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发生在北京的数万民众反日大游行，让人心潮澎湃。今天的北京各大高校，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除了日本大使馆外仍有零星抗议外，北京各大报章和网络对发生在九日的大游行只字未提，这种处理手法显示当局并不想借民意扩大事态的政策取向。

与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引发的遍及全国的大游行相比，还是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微妙之处。1999年的“五八事件”是内地各大城市爆发抗议活动的导火索，但另一层背景是北京在同华盛顿打交道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关乎中国重大利益的问题上，还是在错综复杂的台湾问题上，都有一种挫败感和受害心理。不期而遇的“五八事件”为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情绪宣泄提供了机会，并瞬间爆发。中国领导人在处理这起事件时，采取了相当谨慎的策略：一方面民众的积怨很快爆发，学生纷纷走出校园、媒体海量而又集中的报道使抗议活动很快达到顶点；另一方面，在美国作出一定让步后，当局又立即将这种民意诉求化于无形。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一书中对中国当时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心态有如此描述：“既要安抚民众，又不能疏远美国”。

应该说，这种心态也是整个中国的国民心态。中国民众的抗美心理，并不是无条件的，从上世纪新中国成立美国对华采取的孤立政策，一直到1999年的“五八事件”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中国主要的几次反美事件，民众所反对的都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弱者对强者的一种民意宣泄和表达。中国民众的反美霸权与接受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并不矛盾。

但今次北京爆发的反日大游行——并且已迅速感染了广州等城市的数万民众——却不同。中国的反日情绪是积攒数年之后的集中宣泄，整个事态的发展并没有明显的导火索，激烈程度也弱于上次，而媒体的“冷处理”显示了民间反日、政府圆场的态度，但暗含的信号却是更加强硬的政策。在对日本问题的处理上，中国的国家心态是一个崛起大国的心态。鉴于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反日情绪日益强烈，如果中国政府仍然压制民意，使民众反日情绪不能很快得到释放，中国人潜在的“汉奸”意识就可能让现在的领导人背负“软弱”的骂名。

就中日关系近几年的演变来看，尽管政府不停灌输中日友好的概念，但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却呈现越来越深入和广泛的趋势。如果说中国人对美国普适的民主自由观念还抱有好感，则对日本完全是厌恶的一面。九日发生在北京的反日大游行，政府的处理手法也显见良苦用心：尽量疏导，但尽量将民意表达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致使其扩大化。同时，民意在一定程度上的表达也增加了政府决策强硬化的砝码。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今天说，中国政府要求示威群众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态度，不搞过激行为。有关部门为此做了大量工作，调动大量警力维持秩序，防止事态扩大，以确保日本驻华机构和在华日本公民的安全。他并强调，中日关系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责任不在中方。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曾说，中日两国从未有过双强的历史，一般情况下，不是日本强中国弱，就是中国强大日本依附。但近年的趋势却呈现中日双强的局面，一方面，中国崛起的速度惊人，另一方面日本也强烈感受到中国崛起的压力，近年谋求“正常国家”的步伐加快，从而导致与中国的摩擦不断。

双强的结果是否会导致战争，目前无人知晓。中国早已摆正心态，希望能与日本共同努力创造互强双赢的格局。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同样也认为，中国的发展给日本带来的不是挑战，而更多的是机会，中日两国可以实现双赢。但日本政府的想法却未必如此，所以才和美国加强军事同盟，并在钓鱼岛领土争端、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插手台湾问题、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问题上，离中国所期望的正确选择越来越远。并且，即便与中国产生摩擦，日本也不是采取立即息事宁人的态度，相反，小泉内阁无视中国的严正立场，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政策。

也就是说，中日两国在看待对方发展的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中国希望合作双赢，而日本只看到中国的崛起将改变东亚格局，挑战自身。这种战略眼光的不同，会导致中日两国之间的又一次对抗吗？要避免这个后果，需要中日两国的领导人以更加高超的智慧来解决。

需要强调的是，外交常常是内政的延续，民意需要表达，但如果民意成为霸权，主导政府决策，让政府的回旋余地减少，那也未必符合整个国家的利益。中日两国的前途绝非也不能完全由两国的民意和民族情绪所主导。

大公报十一日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