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以自己的话语体系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并为人类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
23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曾发问：如果是上帝既想阻止又能阻止“恶”，那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恶”呢?这一悖论，印证了权力与道德不可兼得，表明了“上帝”并非至高无上。
2300年后，西方学者发现了“中国悖论”——中国没有实行西方式民主和宪政，甚至还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却实现了经济30年超常增长。如果按照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中国奇迹既无法解释，也不可持续。一部分西方精英因此看到了西式民主并非经济持续繁荣的必由之路，开始反思和修改其价值观。他们认识到，西方已无法继续垄断民主和普世价值的话语权。
其实，不管是西方近代民主、中国当代民主，都是民主在不同阶段、不同国情下的不同表现，两者互不否定，即不能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而否定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也不能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当今世界，谁都不能再以排他的普世价值自居，而只能以自身文化和实践折射出各自价值的普世性。世界发展的多样性，使越来越多的价值呈现出来，丰富了普世价值内涵。
近代知识体系、价值体系都是西方领先世界后的经验总结，西方把地方性的知识体系、几百年的领先说成是永恒的、必然的，甚至包装为具有天然合法性，长期迷惑了包括部分中国人在内的其他国家。当今时代，已不再是民主与专制、科学与野蛮二元对立的时代。民主与民主性、普世价值与普世性，其实是文化、制度包容性的具体体现。
中国经济30年的超常增长，为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在内的许多学科提供了充足的研究样本，这些学科有可能突破西方现有的知识体系，可至今并无突出作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知识界长期以来受西方影响较多，削足适履，至今还未提出系统性学说，以至于常在一些西方原生概念上徘徊，使得中国崩溃论、中国发展不可持续论、中国不确定性、中国例外论泛滥于世。一些人公开宣称中国只是经济崛起、物质崛起，忽略甚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优势，急于将中国融入西方价值体系。
认为中国超常增长只是中国体量之故，或者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搭车者，这两种观点都忽视了对中国制度文明、精神文化的分析。揭开中国超常发展和制度创新之谜，离不开对文明动力的分析。中国是文明古国，治国理政经验源远流长。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实践，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底蕴的厚积薄发。许多中华原生文明价值正在逐渐显示出新的时代优势：如生产方式提倡不涸泽而渔、消费方式提倡量入为出、生活方式提倡简朴自然、思维方式倡导“致中和”，在资源无约束、拼技术和效率的达尔文式全球化竞争中，这些价值曾被视作导致中国落伍的根源，但在以可持续发展为要旨的全球化新时代，这些价值观恰恰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
从文明角度阐释中国超常增长的逻辑，挖掘中国改革开放的文明内涵，理当是当代学者的历史使命。我们应以自己的话语体系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并为人类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