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改革的普遍关切，预示着30多年来以开放为先导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了30多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并进行了许多市场取向的重要改革。但伴随着经济发展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以及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中国面临着经济模式的焦虑，公平效率的两难，路径锁定的困扰，金融危机的影响，如何跨越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转型陷阱”等矛盾，如何更好确定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定位，如何更为顺利地融合到全球化浪潮中，这些难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另外，转换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河中是手段还是目的？是过程还是结果？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这也是深化经济发展模式变革所必须探讨的。

一、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的基本认知

笔者通过研究深信，并不存在一个普世有效的发展模式，即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普世性，发达国家今天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会是中国明天的发展模式，尤其美国今天增长的路径更不能是中国明天经济发展必须走的路。结合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特点及优势，在某种特定外部环境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才可能是适用的、与时俱进的。

1.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指导思想是正确的

事实表明，中国四代领导人，尤其是第二、三、四代领导人带领我们走过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中国经济1978年以来的发展模式的核心指导思想是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胡锦涛贯彻的“科学发展”，这些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提出，符合国情、顺应世界经济潮流，是与时俱进、可持续的。

2.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要素基础是坚实的

从增长角度分析，世界上有的国家靠出口自然资源维持经济运行，有的国家靠供给产品中的劳动力发展。究竟是出售自然资源可持续，还是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增加产品中高质量劳动含量可持续？自然资源总有用尽的那一天，但劳动力绝对不会有用尽的那一天。劳动存在着自己的特点，第一，可再生；第二，可持续。因此，中国未来的出路不在于依靠出售资源，而在于使用性价比优越的劳动力，在于不断的劳动过程在人身上积累的熟练程度和人力资本。所以中国依靠劳动力，从数量到质量动态发展的增长模式是没有错误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3.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巨大成果毋庸置疑

今天大学的经济学课堂，在讲到改革开放的原因时，总是强调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果笔者告诉读者，1978年小平倡导改革开放时，中国国土1/3面积上的人们生活水平甚至不如1930年代，大概没有人会相信，但这就是事实。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建国60年的2009年，正好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后的30年。把60年间中国的新增财富，即GDP加在一起，大约是250万亿元人民币，前30年一共生产了中国经济新增财富的2%，而改革开放这30年则积累了60年98%的财富，中国加入WTO之后的8年多，新增长的财富则是这60年的2/3。因此，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

但笔者认为发展模式的制定和发展模式的执行并不是一回事。如果说发展模式制定完全错误，根本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也不可能有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另外，从问责制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如果必须全部推倒重来，那就要问责模式制定者们的责任；但如果是发展模式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偏差，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种种问题，则要问责执行者执行模式制定者的指导思想时的错误，要从根本上进行纠正。所以当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什么问题时，就一定要弄明白到底是模式制定的大政方针错了，还是在执行中出现了重大偏差。发展模式在错误的指导思想下制定，则错误几乎没有办法修正，而执行的偏差则可以彻底纠正，使之符合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化的世界经济环境

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首先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尤其是变化了的外部的制约条件，它是制约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模式运行方向的重要因素。

1.世界经济失衡从贫富失衡演变为经常账户失衡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承认世界经济是失衡的，同时也承认这个“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并形成了“失衡之后需要平衡”的共识。但在30年期间，所谓“失衡”和“平衡”的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90年代，世界经济失衡意味着南北经济关系的失衡，意味着“富裕中的贫困”，全球经济体形成两极分化，有富裕的发达国家也有较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失衡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平衡”则意味着要尽量缩小南北贫富差距，帮助欠发达国家取得实质的经济进步，意味着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援助责任。联合国在上个世纪末制定的“千禧年减贫计划”等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那时正在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比较特殊又比较有利。因为处理好南北关系、促进相对贫困国家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最重大的任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几乎是世界最多的贫困人口群体，从世界减贫目标出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量发达经济体资本的涌入和技术转让，它们的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开放，某种程度上均具有减少世界贫困人口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因此得到了全世界的几乎一致的赞同和拥护。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目前，“失衡”却被媒体、学术界和政治家逐渐表述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失衡，亦即经常账户的不可持续，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顺差，造成世界经济的不可持续性。所谓“再平衡”则意味着后者要消除巨额贸易顺差。在这种情况下，谁的贸易顺差最引人注目，谁可能就是“被平衡”的主要对象，而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再平衡”概念意味着：过去的贫富“平衡”问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现在要“再平衡”的是经常账户的顺逆差，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顺差应该大幅度下降，以便帮助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能够得以克服。因此，从世界经济失衡、再平衡的角度来看，中国以外需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质疑。中国外向型发展模式受到外部挑战的事实，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进行转换发展模式、调整结构的助推力，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必然要放弃外需，未来的世界经济竞争与合作并存，全球的贸易摩擦将成为常态，中国必须适应由世界经济失衡、再平衡造成的这种常态。

2.社会与环境的“双赤字”

今天，全球各个国家的社会和环境赤字日益严重。社会赤字，是指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只被小部分人享用，而非普遍共享，这种现象被理解为世界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分配日益不均衡。世界的现实是，各国社会福利普遍提高的同时，不同人群群体的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很多人认为现在世界的这种收入分配是不公平的。如果人们认为公平等同于共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那不公平则说明了放任自流、一切听命于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共享性(包容性)增长”体现了经济发展结果应该由全世界人们共享的内涵。与此同时，环境赤字在威胁着世界的今天与明天，如中国目前除了青藏高原，大部分地表水都已经不能够再直接饮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华东、西南全是酸雨区，中国面临着极大的环境压力。社会赤字、环境赤字的偿还，实际就是在降低人们幸福指数的同时，增加人们生活、生产的成本，进而也就迫使人们必须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世界经济的未来需要资源最优配置、福利的共享与可持续增长。人类不得不开始反思减少世界经济的社会与环境双赤字，开始关注生态、关注环境、关注贫富差距的缩减。共享性(包容性)经济发展模式可能是最好的解决途径，据此，国家经济政策能在强化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升级和转型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一种可以相互共享社会财富的机制，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可持续”从本质上来讲，不仅仅是今天人们在同一时空的横向包容，更是我们和后代人能够实现资源共享的历史性的纵向包容，即人类代际之间的和谐相处。我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不但是生产方式，更是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可持续。人类只有改变生活方式，尤其是世界富国和穷国“富人”改换目前的生活方式，才能够真正减缓和遏制生态环境恶化，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类代际之间的和谐。

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的基本要素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给出了这一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和基本要素，它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全过程，具有可重复性和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

1.中国一代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变化的影响

30多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国人根本不敢想象几乎人人都有移动电话，很多人都能开上汽车，更想象不到全国几乎每35个人就有一个人是居住在北京或者上海，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这样快速集聚的城镇化几乎是没有先例的。上个世纪，日本的两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得日本经济从战后的萧条一下子跃居世界第二，这让当时的世界震撼。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我们也是用30年左右的时间，在一代人的过程中，完成了这一改天换地的生活方式变化以及全体国人素质的变化。30年前，国人谁都没有想到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后会变成世界工厂。“Made in China”产品的竞争力在世界上同样引起震撼，而这种震撼不是因为中国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生产出了多少值得炫耀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实际上恰恰相反，这种震撼产生于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没有掌握核心科技，却又都承认你的产品极具竞争力，承认中国地位的不可替代。笔者认为这才是一种真正的震撼。但更令国人困惑的是，这30年中国以每年平均9.8%的速度在增长，这种增长改变了自己，震撼了世界，可是突然全世界，包括我们自己却都认识到：这个发展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必须变革。这让国人十分费解。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明确指出，中国这10多亿人绝对不可能像美国或澳大利亚人那样生活，如果真这样了，那将会是地球的灾难。确实，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13亿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的话，据美国地理协会计算，11个地球都不够用。这首先就说明了美国模式的不可持续。中国也承认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需要变革，问题是怎么变革，向哪个方向变革？值得人们深刻思索。

2.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诸元轨迹

从历史过程看，改革是一种变化，但变化的结局总会具有不确定性，开放是一个过程，它对中国的影响却总是正面的。中国的成功，在于劳动力从传统部门进入到现代化部门(而不是一定要进入城市)，在于不断深化开放，在于动态引进世界的先进生产力。例如，中国相对富裕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都是劳动力的净输入地区和对外开放的表率，它们今天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靠的也不是独立自主的研发，而是动态地引进世界产业并加以本土化的改造。中国的发展模式没有值得炫耀的高科技基础，甚至找不出哪一个支柱产业是由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演化、发展而来的，却获得了巨大成功。我们承接了世界产业的转移，加以革新、中国化，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加入了中国人的智慧，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体系。改革，保证着劳动力转移的流畅和对外开放的持续。在这样的条件下，经过发展模式的转换和结构的变革，中国总会有一天与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并驾齐驱、比肩前进。

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发展目标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资源的最优配置(人与自然界和谐)；第二，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与人和谐)；第三，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代际之间和谐)。这是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笔者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时，将它具体概括为四大要素：

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化部门的转移；

中国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不断深化的对外开放；

中国经济发展的产业条件：不断承接世界产业的转移，进行产业的高端切入；

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体制创新对于上述三大过程提供必要保证。

这样的中国经济发展基本要素，在过去的30年被认为甚至被证明是可行的，今后也必然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提炼，结合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总结出变革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方向和路径。

四、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结构改革调整的一些思考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是动态的，是一个永远的过程，它是手段，是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孜孜追求的目标。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永远没有终结，过去没有，今天和明天也不会存在这种终结。人们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动态过程，忠实它，使之永久化。

1.调整产业结构的前提是对未来需求趋势的把握

在20世纪最后10年美国出现“新经济”、人们的眼光纷纷盯着以工程技术为主的IT和网络经济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的另外一个伟大的发明：金融衍生工具的作用。“新经济”有着“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技术工程和金融工程。凭借着全球化，这两个发明又向全世界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扩散，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就是市场的统一和市场游戏规则的统一。这两个统一，从技术角度帮助IT业走向世界，而从金融角度，金融衍生品在全球推广，一切都证券化、衍生化了。然而恰恰就是后者出了问题，过分的金融衍生化的扩张，使整个世界经济变成严重失衡状态，财富的生产和财富的分配发生扭曲，形成次贷危机，造成了大量财富的飞灰湮灭。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现实世界中，虚拟经济中的风险是没有办法被虚拟经济本身消灭的，风险只能在经济的现实世界中转移，或者转移到实体经济，或者转移给其他经济体。美国虚拟经济产生的种种风险，借着全球化这条大船，很快地传导到了全世界。全球由于次贷引发的经济危机在不断的“二次探底”、“再次危机”声中已渐行渐远，但今后美国那种过度消费的生活模式在新的一代美国人身上是否依然故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中国的产业结构固化，保持目前这样的结构和动力恐怕没有问题；但如果美国的消费模式发生根本性转折，则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中国的经济结构就必然“被”调整，因为今天的世界经济是有需求拉动的。

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可以套用交通规则中的一句话：“一停、二看、三通过”。先求生存，其次站稳，最后看准，然后再迅速下手调整。看不准未来需求的变化方向，就大力盲目调整经济产出结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盲目调整而逼死企业的先例是有的。只有明了未来的需求方向，才能够尽全力搞清楚供求结构，进行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

2.要了解竞争对手是谁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如果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以低端产业链切入的话，中国的竞争对手是新型工业化经济体，比如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或者拉美、北非的国家。当产业结构真正调整为以高精尖为主，以高端技术形成集群的时候，中国真正要注意的是，竞争对手就远不是发展中国家了。在低劳动力成本扩张的模式下，中国对于对手知己知彼，知道如何以低成本扩张来应付他人的低成本扩张，但竞争平台发生变化之后，在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高精尖行业的竞争时，中国很难清楚地知道对方常使用的手段和竞争路径。如果没有研究透彻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及SPS、TPT等新课题，发达国家用产品标准、技术壁垒发动贸易战时，中国就很难再用低成本扩张来应对，因为经济发展到以高精尖产业为主的时候，价格的因素已经退居第二位了。

因此，竞争对手的转换、竞争方式跟原来大相径庭的时候，如果不早做准备，到矛盾集中爆发就会措手不及，那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产业结构越高将来竞争的层次就越高，对手就越强硬。靠劳动力低成本，可以和越南、菲律宾竞争，等到把产业结构提高到和美国、德国竞争时，竞争平台和环境就会发生根本变化。调整产业结构是必要的，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必须把未来艰苦的竞争之路想得更充分，必须将竞争手段的升级换代尽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政府最重要的是要引导企业去熟悉高端竞争平台上的竞争过程，未雨绸缪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2.要知道自己产业产品的弹性

任何产品、产业都面临两个弹性：一个叫价格弹性，一个叫收入弹性。价格弹性表现的是价格变化与销量的关系，价格稍变则销量大变，说明弹性大，反之则小；收入弹性则反映的是收入变化与销量的关系。有的产品价格弹性高，而另一些产品的价格弹性就低，越是高精尖的技术产品弹性越大，价格的需求弹性大，收入的需求弹性也大。

结果是什么呢？当发达国家的人们收入受到影响时，首先放弃的一定不是生活必需品，而首先会放弃弹性很大的、那些所谓高端的产品。例如，人总是要穿鞋的，当人们有钱的时候可以去买意大利名牌，当受到危机影响、收入下降的时候，恐怕就得换一双发展中国家产的鞋子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高端的产品，弹性越大，受到冲击的影响就越大。当次贷危机袭来时，广东很多玩具厂倒闭，但调研结果发现，科技含量高的电子、遥控玩具厂反而先倒闭，生产塑料、长毛绒玩具的厂虽然受到冲击，但却能够坚持并没有倒闭。什么原因？小孩子天性要玩玩具，这基本没有弹性，但是玩高精尖的电子、遥控，还是玩长毛绒的一般玩具，只取决于家长的收入，危机来临，收入剧减，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减少所谓高精尖的高档玩具的购买。所以我们在调整产业结构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产品的弹性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要做到了如指掌。

3.要把握有经济增长而无就业相应增长的局面

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趋势是不断高级化，其结果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单位资本所能容纳的劳动却在减少。全球经济中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趋势是：增长依然存在，就业未必就因此提升。事实上，一个经济体的全部劳动力中究竟有多大比重能够适应高精尖产业的生产？如果只是较少比重的劳动力适应高精尖产业，那就会产生一种现象：在就业不出现大规模增长的前提下，劳动者总体的收入可能增长，但相应地，那些人数并不众多的、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劳动者的收入将大幅度提高，而不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将相对增长较慢。产业结构不调整有问题，若调整，那些不适应调整的多数劳动力将会遇到调整带来的困境。市场调整产业结构是有动力的，但是这种调整不可能通过市场形成收入的均等分配，它只是会加剧收入分配的差距，这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社会成本，笔者称其为“结构调整的社会代价天花板”，政府在这方面一定要有所作为，避免出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乃至造成社会问题才行。

4.要弄清比较劣势决定产业能够走多远

什么是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珠三角是大家公认的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珠三角地区什么事情总会首先发生，一年半载以后中国其他地方一定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因为珠江三角洲的市场化最充分，而且跟世界的交流也最频繁，既可以获取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利益，也会因此遭受到最大的冲击。比如雇工难是珠三角首先出现的，之后就传染了全国。珠江三角洲出现过“揠苗助长”的产业调整过程，但并不顺利，人人都在大谈本地调整产业结构具有什么比较优势，但“木桶理论”却告诉了人们一个简单的道理：木桶能装多少水不取决于长板而是短板。因此不是比较优势能够拉动产业走多远，恰恰是比较劣势决定了产业发展的未来。但很多企业不清楚自己的比较劣势——仅仅是拿自己的优点和别的“木桶”比较，却没有把自己的长板和自己的短板比较，总在埋怨长板没有发挥作用，却没有理解是短板限制了木桶的容积。因此，调整产业结构中，练好内功、补足短板才是最重要的。

五、经济结构调整的高端平台

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是“被”世界工厂的。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搞乱了世界金融外围，东亚的生产体系遭受了巨大冲击。但世界的金融中心，比如说华尔街、伦敦城，它们在全球配置资源的功能并没有受到危机的伤害，它们的需求仍然在增长，订单依然存在。在整个东南亚生产体系混乱的情况下，欧美的需求只能送到中国来得到满足。中国当时政治、经济稳定，危机“擦肩而过”，世界的需求和形成生产能力的直接投资都来到中国，于是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这实际上是华尔街、伦敦城在全球配置资源的一个结果，简单地说，需求是欧美给的，FDI是世界投的，在华尔街手中形成供求的结合，重新配置了资源，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世界金融的中心陷入危机，它们在全球配置资源的功能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伤害，中国因此获得了良好的机会，可以在全球以中国的利益为出发点来配置资源，形成生产力，中国资本走向非洲就是明例。

在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当中，一个经济体如果能够控制资源的流向，就是强者；如果能够为全球的商业制定游戏规则，就是强者；如果能够给产品制定标准，就是强者。仅仅是商品“走出去”只能算是大国，只有资本真正开始“走出去”，才称得上是走向强国的开端。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人刚刚迈出第一步。近年来中国积极与非洲、南美洲国家合作，以中国人的方式，以中国的特色形成我们资源配置的进程，为国内经济的强劲增长提供后续资源保障。笔者预测，到“十三五”时期，中国会出现资本的进出平衡，之后中国就将成为全球的净资本输出国。这是一个真正的转折，这是迈向世界强国的关键。

六、结束语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新中国60多年的建设成就，有的经济学者评价为增长，有的经济学者评价为发展，也有的学者评价为和平崛起。从经济进程分析，三个词汇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今天，在评价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时，人们一般直接用增长代替发展，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则两者兼用，只有对极个别国家，如中国，才会用一个特殊的词汇——崛起。从理论的分析和经济的实践看，这种差异说明了经济前行的不同性质。

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西方经济学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基本尽善尽美，它的经济结构可以随着市场的要求自动、内生地发生变化、进行调整。而从政治方面来看，发达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也近乎完美，整个过程至少是在日趋完善的。同时，其社会是公民社会，也是相对更为和谐的。因此，人们不认为在发达国家这样的社会里还会发生制度的质的变化，甚至制度结构都不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动，故用增长这个词来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表明在那里只是存在着量的增长和扩张。

对于发展中国家，学者则同时使用增长和发展两个词，是想说明它们的经济总量在增长的同时，经济制度、体制，即质量也是在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不完善的，政治方面的民主体制和公民社会也都没有建立、健全起来，因此它必定会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而现在经济量变的增长必然是为以后经济质变的发展进行铺垫并夯实基础，所以在提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时，人们并用这两个词，意在告诉世界，它们不仅有量的增长，更有质的变化。

崛起，其基本含义是指在短时期内经济总量急剧扩张，经济生活的制度层面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词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都不是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汇，如二战时期德国的崛起，它指的是一个帝国的崛起。但它在被用于中国经济时加了“和平”一词，变成了“和平崛起”，主要也是要说明中国经济在短时期内总量急剧扩张、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实。通过这种快速变化的发展，我们感觉到国内整个社会生活都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同时外部环境中摩擦不断，压力也愈来愈大。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发生这样根本的变化，恐怕国内外短时间很难适应。如何使得经济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变革。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成为当前中国最需要积极面对、又最为艰难的课题。胡锦涛总书记多次指出，要“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只有通过深入改革，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将经济的活力、实力、动力、潜力体现为利国富民和社会文明，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的共同福利水平、坚持与时俱进、维系可持续发展、社会文明呈不断提高的本质性特征，才能为中国赢得下一个辉煌的30年。

【责任编辑】杨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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