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7日，求是科技基金会主席查懋声先生溘然长逝。查主席不仅是一位备受各界敬重的爱国企业家，更是一位尽力捐助科教、全心振兴中华的慈善家。他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和宽广博大的家国情怀，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传承。
1994年，实业家查济民先生出资2000万美元创办求是科技基金会，旨在奖励和资助中国大陆的优秀科学家。当年，首届 “求是奖” 评选出包括邓稼先、于敏、周光召在内的10位杰出科学家，给予每人100万元人民币的重奖，这一举动在当时的中国科技界引发很大震动。迄今，求是基金会奖励了对国家科技进步做出过重要贡献的31位杰出科学家，颁发了16项包括青蒿素研究在内的科技成就集体奖。
1995年，在陈省身、杨振宁、周光召等顾问的倡议下，基金会设立了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1996至2001年，求是基金会奖励了7批共120位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者，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成长为中国科技界的领导者，包括中国科学院前任院长白春礼和现任院长侯建国，还包括包信和、张杰、杨玉良、张希等在内的一批大学校长。
应该说，自创立以来，求是科技基金会对中国大陆科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07年，查懋声先生秉承父亲的初心和理想，接过求是基金会的接力棒，努力在父亲卓有成效的事业基础上续写新的求是篇章。
我与求是基金会和查主席的结缘，始于2010年荣获求是杰出科学家奖，这是我在国内拿到的第一个有分量的奖项。当时，我回国不过三年，常常忍不住对科技界一些项目评审和学术评价现象提出批评，也常常因此陷入舆论和争议的漩涡。在这种复杂情形下，求是基金会的认可于我而言无疑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2010年11月初，在福州的求是大奖颁奖典礼上，我与查主席第一次正式见面，很快被他的豪爽和睿智所吸引。其间查主席与我聊起如何把求是基金会的奖励计划做得更好，我略作思考当即回复：“恢复求是青年学者奖”，他表示了浓厚兴趣，于是我们相约专门再见面探讨这一议题。
2011年，查主席专程来到清华，我们彼此畅言心志，谈到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一致认为现在中国硬件条件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却面临着优秀人才匮乏、青黄不接的严峻形势，当务之急是鼓励海外最优秀的一批青年科学家回国工作。
我告诉他：目前以清华为代表的国内一流高校已经具备了和美国普通州立大学竞争优秀青年科学家的条件，但还无法与美国的顶尖高校同台竞争，原因之一是个人待遇相差太大，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生活费用和房价都居高不下，因此建议通过求是基金会的奖励来有效提高优秀青年学者的待遇水平，减轻他们的后顾之忧，为吸引他们回国创造更好的条件。
查主席完全接受了我的观点，当即表示愿意重启求是青年学者奖的评审，决定给每位入选的青年学者分三年共奖励15万美元（大约100万元人民币）。同时，他也正式邀请我担任求是基金会顾问并负责求是青年学者的遴选评审工作。于我而言，加入求是基金会，和杨振宁、简悦威、何大一、姚期智、孙家栋、韩启德等顾问一起共事是一项殊荣，我欣然应允。
在查主席的支持下，中断了12年的求是青年学者奖于2013年重新启动。我作为遴选委员会主席，邀请了19位各研究领域专家担任评委。迄今为止共评选出84位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他们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外学术界均属顶尖。2013年恢复后第一批求是青年学者中的许晨阳已经开始享誉国际数学界。我相信，他们中会有一批人成为今后中国和世界科技界的中流砥柱。
自从2012年开始参与求是基金会的工作，我便有幸多次与查主席一起共事，结下了一段深厚的友谊。其实，查氏家族在香港并非最富有，求是基金会的资源也不是特别丰厚。在中国科技投入大幅增长、科技奖励越来越多的过去十年，查主席一直特别关注如何发挥最大效益，把求是的 “小钱” 投入到真正可以在中国科技界起到 “大作用” 的方面。
每一次求是科技基金会年会的自由讨论环节，我们都会对这一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每当有争议的时候，查主席总会提醒大家从国家科技大局出发，只要能更好地发挥求是基金会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只要能更好地引进最顶尖的青年科学家，他都会支持。他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纯朴爱国情怀和远见卓识，总让我由衷感佩。他曾说，“求是基金会的出发点不是把我们家族或企业的名字宣扬出去，而是要继承我父亲的遗愿，真正为国家科技发展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为祖国的强大贡献一份力量。”
多年来，查主席为求是基金会的发展殚精竭虑、兢兢业业，每年求是顾问聚在一起开会，他事无巨细，认真倾听大家的想法和建议，力求使基金会能够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根据中国科技发展的新形势找准努力的方向。除了继续奖励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激励优秀年轻学者，他也一直努力为基金会拓展新路，利用求是这个平台，更好地加强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更好地传播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推动基金会为国家科技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强大正能量。
也许是因为查主席长我25岁、对我格外关照的缘故吧，在讨论求是基金会大事之余，他很乐于对我讲述自己过去求学创业的故事，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查主席1942年在四川出生，7岁跟随父母来到香港，初中毕业后赴海外求学。他在澳洲读书时，不止一次受到当地排华白人孩子的围攻；遇到这种情况，“跑是跑不掉的，只有打！怎么打呢？对方好几个人，我一个人不可能打得过那么多人。那就找准其中一个人，狠狠地打…… ” 查主席特别会讲故事，绘声绘色地描述他如何 “攥紧拳头、瞄准部位、使劲用力”，把这个打趴下之后其他人便一哄而散。他这样既有战略又有战术，所以每次都能以一胜多，几次之后那些孩子就不敢再来找他的麻烦了。长大后又长期去非洲、去南美为家族纺织厂生意奔走劳碌，经历过很多危险，包括大大小小的内战、暴动和骚乱，几次险些丧命，直到1977年才返回香港。
非常遗憾的是，2000年，正当事业发展的黄金期，他却突然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医生判断只剩几个月的生命。他顽强地接受了手术和长达几个月的化疗、放疗，从死神手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用勇敢热血、坚韧无畏书写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人生传奇，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生命之歌。
在我和一群同道创办西湖大学后，查主席一直特别地关心、关注。早在2016年，西湖教育基金会就开始与求是基金会合作，举办 “求是西湖学会” 学术交流活动。2019年10月，查主席、查太太，以及同为求是顾问的何大一教授，专程来西湖大学参观。我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我详细介绍了学校建设发展的情况。查主席对西湖大学给予很高的评价和期许，风趣地指出 “求是基金会和西湖大学门当户对”，主动提出希望求是基金会能够和西湖大学深入合作，由学校承办今后的颁奖典礼、年会等活动，双方共同推进求是奖、求是之家和求是西湖学会的发展。
查主席还特别对我讲，他希望求是基金会有一个稳定的家可以依托，他很希望这个家就是西湖大学；我非常感谢他对西湖大学的信任和厚爱。后来经过几次商讨对接，2020年6月西湖大学和求是基金会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然而，就在合作协议签署两个月之后，8月27日，求是基金会执行委员、查主席的表弟刘学进先生突然联系我，说远在美国的查主席希望和我通电话。第二天一早，我如约通话，查主席很镇定地告诉我，胰腺癌复发并已经转移，希望回上海手术，手术顺利的话可以再有两年时间，失败的话可能就只有半年了。电话上，我内心震惊与悲恸交杂，半晌说不出话来。他顿了顿，继续平静地说：“一公，从胰腺癌确诊到现在，我已经多活了十七八年了，这辈子我很知足。” 9月23日，查太太通过微信告诉我，查主席决定先在美国接受化疗，等病情稳定后再回国手术。万万没想到，11月9日，学进兄告诉我查主席已于7日病逝。8月28日的通话竟是我与查主席的最后一次联系。
现在回想，也许查主席在去年有一些先知先觉，所以全力促成与西湖大学的战略合作，希望求是基金会有一个同舟共济、并肩前行的长远伙伴，我们会一直牢记这份沉甸甸的托付，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作为求是科技基金会主席，查懋声先生秉持父亲的求是精神，持之以恒为中国科技发展雪中送炭、默默耕耘，激励着一代代求是获奖人、科研工作者在科学前沿孜孜求索；作为一名杰出的企业家，他尽力捐助科教、回馈社会，其博大的家国情怀可贵可敬。在查主席和求是基金的引领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意识到了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从未来科学大奖到腾讯基金会科学探索奖，企业家和科学家联合发起的民间科学奖项逐步兴起，铸就了中国科技奖励一道新的风景线。作为一所社会力量举办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也有幸得到了一批企业家的倾力支持，这是时代之幸，也是国家之幸。
我们希望，查主席留下的求是精神和家国情怀能深入大众心灵，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科学的风尚，把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融入文化血脉，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投身国家科学事业。我相信，这一定是对查主席最好的告慰和纪念。
施一公
2020年11月20日初稿于西湖大学云栖校区
2020年12月17日完稿于G39次京杭高铁
本文2021年1月26日首发于《光明日报》，见报时有删节，现为完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