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艳指出，该省城镇居民家庭高收入组别与低收入组别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由2000的5.39倍，扩大到2003年的9.91，2004年达到10.71倍。浙江省省长吕祖善承认，2004年，全省城镇2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最低收入家庭的5.1倍；农村最高收入家庭人均纯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6.2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由1985年的1∶1.65扩大到2004年的1∶2.39，这一势头现在还难以有效遏制。与贫富差距拉大现象相对照的是，近年来却刮起一股贵族式消费风气，天价年夜饭和天价月饼便是突出的例证。2005年春节，重庆的一家菜馆的年夜饭标价18万元8千元。其中一道“长白山百年人参炖土鸡”为16万元。2004年中秋期间，昆明竟出现了标价31万元的月饼。贵族式消费风惹起众人争议。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不得不面对消费的多层次现象。民航客机有头等舱和经济舱；火车有硬座和软卧；在食品中，有燕窝鱼翅，也有白菜豆腐。换句话说，在经济活动中，既有贵族经济，也有大众经济。问题是，两者究竟哪个是经济活动的主流。中共中央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为此，中国应大力发展大众经济。
企业要为大众消费服务
前不久，房地产商 任志强说出了企业只为贵族服务的“豪言壮语”：“我坚持一个观点，不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买房子，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量。在供应量很少的情况下，一定要满足最富的人。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每个人都要吃饭，也都要住房。在住房商品化的条件下，老百姓不买房子，住在哪里呢？作为企业家，我们不是非要任志强效仿比尔·盖茨为穷人捐款，但把企业做大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第一任老板福特还是值得他学习的。
20世纪初，当轿车刚刚商品化时，一辆福特公司生产的Ｔ型轿车的售价相当于一般工薪阶层三年的工资。由于价格过高，大众是买不起的。福特想，为了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轿车必须进入家庭，因为只有批量生产才能减低成本。他说，如果把车价为440美元时，顾客有50万人；价格为360美元，顾客就会有80万人。尽管每辆车的利润少了，但销售量上去了，总的利润一样令人满意。他宣布，我们要大量地生产轿车，供给每个家庭使用。价格低到一般收入人家也能买得起。福特设计了T型轿车并应用了生产流水线，提高了生产效率。1913-1914年，效率提高10倍多，T型轿车的价格1908年的从850美元降到1924年的290美元。不断降价意味着不断提高产量。美国的汽车普及率在1927年达到每5.3人一辆。
福特追求的目标是把美国工人都变成轿车的顾客，这绝不是他的仁慈，而是为了获利，因为他是资本家，但他着眼于大众消费，从而推动了大众经济的发展。对福特的作为，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形象地说，“便宜的衣服、便宜的棉织品与人造丝织品、鞋、汽车等等，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的成就”，“伊丽沙白女王有丝袜。资本主义的成就一般不在于为王后准备更多的丝袜”，而在于“使丝袜成为女工能够买得起的东西”。
比较任志强的“豪言壮语”和福特的作为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企业家的成功或许不在于他是否救济穷人，但一定在于他能否服务大众。否则，他就是一个不会赚钱的老板。有人责备任志强不善待穷人，实际上他也没善待自己。
经济增长的成果应惠及大众
企业服务大众，不仅是一个微观经济问题。为落实它，应该从宏观经济角度探讨经济增长的问题。
让女王穿的丝袜也同样能穿在普通女工的脚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尚且着眼于大众消费。连生活在封建时代的杜甫都懂得安得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俱欢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能只注重发展贵族经济？就财富生产而论，有两种产品。一是个人产品。它具有排他性。例如，甲拥有住房A，如果他不出售，乙就不能拥有这套住房。二是公共产品。它不具有排他性。例如，任何人都可以行走在公共道路上。每个国家的国民财富都由这两种产品组成。根据现代经济发展的特点，这不但包括有形产品，也包括无形的服务。
发展大众经济，应该保障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大众，促进个人产品的大众化。在现代经济中，产品(也包括服务)生命周期的更替，即产品(服务)从诞生到普及的过程加快。它的核心是把产品(服务)推广到大众手中。由于技术进步，这个过程呈现加速趋势。以使用者达到6000万以上作为普及的门槛，蒸汽机普及用了130年，电力普及用了80年，收音机普及用了38年，电视机花了15年，个人电脑花了13年，互联网只花了4年。福特公司把T型轿车推向大众，靠的是价格大幅度下降，这些产品的普及也是由于价格下降。如果民航客机以电脑价格同样的速度下降，一架波音767飞机的价格将只有500美元！经济迅速增长导致大众性个人产品价格的下降，因为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数量不断增长，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成本下降。但是，在中国，伴随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似乎没有起作用。不断上升的房价，使普通百姓难以买得起住房；遏制不住的农资产品价格，使农民望而生畏。
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发展，经济总量成为国家福利的体现，更突出了经济活动的公共性。公共产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增强。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形成了巨大的公共产品群。由于价格下降，它们的普及速度也在加快。1990年，国际电话的通话时间为3300万分钟；2000年达1100亿分钟。浏览互联网的人数从1990年的2300万增加到2001年初的2.5亿。发达国家之所以富裕，不仅是因为拥有丰富的个人产品，更在于公共产品的普及。近年来，中国的交通运输和通讯业迅速发展，例如移动电话的使用者已经达到3亿人。但是，面对行业垄断，消费者不得不支付更多的开支。这也妨碍了公共产品向低收入人群的普及。因此，为了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大众，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实行良性的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世界奇迹。但是，增长的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因此不可避免地实行了资源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综合能源利用效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外先进水平高40%。惨痛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于是提出要发展节约型经济或循环经济。但是，这只是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的。更全面地看，经济增长方式可分为两类：扭曲的经济增长和良性的经济增长。扭曲的经济增长，往往是由对物质资产投入的过度刺激和对人力资产的忽视造成的。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说明，牺牲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向富人提供物质投资补贴，能够暂时刺激经济增长，但不可能持久，并导致增长扭曲。其表现是自然资源和大众同时受损害。在中国，限制小排辆汽车，不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就是扭曲式经济增长的表现。实行良性的经济增长方式就要大力发展大众经济，它需要具备三个要素：第一，全面利用所有资产，包括物质资产、人力资产和自然资产。第二，格外关注收入分配问题。第三，强调大众参与的治理结构。为此，必须保障大众充分享用社会公共产品。
首先，向大众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
平等的发展机会意味着个人能力的平等趋势。大众能力的强弱不仅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软国力，也影响到社会凝聚力，从而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经济增长本身不会自动带来平等，必须采取措施，通过提供平等的机会，解决这个问题。公共产品不具有排他性，一些社会公共产品是免费向大众提供的，如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保健。所谓平等的发展机会，首先是让大众平等地使用这些社会公共产品。
但是，在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下。一些地方和学校把本来属于公共产品的基础教育事业办成赚钱的产业，于是教育乱收费愈演愈烈。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变成由个人负担开支的个人产品。2001年至2003年10月，45个县违规收费4.13亿元，其中政府部门违规制定政策收费2.46亿元；中小学校自行违规收费1.67亿元。由于政府的公共卫生开支不足，大众不得不自掏腰包。据卫生部的统计：我国目前有近一半的人有病不就医，近三成病人应住院而不住院。人均门诊费和住院费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在卫生费用构成中，政府投入只占15％。相比之下，世界各国的医疗保健费用是政府开支的，一般要承担费用的70%，连一些最不发达国家也要承担60%。
其次，切实保护大众的经济利益
国家对穷人的法律保护也是一种公共产品。缩小贫富差距不只是一个国民收入再分配问题，也是一个让穷人拥有获得收入的手段问题。这就要切实保护他们的财产。中国的宪法已经把保护私有财产写入条文。遗憾的是，许多人把它看作是对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很少有人提到要保护大众的私有财产。现实生活中，这类问题却十分突出，如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经济利益被侵占，农民土地被征用的补偿费过低。截止到2002年底，北京市发生的民工工资拖欠累计达到30亿元。据建设部权威统计，全国的数字在323亿元以上。有人建议，拒不给工人发工资的企业应该收到法律的惩罚，因为他侵犯了私人财产权。
要突出大众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政府必须向大众提供充足的社会公共产品。只看物，不见人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取的。
企业要负社会责任
有人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一种公共产品，而且是全球公共产品。近年来，它成为全球企业界的热门话题，连道.琼斯公司都搞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指数，《财富》杂志也编制了有关的指标。发达国家的政府间政策咨询研究机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了跨国公司治理指导原则，突出地强调企业要尊重劳动者的利益，即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一些跨国公司不但向公众发表年度财务报告，也发表执行社会责任的年度报告。
有人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仅仅看作社会良知的呼唤和社会道德的要求。实际上，企业要负社会责任，更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换句话说是经济增长的需要。究其原因，是全球外包生产发展的结果。过去，一台电脑由一个企业完整地生产出来；今天，任何一个电脑企业只能生产一部分，多家企业合作才能生产出完整的电脑。由于技术的进步，数字化技术和模块化技术的进步，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被分解，设计、开发、营销、服务等生产过程被分到不同的企业。从而出现了制造加工和信息服务的外包生产，形成了全球生产体系。
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企业之间如何合作？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由于发达的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应用，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方便，企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更容易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选择合作对象？对所选择的合作对象是不是值得信任？2003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主题是，世界经济要发展就要增强信任，这不是空穴来凤。盖洛普公司调查的结果是，公众最不信任的就是大型企业。为什么信任问题被突出出来？就是因为企业被分解以后，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必须以信任为前提。信任如何建立？办法是制定一系列标准，如产品标准和技术标准，执行标准，落实标准，最后产品符合标准的企业才值得信任。但是，这是事后的标准。在合作之前，如何解决信任的问题？如果一个企业能善待员工，能善待附近的居民，即保护生态环境，这个企业就是值得信任的。于是，产生了企业的社会标准，即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如果一个企业能实施这两个标准，这个企业基本上可以信任。因此，社会标准的产生是企业之间进行生产合作所必需的条件。换句话说，企业担负社会责任是生产的客观需要，而不只是社会良知的呼唤和社会道德的要求。
对中国来说，是否执行企业的社会标准，已经成为影响出口业绩的大问题。现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委托发展中国家企业加工产品，对加工企业执行社会标准提出严格要求。在中国，给外国公司加工产品的企业已经受到外国公司企业的社会责任执行情况的检查。如果加工企业不执行社会标准，将要冒出口丢掉订单的风险。要求企业担负社会责任，使企业行为有利于劳动者和全社会，同时也有利于企业之间生产合作的效率。中国出口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已经证明了它的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将成为中国发展的长期任务，我们要大力发展大众经济，不但需要政府实行良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也需要以市场经济原则运行的企业服务大众，担负社会责任。但是，我们还必须正视社会经济发展不和谐：一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在经济统计中体现为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二是在世界各国的比较中，人力发展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相比，处于落后状态。当中国的消费率和人力发展指标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之时，便是我们实现和谐社会目标之日。（大军经济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