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开政变的重重帷幕，可以看到，告密的袁世凯只是这场“引蛇出洞”阴谋中的配角，慨然自任的谭嗣同等惊险的夜闯袁营也早在算计之中。维新党人步步受制，在这场大戏中早就败了；他们的慷慨激昂、铤而走险，在我们看到幕后人物的活动之后，显得如此无奈与滑稽。
慈禧太后八月初六日（注：本文统一采用农历）再次训政的直接动机，至今没有一个有力的答案；戴逸先生率先揭开了康有为派徐仁录到小站联络袁世凯的活动过程，但没留意到荣禄、袁世凯用徐世昌“引蛇出洞”的绝大可能性；八月初三日前往袁世凯寓所商谈兵变的，除谭嗣同、徐世昌外，康、梁至少有一人参加；政变中有不少若隐若现的神秘人物郭之全、达斌、康广仁、文廷式以及亲近光绪帝的太监，他们的台前幕后活动起了什么作用，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研究。
一、从徐仁录到小站、到谭嗣同夜访
1、荣禄是幕后总导演
康有为搞变法，高官之中始终死心塌地为康所用者，主要是内阁侍读学士徐致靖。徐一直参与最核心的机密，他的很多重要奏折都是与康有为协商后递上的，而当年六月派侄子徐仁录前往小站游说袁世凯，更是康、徐联手的一大密谋。
徐仁录（经常被错写成“徐仁禄”），字艺甫（也作“毅甫”“艺郛”），举人出身，年轻气盛，勇于任事。徐致靖保荐袁世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计划“围园锢后”一事，一直是万众瞩目的政变焦点，但徐仁录早在六月中旬奉徐致靖、康有为之命到小站联络袁世凯的动作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徐仁录此举唯一的“成果”是打草惊蛇，让荣禄提前洞察康党图谋，并做了应变准备。等到谭嗣同登门动员袁世凯时，对方终于抓到图谋确证，荣禄报告到京，追加逮捕徐致靖、四章京等人，“加大了政变的剧烈程度。”[1]
写于戊戌年底的《康南海自编年谱》承认六月派徐仁录入小站联络袁世凯，但有意造假，说成目的是为防备九月天津阅兵时慈禧太后废光绪[2]。所谓天津废立，实为康党所编造。同情变法的苏继祖说：“必在宫中调兵入卫，决不及出京到天津，行此大举动也”[3]。太后此时并无废光绪的计划。相反六月派徐仁录到小站联络袁世凯，是康有为夺取政权的两手准备之一：软的一手，是诱使帝后同意设“制度局”或开“懋勤殿”，让康党取得决策权、议政权，以架空军机处；硬的一手，是策动兵变囚禁太后。密切参与康党活动的王照回忆，康有为从四月二十八日蒙光绪帝召见后，即“曰非去太后不可”。[4]
据徐致靖外孙记录的徐仁镜谈话，袁世凯的核心幕僚言敦源（字仲远），是徐仁录姐夫言謇博的弟弟，由徐仁铸推荐给袁世凯（徐仁铸与袁世凯是未换贴的拜把兄弟）；徐仁录正是凭借与言敦源的亲戚关系，通过言敦源安排到小站看操[5]。戴逸先生利用未刊的《徐世昌日记》中的资料，“复原”了徐仁录此行的大体情况[6]。徐世昌五世孙徐定茂[7]和茅海建先生[8]也都摘录了《日记》在政变前后的相关史料。将戴、徐、茅三位摘录的《日记》融会贯通起来，徐仁录、徐世昌在事件中扮演的脚色，可能得到更充分的解读。
据《日记》记载，六月初七日徐世昌先期到天津，六月初八日谒见荣禄，“谈有顷”；六月初九日徐仁录到天津，与徐世昌“聚谈半日”；六月十二日，“午后到小站。到慰廷家久谈。徐仁禄同来，留宿营中。”二徐一起从天津出发到小站，但“到慰廷家久谈”一句并无提到与徐仁录同去。六月十三日，“与慰廷谈。午后沐浴。与徐仁禄谈。”与前一天一样，似乎都是徐世昌先单独与袁见面，然后再跟徐仁录商谈。六月十四日，“与徐仁禄畅谈一日”（以上为徐世昌后代徐定茂摘录）。而据戴逸先生转录的版本，六月十四日“与艺郛、仲甫（言敦源）畅谈一日。云台（袁克定）来。”戴先生转录的版本提到言敦源，极其可信。言敦源本是牵线人，与徐世昌同是核心幕僚，由他们两人出面一起跟徐仁录密谈，顺理成章。若再大胆一点推测，言敦源接到徐仁录想到小站看操的信，跟袁世凯汇报后，袁确定由徐世昌赴津先跟荣禄吹风，然后接徐仁录一起赴小站。荣禄对他本人直接掌握的小站新建陆军，一举一动皆甚为关注；朝中显贵派人私下看操，袁世凯若不立即汇报，风险很大。
徐仁录此行有何收获？若按康有为的说法，则似乎经徐仁录离间，袁世凯已对荣禄深具不满。笔者认为是年轻的徐仁录过于轻信，夸大了“战绩”。所谓“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愿给袁世凯添兵，或是徐仁录得到的假情报，或是康党编造的谎言。袁世凯心里清楚，荣禄对他十分信任，全力支持。一个月后，袁世凯从天津致函在小站的徐世昌，说“相待甚好，可谓有知己之感”[9]。此处“相”指荣禄（对大学士的尊称）。两年前，当御史胡景桂严厉弹劾袁世凯时，荣禄负责查办，不仅将参劾各款全部驳回，还反过来把袁世凯大大夸奖了一番[10]。光绪二十三年底，正是荣禄奏请给袁世凯添招三千人，反而是袁自己力辞[11]。所以康有为的说法要么是康、徐二人的编造，要么是徐世昌代表袁世凯会谈时使出的韬晦之计。
徐仁录此处犯下了夸大成果甚至无中生有的大错，以致十多年后，康有为、袁世凯两人都对他极其不满，均将局势变坏归咎于他。康有为和徐致靖在变法时期的同志、一折参倒礼部六堂官而使形势激化的王照，认为小徐“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某太史今之大伟人），所征得者模棱语耳”。[12]“今之大伟人”者，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也。王照是徐致靖以外跟康党关系最密切的朝官，但不主张“无端动天下之兵”；徐致靖曾想让王照动员他的拜把兄弟聂士成搞兵变，许以高官酬报，被王照一口回绝[13]。政变后王照与梁启超一起亡命日本，同住甚久，耳闻目睹梁启超等人造假攻击太后，结果害的是光绪皇帝，气愤之下，跟康、梁闹翻。将王照这个回忆与徐世昌日记对照，十分可信。徐世昌日记中有关徐仁录此行的记载，没有任何一处正面提到袁世凯接见徐仁录。这说明，小徐在天津见徐世昌时已经对此行目的有所表露，袁世凯早有了解（此时从天津到小站已有电话），因而有意避免直接接触，让徐世昌、言敦源等人间接传话。袁克定的出现，说不定也是个烟幕，让徐仁录在没有见到袁世凯的情况下仍自信满满。
据晚清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万的孙子张达骧回忆，联袁兵变的策略，出于徐仁录的策划；徐仁录在小站得到盛情招待，游说活动所得到的反馈，似乎是袁一心拥护光绪帝，回京之后还“自鸣得意”[14]；“入民国后，康有为由海外归国，在上海下船。康之友好往迎者多人，康下船便问：‘徐艺甫还在否？’众答以尚在人间。康随向众人慨乎言之曰：‘戊戌之事，不是他还坏不了啦！我辈皆误从其躁急之谋牵连而被害者也！’”[15]由此看来，入小站说袁世凯并由徐致靖向光绪帝推荐的策划，乃是徐仁录所发动。张达骧凭想象以为袁亲自接见了徐仁录，是回忆录常犯的添油加醋的毛病；若张达骧有机会看到《徐世昌日记》，恐怕不会作如此想。康有为抱怨徐仁录，合乎他喜欢推卸责任的心态。但徐仁录的鲁莽冒失，确实也要负很大责任。
徐致靖的外孙许姬传回忆：关于艺舅[徐仁录]看操保袁事，当时以为轻率之举。但艺舅云：“欲倚靠袁之兵力救光绪、诛荣禄，乃谭浏阳、康南海与我合谋，诚为孤注一掷。我与谭最投契……”[16]许姬传还有另一段回忆：大约在一九二二年，我在天津见到言仲远（敦源，他是我的姨夫言骞[謇]博的弟弟，简斋、申夫的叔叔），他说：“袁项城背后常说：‘徐家的翰林，都是有学问、有见识的，举人就不怎么样。’他所指的就是徐艺甫。”而艺甫舅晚年谈起看操保袁的事，感到内疚。[17]
申君《清末民初云烟录》也记述了许姬传的一段谈话：袁任总统，言敦沅[源]为财政次长。袁知道言与徐致靖家是世代姻亲，在询问徐家诸人情况时，曾问：“他家还有个举人，怎样？”这正是问的徐仁录。徐自改名换姓逃亡后，这时在做—个县知事。言对这一问不敢以实相告，只说：“好久不知道消息了。”袁道：“这个人十分冒失！”言听后，知道袁对徐仁录还耿耿在怀，赶紧设法通知徐。徐得信后，立即挂冠而归。[18]
虽然并没有直接史料显示，荣禄对徐仁录此行作出什么反应，但后来事态的发展，使我们能够按照晚清政坛的行事逻辑，推断出一些不可避免的“前史”。政变以后，八月初十日上谕：“电寄荣禄。着即刻来京，有面询事件。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着袁世凯暂行护理。”[19]按清廷惯例，总督缺出，由巡抚或布政使护理。直隶没有巡抚，应由驻保定的直隶布政使裕长护理才顺理成章。裕长为裕禄兄弟，两人均是慈禧太后宠臣。如果说考虑到当时事态紧迫，裕长缺乏统兵经验，从保定到天津需时较长，那么为保险起见，从北京派员乘火车到天津当天即可到达。之所以不考虑这种紧急措施，关键在慈禧、荣禄对袁世凯绝对信任。茅海建先生直言：“八月十二日至二十日新任总督裕禄到达，袁世凯共护理了九天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如慈禧太后对袁有恶感，依其性格，宁可费时费力，也不会将如此重要的职权放在袁手中。”[20]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记袁世凯回津谒见荣禄，荣禄对他说“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属君”，所说日期有误，但透露了一点实情，即荣禄预计政变后必会入京，事先已有安排，并且很可能已让他的亲信将此打算密报慈禧，故初十日电旨直接宣布袁世凯护理直督。外围人物如郑孝胥也能预计荣禄必然入京[21]，何况是政变核心人物的荣禄，岂非更加洞若观火？
为何慈禧、荣禄对袁世凯如此信任？此前很多学者都认为是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的缘故，将事情过分简单化了。若袁世凯六月已得知徐仁录所述密谋、八月初三晚得到谭嗣同谋乱的确证，却要等到八月初五日晚（有一说是初六日）回到天津才向荣禄“告密”，荣禄对袁世凯不仅不会信任，甚至会增加疑心，即：袁世凯此前跟康有为、谭嗣同已经长期勾结，否则谭嗣同不会贸贸然向素不相识的带兵将领提出这种性命攸关的密谋。荣禄的正常反应，应该是限制袁行动自由，听候查办，等到调查清楚再令其回任，而不是委以重任。那么，一个完全符合政坛逻辑的图景就是：袁世凯早在六月份徐仁录提出到小站看操时，已提前向荣禄汇报，只有这么做才能取得主动，荣禄才会加强对袁的信任，并暗中嘱咐袁世凯、徐世昌套取徐仁录的真实意图；徐仁录涉世未深，将计划和盘托出；荣禄得知康党图谋，不动声色，对康党举动密切监视，一方面与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协商奏请太后训政，同时制订预案：一旦袁世凯被召见到京获得确证，即回津报告。
《戊戌纪略》中无意的一段话提醒了我们，慈禧、荣禄对掌兵将领，既有信任也有猜忌，并且采取安插线人、盯梢跟踪等方法对将领加以监控。袁世凯这段话是在八月初三日晚对谭嗣同说的，本来目的是警告谭嗣同。袁说：“以我二人素不相识，你夤夜突来，我随带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你为近臣，我有兵权，最易招疑。你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22]也就是说，袁世凯怀疑他的周围有荣禄安插的内线，这句话不能完全看作搪塞谭嗣同的托词。下文我们将会看到工于心计的荣禄如何监控袁世凯。
荣禄前后担任步军统领衙门领导达20年之久[23]。这一机构并非作战部队，而是相当于明代锦衣卫。作为管理京师治安、缉捕的主要机关，步军统领耳目遍布各处，掌握京城社会动向，监视有可能犯上作乱的人物，奉旨抓捕官犯、人犯，消息最为灵通，也必然重视布置线眼、盯梢跟踪、安插内线等情报工作手段。荣禄实授直隶总督，代表太后实际掌握当时分布在直隶辖区内的北洋四军及直隶淮军、练军，对有可能危及军队统率权的动向必然十分重视，加上长期担任步军统领的职业习惯，对属下带兵将领动向加以暗中监控是十分自然的。杨崇伊在政变后私自跑到聂士成部队看操，荣禄发现后大为震怒[24]，一方面说明荣禄对军权万分重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他能随时掌握部队动向，情报系统完善。徐仁录以大员子弟身份私自到小站看操，先到天津跟徐世昌接洽，就算徐世昌没有主动汇报，荣禄也会收到消息。事后的发展让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袁世凯、徐世昌估计到无法将此事瞒过荣禄，采取了主动汇报的姿态，因而被荣禄视作可信赖的亲信。
若以上构想属实，那么从徐仁录到小站开始到谭嗣同夜访，荣禄是幕后的总导演，而袁世凯、徐世昌则是荣禄安排的棋子。同情光绪帝的苏继祖所记的这一段，也只有在这个背景下理解，才显得合情合理：“八月十三日复有人问荣相曰：‘袁世凯曾奉密诏乎？’曰：‘然。’‘诏中曾有杀公言乎？’曰‘然’。曰：‘然则袁世凯先一同谋者也，既同谋而又出首，首鼠两端，此人亦不足取也。’荣相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25]也就是说，用徐世昌与康党虚与委蛇，或许是荣禄设计的引蛇出洞计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才能合理解释，为何袁世凯、徐世昌能在清朝最后十几年里以火箭速度窜升到正一品大员，而曾经参劾康有为的文悌、杨崇伊最高只做到道府一级，因为袁、徐本来就是亲信，及时汇报更加强了信任感，而文、杨二人被荣禄视作投机分子。康有为出走后，八月初十日对英国驻上海领事班德瑞谈话中，列出旗人高级官吏名单，荣禄名后注明“能干”，刚毅名后注明“无能”[26]，并非随口乱说，而是有充分根据，根据之一恐怕是通过最近一次的较量，明白了荣禄权谋高出自己一筹。
2、徐世昌巧妙“潜伏”，演技一流
徐世昌，字菊人，从光绪十二年开始到二十八年，16年的时间，才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爬升至正六品；而后自光绪二十九年到宣统三年，8年内从正六品一路狂奔到正一品[27]，为整个清代史上升官最速的第一人，而前16年的仕途蹭蹬，正好成为绝妙对照。如果不是在戊戌年立下汗马功劳，经受过严峻考验，后8年的高速攀升难以解释。
戊戌年徐世昌的日记，记载均甚简略，但若将《日记》内容，自袁世凯奉召进京开始至徐世昌回小站逐日排比，插入康有为、毕永年、袁世凯、梁启超、严修各当事人记述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当可发现徐世昌充当袁世凯“诱饵”的事实，昭然若揭。
七月二十六日光绪帝发电报召袁世凯进京，袁从天津打电话通知小站的徐世昌，约徐明日赴津商谈[28]。
七月二十七日徐世昌按约冒大雨黎明即起，在泥泞道路中先乘车后换马，备尝辛苦，日落时分抵津，立即“与慰廷议”，接着到严修家为严修哥哥吊丧，然后又“与慰廷议”。袁要他明天先期进京[28]。
七月二十八日上火车，约下午五点到京，住城外，“出门访数人。”[28]这里“城外”特指晚清寓京士人居住的宣南一带，康有为居南海会馆，谭嗣同居浏阳会馆，都在“城外”。康、梁在城内另有一临时寓所金顶庙，在东华门外烧酒胡同。[29]
七月二十九日拜会杨锐、钱恂，这两人是张之洞亲信。“又看数友。慰廷到京，住法华寺。往看，至晚遂宿城内。”[28]法华寺在城内东安门外报房胡同，离金顶庙十分钟路程。[29]下文提到袁世凯有信给康有为，可能也是托徐世昌带出城的。
七月三十日“出城……又访数客”。[28]第一天“访数人”，第二天“看数友”，本日“访数客”，都在城外，都没有写出名字，但会见杨锐、钱恂则直书其字，可知徐世昌有意隐去与康党接触的痕迹。杨锐是张之洞得意门生，当时人所共知；张之洞写《劝学篇》，为新旧各派所推崇，与杨锐联系，政治上本来没有危险。[30]政变后杨锐被杀，朝野多以为冤枉，徐世昌此时自然预料不到。
八月初一日住城外，“看数客。”[28]本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据毕永年所记，谭嗣同认为围园锢后“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康有为说“袁极可用”，从茶几上拿出袁世凯给康的书信给毕永年看，书中感谢康的荐引，并说“赴汤蹈火，亦所不辞”。[31]可见袁世凯似乎还用书信配合徐世昌的“潜伏”行动，放长线钓大鱼。
八月初二日“到城内，住法华寺。”[28]本日一早袁世凯在颐和园向光绪帝谢恩，午后回法华寺。据毕永年记载，晚上七点，康有为说：“袁处有幕友徐世昌者，与吾极交好，吾将令谭、梁、徐三人往袁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32]注意，康有为的口吻是“令”徐世昌，已把徐当成自己人。袁、徐均住法华寺，正好密商对策。
八月初三日“出城，料理回津。晚又进城。”[28]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中指出：“出城”，很可能去城南的南海会馆，与康有为等见面；“晚又进城”，很可能是陪谭嗣同往法华寺见袁世凯。[33]毕永年记：“是夜，康、谭、梁一夜未归，盖往袁处明商之矣。”[34]毕永年七月二十八日起就跟康有为一起住在南海会馆。三人一夜未归，可证康有为下文说等到子夜才入城是撒谎。康自编年谱记：“袁幕府徐菊人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又说：“复生入城后，卓如至金顶庙……候消息。……至子刻，内城开，至金顶庙候消息。”[35]康、梁都在内城，有一人在金顶庙，另有一人跟谭嗣同、徐世昌一起去访袁世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说，初三晚谭嗣同到法华寺访袁，“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36]“徐菊人亦哭”，此公演技一流。“袁幕府某曰”，可知谭、袁会谈，徐世昌在场，继续表演，哄骗谭嗣同说荣禄并不信任袁世凯。
八月初四日收拾行李上火车，约下午五点到津。[28]按常理推测，徐世昌必然第一时间向荣禄汇报。本日晨毕永年问谭嗣同：“昨夜尽以密谋告袁乎？”谭嗣同说：“康尽言之矣。”[37]毕永年得自谭嗣同的亲口说法，是康有为自己跟袁世凯摊牌。
八月初五日“慰廷出京到津。”[28]《严修日记》：“菊人来，留饭。内子回京寓检点，预备退京寓之房，全眷回津”。[38]袁世凯回天津，当然要跟荣禄、徐世昌密商，接下来徐世昌竟然是去严修家吃饭，结果严修马上决定退掉北京的房子，全家回津。徐世昌明显是向死党严修泄漏了政变秘密。
八月初六日“策马回营，各统领营务处来。”[28]徐世昌一回营就召集部队主要干部开会，显然是通报动态，稳定军心。本日慈禧太后再出训政，下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未涉及其他人。杨崇伊到津谒见荣禄；袁世凯同见。[39]
八月初七日下午两点，杨崇伊坐火车回京。[40]
八月初八日晨，杨锐、刘光第、谭嗣同被捕。[41]
八月初九日林旭被捕；徐致靖闻讯“自投狱中”。[42]
八月初六日慈禧只下令抓捕康氏兄弟，罪名只是“结党营私”，直到杨崇伊回京后才抓捕谭嗣同，罪名已是“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证明袁世凯回津告密后“加大了政变的剧烈程度”。而徐世昌在这过程中充当了荣禄的内线，引蛇出洞，诱使康有为、谭嗣同暴露了兵变的真实意图。
袁世凯奉诏入京，徐世昌负责打前站。康党将徐作为与袁世凯之间的唯一联系人，若徐世昌不主动过访，康党也必会找上门来，因为徐身上维系着他们最重大的密谋，故基本可以确定徐会访康，而康一定会探询袁的意向；八月初二日，康有为对毕永年说“袁处有幕友徐世昌者，与吾极交好，吾将令谭、梁、徐三人往袁处明言之”，可信度极大；派谭访袁，含有如何与“湖南好汉”协同作战的意义，而徐本来是联络人。八月初三日，“出城，料理回津，晚又进城”，茅海建认为“出城”很可能去城南的南海会馆与康有为等人见面，“晚又进城”很可能是陪谭往法华寺见袁世凯。茅先生这个估计非常合理。《康南海自编年谱》言“袁幕府徐菊人亦来”，与徐世昌日记简单写成“出城”不谋而合。徐世昌这个联系人跟他们在一起读密诏，康已将徐当作自己人，而谭嗣同跟袁世凯素未谋面，访袁必定要徐世昌陪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记谭嗣同访袁过程漏出了马脚：“袁幕府某曰……”此人为徐世昌无疑。
可以说，徐世昌参与了事件全过程。如果事先袁、徐没向荣禄汇报，八月初六日不会让徐世昌“策马回营”，应将袁、徐两人都留在天津督署，待与北京联系弄清原委再放徐回营；荣禄如此放心，正是事先早有默契。既然已决定一旦进京让袁世凯留天津护理直督，则稳定小站军心的工作就自然落到徐世昌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徐世昌不待八月五日袁世凯请训后回津，而是八月四日提前走，主要任务似乎是向荣禄汇报。八月五日徐世昌拜访好友严修。严修与徐世昌同年、同乡，“以道义相切劘数十年。”[43]严修率先奏请开设经济特科，若光绪帝权力在握，得到重用是迟早的事；一旦光绪帝失去权力，严修立即面临遭守旧派报复的危险。之所以在徐世昌到来后突然决定“全眷回津”，几可肯定是徐世昌泄露了消息。
荣禄既然已提前了解康党兵变意图，为何并没让袁世凯在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显示了荣禄对袁世凯的信任，同时荣禄已经派人监控袁的行踪，让袁无法偷偷跑到小站去带兵。康党的计划完全依靠袁世凯的兵力，谭嗣同、毕永年联络的会党、侠客在手握近代武器的京师警卫部队面前毫无威胁。只要袁按兵不动，慈禧太后没有丝毫危险。让袁回天津密商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策略，正是荣禄高明之处。
八月初三日晚，按康有为、袁世凯的事后记述，似乎只有谭嗣同一个人前往访袁。但毕永年所记初三日康有为说“吾将令谭、梁、徐三人往袁处明言之”。初四日谭嗣同说“康尽言之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则坦承徐世昌参与了谭、袁会谈，并有插话。笔者同意这样的判断：谭嗣同一死，袁世凯、康有为默契地将责任推给谭嗣同一人，因为死无对证。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参与密谈的至少有一个徐世昌，甚至康、梁中某一人或两人一起都参加了。康有为逃亡香港后，为让他伪造的“衣带诏”能取信于人，再伪造一篇《谢奉到衣带密诏折》，承认“是日与袁世凯、谭嗣同密谋”。[44]了解内情的王照，也认为“梁启超、谭嗣同于初三夜往见袁，劝其围太后，袁不允”。[45]这晚究竟有多少人参与密谈，成了一个几乎无法解开的悬案。
二、政变中的神秘人物
政变中活跃的前台人物光绪、慈禧、康有为、谭嗣同、荣禄、奕劻、杨崇伊、袁世凯等占据了多数人的视线，次要人物往往被忽视。若转换视角，将聚光灯对准几个若隐若现的人物，则所发现有令人震惊者。
1、两边讨好的郭之全
袁世凯《戊戌纪略》记，七月二十九日“由天津乘第一次火车抵京，租寓法华寺。上驻跸颐和园，即托友人代办安折膳牌”，八月初一日召见后回寓，“忽有苏拉来报，已以侍郎候补，……自知非分，汗流浃背，立意疏辞。旋有郭友琴诸友来贺，备告以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焉用贺。即商拟疏稿，将力辞，诸友均力阻，遂托友人代办谢恩折。”[46]
第一句中“托友人”之“友人”是什么人？袁氏此处含糊其辞，但如跟后一段联系起来，则“友人”可大体确定范围，即“郭友琴诸友”中之一。郭友琴即郭之全，河南信阳人，袁世凯老乡，也是戊戌年的汉二班军机章京，“郭友琴诸友”可以理解成几位军机章京。这些人正好在颐和园值班，消息最为灵通，袁氏超擢侍郎，必然前往贺喜，目的是结交新贵，为日后奥援。军机章京每天入内值班，最熟悉朝廷例案，代办请安折、代递膳牌对他们是举手之劳，对新京官来说则是麻烦事。袁氏光绪二十一年在荣禄负责的督办军务处供职时，已经跟军机章京熟悉，故称“友人”。军机章京熟悉光绪的脾气，袁世凯本想照惯例疏辞，而章京们认为不可，就是知道光绪帝此时雷厉风行，不喜欢这一套虚文，故直接写谢恩折。郭其智在《郭之全与袁世凯交往疏证》一文中，考证出袁、郭在乙未年（光绪二十一年）订交，此后郭一直跟袁保持密切来往；郭光绪二十九年丁忧回乡，应袁之招入北洋幕，光绪三十年死在袁世凯的北洋督署[47]。
袁世凯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致徐世昌函，提及荣禄要他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袁听闻宋庆、董福祥、聂士成三人均没有上奏折报起程，“如三处不报，而我一处报，又不妥当。已作书商友琴矣。”[48]证明政变之后，袁在与朝廷打交道时碰到疑难，第一个咨询的对象即是郭之全。同年十二月初六日致徐世昌函，又提到“郭友琴二哥处未暇作书，请送往同鉴，并为请安”。[48]
令人骇异的是，谭嗣同临死前写给仆人的狱中遗札，两次提到托郭之全向其父报信。一是“我遭此难，速请郭之全老爷电告湖北”；二是“湖北电既由郭寄，我们不必寄了”。[49]显然，谭嗣同与郭之全的关系非同一般，寄湖北的电报必是向其父谭继洵报知入狱事，且谭向仆人交代时并没写出郭之全的地址，证明其仆人皆已熟悉郭之全住址。据谭嗣同嫡孙谭训聪所编谭嗣同年谱，“门簿中，有旧党领袖荣禄，帝傅翁同龢（差贴拜会），以及沈曾植、张孝谦、容闳、郭之全（字友琴，河南人，袁世凯之友）等。……训聪谨按：门簿中所接见人士，系在乙未、丙申两年间，在京、在沪、在宁所见也。”[50]可见谭嗣同早在乙未、丙申时已与郭之全有交往。
郭之全与袁世凯、谭嗣同间的这种“三角关系”耐人寻味。他会不会是袁、谭之间联络的桥梁？由于史料缺乏，无法作进一步考证。
2、如影随形的达斌
《戊戌纪略》中有个鬼魅似的身影，是以前不为人注意的，即荣禄的亲信达斌。袁世凯八月初五日请训后回津，在《戊戌纪略》短短一段中有三处提到此人，一是“请安，退下。即赴车站，候达佑文观察同行”；二是抵达直隶督署谒见荣禄时，“语未竟，叶祖珪入坐，未几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三是“筹商良久，迄无善策，荣相回署，复约佑文熟商”。[51]
袁氏回天津当然是直奔督署向荣禄汇报，这是何等紧急的头等大事。到了以后，却因座上有客人而“久候”“约以明早再造详谈”，完全不合情理，属于袁氏掩饰之词。但这个“达佑文”跟他同车回津、又先后到达荣禄督署，荣禄并且专门约他密商应对之策，并非闲笔，透露了十分重要的信息。这个人是受荣禄派遣，对袁氏进行监视并在必要时加以协助的亲信。
达斌，字佑文（右文），满洲正蓝旗人。从《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所收的两份达斌引见单来看，他一生中每次升迁都与荣禄联系在一起。
达斌早年由廪生经神机营王大臣调派文案处差委，同治七年八月奉旨以六部笔贴式尽先选用，同治十三年以知县发往湖北，光绪十四年八月署理罗田知县，二十年七月赴京随同祝寿，十月经督办军务王大臣派充文案处翼长，二十四年四月经王大臣派充神机营文案处翼长，捐升道员发往江苏，七月十九日引见。二十六年四月经山东巡抚袁世凯以谙练明敏、血性忠诚奏保，奉旨送部引见。九月初五日奉旨补授山东督粮道。[52]
荣禄从同治元年起就在神机营“办理练兵事宜”[53]，同治三年升任神机营全营翼长，成为醇亲王的左膀右臂，同治八年奉旨管理神机营事务[54]。荣禄此时位高权重，而达斌是神机营文职小官，说不好听是跑腿的角色。
光绪十八年，荣禄在西安将军任上，仍然惦记着这个老部下，写信给时任湖北按察使的好友陈宝箴，请求陈对署理罗田县令的达斌“遇有机缘，鼎力培植”。[55]接着，荣禄又利用跟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良好关系，为达斌运动发往江苏差遣。光绪二十年十月，荣禄回京出任督办军务处王大臣，随即将同时进京祝寿的达斌留下任文案处翼长；荣禄出任直隶总督，督办军务处解散，又安排达斌报捐道员发往江苏，可以说是对老部下关怀备至。
本年七月十九日达斌引见[56]，准备前往江苏赴任；八月初五日离京，跟袁世凯同车去天津，并非巧合，应是荣禄事先的安排。达斌在北京为荣禄打探消息，又受荣禄之命监视袁的一举一动，“陪同”袁世凯回津。正因为与达斌一起到津，荣禄对袁报告的情况才能完全相信，因为可以跟达斌了解的情况相印证。如果达斌事先不清楚这件事的底细，只是到南方赴任刚好同车，荣禄没必要让他跟袁世凯一起“熟商”。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绝大机密，荣禄留下达斌一起长谈协商对策，看来达斌不仅是荣禄的自己人，还颇有政治头脑。
庚子年两宫西狩，达斌由袁世凯保荐到西安陛见，九月初五日补授山东督粮道，这是个有名的肥缺，又落在老朋友袁世凯的手下，可谓春风得意。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袁世凯致徐世昌函：“佑文赴汴进贡，当可晤谈一切也。”[57]这两个政变的知情人又在河南开封相聚了。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达斌以山东督粮道身份到河南向慈禧进贡，与荣禄“谈几个时辰”（不是心腹不可能谈这么久），随后回山东，写信禀告荣禄“东抚亦极关我公情面，遇事关照”。[58]此时袁世凯已升任直隶总督，新任山东巡抚是张人骏。张人骏正是看在荣禄面子上，才对达斌“遇事关照”。约在此前，荣禄致函堂叔父奎俊，告知已将私人存款汇至山东“交蔚廷、佑文，代存听用，以免由此动身赘累”。[59]荣禄身为领班军机大臣，权倾朝野，其所得金钱当非可以见光的清白之财，却可交给袁世凯、达斌，可见对这两人的信任程度。
从达斌在戊戌八月对袁世凯的跟踪监视来看，袁世凯对谭嗣同所说，他身边的“随带员弁”需要警惕的话，是很真实的。荣禄何人，能够让宋庆、聂士成带领的百战之师服服帖帖，让慈禧放心，没有高明的手腕是做不到的。
3、文廷式、康广仁、太监
康广仁被杀最为冤枉？很多人都有这个错觉。这是因为不了解小康从事的秘密交通工作。按大清律例，康广仁被杀，一点也不冤枉。康广仁、文廷式、亲近光绪帝的太监，构成了政变中另一条秘密战线。
文廷式是帝党中坚，走珍妃的路子，为光绪帝、翁同龢极度欣赏，光绪十六年殿试，文廷式在试卷上写了白字，依然高中一甲第二名（榜眼）。甲午大考翰詹，光绪帝手诏授阅卷大臣，将文廷式拔置第一。文廷式和康有为有很多“交集”和共同点。并非巧合的是，他们都是遭杨崇伊弹劾而败走都门。
戊戌政变背后，有文廷式的因素，这是以前被人忽略的。忽略的原因，在于多为传闻之词，并涉及太监。清朝祖制严禁太监参政，故在清宫档案和正式文书中，太监在光绪与康党间传递消息的史实，很难找到直接证据，但政坛人物的书信以及坊间传闻很多。若将其与政变后处罚太监之事联系起来仔细考察，这些传闻有极高的可信度。
胡思敬《文廷式传》说：“康有为戊戌入都，过上海，得廷式密札数通，交通宫禁，约事成援之出山。事觉，密令江西捕治，逸去不知所之。”[60]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说：“二十三年丁酉十月，……沪渎遇文廷式，方罢官侨居，授以书，甚秘。……有为得廷式书，交通内廷，左右已先为之地。”[61]《文廷式年表稿》光绪二十三年十月条：“时康有为北上赴京师，道经申江，来寓访晤。廷式与之商议时政，并授以密札数通，或曰即为康至都交通宫禁作先容地也。”[62]事变之后，《申报》九月初五日新闻《法网难宽》报道步军统领搜查康有为寓所，“闻已革学士文廷式致康信件，洋洋数千言，其中辞句诸多失检，爰奉拿京之旨，然闻文已不在江西原籍矣。”[63]
将这几个记述拼合起来，事情很清楚：康有为最后一次从广东上北京，经过上海拜访文廷式这个同门师兄（文的老师陈澧、康的老师朱次琦，都是广州学海堂学长）。文廷式在广东出生长大受教育，虽原籍江西，但已认岭南作故乡；文、康两人都以才气横溢深得光绪帝激赏；两人都是强学会重要成员。文廷式得罪慈禧被逐回籍，暂时没有晋用机会，很希望康此次入京，能帮光绪帝从慈禧手中夺回权力，自己才有机会东山再起。出于共同的利益，要帮帮这位师弟。文手里最有用的资源是什么？是帝师翁同龢，以及早年通过珍妃及其兄弟志锐、志锜建立起来的宫廷关系。光绪二十二年，杨崇伊奏劾文廷式，文被驱逐回籍，太后贬珍妃，审太监，发现了太监与文廷式勾结的隐情，将文德兴等太监发配东北。但是，尚有潜伏较深的太监没被发现，此时又被文廷式利用起来。文廷式给康有为的“密札”，可以大体断定，是给京中有力人物包括光绪亲信太监或其联系人的介绍信。在处分太监后几天，八月二十三日上谕：“工部笔帖式志锜撞骗招摇，不安本分，着即行革职以儆官邪。”[64]志锜可能比较机灵，没留下什么把柄，否则处罚起来不止革职这么简单。
八月初三日，杨崇伊奏请太后训政的奏折，攻击文廷式与康有为创办大同学会，“不知何缘，引入内廷。”[65]杨崇伊政变后致函盛宣怀：“康逆潜蓄异谋，托辞变法，乃弟便服私入椒途。”[66]盛宣怀档案中的《虎坊摭闻》：“十二日闻有电旨拿问文廷式，以太监等供出曾私入禁中云。”[67]盛宣怀的情报几乎都很准确，当时全中国的电报局都归他管辖，在军机处、内务府都有消息来源。光绪帝赐杨锐密诏，本来应该极端保密，但盛宣怀的坐探在八月五日已了解到密诏的大体内容，可称神乎其技。
《康南海自编年谱》：“文悌劾吾，竟牵及幼博名，自是京师无不知幼博者，谣谤之兴，乃至谓幼博出入内廷，曾有乾清宫门遇之者，辗转传述，或信为真。”[68]“幼博”是康广仁的号。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也有同样的辟谣之词。康梁的辟谣，给人感觉是越描越黑。康广仁获罪，出于审问太监的口供以及五月份文悌的奏折。康有为名声太大，不便出面与太监联络，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他这位亲弟弟；康广仁和太监是康有为与光绪之间的秘密联络通道。如果有些传闻可信的话，康广仁甚至化装易服出入禁中。我想这是慈禧痛恨康广仁、必欲置之死地的主要原因。
茅海建先生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全面爬梳北京、台北两地清宫档案，试图揭开慈禧太后恰好在八月初六日这天开始训政这个政变中最大的疑问，结果发现收获不多。“慈禧太后到西苑后，见过了什么人？听到了什么事？”“我虽在细部上多有新见，但在总体结论上，仍是一无所获。”“为什么于初六日亲政，对于我来说依然像谜一样缠绕在心。”[69]茅先生这里有自谦成分。他和他的学界同仁所作出的辉煌研究成果，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坚实基础。茅先生的遗憾是史学考证经常会碰到的问题。证据链往往在最关键的环节上断裂。
虽然缺乏档案依据，我个人推测，八月初六日训政前，慈禧可能得到了亲信太监的密报，内容跟光绪帝允许太监与康党联络有关；太后从审问太监开始，顺藤摸瓜，知悉康广仁居然出入宫禁，且是光绪帝默许的，忍无可忍之下，不得不再次走到前台。故此，初六日只下令逮捕康有为和康广仁两人。但外人出入宫禁这等事，说出来是极大丑闻，所以诏书只字不提。
八月十九日，宫中太监管理机构敬事房接到慈禧懿旨：“内殿太监杨瑞珍、杨长文、内殿司房太监张得名及珍妃下太监戴恩如，此四名干预国政、搅乱大内，来往串通是非，情节较重，实属胆大妄为，着交内务府大臣即日板责处死……”[70]后面还下令责罚一批没有直接责任的太监。更可怖的是，第二天，慈禧下令把这四个被“板责处死”的太监尸体“即着抛入万人坑”，[71]用市井语言来说，就是“拉出去喂狗”。太后为何如此狠毒？其实慈禧政治上的成功全靠“赏罚得当”四字，这四个太监，很可能就是负责跟康广仁接头的光绪帝亲信。“干预国政”“串通是非”是慈禧能够使用的正式罪名，言下之意则需要我们细心体会：这一段时间最大的“国政”是什么？与谁“串通”？
八月十三日上谕：“其情节较重之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犯，均著即行处斩。”请注意六人的排名顺序。中国官场最讲究“排座次”，官员如此，“官犯”亦然。康有为本来排第一，已经逃脱。将并无官职的康广仁列于首位，四军机章京排最后，必有深意。按惯例，犯罪情节严重者列前。康广仁的罪名，肯定与其“出入内廷”“交通宫禁”有关，否则必然排在末位。杨深秀排第二，也很有道理。杨氏“常言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72]文悌奏折揭露杨深秀“竟敢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事”（包围颐和园，禁锢皇太后），这个研究成果是孔祥吉先生作出的[73]；而四章京除了谭嗣同直接参与兵变，林旭是康有为死党，杨锐、刘光第则罪不至死之所以违反清朝制度“不审而诛”，则是为了灭口；灭口的原因，出自荣禄、袁世凯、杨崇伊的深谋远虑，也有可能是聪明反为聪明误，我将在另一篇文字中展开叙述。
注释
[1]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1月，第125页。
[2]“先是虑九月天津阅兵，即行废立，……袁世凯……与荣禄密，虑其为荣禄抚用，不肯从也。先于六月令徐仁禄毅甫游其幕，与之狎，以观其情。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召之。”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9年5月，第722-723页。
[3]苏继祖：《戊戌清廷朝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36页。
[4]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31页。
[5]许姬传：《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27页。
[6]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与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7]徐定茂：《戊戌年间的徐世昌》，《北京文史》2003年第2期；《〈徐世昌日记〉中的小站练兵与戊戌政变》，《北京文史资料》总第64辑。
[8]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9年5月，第727-72页；第756-761页。
[9]《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总第37号，第12页。
[10]荣禄奏折说袁世凯“血性耐劳，勇于任事，督练洋操，选拔精锐，尚能不遗余力，于将领中洵为不可多得之员。”《光绪朝朱批奏折》第45辑，第279页。
[11]“恭邸、荣相嘱添人三千，已力辞却，现已欲罢不能，讵肯再加重累耶？”《袁世凯家书》，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6月，第181页。
[12]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载《近代稗海》第一辑，巴蜀书社1985年8月，第5页。
[13]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载《近代稗海》第一辑，巴蜀书社1985年8月，第5页。
[14]“光绪戊戌秋，当政变动荡之际，新党为光绪帝进杀荣禄囚禁慈禧之谋，当时出此谋者非康、梁，亦非谭嗣同，乃当时康门另一高足徐仁录也。当时更又哄传谓谭嗣同于政变前夕曾亲赴小站说袁，亦殊不然。亲赴小站说袁者非谭嗣同，实亦徐仁录之所为也。……徐赴小站以前，已由言敦源先容于袁，袁对徐之来临，是非常重视的。徐到小站之后，袁表示热烈欢迎，设盛筵以款，由袁之高级幕僚徐世昌、阮忠枢、言敦源等坐陪，并请阅兵，极宾主之欢；徐乘机说袁今后应—心拥帝排除腐旧之大计，袁一一首肯之，临行并厚赠程仪。徐回京后，自鸣得意，认为此行收获巨大，—切主张都得到袁的收纳，将来天下事，举手定矣。谭嗣同深信其说，遂将其说袁的经过，一并奏闻于帝。”张达骧：《袁世凯在戊戌政变前后》，戴逸等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红旗出版社1997年，第413页。
[15]张达骧：《袁世凯在戊戌政变前后》，戴逸等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红旗出版社1997年，第414页。
[16]许姬传：《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29页。
[17]许姬传：《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55页。
[18]申君：《清末民初云烟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6-7页。
[19]《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17-4，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5月，第800页。
[20]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1月，第47页。
[21]《郑孝胥日记》八月十一日条：“前数日尝为友人言，荣、裕必互调，今果然。”
[22]袁世凯：《戊戌纪略》（又名《戊戌日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552页。
[23]陈晓平：《荣禄年谱长编》（未刊稿）。
[24]严复致张元济函：“杨崇伊因去年前往芦台看操，不知会荣相，荣嗛之，以是不得升转，闻近杨有楼合群不得志者乘间隙与荣为难。风传杨倡连日之议（由庆邸以达东朝廷），太后已与日人定有密约，以必得对山[按：指康有为]为质，已署诺矣，而荣不与知。此事果实，则都下不久将又有一番耸动也。”载《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第531页。
[25]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第351页。
[2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第526页。
[27]《徐世昌年谱》（上），《近代史资料》总第69号。
[28]《徐世昌日记》已刊部分，出自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其与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5年1月，第756-761页）、徐定茂：《戊戌年间的徐世昌》，《北京文史》2003年第2期；《〈徐世昌日记〉中的小站练兵与戊戌政变》，《北京文史资料》总第64辑。现将相关原文辑录于此，出处用括号加注“戴”“茅”“徐”字样。
七月二十六日，“晚慰廷自津来德律风，约明日赴津。”（茅）
七月二十七日，“慰廷约赴津。黎明冒雨行，道路泥泞，乘车行三十馀里，骑马行三十馀里，日西到。与慰廷谈，嘱明日赴京。”（徐）慰廷约赴津，黎明冒雨行……到与慰廷议，为范孙吊兄丧……又与慰廷议，嘱明日赴京。（茅）
七月二十八日，上火车，申刻到京。（徐）上火车，申刻到北京。宿梧生宅中，出门访数友。（戴）[戴逸并记：梧生宅在城外。]与清泉、慰廷、□□晤聂功亭军门。上火车，申刻到京，宿梧生宅中，出门访数人。（茅）
七月二十九日，慰廷到京，住法华寺。（徐）叔峤、钱念劬来谈，敬孚约早饭，又看数友。慰廷到京，住清（法）华寺。往看，天晚，遂宿城内。（戴）叔峤、钱念劬来谈。敬孚约早饭，又看数友。慰廷到京，住法华寺。往看，至晚遂宿城内。（茅）
七月三十日，出城到敬孚处早饭，到七叔祖宅久坐。又访数客。（茅）
八月初一日，“梧生约早饭，之后到敬孚处午饭。看数客。”（茅）戴逸并记：徐世昌在外城活动。
八月初二日，“到城内，住法华寺。”（徐）
八月初三日，“出城，料理回津。晚又进城。闻有英船进口。”（戴）茅海建记：“出城”，很可能去城南的南海馆，与康有为等人见面；“晚又进城”，很可能是陪谭嗣同往法华寺见袁世凯。
八月初四日，“束装而行，上火车，申刻到津。”（徐）“出城到梧生宅，束装即行，上火车，申刻到津。”（茅）
八月初五日，“慰廷出京到津。”（徐）
八月初六日，“徐世昌“策马回营，各统领营务处来。”（徐）
[29]周育民：《康有为寓所“金顶庙”考》，载《清史研究集》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3-427页。
[30]参见茅海建：《张之洞与杨锐之关系——兼谈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载《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
[31]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总第63号，第2页。
[32]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总第63号，第3页。
[33]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5年1月，第757-758页。
[34]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总第63号，第3页。
[35]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5年1月，第753、762页。
[3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香港九龙书业中心，第205页。
[37]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总第63号，第4页。
[38]《严修日记》，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6页。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周祯伟先生帮忙复印《严修日记》，谨此致谢。
[39]袁世凯：《戊戌纪略》（又名《戊戌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553页。
[40]《国闻报》载《记天津初六、初七、初八三日惶惑情形》：“及二点钟有汽车专挂花车一辆，云中仅有制台幕府杨姓者一人并仆人二名，不许再附别客。或曰此幕僚，即某侍御也。或曰此并非某侍御即某大臣也，此行决有非常之事，此又一说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第413-414页。
[41]马忠文：《戊戌“军机四卿”被捕时间新证》，《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42]马忠文：《戊戌“军机四卿”被捕时间新证》，《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盛宣怀档案《虎坊摭闻》，《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6-177页。
[43]徐世昌为严修《使黔日记》所作序言，转引自《严修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1月，第46页。
[44]《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五册，第16页。
[45]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33页。
[46]袁世凯：《戊戌纪略》（又名《戊戌日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549页。
[47]郭其智：《郭之全与袁世凯交往疏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48]《近代史资料》总37号，第18、20页。
[49]《谭嗣同全集》下册，第533页。
[50]《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载政协长沙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谭嗣同研究资料汇编》1988年7月，第15页。
[51]袁世凯：《戊戌纪略》（又名《戊戌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553页。
[52]《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6册第375-376页，第555-556页。
[53]醇亲王奕譞：《九思堂诗稿》卷四，《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0年10月。
[54]《穆宗实录》
[55]《历史文献》第四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4页。
[56]《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6册第375-376页，光绪二十四年达斌引见单。
[57]《近代史资料》总第37期，
[58]《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年12月，第132页。
[59]《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第143页）
[60]胡思敬：《文廷式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四册，第84页。
[61]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一册，第373页。
[62]《文廷式年表稿》，载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中华书局1993年，下册第1503页。
[6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第439-440页。
[64]《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
[65]《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8月，第461页。
[66]《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9册，转引自马忠文：《戊戌政变研究三题》。
[67]《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6-177页。
[68]《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9年5月，第826-827页。
[69]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1月，第117、161、163页。
[70]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1月，第142页。
[71]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1月，第148页。
[72]《陈衍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208页。
[73]孔祥吉：《杨深秀考论》，《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291-292页。
来源: 《私家历史》第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