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世比较复杂。在官方记录上，我的籍贯是云南大姚，其实那里是我爷爷的出生地，至今我也没去过一次。我父亲出生于浙江杭州，但生长于江苏、上海等地，后来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我母亲来自江苏丹阳的吕城镇，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矿业学院。父母大学毕业后选择到条件较为艰苦的河南工作。虽然我出生在河南、成长在河南，但我对自己是哪里人的问题一度迷惑，小时候的邻居和同学也总认为我是“南方人”。高中毕业后，我离开河南，才逐渐意识到对生长了18年的故乡的眷恋和感情。今天，无论什么人问我，我总是会很自豪地说：“我是河南人！”是的，我是生于河南、长于河南、地地道道的河南人。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两岁半就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驻马店地区汝南县老君庙乡(当时称光明公社)闫寨大队小郭庄。2010年5月，我与母亲一起看电影《高考1977》，之后老人家很有感触地回忆起当年下放的情景：1969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们一家六口人乘坐解放牌大卡车，从郑州启程前往从未去过的驻马店。我年纪小，跟着母亲坐在驾驶室里，一路上又新鲜又兴奋，叽叽呱呱说个不停。哥哥姐姐则是和家具一起站在后面露天的车斗里。虽然只有两百公里的路程，卡车却颠簸了整整一天，好不容易在晚上十点钟才到达小郭庄。我们的新家是刚刚把牲口迁移出来的一个牛棚，地上的麦秸秆还没有打扫干净。父母点上早已准备好的煤油灯，忙着卸家具，哥哥姐姐则帮着搬运一些较轻的物品。面对陌生的草房，闻着怪异的气味，我抱着母亲不肯松手，哭着闹着嚷嚷要回以前的家。懂事的大姐把我抱过去，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没想到，这间牛棚伴随我度过了幼儿时期的三年。直到1972年离开小郭庄，我们全家一直住在这个村西头的牛棚里。能干的父亲弄来高粱秆、石灰、黄胶泥，把整个房子装修一新。那时，小郭庄还没有通电，电线杆也只架设到光明公社和闫寨的大队部，村民们也舍不得用蜡烛和煤油灯，一般天黑以后就上床睡觉了。晚上，整个村子漆黑一片，只有看家狗偶尔叫上两声。1969年底，在征得村干部同意后，我的父亲带着我大姐和几个乡亲，买来电线、瓷瓶，竖起一个个电线杆，把电线从大队部一直引到小郭庄。小郭庄成为附近十来个村庄中第一个通电的，这在当时当地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父亲对村里的贡献得到乡亲们的认可，大家有事情都来找他商量，也常常请他帮忙。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邻居从镇上的百货店里买来布料，然后请我父亲量体裁衣，我们家的上海牌缝纫机在这时候也就成了全村的宝贝，父亲、母亲、大姐会轮流使用，尽量帮帮邻居。父亲除了裁缝，还会木匠活、剃头剪发等等，我们家的大部分家具都是父亲亲手打制的。后来父亲还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讲授数学。
母亲所描述的当时的物质之简陋、生活之艰难，我基本都没有印象。经过许多年的过滤记忆，童年剩下的只有无忧无虑的淘气，唯一不尽如人意的可能是食物的相对匮乏。由于家里孩子多，虽然父母都有收入，吃饱肚子没有问题，但至于吃什么就不得不量入为出了。如果一餐有肉，除大姐外的我们兄弟姐妹三人一定会掀起一场大战，很惭愧那时我们谁都没有孔融让梨的觉悟。我是最小的孩子，可也是最馋的一个。不论母亲把好吃的藏到什么地方，我总是能凭着敏锐的嗅觉把它们找出来偷吃掉，尽管每一次都免不了挨一顿揍，依旧屡教不改。1971年的春节，我还不到四岁，父亲从镇上买来十多斤五花肉，做成一大锅香喷喷的红烧肉，让我们几个孩子随便吃。一年多来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款待，我们都不遗余力，尤其是我，专拣肥肉，吃了满满一大碗。吃完后身体很不舒服，难受了整整两天，什么都不想吃。那次吃伤了身体后，我有将近二十年对肥肉犯怵，吃一点就会反胃、呕吐。直到现在，即便再美味的肥肉，我都心存疑忌、很少品尝。
家里吃的东西有限，我们就到田间地头自己解决，童年觅食的经历是记忆里最大的快乐之一。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人俗称的豌豆角子。翠绿的豌豆角刚刚长大，但里面的豆子还是瘪瘪的时候，其美味真是胜过天下的任何水果！把豌豆角从中间一掰，但不完全掰断，顺势从连接面上撕掉一层透明的膜，如法炮制再把对面的膜撕掉，剩下的部分往嘴里一丢，其清脆香甜难以描述。我们几个小伙伴猫在田里放肆大嚼，有时，一不小心，一根竹竿就会狠狠地砸在谁的脑袋上。看田的魏大爷恨透了我们这些防不胜防的小害虫，下手从不留情。但是魏大爷知道我们一家是从省城下放来的，对我们很照顾。他的扁担从来没有光顾过我的脑袋，甚至他还会偶尔在傍晚时用衣服兜一袋豌豆角送到我家。作为感激，我能干的父亲会帮他理发以及过年时裁制衣服。
村里的人对我们一家都很照顾，也从没听母亲说过有任何被排外的经历。因此，尽管在那个贫瘠的农村只是生活了不太记事的三年，可是每当说起来，总觉得那里才是自己的第一故乡，透着一股发自内心的亲切与眷恋。
1972年，我们全家搬往20公里之外的驻马店镇。离开那天，又来了一辆解放牌卡车。村里的众多孩子围着汽车看来看去、爬上爬下，我的母亲从附近镇上买来两斤糖果，分给孩子们吃。这一次，我也随同哥哥姐姐一起站在后面露天的车斗里，车开起来后感觉到大风扑面，真惬意！
在驻马店镇住了整整八年。这期间，我开始懂事，也有了很清晰的记忆。平心而论，镇上的生活比小郭庄要方便得多；但童年的我居然开始留恋农村生活，想念我的小伙伴。此后，这种感情长期跟随着我，影响着我对世界的看法。在我心中，记忆并不清晰的小郭庄似乎是我永远的故乡。
尽管从1985年考入清华大学开始就基本没有再长时间地回过河南，但是那里依旧是让我最有归属感的地方。在美国如果能够遇到一个河南人，总是感觉分外亲切。海外的华人生物学家当中有不少河南人，改革开放后，以CUSBEA(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第一届考试第一名身份赴美留学的王小凡，以及在美国留学生中首先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王晓东都是河南人。我和他们的交情也因为老乡身份而更加深入和自然。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河南人的名声开始出问题。2001年我回国，似乎处处都不欢迎河南人。最可气的是看电视里的防盗公益广告，地铁里的乘客都说普通话，却偏偏让两个扒手之间用河南话交谈！真是岂有此理！这种明目张胆的不公平也更激发了我为河南人鸣不平的愿望。还好，还算有人主持公道，通过写书为河南人讲理。我自己也买了一本叫《河南人惹谁了》的书，边读、边笑、边生气！虽然书里讲述了许多对于河南人莫名其妙的误解，但书中的例证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也给人们增添了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
顺便说说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两件小事。一次是在美国东北部的佛蒙特州肯灵顿滑雪场滑雪，碰到一个中国人，很亲切地聊起来。我很自然就问道：您是哪里人？对方说：河北人。我说：哦，那咱们很近，我是河南的。这时对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其实我也是河南的，在河北邯郸生活过两年，只是河南人名声不太好，所以外人问时总说自己是河北人。我听后感慨良多：咱们至少都是中国人吧！不是有“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道理吗？
另外一次是去中国南方某高校做学术报告，晚宴时某位校领导问我：施教授，哪里人？我答：河南人。他好像没听清楚，过了几秒钟，又问：您祖籍是？……我如实报告了爷爷和父母的出生地，他于是恍然大悟：哦，您是云南人呀！好像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却绝口不再提河南，真让我哭笑不得。
回国不久的一次聚餐时，我认识了清华大学水利系一位河南老乡。此君妙语连珠，因为同座的还有几位山东老乡，他就拿河南和山东比较，现摘录如下：
——为什么河南人名声不好？那是因为别的省如果有人做了好事，都是用省说话，比如山东出了梁山好汉，山东有孔圣人；可出了坏事，却是用市县去说，比如，泰安有个罪犯。可到了河南，反了。河南要有好事，总是说市，比如洛阳的牡丹，南阳的孔明；可是坏事呢，却一下子都说到河南省去了。这么一来，就好像山东只出好人，河南只出坏人了。
——反正吧，我是这么觉得：山东也有好人，也有坏人；河南也是如此。
闻言莞尔。其实全国各地，又能差多少？
从出生到18岁上大学，我有将近11年是在驻马店地区度过的。所以，我不仅是地道的河南人，更准确点说，我是驻马店人。今后，您贬损河南人之前，最好四下观望一下，免得我在场让您下不了台。
后记：此文写于2009年8月中旬。那一年的9月26日，我携妻子儿女陪同母亲、大姐玉芬、小姐云楠，在离开了将近37年后又回到了河南省汝南县老君庙乡闫寨村小郭庄。本以为不会有人再记得几十年前的事情，事实却与我的想象完全相反。几乎所有上了年纪的村民都出来了，热情地拉住母亲和大姐，自我介绍，问长问短，一再邀请我们住两天再走。很多村民得知我父亲早已辞世的消息后，纷纷向母亲表达感激、思念之情。临走时，他们希望我们带些土产回来。推让再三，我们收下六个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石榴。这些乡亲的情谊让我感动不已。40年前，他们就对我们全家照顾有加，我的父亲母亲也尽力帮助过当地百姓。今天，我用什么来报答这些父老乡亲的厚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