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人类发展史几乎是一个不断城镇化的过程。最近十年，我国城镇化进入了高歌猛进阶段，城市化率从2000年的36%上升到2011年的51%，城镇人口已达近7亿1。城镇化深刻改变了中国，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结构。 以国际金融危机为分水岭，我国经济发展内生性动力趋于下降。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城镇化被寄予了厚望。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发达国家城镇化通常为80%，而我国仅为51%；同时，我国工业化率已经达到了70%，大幅领先于城镇化。城镇化能够释放出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能够在相当一段时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
从发展方向上看，没有人会怀疑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然而，方向不等于过程，战略目标更不是阶段目标的线性累加。如果不高度关注城镇化的前提条件、动力机制和实现路径，在现有的经济增长格局下，按照当前的行政体制，国内的城镇化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异化现象”，基础设施投资和政绩激励相互结合，变成了大规模基础建设乃至“削山填海”的“造城运动”的代名词，造成要素资源极为严重的错误配置，最终演化为国民经济一场浩劫。
必须要从国家竞争力角度审视城镇化。没有正确的城镇化路径，表面上GDP虚胖，实质上经济结构失衡，实体经济的空心化会使国民经济缺少“筋骨”，造成国家竞争力下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丢失机会，被别人甩在后边。因此，打赢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一重要战役，关系到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要动作迅速，抢占先机，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
一、城镇化：一种自然现象？
在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现象，是随着人口等要素资源的聚集，带动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发展，逐步形成城镇。在这些国家，经常可以看到随着产业结构和转移，一个城市从兴起，到繁荣，到衰败，或再兴起等。在农业时代，生产力水平很落后，城镇一般是政治中心或贸易中心，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很低。在1800年时，世界人口只有3%的人住在城市。2人类社会真正大规模城镇化始于工业时代，工业生产导致大量的生产人口聚集，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并带动服务人口聚集，而服务人口又增加了工业产品的需求，两者交替带动；同时，人口聚集对水电气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这一切使城镇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空前地提高。
在这些国家，工业化发挥了引领者的作用，城镇化反过来促进工业化，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虽然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而呈现出周期波动，但两者的逻辑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工业化不仅具有先导作用，能够引领城镇化；工业化还具备主导作用，虽然城镇化能够对工业化产生促进作用，但是以工业化为主线，服从于工业化。这两者的作用机制颇似马列主义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虽然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但必须符合生产力要求，否则无论生产关系设计得多先进，只要不符合生产力要求，就会抑制甚至是破坏生产力，最终被生产力强制矫正。
二、城镇化的“追根溯源”
作为人类社会产生的一种现象，城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复杂过程，具有内生性动力。可以从系统动力角度审视城镇化，剖析其动力机制。工业生产提供了人类社会的主要物质条件，工业化充当了城镇化的“一级动力”，引领了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同时，城镇化能够产生自循环，对自身发展构成“二级动力”，通过形成消费和投资需求反过来刺激工业化，从而形成交替往复的作用机制。这两者的作用机制便构成了城镇化的内生性动力。这个动力呈现出周期性、螺旋式上升特征，具有增强、均衡、衰弱、均衡、再增强等阶段特征。之所以出现这些特征，主要是由要素资源的稀缺性造成的。
在前期阶段，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快速提升，而城镇化通过人口聚集形成实现了土地利用水平提高、信息沟通加速、劳动组织成本降低、服务单位效率提高等，形成工业化的“红利”，显著持续降低了工业生产成本，大大提高了工业产出效率，从而大大增强了社会积累，而这些社会积累会以税收、投资、土地（房产）租金、工资等形式，构成了城镇化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继而反过来刺激工业生产，促进工业化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在整个社会供给发生改变。尤其土地供应具有很强的黏性，在不同要素资源中的稀缺程度上升更快，能够产生很强的投资属性，进一步推高土地的稀缺性。稀缺性决定不同要素的资源回报率，土地价格（租金）迅猛升高，并通过生活成本的传递，推高劳动力成本。这时，城镇化产生的“红利”与“成本”关系逐步逆转，从红利大于成本，到红利与成本均衡，直至红利小于成本。这个过程就是城镇化的内生性动力演变机制。而要出现新的一轮城镇化，则取决于工业生产效率提升，源于科技进步、生产组织、城镇化衍生的“红利”等因素。
三、中国城镇化的“前世今生”
在中国，由于政府的积极参与，城镇化具有一些鲜明的特征，变成经济、社会、自然和政治的混合产物。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城市规模是和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几乎主导了城镇化，决定了要素资源在城市的分配和流动，首都、直辖市、省会、地级市、县和乡镇呈现出非常层次分明的落差。
改革开放后，为了发展国民经济，政府开始“让利放权”，市场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作用下，中国工业化一路狂飙，“中国制造”流行于全球。在工业化引领下，城镇化快速发展，涌现出深圳、顺德、东莞等一大批新兴城市，同时促进了北京、上海、广州、青岛等老城市发展。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城镇化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基本相同，是一种自然现象，政府并没有明显干预城镇化，主要是服务于工业化，组建了地方融资平台，开展了基础设施、住宅、环境治理等工作。
2009年是中国城镇化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并大幅度放松了银根。这时，地方融资平台扮演了重要角色，出笼了很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稳住了工业生产的快速下滑。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政府意识到了土地的巨大价值，可以成为城市经营的杠杆。借助金融市场，政府可以获得巨额投资，能够更大规模地开展基础设施投资。这种运作方式在通货膨胀环境是可以实现持续运作。政府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形成固定资产，在通货膨胀环境下能够“升值”，再通过担保、抵押、上市等“资产化”的途径，以“公允价值”获得新一轮融资。
对于这种运作方式，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有深入地分析：“‘唯国有土地才可市场化’，赋予‘城市土地国有制’与‘高度行政化的设市模式’以新的生命冲动。三足鼎立，只等另一件利器即政府的征地权出手，‘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很快就呼之欲出。”3
四、中国城镇化的“路径抉择”
摆在中国城镇化面前，有两条路经可供选择。一条路径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政府通过融资平台直接从金融市场获得了巨额资金，直接投向基础建设项目，甚至是“造城”。另一条路径是以工业化为主线，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社会服务完善、要素资源市场化等途径，实现工业生产效率提升，推动新一轮城镇化。
通过对城镇化的“追根溯源”，第一条路径是不可持续的。虽然政府自身运作可以循环，但只能会进一步推高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对工业生产造成更加负面的影响。这就可能使中国出现这样的发展路径“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产业空心化---产业竞争力下降---企业效益下滑---收入下降失业上升---经济社会危机”。在全社会大力推进城镇化的语境下，这条路径对于干劲十足的地方政府显然是“驾轻就熟”。这种路径在本质上和计划经济做法如出一辙，以高投资发展重工业和基础设施，消费不足，导致全社会出现严重短缺。而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路径表现的是通胀，将要素资源过度配置于基础设施，实体经济受到要素资源供给不足和产能严重过剩双重制约，出现空心化现象，而由于投资形成的货币资本泛滥，持续不断地制造通货膨胀。在经济学中，短缺其实是一种隐性的通货膨胀。
对于第二条以市场化为先导的城镇化路径，虽然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证明过了，但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改革开放时期相比，需要具备的内涵出现了深刻变化：需要以人为中心，以市场化为先导，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以社会改革为支撑，实现新型城镇化。推进市场化，使要素资源自由流动，从低效率部门转移到高效率部门，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同时，开展社会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实施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能够真正落户城市。新型工业化是指充分信息化手段，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使制造业转型和升级。这条城镇化路径可以促使中国形成这样的发展路径“市场化改革---要素资源重新配置—产业竞争力上升---企业效益上升---收入上升就业增长---城镇化发展---国家竞争力增强”。这条件路径是将城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在市场化先导下，结合社会改革，通过新型工业化推进城镇化。
全社会要真正认识到城镇化路径选择的重大意义与高度的迫切性，应该认真研究一下美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说，中美两国在经济结构上具有镜像关系。虽然美国已经完成了城镇化，但其经济发展主线仍然很好地揭示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在2001年，为了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美国启动房地产市场，提出了“一个家庭一套住房”的口号，通过不断降低联邦货币基金利率和高度发达的金融创新，房地产市场迅速激活，大幅推高房地产价格，并带动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样，制造业加速从美国撤出，加剧了经济“空心化”现象。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随着联邦货币基金利率不断上升，从而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而现在，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趋于明显，“再工业化”战略取得了重大进展。虽然该战略刚提出遭受诸多质疑。但随着美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下滑，包括土地租金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持续走低，更重要的是由于房地产不再是“价值洼地”，资本开始新的投资组合，为页岩气、3D打印以及高端服务业带来持续充沛的资金，借助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美国的制造业显现出持续而又稳健的活力，越来越多的生产线开始回迁美国。
虽然中美两国经济上互为依存，但国家战略的竞争性是客观存在的。虽然总体上，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但充满了变数。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城镇化路径选择，深刻考虑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造成的“路径依赖”，这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关系到中国梦的实现。
1. 王建勋《城市化应是自发的》2012-12-21 《东方早报》
2. 徐匡迪《全国政协前副主席徐匡迪在百城论坛上的讲话》 《友好城市》2011.2
3. 周其仁：《“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呼之欲出》2012-11-19 《经济观察报》 作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