，第四军退至桂林时，只剩下五六百支枪。后来，李宗仁将桂军一部分部队充实第四军的编制，任命薛岳为该军第十师师长。10月，薛岳受白崇禧指挥，率部参与解南宁之围，在对滇军作战中，脚部负伤。战后，他向总司令部请求调动工作，呈称：“平马之役负伤后，复染疟疾，尚未复原，准暂调工作，俾资调养。”12月，第四军进行缩编，总司令李宗仁批准薛岳的请求，第十师并入十二师，他被调任柳州军校校长。至1931年5月，胡汉民事件圆满解决，陈济棠、李宗仁和张发奎又化敌为友。薛岳对这种离离合合的行动不以为然，乃于5月20日辞去柳州军校校长一职，回九龙闲住。
主政滇黔请缨抗日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日寇侵华行动日亟，外患临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张发奎趁此机会，借口“抗日”，申请北上，但各方对张发奎的言行都怀有戒惧。直到1932年4月6日，军政部才核定第四军旅、团番号，人事则迄未发表。7月9日，张发奎致电汪精卫力恳从速明令调薛岳为第四军军长，吴奇伟为副军长。得到的夏电是：张发奎不准辞军长职，但准予给假出洋考察，由吴奇伟暂代军长。1933年5月，薛岳任第五军军长，参加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并在其后对红军长征进行围追堵截。
1936年薛岳进驻贵州省会贵阳后，任命其部属郭思演为贵阳警备司令，中央军取代黔军为贵阳城防军。他出任贵阳绥靖主任后，以“剿共”为名，掌握了黔省经济、政治、军事、文教等各种大权。又组织人力调查云南省政府主席王家烈反抗蒋介石和黔省官员贪污方面的材料，迫使王家烈辞职而以蒋介石的盟兄弟吴忠信取代。同时，他以第二路军前敌总司令名义，直接指挥和调动黔军，把王家烈嫡系部队的何知重、柏辉章师收归中央。后来，又借第二路军集中整编的机会，将王家烈部大量裁减，停发军饷，迫使王家烈辞去二十五军军长职务。
西南战事结束后，薛岳受到蒋介石的嘉奖。1937年5月，就任滇黔“绥署”副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不久，又兼任第三预备队副司令。
7月，抗战全面展开。淞沪战役后，薛岳任第三预备军副司令长官，驻节贵阳。抗战开始后，他再三请缨往前线杀敌，9月17日奉准出黔杀敌，到达南京，被任命为第十九路军总司令，归第三战区左翼军总司令陈诚指挥，加入战斗序列，守卫安亭。
薛岳在日记里写道：9月下旬，日军进攻刘行、罗店，战斗十分激烈。薛岳指挥泰然。亘日夜，守电话机，口授命令，倦时即命侍从官设帆布床假寐。遇苦战或即阵地擘划，或复由安亭遍巡各部，虽硝烟四起前，弹雨纷集，从者或色骇，不顾也。
刘行、罗店失守后，日军分路进犯蕴藻浜、杨泾等地。10月8日，薛岳任左翼军中央作战区总指挥，在蕴藻浜南岸一带坚守半个多月。10月28日，激烈的战斗扩至江桥镇、小南翔、陈家行、广福镇地区。他指挥第十九集团军在竹园村与日军展开争夺战，猛攻5次，失而复得，给敌重创。其部也损失惨重，生存者，不足十分之二三。11月11日，日军绕到杭州湾在金山卫登陆。左翼军侧背受到威胁，被迫撤离上海，退保吴福线。
11月13日，薛岳出任左翼军总司令奉令进行吴福线军事部署。他将第十五、十九、二十三、九集团军，划分为左翼和右翼防军。可是布局尚未就绪，日军便从长江茆口、徐六泾口、浒浦口等处登陆，情势危急。不久，被迫向锡澄防线撤退。
中央军原本打算凭借锡澄线的坚固国防工事，与日寇决一死战。薛岳也表示：“只须长兴、吴兴方面可以稳守，则与其在南京附近与敌作最后决斗，不如在锡澄线。”可是，几十万部队向锡澄后撤时，受到日空军的狂轰滥炸，加上道路泥泞，行动缓慢拥挤混乱。到达目的地时，国防工事的锁匙又不知在谁手里，无法利用其阻击日军。12月12日，南京陷落。
薛岳由锡澄线撤退后，升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驻防屯溪，收容整顿队伍，深入杭、嘉、京、芜一带敌后，切断水陆交通，以策应第五战区对敌作战。他根据当时“于战略守势中取战术之攻势”及“以正规军防御，以游击队攻之”的作战方针，首先从第十九集团军中抽调部分官兵组织游击队，以孔荷宠为游击队总指挥，建立机构，制定方针，授予“两大任务”和“三大战法”，即打倒活的敌人，摧毁死的地物和扰袭、埋伏、扰乱。
1938年5月，薛岳被调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驻节河南开封，指挥第七十四、七十一、六十四、八诸军，以及第三集团军、新编第三十五、八十八师和二六四旅进行兰封会战。他确定首先在兰封及其附近，消灭从菏泽南犯之日军第十三师团；然后移兵歼灭鲁西、豫东之其凶敌军，以达到保卫京汉铁路，阻止日军西进之目的。
5月14日，土肥原的第13师团，分乘数百辆战车、汽车和大炮牵引车从菏泽南窜。几天之内，连陷内黄、仪封、野鸡岗、楚庄砦等地，企图消灭兰封地区守军主力，进而占领京汉铁路，包围武汉。薛岳先后收复了内黄野鸡岗等地。但因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擅自弃守要地兰封，使整个作战计划遭到破坏。他向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控告，将桂永清革职后，重新调整布置，夺回兰封，并将日军压至三义砦、兴集和罗王砦3个据点，进行围攻。就在歼敌在望的时刻，负责阻击从鲁西南下增援之敌的第八军，违令退出归德，使鲁西日军继续西犯，支持被围困之敌，薛岳功败垂成。
5月30日，薛岳调升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指挥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汤恩伯、商震、曹福霖等各军。6月1日，日军由归德分两路西犯，一路占领了睢县，进逼兰封，一路进犯太康，企图解救被困在三义砦、曲兴集、罗王砦土肥原部的日军，进而攻击开封、兰封等地。蒋介石令薛岳将部队撤往京汉铁路以西山地，前敌总司令部迁往洛阳。
6月9日，薛岳任武汉卫戍区第一兵团总司令。不久，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
7月，日军侵占九江后，以第101、106、9师团和近卫师团一部，分别由湖口、九江南犯，企图占领南昌，进而占据湖南长沙和粤汉铁路，从南面包围武汉。
8月1日，薛岳奉命指挥南浔铁路沿线和鄱阳湖沿岸的防卫，以粉碎日军从南面包围武汉的企图。他令第二十五军担任盛家咀至星子一带的湖防，第七十军占领牛头山、金官桥之线；第八军占领十里山、钻林山之线，第四军占领车轮北端山、鸡公岭、皇天脑预备战地；第六十四军控制中岩、大岩、茶子山、胡罗婆尖一带山地；第七十四军控制德安附近，第六十六军控制乐化附近。这样，在南浔正面构成“反八字形阵地，如袋捕鼠，又如飞剪，敌犯右则中左应，犯左则中右应”。随即，在金官桥、星子、黄老门、瑞昌一带相继阻击日军，东、西孤岭一战歼灭日军101师团大部，并将日106师团阻于马回岭。
9月中旬，为解除101、106师团之困境，日军第27师团向瑞、武进犯，攻陷茶陵园、白石崖等地。这时，薛岳迅速地从南浔线正面调集主力部队，以优势兵力向敌进攻，在麒麟峰全歼铃木联队；同时，所部第一六○师也在三角尖、金轮峰、南康尖歼敌七八百名。
代长九战区兼湘政
1938年10月2日，日军第106师团趁薛岳调正面兵力增援瑞武之际，迂回进击万家岭、老虎尖石一带，图解日军第27师之围。薛岳立即调集德安、星子、瑞昌、武宁和南浔三方兵力，以绝对优势围歼窜犯之日军。他以第四军之九十师由大小金山向万家岭及其东北之敌攻击；第七十四军之五十八师由狮子崖墩上郭向万家岭、王家山之敌攻击；第一四二师（附新十五师之一团）进出口鸟童岭、梨山一线，向石堡山之敌攻击；预第六师（附第九十一师之一旅）进出于斗姆岭、马鞍山、凤凰山以东地区，向石堡山北端王家岭之敌攻击；第九十一师（一旅）迅速肃清头口附近之敌，尔后进出邓家山，协助预六师之攻击，并切断敌北溃道路；新第十三师以一个团，由丛树宝向何家山、凤凰山、石堡山西北之敌攻击。
10月7日，薛岳指挥各路部队发起总攻，至10日，第六十六军击溃万家岭、茅坪聂、老虎尖、石堡山之敌后，又击敌于田步苏；第四军攻占扁担山；第七十四军攻占张古山。这时，日军106师团除逃脱千余人外，其第123（木岛）联队、145（池田）联队和101师团的149（津田）联队以及配属部队，计1万余人，全部被消灭，并有300余人被俘。当时有人称：万家岭大捷，挽南昌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武汉失守后，薛岳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2月奉令兼任湖南省主席，3月，经过整补的日军第101师团及103、106师团一部，分路向南昌进犯。他决定诱敌于安义、奉新之间地带进行决战，以第四十九、七十九和七十军布防于修水河南岸阻敌南犯，以部分兵力布防于鄱阳湖西岸，一部兵力防守南昌，特别将主力布防于安义、奉新东西两侧山地。
日军开始渡修水河时，薛岳急令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率领两个军驰援安、奉，俞济时率两师向高安急进。电令前敌各将领：南昌方面取守势，宋肯堂担任指挥安、奉方面取攻势，罗卓英总司令任指挥，以俞军击其首，刘、夏诸部击其腹，武宁方面亦取攻势，以所部夏、李、彭诸军击其尾。
3月27日，南昌失守。4月24日，薛岳奉中央按时收复南昌之令，指挥罗卓英部兵分三路开始反攻。左路由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指挥第五十八、六十军向靖安、安义、奉新地区之敌进攻，并截断日军的后方交通；中路以宋肯堂等军沿赣江西岸北上，直接进攻南昌，并以一部在西山牵制虬岭、米街、牛行之敌，切断西山周围日军的交通和通讯；右路由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东渡赣江，从东面进攻南昌。5月4日，陈安宝的第二十九军投入反攻南昌的战斗序列。6日，陈安宝中弹殉难。这时，由于缺乏攻城武器，反攻被迫停止。日军虽然保住了南昌，但死亡1．5万多人。
5月7日，薛岳电告蒋介石“安宝南浔苦战，迭挫区锋。今安宝忠烈殉国，伤悼已深，敬请重恤”。在电文中，他还承担了南昌失守的责任，说：“指挥无方，南昌未克，而丧我忠良，敬请重罚，以慰英灵。”
指挥长沙会战苦战衡阳
1939年9月，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指挥第一次长沙大捷。中央方面原本决定不守长沙，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仓促火焚长沙，弄得人心惶惶。对中央弃守长沙，薛岳不以为然，他说：“长沙不守，军人的职责何在？”白崇禧以“长期抗战，须保持实力”相劝也不听。他说：“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
9月下旬，日军6个师团在百多架飞机和300多只舰船配合下，从赣北、鄂南、湘北分兵6路向长沙进犯。薛岳调集21个军、52个师的兵力，分别部署在赣北、鄂南和洞庭湖畔，阻止日军从侧面进攻。他采取“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将主力置于新墙河、汨罗河、捞刀河和浏阳河等正面战场，重点放在两侧山地。会战打响后，他首先令部队阻止了赣北日军西进的道路。接着，将鄂南之敌击退，断其侧翼，然后，集中兵力歼灭正面之敌。
14日，湘北日军3个师团从新墙河继续南犯。薛岳指挥第十九、二十二、十五、六、七十七、九十五、一○七、一九五诸师于新墙河、汨罗河等战线逐次抵抗，将敌诱至捞刀河决战地带。10月初，他见日军气竭力衰，即令第四、七十三军和新编第三军。以及第十五军团，分别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对敌反攻。同时，长沙守军由西向东，尾迫部队从北向南攻击。致南犯之敌，四面受击，伤亡惨重，向北突围。随即，他令各路部队追击、阻击和侧击。经过20多天的战斗，日军遭到惨败，伤亡4万多人，其中包括少佐以上军官40余人。蒋介石在嘉勉电中说：“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举国振奋，俱见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慰。”特犒赏参战将士15万元。
1941年9月下旬，日军以11军为主，派遣4个师团及两个独立旅团，共约15万人，在100多架飞机、200多只舰船支持下，分兵两路，第二次进犯长沙。薛岳调集了17个军共20万兵力，在正面进行“后退决战”的同时，将7个军部署于东侧山地，实施侧击，牵制敌人。经过逐次抵抗后，诱敌深入汨罗河、捞刀河伏击地带予以重创。最后，日军被迫逃回新墙河以北原据点。
12月，日军又以12万兵力对长沙发动第三次侵犯。早在11月中旬，薛岳在长沙召开了第九战区官兵代表大会，总结第一、二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会上，他提出“天炉战法”，即“在预定之各作战地带，构成网形阵地，配备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诸手段，逐次消灭敌人兵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带，使用优势兵力，炽盛之火力，施行反包围及反击，用绝对优势，予敌以歼灭性的打击”。
根据这一战法，薛岳择定新墙、汨罗两河为伏击、诱敌地带，捞刀、浏阳两河为决战地区，下令第十军死守长沙。由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进攻浏阳，指挥萧之楚、夏楚中两军及郭礼柏师，待敌进至浏阳河继而进攻长沙时，分别自南向北击敌。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率领夏首勋军等进驻平江，待敌向浏阳河进犯时，自东北向西南对敌侧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在平江指挥两个军，先依托既设阵地逐次抵抗，消耗敌军战力；其后待命转移阵地，侧击、尾击南犯之敌。陈沛军在汨罗河南岸既设阵地顽强抗敌，在逐次消耗敌力后，移至社港市、金井间山地，俟敌向岳阳、长沙进攻时，协同夏军从东北向西南击敌。各路兵万共30余万人。
12月下旬，日军向新墙河阵地发起猛攻。薛岳命守军逐次抵抗后，将敌诱致捞刀河、浏阳河决战地区。翌年元旦，日军从东南方向进攻长沙，薛岳立即命令各部按预定部署，对敌进行球心攻击，并表示说：“本会战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要求各集团军总司令，以及军、师长务必确实掌握部队，亲往指挥，“倘有作战无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如敌由某部队作战地境内安全逃窜，即严惩该部各级主官及幕僚”。
1942年1月4日，各部先后攻至第二次攻击线，完成了对日军的反包围。随即，从东、西、南、北方向中心攻击，将敌击溃。薛岳见残敌突围北逃立即命令各部追击、侧击和截击。这次会战，历经半个多月，使南犯之敌伤亡5万多人。战后，他获青天白日勋章。
这年5月至11月间，薛岳先后率部支援赣东战役和解除常德之围。
1944年5月，日军任命板垣征四郎为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移关东军南下，加上赣北、鄂南和湘北日军，共20余万之众，在600余架飞机、30辆汽车配合下，分兵3路第四次进犯长沙。
为了粉碎日军的大规模进犯，薛岳再次采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令各部于湘江东岸的新墙、汨罗、捞刀、浏阳及涤水间和湘江西岸的资水、涟水间，进行节节阻敌，消耗敌力，同时，将主力置于左翼，准备在涤水、涟水北岸地区与敌决战。但因援军受阻，防线被日军强大正面的钳形攻势突破。6月19日，长沙失守。
日军侵据长沙后，立即挥军南下，进窥衡阳。早在日军入侵长沙之前，薛岳已令战力较强的第十军戍守衡阳。不久，又令商震兵团南下设于渌水两岸。同时，调集大量部队于衡阳外围，准备与日军决战。6月18—29日，先后将从衡阳西南、西北和东北方向进攻的日军击退。这时，日军又调来了援军和重型攻城武器，于7月11日，以城西南角为重点，经过空军狂轰滥炸后，发动第二次攻势。但在守军顽强反击下，攻势又被迫停止。
7月30日，日军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对衡阳发动第三次攻势。薛岳命令各部进行反包围，并发出求援电13件。这时，驻守衡阳城的第十军和暂编第五十四师，兵员已减半，战斗力大损，增援部队又受阻挡。8月8日，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于苦守88天后，退出衡阳，衡阳陷入敌手。薛岳把部队部署赣粤边界，阻止日军进窥粤汉铁路。
主湘推动行政改革
薛岳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任内，除作战外，还在湖南作了许多行政改革。他在兼任湖南省主席后，提出了“安、便、足”的施政方针。所谓“安”，就是力图使湖南人民安居、安业、安心；“便”，即便民、便国、便战；“足”，即足食、足兵、足智，并依此实施所谓“六政”建设。
薛岳把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作为湘政建设的第一要政，称之为“生民之政”。他指出：“唯有每个国民身体健康，乃能救国，唯有整个民族的健康，乃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除了增加经费改善原有医院医疗设备外，还各拨款4百万元，新建了省立第三、六、七、八医院。后来，又筹建了省立第九、十医院。抗战胜利前还电令省建、教两处拨款建设南岳体育馆和开辟中山公园。与此同时，严令禁止鸦片和限制娼妓活动。
在施政中，薛岳重视发展农业、林业、兴建水利，以及交通运输和工矿企业，称之为“养民之政”。他鼓励湖滨农民开垦湖田，扩大耕作面积，准许基层干部和文职人员，租种田地，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要求各地做到一县一农林场，一个乡镇一农林场，一保一农林场。
国民教育，即所谓“教民之政”，是薛岳湘政建设中的一个重点。他一方面发展中小学的文化教育，提高民智；一方面发展中等师范和职业教育，以适应工农业生产和中小学教育的需要。同时，反对学校商品化，责令各区专员对本区内之省立师范学校、职业中学及私立国立中等以上党校进行督导，“严整学风，改善教法，如有违背现代教育方法，以学校为商品化者，均应报府严办”。
薛岳还重视强化警察组织，肃清汉奸土匪，安定后方，称之为“卫民之政”。他要求对那些被敌伪收买，操纵市场，高抬物价，破坏社会经济……进而怨恶战争发生反战行动者，进行“切实防范”，凡“参加伪组织，替敌人带路、做侦探、做便衣队、修筑公路、运输粮弹伤兵者，一经捕获，讯明确实，准予就地枪决，以正国法”。
为了唤起民众力行抗战，薛岳推行所谓“管民之政”，整顿和健全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他规定：“凡属于社会组织之人民团体、经济团体合作事业团体，均有绝对服从命令、力行抗战建国之责，否则依法解散，重新改组。凡属社会组织之文化团体，均有宣传法令、唤起民众力行抗战建国工作之责，否则依法解散，重新改组。”同时，他说：“兵贵精不贵多。无粮无饷，无好干部，必致害民，假人名义易，取消名义难，害民之事易，救民之事难。”“治民在公正以树威信，治兵在明纪以精兵，民吾命也，兵吾命也，焉用私？……精兵保民，救乡保民，功业可立也。”
薛岳的第六政称之为“用民之政”，即重视粮政建设，指定粮食主管机构合理地规定米价、谷价，防止奸商高价图利。同时，还要求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把评定、核正、检查物价，作为当前最重大之任务。他指出：高抬物价固不准，压抑物价也不行，力求“中正”二字，使商民卖得出，买得入，则物畅其流，价安于市。如“奸商操纵，官商居奇，而县府纵任不理，对民生漠不关心”，物价反而高涨。他的这些措施，在战时的湖南地区，深得民心。
来源: 《文史精华》2007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