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是从中央计划配置资源到价格系统配置资源的转变过程，中国经济经历了“初步市场化”、“外向型”两个成功阶段后，现在正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走向“世界工厂”。中国将与美、英、德、日充当世界工厂角色时一样，其未来的经济增长将突破本国资源的限制，由中国和世界的资源、市场、人才来共同支撑。中国经济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与任何市场国家都不同的经济运行特征，这些特征使得中国经济迄今为止基本上可以摆脱金融危机的困扰，减缓失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威胁，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些经济运行的制度性特征很可能是形成新型市场经济模式的基本元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已经30多年，如果没有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中国就不会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超过日本的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这种高增长率可以持续，结果将是不言而喻的。关键不在于世界经济排名，而在于搞清楚中国经济高增长背后的支撑是什么，可以持续多久。从理论上认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内在逻辑，梳理和概括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制度特征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既有利于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持续性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也将为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增添中国因素。
一、从计划走向市场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市场机制并不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也不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它最终会导致资本的统治，导致两极分化和经济比例失调造成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马克思主张消除贫困的根源——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更平等、更有效率的经济体制。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创立了计划经济，并于1936年将计划经济正式写入苏联宪法。计划经济在建立之初也确实显示出当时的市场经济不可比拟的优势：第一，它使得苏联成了唯一避免了30年代大危机的国家；第二，苏联凭借计划经济制度在短期内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第三，其高度平均化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短期内解决落后国家“吃饭问题”的一个便捷方法。计划经济对经济落后国家曾经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大批落后国家模仿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国有化和经济计划，甚至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等，也有过国有化浪潮。但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暴露出严重的缺陷，官僚主义滋生，民主被践踏，生产效率低下，等等，它在30年代大危机和战争时期显示出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由此开始了针对计划经济改革的漫长历程。从全球视野来看，计划经济的改革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60～70年代以排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原则的初步尝试阶段；80年代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框架下的改革阶段；90年代及以后中国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阶段。
1.排斥市场经济原则下对计划经济改革的尝试
计划经济改革的第一阶段是在基本排斥市场经济的原则之下展开的。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第一个对计划经济改革的尝试是苏联由“利别尔曼建议”引起的经济改革。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会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其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可能比计划经济更高。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效率不过是企业追求利润的刺激所致，用“利润考核”刺激企业，用奖金刺激劳动者，计划经济的效率就可以大幅度提高。第二个计划经济的改革尝试发生在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和卡德尔(经济学家)曾尝试“用工人自治企业”来摆脱计划经济中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率。如果单纯从经济上看，第三个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尝试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是对苏联计划体制的另类冲击。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中国，计划体制被有意识地放弃了，但当时没有全局性的替代制度，而是用“大庆精神”和“大寨精神”来替代靠严格计划管理以及物质刺激提高生产效率的制度。尝试用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广大人民的热情直接形成巨大的生产力，靠宣传和鼓动来提高生产积极性，而不是靠物质刺激和奖惩分明的管理制度。
上述三个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早期尝试都失败了，其基本原因是对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认识不足，对计划经济的改革方案也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
2.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
计划经济改革的第二阶段是在“将市场经济的优点与计划经济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的理念下进行的。这个时期大致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结束，中国和东欧的计划经济国家都积极参与了这个过程。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经为这一阶段的改革做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总结。他说：改革者试图将计划经济的优点与市场经济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结果一定是将二者的缺点结合在一起，而将二者的优点丧失殆尽。①显然，这是宣布“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改革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改革实践者们也得出结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实践结果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既然计划与市场结合的道路走不通，越来越多的人对计划经济不再抱希望，他们的目光开始集中投向市场经济，投向美国模式。美国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用“一个人不能分两步跨过一条沟”的比喻告诫人们，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只能一步到位。这就是与“华盛顿共识”一脉相承的“全盘自由化”或“彻底私有化”的自由主义理念。
改革的困境和认识上的巨大差距在几乎所有计划经济国家引起了剧烈的争论，直至引起政治分歧与社会动荡。中国与其他所有计划经济改革的国家都面临道路的重新选择，选择什么道路不但影响这些民族的未来，也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末，中国与世界来到了一个历史性选择的十字路口。
二、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特征的理论概括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对市场机制有灵敏反应的企业群，从而形成由价格系统配置资源的基本运行方式；二是在这个过程中将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源平稳地从传统国营企业转移到新型企业群。中国经济转型过程就是中国经济资源配置方式转型过程与经济资源转移过程的统一。正是这个统一的过程保证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是同休克疗法相比最基本的特征，这个转型的基本特征造就了后来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特殊性。
1.计划松动与市场生态圈的培育
市场机制在中国的“初现”并不是因为国营企业找到了成功的改革方式；相反，正是80年代国营企业改革普遍不成功才为非国营企业的迅速成长造成了机会。在国企一统天下的时候，靠单纯的国企改革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就如同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培育出市场一样，根本不可能。而各个国营企业之间、各个地区之间参差不齐的改革步骤和方案最大的客观效果就是搞乱了计划经济，使当时配置资源(人、财、物)的计划系统不断地“被”松动，也就是所谓的“一放就乱”。计划体制的松动为乡镇企业的最初发展提供了“剩余”和“漏出”的资源，而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国营企业天生就是依赖市场生存的，这些企业群形成的经济生态圈是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培育这个经济生态圈就会生成市场经济。
2.国营企业在市场化初期的功能与存量转化为增量的改革
1989～1992年间的三年治理整顿，则是计划体制从根本上被动摇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初步发育的关键时期。当时国营企业与非国营企业的最大的行为区别就在于：政府越是不管，国营企业就越是困难，而非国营企业却越是会疯狂地成长。只要计划被松动的时间足够长，兴衰的替代就会在经济规律作用下自动完成。在三年治理整顿其间，大量国营企业开始陷入困境，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却不断“撬”走国营企业的资源使自己得到发展。这就是中国市场化初期特有的“圈地运动”。客观地说，国营企业在市场化转型中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将国营企业独占的经济资源中的一部分转移到非国营企业，以支持它们的成长。通过合法、半合法甚至非法的渠道，国营企业控制的经济资源(技术、人才、设备、市场、原材料等)大量转移到非国营企业。所谓“国有资产流失”，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冰山一角”。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初期的转型就是计划对资源的集中配置逐渐失效，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逐渐加强，直到替代计划配置资源的过程。从微观经济角度看，就是非国营企业高利润、高工资的优势吸引国营企业资源的过程。
市场配置资源的雏形不是国营企业改革成功所致，而是非国营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国营企业的改制只有在真正面临市场的时候才可能奏效。随着按市场规则运行的大量非国营企业形成了初步的市场配置资源的系统，国营企业也被逼要么面向市场改制，要么倒闭。没有改变了国企一统天下的“民进国退”企业结构，中国经济就不会摆脱“一放就乱”的困境，就不会有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国营企业也不会有真正面向市场的改制。但是，中国的“民进国退”不能等同于私有化，其区别在于：它既减少了国营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培育出最初的市场，又没有人为地消灭国营企业，而是在迫使国营企业面向市场的同时大幅度收缩，并逐渐退入资源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这也使得中国免于陷入俄罗斯式的“资源经济陷阱”和“寡头经济陷阱”。当然，这也造成了国营企业的“垄断”性发展，降低了整体效率，使得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
传统国营企业在经济转型初期的第二个功能就是承担了几乎一切改革的成本，特别是替非国营企业承担了转型过程的大部分社会成本。当多数经济资源流失到非国营企业的时候，老弱病残却留在了尚在退出过程中的国营企业。这些传统国营企业最后的功能不是“生产”，而是最低程度的社会保险，是下岗职工最后的庇护所。在非计划经济的低收入国家中，缺乏社会保险系统是其经济起飞的重大障碍之一。中国经济市场化初期，国营企业的大部分社会功能尚可勉强维持，它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余热，它们是经济改革过程中几乎被燃尽的蜡烛(大部分消失，少量浴火重生)。正是这些国有资源的存在和转移，使得非国营企业不必从零开始；也正因为国营企业将几乎所有改革的成本都留给了自己，新型企业才可以轻装上阵。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并不是“增量改革”，而是存量转化为增量的改革或存量与增量的共同改革。“增量”在改革初期不过是“存量”的流失或改头换面罢了，这些流失支持了非国营企业的发展，形成了配置资源的雏形市场。没有最初的雏形市场，外资就不会大规模投入，中国经济“产能”的有效增量也就无从谈起。虽然外资带来的经济“增量”本身就带着更市场化的因素，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但它们却不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的决定性因素。
三、中国工业化逻辑：工业化、外向型、流动性膨胀、走向世界工厂
对于已经显示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工业化市场经济来说，靠外需拉动是一个普遍规律。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荷兰，此后的英国、法国，70年代以前的美国、德国、日本，以及后起的亚洲四小龙等，无一例外。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工业化”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本国工业品的生产能力普遍超过本国的需求，连工业品自给自足都达不到的国家就谈不上工业化。或者说，只要走上工业化道路，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有效需求不足。面对有效需求不足，提高内需并不是最先提上日程的解决办法，靠外需拉动才是第一个解决办法。它是规律的必然结果，是企业追求利润的行为之下自然发生的。马克思曾经说过，正是“海外贸易”为欧洲资本主义带来了第一缕曙光。对市场经济来说，需求总是排在第一位，供给和决定供给的技术总是排在其后。
1.走向外向型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在1997年第一次遇到了内需不足的问题，靠外需拉动当然就是第一个低成本的解决办法。从1997年内需不足凸显开始，到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 WTO，是中国经济从初步市场化走向外向型的关键时期。在内需不足的压力下，企业自行对外寻求出路是中国向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政府则是为其创造条件。最初是民营企业将海外市场作为自己过剩产能的一条重要出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民营企业的外销很快就形成了一个风潮，在缺乏自主品牌、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跨国大企业的情况下，中小民营企业使中国制造的产品迅速遍及世界各个地区。在那些知名跨国公司还没有发现中国有任何一个值得重视的竞争对手的时候，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遍及世界了。中国的中小企业家们是在发达国家“外包”、“加工”、“代工”等形式之下，从低价、低端制造业开始“中国制造”的，是在外国品牌的“掩护”之下将“中国制造”推向了全世界。中国最初的外向型经济并无真正来自境外的竞争(多为内讧式的竞相压价)，也无真正的贸易摩擦。随着低端制造业的发展，中国企业为了提高利润不但逐渐走向了经营管理规范化、规模化、专业化的道路，也逐渐向高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先是在轻纺工业形成出口的巨大产能，然后向家电、电子和其他装备制造业扩散，并开始努力开发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直到中国企业开始具备真正的竞争力，境外企业也开始因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而倒闭。海外贸易拉动中国经济继续走在高增长的路上，中国迅速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也越来越大，直到接近70％(2007年)。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中，工业的竞争力越强越是要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政府改革之初还是主张保护本国工业的，随着竞争力不断增强，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坚决主张自由贸易的政府。
2.“双顺差”与输入型流动性膨胀
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造成了贸易的持续顺差，并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力量。为分享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利益，境外对中国投资也持续增长，于是中国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国际收支持续出现“双顺差”。2000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的顺差仅有224.2亿美元，5年后，到2005年和2006年，国际收支顺差就已经分别上升为2351.3亿美元和2854亿美元，而随后的2007到2010年则每年都在4000亿美元以上，2010年达到了5314亿美元。大量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1999年中国外汇储备不过1546.75亿美元，而到2011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3.2万亿美元。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顺差是国内没有产品对应的净资金流入，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顺差也类似，大多数也是以各种投资方式流入中国的净资金流入。这些纯粹资金流入是没有产品对应的资金净投放，是中国流动性膨胀的基本原因。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造成了中国境内持续的流动性膨胀。
外汇占款导致的人民币增加累积达24万亿元。1999年，中国的M1仅为4.6万亿元人民币，到2010年已经增加到26.7万亿元人民币，M2则从12万亿元增加到72.6万亿元人民币，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在货币存量中，外汇占款发行的货币占M1的90％，占M2的33％。可见，外汇占款是中国货币数量增加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截止到2010年年末，人民币现金M1总量(26.7万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比例为69.4％，而美国该年末现金M1仅为1.8万亿美元，占美国当年GDP(14.5万亿美元)的比例仅为12％。对美国来说，这么少的现金不但要媒介GDP创造过程中的大量交易，还要媒介每天大约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交易，加上巨额外汇交易，股市交易和其他大量金融资产的重复交易，交易总额每日大约在4万亿～5万亿美元。而在中国，每天债券的交易额不过几十亿元人民币，股市交易额也仅仅在3000亿～5000亿元人民币之间，26.7万亿元现金与这些交易相比，会持续存在的流动性膨胀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当货币增加的时候，如果虚拟经济不发达，就会发生物价上涨，如津巴布韦；如果虚拟经济比较发达，就会发生金融资产价格与房地产价格的膨胀和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如日本的泡沫经济；如果虚拟经济很发达，就会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杠杆来增加金融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大量资金会滞留在虚拟经济各市场中，这样的经济体既没有物价膨胀，也不会有大幅度的资产价格的膨胀，却会有金融杠杆的不断延长，如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中国的虚拟经济比津巴布韦大，却不如日本，更不如美国。美国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GDP的比例为33％，日本为26％，中国为9％。因此，当流动性持续增加的时候，美国的风险在于金融杠杆过长而断裂，日本的风险在于资产价格过高而泡沫破灭，中国的风险则是物价普遍上涨和针对大蒜、古董等实物“炒作”的投机过度。
四、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随着中国经济成功市场化转型，中国经济至今一直是在高增长的状态下运行的，在理论上总结中国经济的运行特征不但是实践的迫切需要，也有利于推动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
1.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之一：没有金融危机的市场模式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总是要受到金融危机的困扰，周期性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持续了大致30年不间断，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被真正的金融危机打断过。
许多金融危机的定义中包含“大部分金融指标恶化”这样的内容。我们认为，这只是原因，结果才是定义的真正内涵。因此，我们将金融危机定义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大批倒闭的现象”。即使所有金融指标都恶化，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并不倒闭，我们就不称其为金融危机；如果只是个别中小银行倒闭，也不能称为金融危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倒闭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呆、坏账引起银行和金融机构资不抵债；二是金融恐慌，引起挤兑，导致流动性短缺。当银行和金融机构普遍遇到这两类问题的时候，金融危机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历来是市场经济中清理呆、坏账和“问题金融机构”的“清道夫”。但是，在金融危机中许多无辜者会遭受失业、收入锐减、养老金蒸发的损害。随着欧美经济虚拟化的长期发展，金融房地产占经济的比例越来越大，金融危机的损害也就越来越大，直到无法任由其自生自灭。近年来，欧美等国家多采取通过官方干预、向金融系统注资等措施来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以四大国有银行为基础形成的金融体系尚不存在呆、坏账必然引起银行倒闭的机制。中国1998年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达到了33％，1999年为35％，2000年为30％，其中农业银行2001年的不良贷款率曾经达到了42.12％(国家统计局)。如此高的呆、坏账率并没有引起银行大批倒闭的金融危机，巨额不良贷款可以公开挂在银行账上，既不引起恐慌和挤兑，也不影响银行正常业务。在中国，呆、坏账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可以想办法解决，却不等同于金融危机。严重的呆、坏账被许多经济学家看做是中国特有的“金融乱象”，但它在中国并不引起金融危机的事实却在悄悄地改写着未来的经济学。
引起银行倒闭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流动性短缺引起的挤兑。对个别金融资产或个别银行失去信心，就会引起抛售某种金融资产或从银行抽出资金的行为。当它引起金融恐慌时，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导致流动性奇缺，发生挤兑，银行相继倒闭，爆发金融危机。在一般情况下，金融越是出现问题，人们越是相信政府。只不过美国是在金融危机时才需要国家信用支撑崩溃的银行信用，而中国银行系统本身(四大国有银行)就是建立在国家信用之上的。现代中国还从来没有过“金融恐慌”的经历，如果四大银行倒闭一个，中国就会真的体会到金融恐慌，至少多数中国人不希望如此。中国不会因流动性奇缺导致金融危机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流动性充斥的现状，中国M1总量占 GDP的比例(69％)远远高于美国(12％)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加上央行的支持，四大银行体系的结算功能不存在因流动性短缺而瘫痪的可能。此外，中国还创造出了“兑三角债”的方法，它是辅助解决流动性短缺的有效方法，在债务危机时可以大大节省现金。美联储在金融危机时也采取过类似的解决办法。
中国不会有流动性奇缺引起的金融恐慌，呆、坏账又不会引起银行大批倒闭，金融危机也就从中国经济中被删除了，也可以说，中国在引入市场机制时根本就没有引入金融危机的机制。没有金融危机的中国经济衍生出两个派生的经济运行特征：第一，不存在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就基本失去了自动的紧缩机制，中国经济就会持续增长，直到经济过热，物价上涨，最后由政府通过一系列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为经济降温，直到“刹车”。第二，中国金融系统失去了金融危机这个自动清道夫，就要由监管部门定期处理呆、坏账，定期处理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的损害与没有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之间权衡，“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应当保持这个美欧也在极力争取的“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市场模式”。
但是，中国不是完全与金融危机绝缘，首先，那些在西方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中国都有，它们虽不引起金融危机，却是严重的经济问题；其次，随着再次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以及非国有银行的增多，可以倒闭的银行会增加，金融危机的威胁就会增大。马克思主义强调银行是“公器”，不可以为私人牟利，因此列宁主张银行国有化。这不符合中国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非国有银行的增加有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毫无疑问的，允许私人银行存在也不是坏事，但不要使整个金融系统变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还是要坚持的。这不但需要严格监管，还需要大型国有银行保持最低限度的比例。
五、排除干扰渡过难关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形势很严峻，“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其实都不要紧，关键是首先要搞清楚困难的性质，是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将尽所致呢，还是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面临的困难性质不同?其次是我们会怎样渡过难关。
1.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阶段辨析
无论是人口红利理论还是比较优势理论，都在说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不过是劳动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所致。当这个优势耗尽的时候，也就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经济高增长就会停止。新国际分工论认为，根据经典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理论，世界将形成新的国际分工，美国的优势在高端制造业、高科技创新和金融业；日本和德国的优势在高技术和精密制造业；中东的优势是石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在劳动成本低，适合发展低端制造业和服装业等等。这无非是说，落后国家只能搞农业和低端制造业，它们想成为发达国家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中国原来连低端制造业都没有，按此理论，中国本应至今还是农业大国，发展农业就行了，不必搞什么工业化。其实国际分工只在体量较小的经济体之间可以较长期地存在，体量越大越不可能靠单一产业发展。不能将经济发展问题与资源禀赋混为一谈，二者不是同一层级的经济问题。资源禀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只是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可以依仗的天然优势，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这些优势会逐渐丧失。经济发展有不同发展阶段的逻辑次序，从农业国到工业化，从低端工业到高端工业，从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经济到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经济等等，其背后是有发展规律的。不能将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误认为是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不可以有工业国和农业国之分，更不能有商业国、金融国之分。看起来很像金融国的英国是从工业化国家发展而来的。要承认经济是发展的，不能用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去强行固化低端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是13亿人口生存和发展的载体，其经济发展既不可能被限制在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也不可能被限制在经济活动的某些局部领域。客气一点说，国际分工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适用；不客气地说，依据这个理论制定政策会断送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前程。
2.怎样渡过眼前的经济困难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走向世界工厂”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越是重大变革，越是要经历困难的时期，长期和反复陷入同一类困境是逼迫人们认识大趋势的最有效方式。长期趋势背后一定有规律，规律是谁也挡不住的。最初认识到规律的人很少，说了也往往没人信，决策者往往也不会采纳他们的建议，直到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趋势也越来越清晰，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大趋势，也大致知道怎样顺势而为，正确决策共识就容易达成，问题就会解决。
中国经济困境的逻辑：市场化和工业化导致中国有效需求不足，于是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越来越大；由于中国经济的独特运行方式，导致经济增长率必然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一方面持续流动性膨胀对国内物价、房价形成巨大上升压力，另一方面传统治理经济过热的“围堵”性政策作用越来越弱；对存贷款调节手段的不对称导致紧缩政策与扩张政策之间的选择余地越来越窄；人民币国内贬值境外升值的不对称压力造成了中国资本国际化的动力；随着中国资本的持续国际化和大量资金流出，中国金融项目会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当它与经常项目国际收支顺差大致相抵的时候，人民币汇率就会稳定下来；内部通货膨胀的压力会大幅度减小，政策调控手段就会增加，效率就会提高。根据上述逻辑，在未来5～8年内，中国经济会出现如下四大趋势：
第一，中国企业走出去将持续，产业资本的境外扩张会缓解当前境内的流动性膨胀，并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境外市场、资源和技术。随着贸易顺差的持续和贸易规模的继续扩大，中国与境外的贸易摩擦会更加频繁；此外，中国资本走出去还会引起更多的国际经济摩擦，政府和企业迟早要在“自由贸易”的大旗下找到有效措施，缓解贸易摩擦并继续走向世界。中国经济崛起和走向世界工厂不但需要世界适应中国，更多的是中国自己要尽快适应。
第二，中国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必然会朝着逆差的方向发展，经常项目依然会保持持续顺差。根据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美国、英国在80年代以前，德国、日本在经济起飞之后的工业化时期其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都是持续逆差，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都是持续顺差的。也就是通过对外贷款和援助输出资金(多为本币)，境外获得的资金大多数会用于购买本国的产品和服务，刺激本国的实体经济。中国会毫无例外地步英美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后尘，通过金融项目国际收支逆差输出资金，缓解国内流动性膨胀的压力，开拓海外市场，支持中国产业资本的全球化，继续支持中国的工业化。
第三，中国资本国际化必然会带动人民币国际化。美元在第二次世纪大战后成为世界货币的基本条件有三个：美国是当时的世界工厂、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国。中国现在也具备三个类似的基本条件：世界工厂、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大势所趋，是规律使然。哪个国家也不希望自己的货币总是任人“狙击”的小货币，更不希望本国货币随时都可能沦为他人吸取本国血汗钱的工具。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形成的，它是固化了的国际利益格局。当实力格局改变时，旧有的利益格局便无法维持，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就会不断打击旧有的货币体系，这个过程中新的世界经济实力格局会逐渐形成，直到大家认识到自己的实力与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之间的真实空间，放弃不切实际的利益要求，国际货币体系的谈判才会真正开始。现在谈“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进行改造”还是“另起炉灶”为时尚早，需要积极创造条件和耐心等待。
第四，中国必将逐渐走上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如英美的金融体系一样，中国金融体系也将可以适应高度国际化了的经济发展需要。首先，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不是仅仅成为国际结算货币之一，而要逐渐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既要有足够规模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供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持有，又要有种类丰富、买卖方便的人民币资产可供选择。这就是说，以债券市场为核心发展中国金融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其次，国内庞大的债券市场及其附属金融活动起着流动性储备池的作用，对内可以随时吸收过剩流动性，对外可以缓冲外来资金的大规模冲击。再次，债市要有吸引力就必须有将微小利息率变动放大为十数倍收入变动的放大机制，否则债券市场就发展不起来，这就必然要适当引入金融杠杆。金融杠杆的引入和债市的发展会使得宏观调控手段越来越灵敏，从而使当局摆脱目前调控空间狭窄、手段灵敏度差的困境。
不能设想中国可以回到封闭条件下继续崛起，如果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有规律，中国就必然会进一步走向世界，不管谁愿意不愿意，不管风险有多大，中国经济既退不回去也停不下来，因为中国资本要走向世界，相关人等硬着头皮也要跟上，否则就会被排斥到大潮流之外。经济学最重要的职责不是告诫人们怎样选择，而是先向他揭示没有余地的选择，然后是鼓励他勇敢地面对，最后是告诫他不这样做如何受到惩罚。
注释：
①科尔奈：《国营企业的双重依赖——匈牙利的经验》，《经济研究》1985年第10期。
②雷默在2004年5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写的“北京共识”是很久以后的事，它反映了人们在认真考虑中国经济的世界性意义。
《政治经济学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