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锻炼了我》是韩国首位女总统朴槿惠唯一的亲笔自传。书中以亲历者的视角和感受，重现了作者数十年间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朴槿惠二十二岁时，她的母亲遭到枪杀，她不得不中断学业，担当起第一夫人的角色。五年后，父亲又遭枪杀，她与弟弟妹妹黯然离开总统府。十余年后，面对经济危机中痛苦挣扎的国家和国民，朴槿惠重返政坛，以顽强的毅力、百般的诚意，以及毫不妥协的原则最终站上政治舞台。

捡回一命

2006年5月20日，这天是我重生的日子。“5·31”地方选举的前十天，我在新村十字路帮首尔市长候选人进行拉票演说时遭到突袭。虽然现在可以如此若无其事地回想当时的情况，但那次事件是我这辈子最接近“死亡”的一次。

被割伤的时候根本来不及去想伤势有多严重，直到上了车后才惊觉从指缝渗出的鲜血汩汩不止，伤口比想象中深很多，甚至连按压伤口的手指都陷进肉中。我和魂飞魄散的随扈们一起抵达医院接受急诊，脸色惨白的刘正福秘书室长进了门，他的脸上满是没能保护好我的愧疚，以及对近日即将到来的选举的担忧，可想而知他当时的心情有多复杂。看到他那焦急的表情我反而过意不去，于是先开口问道：“您吓坏了吧？”没想到他像马上就要落泪似的，双眼微微地颤抖着。

上了手术台，我想起了遭遇枪击而受苦的父母，他们的脸庞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想到父母当初的心情应该也像我现在一样，心不禁揪了起来。虽然我的人生中经历过无数次别人未曾经历过的痛苦，却万万没料到会再次经历这种肉体上的劫难。

当时帮我治疗的医生都说，我能像现在这样自由活动几乎是奇迹。因为事发当时伤口长达十一厘米，深度也很深，不幸中的大幸是刚好避开了颜面神经。幸好被美工刀割下的瞬间刀片有偏斜，要是直线割下去的话，颜面神经绝对会受损，甚至必须过着一辈子都无法合眼或张嘴的生活。加上伤口不偏不倚，刚好停在再多五毫米就会割到颈动脉的地方，说真的，要是再长那么一点点，我就很有可能在三分钟内立即身亡。

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还不止于此。当时非常幸运的是事发地点就在医院附近，且刚好那个时间点手术室也有空位，再加上这一领域的韩国权威医师卓官哲博士也及时赶回医院亲自指导手术，只能说一切都非常凑巧。

面对生死关头的那天，距离现在不知不觉也有一年的时间了。经历过那件突袭事件之后，我开始认为接下来的人生是上天赐给我的人生，既然他没有将我的生命夺走，想必一定还有我未完成的事情，自然而然地也就看淡了人世间的得失。

这样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人生，在2006年5月落下了第一幕。在那次捡回一命之后，我动起想要整理过去人生的念头，站在新人生的出发点上，将过去的回忆通过文字留存下来。

从那时起，一个个亲笔记录下来的故事，如今已累积成一本书的分量。其间在我身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也交出了由我带领了两年三个月的大国家党党代表职位，现在则朝着另一个新的目标努力迈进。

在经历过这么多变化之后，自始至终从未变过的只有当初决定从政时，决定未来人生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国民的决心，以及未来只专注于国民与国家的初衷。

带着这个初衷以及不变的约定，我终于完成本书。这本书是我的过去也是现在，更是我对未来不变的承诺。

母亲遇刺

某天和朋友出去旅行的路上，突然接到了寄宿阿姨的一通电话，说母亲出事了要我早点回家。一个人坐在回程的火车上，我的心一直挂念着母亲。到家时发现门口站着大使馆派来的官员，大家看起来都非常冷静，但从他们的表情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们要我赶快整理行李回首尔，在我确定预感没有错的那一瞬间，极大的不安涌上了心头。当我问起家人是否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们只露出为难的表情，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行李还没有完全收拾好就急忙赶到了机场，在办理登机手续的途中，我终于忍不住走向了角落的新闻区，此时看到了一张报纸上印着父亲和母亲的照片，上面写着斗大的“暗杀”两字。我赶紧拿起报纸，第一页就刊登着母亲的大幅照片。瞬间全身就像被数万伏电流击中一般，心脏则像是被尖锐的利刃深深刺进般疼痛。我的眼前瞬间一片漆黑，泪水就像滂沱大雨般不停流下。搭乘飞机回韩国的途中就这样不停地以泪洗面，那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事实。

出了机场看见父亲前来接机，透过他那紧闭的双唇和隐忍的眼神，我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看着我一脸苍白无助的样子，父亲的眼神有短暂动摇，但他马上又恢复平日冷峻的表情。父亲似乎为了要让我安心，只是默默地咬紧双唇不断拍着我的背。我咬紧牙齿，好不容易强忍住想要落下的泪水，感觉全身都麻木了。母亲的遇害让我们全家陷入了恐慌状态，那晚是那么的害怕又混乱。

电视上连日都在播报暗杀当时的情况。在“8·15”光复节庆祝典礼进行的途中，突然连续发出好几声枪响，室内瞬间变得混乱不安，人们也开始四处奔逃，原本在朗读庆祝致词的父亲急忙躲到讲台后方。在第一次的枪声响起大约十五秒后，原本端坐在位子上的母亲突然垂下了头。第一个看到这一幕的人是父亲，他大步走出来用手指向母亲大喊：“送医！”警卫人员赶紧抱起已无意识的母亲离开现场。开枪的罪犯不一会儿就被抓到了，逃离的听众也逐渐回到现场。父亲再次走向讲台，按照原定计划把纪念词念完。庆典结束后他默默地走向母亲刚刚坐过的那个位置，绿色的空椅旁散落着母亲的胶鞋及拎包，父亲弯下腰来，捡起了鞋子与拎包。

通过电视看着那些画面的我，身体一直不由自主地颤抖着。那段日子电视上连续好几天都在反复播放着那些画面，要承受媒体将母亲的死当成连续剧一样不断反复播放，对于我来说更是件残忍的事。嫌犯的身份被证实是持有日本护照的间谍文世光，背后支持势力是朝鲜总联，接受指令进行暗杀计划。

母亲被送往医院后，听说有数百名市民聚集在医院门口。尽管众多市民为她祈祷，母亲还是在8月15日晚间七点，离开了人世。

日后听秘书室长说，当父亲听到这消息时，突然起身直奔客厅里的洗手间，久久没有出来。听到这番话我能感受到父亲当时的悲痛。想起连一句遗言都没留下就离开人世的母亲，心中又开始撕裂般地疼痛。身为长女没能陪伴她最后一程，心中的愧疚再次让我泪流不止。

1974年8月19日上午，出殡队伍将经过的那条路上，凌晨起就聚满了人。父亲目送灵车离开青瓦台，直到完全消失在眼前，他悄悄地走进留有母亲遗物的第一夫人办公室，静静关上了房门。

母亲的告别式就设在中央厅正门前广场，父亲则独守青瓦台。葬礼结束后回到青瓦台时，父亲张开了双臂将我们抱在怀里，还记得当时父亲的手不停地颤抖着。

我根本没有时间伤心难过。为了让家人从悲伤中恢复，我必须先打起精神，然而越是故作坚强，越会更强烈感受到母亲的空缺。看着母亲在青瓦台四处留下的痕迹，我的心就像是跌入万丈深渊般。失去主人的物品，孤单地占据着一旁的角落。

母亲经常对我说，她很期待以后回新堂洞的家过日子。

“要是能卸下肩上的重担，即便是住在小房子里，我也希望能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过日子。”

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心头就像是被刀凌迟般痛苦。食而无味，寝而不眠。就这样过了一段行尸走肉般的日子，那种悲伤根本无法言传。或许是因为当时心理压力过大，我出现了停经的现象，身体开始到处疼痛，免疫力下降，甚至变成过敏体质。

但是不能继续难过下去了，相信父亲心里一定远比我们三姐弟还要痛上几十倍。于是我决心振作起来，并告诉自己活着的人得好好活下去，因为忙碌的蜜蜂是没有时间悲伤的。

第一夫人

我被赋予了一项新的使命。二十二岁的我代替母亲，成为韩国的第一夫人。

葬礼结束才不过六天，我以第一夫人的身份，胸口别着白色小花参加了预定的“第一夫人杯母亲排球大赛”。在难过哭泣的人群面前我强忍住泪水，因为那个场合的我不再是以前的朴槿惠，而是“第一次”履行第一夫人职务的朴槿惠。

母亲的离世大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道，法国留学后要站在讲台上教书的梦想就此离我而去，或许这是我无法逃离的命运吧。

我承接了母亲生前的全部工作。检查寄到青瓦台里的数百封反映民情的信件，还要一一确认负责部门是否在认真处理才能放心。我的主要工作包括改善落后环境、寻访中小型企业、慰问被遗忘的贫苦阶层，进行公益服务。要做的事情堆积如山，总觉得时间过得实在太快，尤其是工作繁忙时，恨不得把时钟的指针固定起来。只觉得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根本不够用，只好缩短成一天只睡五个小时，晚上十二点就寝、凌晨五点起床。要是有海外贵宾来访的话，为了事前准备，连仅剩五小时的睡眠时间都只好舍弃。嘴唇总会累到起泡，身体也经常发低烧，就连生病也没空理会。

对原本一心只想成为学者的我而言，如此繁重的事务，是极大的压力。但是强大的使命感与母亲的实绩成了支撑我的最大力量。这已经是不能推脱、更无法逃避的任务了。对我来说不再有所谓的“逃生口”，只有重责大任而已。想要成为优秀的第一夫人，只能拼死拼活地努力。

为失去母亲后变得冷清的青瓦台注入全新的活力，代替受国民爱戴的母亲执行应尽的职责，这就是当时二十二岁的我必须接受的宿命。

第一夫人的任务中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接待国外贵宾。1979年为了筹备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访韩事宜，青瓦台比任何时候都要忙碌。当时因为驻韩美军撤退一事，韩美关系处于相当敏感的时期，甚至还散发着一股紧张感。

在敏感时刻迎接如此重要的贵宾，更不能疏忽任何一个小细节。卡特总统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个友善的隔壁大叔，第一夫人罗莎琳女士则温柔婉约，浑身散发着女人味。

父亲和卡特总统的会谈从一开始就因聊起驻韩美军撤退一事而擦出火花。父亲不停地提起驻韩美军除了对韩国之外，对整个东亚和世界和平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卡特总统则拒绝父亲所提出的冻结驻韩美军撤退事宜，同时也强烈质疑我国的人权问题，让整个会谈散发着浓浓的火药味。

在会谈中两位最高领导人谁也不愿退让一步，导致会场没有任何人敢出声。卡特总统甚至回绝国宾礼遇，决定到美八军驻地的宿舍就寝，这已表现出他有多么不悦。

对于身为青瓦台女主人的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状况。一句话、一个行为都有可能造成两国反目成仇，因此我如履薄冰般地小心谨慎。父亲和卡特总统正在打冷战的时候，我和罗莎琳女士认真地聊了一下。当时卡特总统和龙山美军部队士兵们慢跑的画面，引发我国国民关注，而我就以慢跑为例，向第一夫人表达了韩国和美国的差异。

“看到卡特总统慢跑的模样，我国的国民们开始对慢跑产生了兴趣。”

“是吗？总统会这么健康，都是因为每天坚持慢跑。他不管去哪个国家，早上一定都会出去慢跑。”

“连我看了都觉得应该会对健康有很大帮助。有一定体力且健康的人，相信一口气跑好几公里都不成问题，但是对刚开完刀身体不适的人来说，过度的运动会不会反而带来负担呢？”

“说得没错，生病的人要是太急着慢跑，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我也是这么认为。然而，我觉得这个观念套用在国家上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我国依旧处于南北分裂的痛苦之中，朝鲜南下造成整个国家巨大的创伤才没多久，目前朝鲜依旧时时刻刻在等待着机会南下，派送间谍、挖进攻用的地洞，甚至还派了特攻队突击过我们的青瓦台。”

“这么严重？”

“为了保护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当务之急就是从朝鲜的南侵中保护自己的国家，阻止战争的爆发，同时也得要加强韩国的经济发展，让那些饿肚子的人民脱离苦难。这就是韩国目前面临的最大课题。”

“我也很清楚韩国目前正在蓬勃发展。”

“现任的总统相当关心韩国的人权问题，也听说为了驻韩美军撤退事宜烦恼不已。人权问题固然重要，但就如同要让一个生病的人像健康人一样慢跑，反而会造成他身体的伤害一样，对于处于南北对立的紧张时刻、还得全力投入经济发展的韩国来说，和其他国家的状况确实有些不同，还希望您能了解这一点。”

“您说得很有道理，我一定会把您说的这番话转告给总统。”

据说卡特总统在当日的晚宴上，从总统夫人那里听到了我说的那番话。由于整场晚宴中他不停地向我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以至于有人称那次的晚宴为“槿惠———卡特会谈”。之后卡特总统的态度大变，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甚至最重要的驻韩美军撤回事宜，最后也决定取消了。罗莎琳女士在记者的采访当中提到，两位领导人的意见相差甚远，导致对话很难进行下去，但是后来她把和我聊天的内容转达给卡特总统后，就顺利地解开了那些争议点。

父亲比任何时候都要开心地对我说：“槿惠这次立了大功，做得好。”经过这次的契机，我明白了其实国家间的外交也是由人来进行的，为了守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一个领导者的外交能力是多么重要。我坚信只要能给对方信赖感，找出适当的说话方式，就有无限可能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结果。

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