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成为俄罗斯学术界的重要发展趋势。后苏联批判马克思主义学者立足于批判资本逻辑的全球化霸权，从现代世界的新格局、全球性问题这一时代背景出发，力图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做出有意义的阐释和预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探求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俄罗斯左翼政党则在反思苏联解体、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新构想，并将社会主义理论和目标具体化为政治纲领和行动指南，通过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实践，争取俄罗斯重新实践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本文旨在研究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对“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理论探索和政治实践。
【关键词】后苏联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复兴运动；资本主义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建立与瓦解，无疑是世界历史中最有影响力、最具争议性的历史事件，它不仅仅意味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生存方式是否可能，从根本上来讲，它也意味着共产主义理想和价值关怀能否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开拓可实现的道路。由于俄罗斯民族在一战后独特的历史境遇和民族性格，社会主义道路似乎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在苏联国家合法性的确立与巩固过程中，正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称谓，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最为关键性的地位，即发挥了汇集各民族力量、凝聚民众国家认同感、归属感的价值整合功能。但由于后来苏联官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削弱乃至变异，导致了人民对国家认同感的弱化和丧失，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才难以为继。可以说，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与瓦解过程，同时成为苏联民众对国家认同感形成、巩固与丧失的过程，以及国家建立、巩固与解体的过程。就此而言，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苏联而言，具有超越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的价值整合功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二十年后的今天，足够的时间距离和历史跨度，使俄罗斯知识分子更加切近地反思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苏联社会主义运动（作为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官方意识形态）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在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彰显社会主义的内在生命力，即探寻超越资本主义限度的可替代性道路。
一、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
最近几年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成为俄罗斯学术界的主要发展趋势，针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反对派而召开的圆桌会议“社会主义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成为重要的标志。俄罗斯左翼党派以及一批追求社会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承担起了振兴马克思主义的重任。
2008年纪念马克思诞辰190年以来，俄罗斯学者们致力于重新阅读和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概括为：“（1）立足于现实的、有生命力的思想；（2）理论中贯穿始终的辩证法；（3）对历史、社会、科学进程和现象的深刻概括；（4）为创造性地改造现代世界提供了切入点。没有辩证法的思想，不是真正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旨在立足于宏大的历史视野，使现实世界发生彻底革命。”以奥伊则尔曼为代表的反思马克思主义和以布兹加林为代表的后苏联批判马克思主义在捍卫、推动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谢苗诺夫的著作《社会主义和21世纪的革命：俄罗斯和世界》，以及布兹加林、卡冈诺夫、斯拉文、巴加图利亚、梅茹耶夫等后苏联批判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文集《社会主义———21世纪》都极具代表性。前者从哲学和政治学角度，立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后者则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在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批判的基础上，致力于探求当代俄罗斯的社会现实和未来命运。以布兹加林、科尔加诺夫为代表的莫斯科国立大学、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以及来自国内各科研机构的二十多位知名学者，以《抉择》、《哲学问题》、《经济学问题》为阵地，共同致力于“后苏联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坚持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在回归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基础上，致力于探寻俄罗斯民族未来的发展道路，反思和澄清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内在意蕴及其与俄罗斯国家命运的历史关联。
布兹加林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复兴运动开始于本世纪初，这个复兴思潮被学者们称为“后苏联批判马克思主义”。它立足于批判资本形式的全球化霸权，在全球化发展的未来趋势中寻求替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即创造性的构建“知识社会”，消除异化，使人类真正获得自由时间和文化空间的生存方式。后苏联批判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上个世纪盛行的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无法从根本上解构资本主义，为人类发展寻求替代之路，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即在全球化进程中社会经济生活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历史发展是非线性的、漫长的过程，自由资本主义由帝国主义阶段进入晚期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导致全球矛盾冲突加剧，异化不仅发生在劳动过程中，而且已经全面渗透并控制了个人的整个生活，主体的创造性被消费意识形态所湮灭，现代性越来越走向自己的反面。与此同时，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正在生成，即朝向自由王国过渡和转化的历史趋势，社会主义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新的社会制度以超越资本的界限为前提，瓦解以资本为原则的现存体制，建立在主体自由自觉创造性活动的基础上，社会为个体发展提供更多的自由空间和时间，在资本主义阶段所积累的、发达的科学技术、成熟的市场协作、宏观经济规划等都将成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如何创造性地寻找到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落入苏联社会主义的窠臼或是对资本主义的修正，成为后苏联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的旨归。
2008年世界范围爆发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了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调节制度的有限性，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和经济危机根源的解剖受到了俄罗斯学者的重视。在分析生态危机、金融危机、政治文化控制的威胁等全球性问题的基础上，俄罗斯后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评价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并试图从马克思的方法论中寻找解决全球性矛盾和冲突的路径。布兹加林和卡冈诺夫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来说明21世纪第一次世界危机的主要特征，并要求重新调整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后资本主义的新矛盾，即长期以来资本的过度集中，虚拟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以及现有经济部门之间的断裂等问题，抵制危机的调整策略在于加强国家对经济和分配的干预。《资本的界限：方法论与本体论———古典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一书论证了21世纪所出现的全球经济和社会危机并不是古典主义的衰落，而是上个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上的衰落，是文明论在社会哲学、新古典主义流派在经济学理论上的衰落，“市场中心主义”经济理论已经过时。布兹加林强调，新的时代是辩证法复兴的时代，需要积极研究对当代全球变动和危机而言典型的、非线性的变革过程，重新探寻如何克服异化、提高人们社会创造积极性的路径。
布兹加林与奥诺格诺伊合作的《谁在创造历史的今天：全球化与俄罗斯》一书指出，全球化的幽灵正困扰着世界，美国自由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原教旨主义和沙文主义都是全球化霸权的表现形式，因此，必须揭露隐藏在背后的全球化实质。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在俄罗斯现代社会中日益凸显，各种危机充分暴露了俄罗斯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矛盾。寻找人类社会可替代性的发展道路成为在今天创造历史的核心问题，书中尤其关注到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左翼社会主义运动，讨论了这种新的社会运动能否在今天承担起改变世界格局的任务。在《危机：未来的抉择（全球化与俄罗斯的特异性）》中，布兹加林对现代世界危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层面的表现进行了分析，揭示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进而澄清危机产生的根源，旨在从世界格局的整体眼光寻求危机后发展的可替代模式。布兹加林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选择性调控和宏观规划能够避免这场灾难，但要通过个体的创造性活动和自我实现开启通往“知识社会”的道路。
在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复兴运动的推动下，学者们将目光聚焦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道路问题，该研究领域已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经典作家的论述以及对于苏联社会主义运动的反思，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发出声音。在学者们看来，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要从现代世界的新格局、全球性问题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这一时代背景出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做出有意义的阐释和预见。苏联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被学者们作为探寻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宝贵财富，学者们的立场不是简单的否定和回归社会主义，而是试图寻找能够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新路径。
围绕“社会主义在21世纪”这一主题，学者们展开了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的症候，为俄罗斯寻找可替代性的发展道路等问题的研究。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活动，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俄罗斯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目前存在两种认识：第一，后苏联批判马克思主义遵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类社会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将社会主义作为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的必经阶段，从社会发展和价值关怀的维度阐释社会主义；第二，近年来“社会主义”被俄罗斯左翼政党作为纲领和战略目标，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扮演着意识形态的角色。俄罗斯左翼政党将社会主义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一种制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探寻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中的具体实现路径。上述两种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都力求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国内外左翼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实践中找到依据。
二、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阐释与俄罗斯的历史命运
俄罗斯学者认为，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问题，即关于社会共同体中人的本质和存在的至上性，是一个未被充分认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共产党宣言》宣告了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原则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目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社会主义在21世纪表现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自我实现及创造性的充分发挥。
谢苗诺夫特别揭示了马克思的两个重要思想：第一，革命的动机不仅在于实现社会主义，而且在于消除人的社会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人的独立自由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从而导致了人的本质的失落和孤立存在，共产主义的真正旨趣在于人性的复归。第二，保持人类在革命历程中的乐观主义，认识到脱离陈旧生活方式的必要性，通过革命颠覆不公正和不健全的资本主义制度。联系俄罗斯实际，谢苗诺夫指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改革为俄罗斯所揭示的道路，使俄罗斯陷入深刻的危机。俄罗斯只能依靠快速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打破现有的恶性循环，剥夺寄生的寡头和俄罗斯新贵的势力，才能够解决俄罗斯的社会矛盾。目前俄罗斯政府确有一个历史性机会，如果政府错过这一机遇，人民自身将不得不挺身而出，去解决俄罗斯目前深刻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的分崩离析。”
谢苗诺夫近年来致力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阐释。在《遗忘的马克思：革命、社会主义和人》中，谢苗诺夫指出，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我们存在七个理论误区，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创见。第一，有些俄罗斯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和长期发展的社会制度，这是错误的。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从三个层面上科学地研究了‘社会主义’概念：（1）社会主义是理论；（2）社会主义是现实的、解放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3）社会主义是现实的社会，是现实的社会制度，构成了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内部的独立阶段。”第二，社会主义的实质并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是确立和保障人的社会共同性，即人与人的关系的回归，而在资本主义下异化劳动使人脱离了这种共同性；第三，马克思具体地、辩证地、科学地揭示了所有制问题。在作者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私有制的态度是辩证的，他们所要求消灭的是“资产阶级的”、“在阶级对抗中的”、“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中的”私有制，而认为中、小私有制的存在是必要的，他们不会造成剥削以及人对人的统治。“马克思根本不反对‘普遍的所有制’，在社会主义下它是劳动者个人的所有制，群众的、广泛的集体所有制，而不是一个唯一普遍的、全民所有制。马克思主义支持‘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个人私有制’，中、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劳动所有制”；第四，社会主义消灭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剥削，使劳动复归于人自身，成为人的主体性、创造性活动，同时成为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化发展的动力；第五，在消灭阶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主张，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消灭剥削和压迫阶级，消灭对抗和对立阶级的社会分化，而在共产主义阶段消灭社会—阶级区分；第六，就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言，马克思不但强调其是合乎规律的、全面的社会发展形式，而且是和谐的。通过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向建构，马克思首先论证了社会主义作为和谐社会和各领域文明发展的思想；第七，在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关系中，马克思指出了宗教的本质及其消亡的历史必然性，即社会主义的实现、科学世界观的树立以及人的本质的复归，为宗教意识形态的消亡奠定了基础。
在社会主义问题上，谢苗诺夫深入挖掘了马克思的人学思想。谢苗诺夫强调指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揭示，对于现实的个人以及劳动与人的关系的论证，是构建社会主义图景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中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与回归，成为建立真正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在《社会主义和21世纪的革命：俄罗斯和世界》一书中，谢苗诺夫从社会哲学的角度，阐述了在资本主义体系无法避免周期性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未来的发展道路以及社会主义与世界变革的整体性问题。作者认为，在21世纪最突出的特征是革命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一结论的提出，是建立谢苗诺夫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分析的基础上。他认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抗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的基本矛盾，也是21世纪整个社会体系的全球性基本矛盾。这一矛盾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更大程度上决定了21世纪的发展主题，即“把社会主义变成社会和文明发展的主导性和决定性力量”；第二，在追求世界统治的美国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独裁政治和在国际生活中具有独立立场的国家之间的矛盾。谢苗诺夫创造性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革命推动量的经典论述，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论证了21世纪初期革命力量所出现的两个根本变化：“第一，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不再是唯一能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和主体”；第二，从20世纪下半期到21世纪初期在革命力量的组成中，与工人阶级相比，知识分子成为更加积极和更加具有主导性的革命力量。
谢苗诺夫分析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的特殊状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即社会分裂、经济落后和文明的痛失，俄罗斯的变革必须致力于上述问题的解决。谢苗诺夫分析了俄罗斯学者所提出的几种民族—社会“向左”发展的合理性和可能性：第一种即新社会主义，第二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第三种是文明主义，“对于俄罗斯的未来而言，在人民、社会公平的基础上，根据新社会主义的实质、方向和内容，只可能是向左发展。”谢苗诺夫表述了21世纪社会主义社会—哲学概念的主要特征，指出了俄罗斯只有通过解决的四个主要矛盾，才能够保障社会和文明发展的进步道路：“在政治权力中解决资产阶级权力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在经济所有权和劳动领域中解决私有权集中、资本主义上层缺少监督，以及人民没有私有权的矛盾；在分配和社会关系领域解决财富和贫困、社会关系公平和非公平、社会发展主体和目标之间的矛盾；解决具有寄生性的财阀与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劳动者之间的矛盾。”
帕金在深入阐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探讨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自我认识》一文中，帕金提出，要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融合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中，重新形成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自我认识。作者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的研究，俄国的基本国情与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和规律完全不同，无法用经济决定论的模式进行阐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西方资本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将其发展规律视为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然而，19世纪70年代末，虽然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其特殊性在于，不符合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社会结构（铁路、股份制公司、银行等）。就此而言，马克思指出二择其一的可能性，或者俄国公社将成为俄国社会变革的支撑点，或者它在国家的压制下消失，俄国将经历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不幸。马克思肯定建立现代文明道路的多样性、历史运动的选择性，以及俄国公社道路发展的现实性，并希望俄国能够成功的发动革命，打断资产阶级社会在俄国的“上升运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条件，即经济发展的成熟完善被降低为次要地位，对于物质经济条件的依赖性不再成为决定人类生活方式的唯一要素，建立新社会的精神诉求能够超越物质条件。作者肯定了马克思关于“俄国模式”的预见，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历史特征不是关于所有民族注定要走的普遍道路，关键要看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即在不同大陆和国家的历史运动中寻找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的联系和统一性，这一基本立场对于理解整个20世纪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社会主义在俄国崩溃了，必须从中寻找社会主义发展所遇到的症候问题，纯粹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是人类生存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自由和平等、公平和个体发展相统一的社会，未必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扬弃，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面的融合，这条道路的开拓需要建立在人类历史自我意识觉醒的基础上。
科尔加诺夫在《现代社会主义：马克思的视阈》一文中，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典论述，讨论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目的以及财产分配、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以及如何将社会主义理论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制度。科尔加诺夫认为，社会主义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要在社会制度、经济生活、政治文明中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这意味着彻底消除异化劳动的劳资关系，建立工业生产资料及员工的自由联合机制。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劳动力的真正的解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和内容上区别于前社会阶段，劳动的社会经济形式不再是雇佣劳动，或者工资奴隶，不平等的生产资料消失，所有的员工都不再承载着资本的枷锁。就劳动过程和内容来说，工厂劳动仍然保存，但劳动分工的胁迫性质被打破，人类劳动不再是机器的附属品。”发展生产的目的在于人性的全面自由发展，通过社会财富积累，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使工人拥有更多发展自身创造力的自由和闲暇时间，社会则为个体自我实现提供文化空间，而不是在消费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使个体生活成为资本穿透的领域。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应该遵循共产主义的原则，可以多种经济形式共存。在总体上，起主导作用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社会关系和一个国家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中全民所有制应是主要的所有制形式，它在国民经济中应占主导地位。其它所有制形式在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相互作用下，发挥各自的功能，应为整个社会服务，应受国家严格的财政和法律监督，满足社会成员精神、物质方面的高质量需求。与此同时，应该恢复和继续发展苏联时期的工人的权益和社会保障制度，即保证工作和劳动的权力；享受义务教育、免费医疗、住房补贴；实行妇幼保健和退休保障。但必须维持生态平衡，以保证人类活动和周围自然环境的协调一致，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俄罗斯左翼政党的政治实践性
正如马克思在《论费尔巴哈提纲》中所指出的，“真正的哲学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科学理论，而且是使现实世界发生革命的社会实践运动。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品格，随着近些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复兴运动的展开，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也成为冲击俄罗斯现有政权的一股强大势力，被称为“21世纪社会主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公正俄罗斯党在俄罗斯政治领域和社会事务中非常活跃，在实践上都以反对派政党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通过议会内的立法和议会外的各种合法手段宣传自己的近期行动纲领，影响俄罗斯的政治生活和社会进程。在反思苏联解体原因、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构想，并且通过有组织政治斗争实践，争取俄罗斯重新实践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俄共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其“战略目标是在俄罗斯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即21世纪社会主义”，并强调“这并不是说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向前进，走向厘清了过去错误和谬论、符合当代现实的、全新的社会主义”。俄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并要求吸取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在21世纪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俄共依循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揭示了以消费社会、金融资本为表征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矛盾。俄共纲领运用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苏东剧变以来，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推行帝国主义全球化政策，加剧了劳资之间的国际性对立，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重新瓜分和对地球自然资源控制权的争夺，都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以及全球化的灾难，俄罗斯在资本主义复辟之后，不可避免的陷入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抗性矛盾，国家机器成为垄断资本的代言人和统治工具，导致了社会的深层分裂与人的异化生存状态，使俄罗斯民族面对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国附庸的危险。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成为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而共产党人的责任在于使人民群众认识到自身的根本利益，激发其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内在力量，通过建立民主政权、达到捍卫国家利益、维系自身生存的目标。
2009年6月25日公正俄罗斯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公正俄罗斯党纲领”中，明确宣称“公正、自由和团结”是“现代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价值基础，“无论从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考虑，还是从俄罗斯民族精神传统出发，未来俄罗斯只能选择社会主义方案，即新的、21世纪社会主义”。纲领认为，全球化进程鲜明地暴露出了资本主义的野蛮本质，全球化市场不可控制的资本权力引发新的不公正现象，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它们之间产生冲突，并且出现了国际恐怖主义，垄断组织操纵下的现代市场的无效率趋势已经显现，自由主义造成了世界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因此，旧的世界体系的唯一替代方案只能是以社会为导向的、服从社会发展利益的经济模式。社会主义迫切的现实问题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实现人道主义，保证对地球自然资源潜力的利用进行社会监督，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改善当代的人类生存状况。公正俄罗斯党所坚持的新社会主义建立在批判继承十月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即放弃苏联社会主义中的空想成分，包括命令式经济、行政化市场、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一党政治体制、对伟大领袖的崇拜等。致力于十月革命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将社会公正同生产效率联系起来，各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同保证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完整相结合。公正俄罗斯党的纲领以多元化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
布兹加林在《共产主义的现实性》中对公正俄罗斯党主席米洛诺夫撰写的《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做出了应答，主要是针对2010年俄罗斯地方政党选举的争议问题，讨论了俄罗斯共产党和公正俄罗斯党的政治活动和政党纲领的理论基础，及其与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别。布兹加林认为，“这两个组织还远远没有在科学的意义上提供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案，现行制度的改革只是推动俄罗斯向民主社会方向进步，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更为一致和激进的社会改革方案（第一产业国有化、公共教育发展等），然而这仍然是在社会改良主义的范围内，两个组织并没有超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主题”。在布兹加林看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非作为政治经济层面的社会制度而存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经济中的平均主义或者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称为“粗陋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的，建立在对异化现象的全面消除和人性复归的基础之上，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各种对立的和解，而社会主义则是作为由必然王国通往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历史进程而存在，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物质前提和现实基础，需要积累和传承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包括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和精神道德，共产主义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是从“史前史”进入“人类史”的质的飞跃，就此而言，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说到底，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基础，即资本对人的支配关系没有瓦解，那么所谓的社会改革仍然没有真正进入共产主义的历史境遇。因此，布兹加林认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一个质的界限，如果没有突破这个界限，俄罗斯共产党和公正俄罗斯党的纲领就会变成空洞的词句，最后成为官僚资本主义政治生活的补充。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曲折、非线性的过程，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社会主义的复兴运动在俄罗斯获得了新的生机，但是处境仍然尴尬，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新解读仍然局限在知识分子的范围内，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左翼政党争取杜马席位的政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社会改良的策略。科尔加诺夫在《抉择》2010年第一期撰文，讨论了当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艰巨性和出路。瑏瑥?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后，欧洲国家总体方向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经济力量的角逐继续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方向转移，新型社会主义不断成长。但是，在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阵营里，有些地方还被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占据：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断章取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遗产的继承、否认苏联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和科学传统、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从教学、公众支持、科学研究中被放逐，这是极其危险的无知，完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至今在俄罗斯还没有产生。“大多数年轻人不能自觉地阅读《资本论》，民众也不再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虽然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坚实基础是人民群众，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它要求理论能够掌握群众，从而变成武器的批判，但是在今天的俄罗斯不存在这样的现实基础。”瑏瑦?因此，对于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艰巨的任务在于，如何使马克思的理论旨趣和方法论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征服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