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启动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扭转了经济下滑的趋势。在随后两年中，在资产价格强劲带领下，国内物价水平快速攀升，使国内宏观调控转为控制通胀，收紧国内货币条件，国内准备金率创历史新高。但是，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投资和出口增幅趋于回落，国内经济开始步入下行阶段。2012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1%，整体下滑趋势明显，对宏观调控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针对这种状况，宏观经济开始所谓的预调、微调，下调银行准备金率，扩大信贷规模，启动重大项目投资。应该说，当前国内经济处于极为复杂的局面，通胀压力居高不下，经济下滑态势明显，而结构调整遥遥无期，宏观调控面临到底向哪里去的问题。放松信贷，加大投资，虽短期内保持了经济增长，但更加扭曲结构，且推高物价；保持调控压力，控制物价，推进结构转型，但面临经济下滑失控的风险…
国内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三角组合，在物价水平、经济增长、结构转变三个约束条件中力求实现相对均衡。作为一个巨型复杂系统，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种力求实现多方均衡的政策组合对于经济社会形成很高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政策组合如果缺乏底层制度的安排，是否会在不断收敛的操作空间中，而最终导致政策“不可解”？抑或是，在局部貌似改变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看似正确的错误”呢？
一、资本的“资源配置”
资本是经济社会中最为活跃的要素，是实现自然资源、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组合的主导因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会经历不同的阶段，是一个经济要素不断结构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初始阶段，即马尔萨斯阶段，劳动力过剩，资本稀缺，资本通常发挥主导角色；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稀缺程度趋于降低，资源要素作用开始增强，这个阶段通常称为赶超阶段；当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时，人力资源积累逐渐成为主导动力，资本则出现了相对过剩。根据中国科学院人口所蔡昉教授研究，他认为我国劳动人口抚养比曲线也将在2013年出现拐点，由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这表明中国处于资本相对过剩的状态。
资本的天性是逐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动力。资本有自身的“增值模式”，大致分为三种途径：第一种是主要通过储蓄和借贷等方式，获取利息收入；第二种通过对要素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形成生社会生产现金流，从利润分配中获取投资收入；第三种是以货币形式流向资产（资源）领域，不改变要素组合形式，通过价格变动获取套利收入。
在不同经济环境中，资本的增值模式有所差异。在通货紧缩环境中，资本的“增值模式”会以利息收入和投资收入为主。由于价格总水平降低，资本价格和资源价格通常处于深幅调整状态，这样“套利收入”不仅无利可图，甚至面临“贬值”。而在物价水平的下降趋势使现金出现“增值”现象，资本更愿意处于储蓄、借贷等状态，导致资本的利率水平偏低，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国债热销”。同时，由于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全社会平均收益率处于下行通道。在这个过程中，不同行业的收益率便会出现结构分化。在消费者生活和消费方式转变的推动下，不同的行业命运便出现差异。例如，由于收入减少，消费者会增加电子购物，降低实体商店消费；增加连锁快餐消费，减少到中高档餐馆；由于城市集中度，城市病会使消费者选择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加对环保、健身、休闲等产品的消费，等等。这种变化趋势推高了受益行业的资本收益率，导致其及其关联行业转变为经济社会的“新兴产业”，由此带动国民经济步入上行阶段。
在通货膨胀环境中，资本的“增值模式”便趋向以套利收入会为主，形成“资源的错误配置”。由于负利率，利息收入惨淡，资本会脱离现金状态，寻求更大的增值空间。其次，社会价格普遍上涨，资产价格通常处于引领地位，上涨势头猛烈，无疑是加大了套利收入的获利空间。经济转型更是在通货膨胀环境中扮演了放大器的作用。实体经济由于需求减少而面临严峻的供求形势，平均收益水平自然下降，导致资本从实体经济中大规模析出。这时候，实体经济充当了融资平台的角色，在利息收入和套利收入之间进行套利交易。也就是以较低的价格吸收处于现金状态的资本，投向资本品领域，从而获得高水平的套利收入。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实体经济作为循环体获取了一定的资本，但实际上是“饮鸩止渴”，因为资本套利收入不是像赌博那样的零和博弈，而是通过要素资源、资金价格等各种途径从实体经济中抽血，最终还是要实体经济承担成本压力，直至实体经济因为缺血发生强制性调整。
值得警惕的是，如果通货膨胀持续发展，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到位，则会进一步强化马太效应，大量资本逐渐形成少数人的财富，这样会导致资本对资源和土地要素的套利交易最终演变成为一个“财产化”的过程，也就是资本在资源和土地要素领域沉淀下来，完成了“财产化”过程，资本持有人便很可能演变成为“食利者”。即使，国内货币条件出现了实质调整，资本稀缺程度上升，利息收入明显上升。但由于“食利者”可以通过投资收入通道，提高稀缺程度或者供应垄断等方式获得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迫使产业链下游环节接受其价格。香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在四大房地产商寡头垄断下，香港房地产价格畸高，大大推高了新兴产业项目的进入成本，导致其产业结构未能“高端化”，区域经济抗风险一直较弱。
二、危险的“政策陷阱”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诉求多元化，力图实现“物价水平”、“经济增长”、“结构转变”三者的相对均衡。应该说，这种政策组合不仅对驾驭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需要对经济环境的准确洞察，并保证各种政策工具得以有效实施。通过资本增值模式分析国内宏观政策组合，可以发现三条“看似正确的错误”的结论：
第一，保经济增长实质上可能是“伪增长”，更可能是“饮鸩止渴”，变成了一个不断测试民众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底线过程。由于经济结构转型过程漫长而曲折，保经济增长主要是延续原有的经济模式，必须保持投资才能实现经济增长，这就需要维持一定规模的投币投放量。但是，在投资回报率不断趋低的情况下，货币投放量必须保持不断增高。由于货币条件事实上的宽松，这将会使国内通货膨胀始终处于较大压力。在这种格局下，资本的盈利模式会更加趋向实现差价收入，因为通膨膨胀一方面会推高要素价格，使实体经济利润水平进一步下滑，导致资本在实体经济中的收益率更加稀薄；另一方面会使储蓄的收益下降，甚至是负收益。这样，相对于前两种收入模式，差价收入会更加有利可图，资本可以通过土地（房地产）（房产）和资源等途径，在要素组合的过程中将价格上涨传递至实体经济；由于有了实体经济这个出口，同时由于前两种收入模式导致资本流出，会使资本与资产的供求关系失去原有的均衡状态，即更多的资本追逐资产，导致资产价格不断开始新一轮上涨。
根据这个分析，保增长越是持久，这种传递压力越会在实体经济传递得越彻底。而且，在资产价格多轮次上涨的过程中，推动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直至达到不可接受程度，保增长从而被迫结束。但是，由于资本不断从实体经济和储蓄状态流出，会严重导致实体经济失血，既会加速通货膨胀，又会使整个社会大生产出现滑坡，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第二，保持物价水平稳定可能变成“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或被迫以惨烈结局收场。弗里德曼通过实证分析，表明“通货膨胀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税收，由于物价上涨，导致持币人的购买力下降，事实上有降低居民收入的效果。对于国内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增长是首要目标，在当前国情下这不仅是经济目标，同时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当宏观调控变成以经济增长为主线时，由于经济增长伴随物价快速上涨，便收缩货币条件，物价上涨趋势减弱；接着，由于货币条件趋紧，推动经济增长下滑；然后，当经济增长下降明显，又会扩张货币条件；于是，当货币条件宽松，物价新一轮上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由于投资回报率不断趋低，对货币条件越加以来，单位GDP增长需要更多数量的货币，造成物价上涨的潜力动力水平不断升高。
透过通胀环境下资本收益模式，每一次“保经济增长”，推动一轮物价上涨，均变成了“资本实现套利收入”的激励，进一步增大物价上涨动力。很明显的证据是，国内通货膨胀的出现频率不断增高，间隔时间不断缩短，宏观调控政策调整频繁。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控制物价水平服从于保持经济增长，但在多轮的物价上涨推动下，物价水平最终变得不可接受，演变成为一个集经济、政治和社会于一体的问题，且危害更甚于经济增长。甚至变成“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结构转型”皆不可得，形成经济社会的全局性溃败。
第三，结构转型将可能会是“南辕北辙”，经济增长活力遭受严重扼杀。由于国内经济增长属于投资出口模式，由于消费不足，需要通过出口消化投资形成的产能。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去杠杆化”，消费率下降，需求不足。在这种背景下，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成为结构转型的关键突破口。但受制于国内收入分配体制滞后，居民收入所占比例处于下降通道，在物价上涨推动下，居民消费需求更加受到抑制。同时，政府加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出台了系列产业规划，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政策引导下，资本纷纷启动了所谓的产业转型，配置了众多的土地（房地产）、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逆淘汰现象：一方面由于商业环境和技术水平不成熟，新兴产业无法提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现了“建成即亏损”现象，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另一方面，不少资本持有人将战略新兴产业作为要素资源配置平台，获取了土地（房地产）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但不进行有效配置，而是运用了通胀环境的资本盈利模型，利用套利收入获得投资收益。事实上，迫于财务压力，前者迟早也会走上后者的道路，发展新兴产业仅仅成为了一个手段，也就是一个资本的游戏。
三、改革是王道
审视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必须要警惕贫富差距的影响。由于处于资本相对过剩阶段，加之国内基尼系数达到0.64，这意味着国内大量的资本控制在少数人或机构手中，构成其财产。在这种财富分布格局中，聚集到土地（房地产）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资本并没有紧迫的财务压力，可以成为战略性的中长期持有。这样，在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凭借着对土地（房地产）、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控制力，对其它要素资源具有很强的博弈能力，从而在实体经济收入分配中获得有利的地位。在过去十年中，地方政府就凭借对土地（房地产）市场的垄断，在通胀环境中通过资产升值的方式，获取了巨额的财政收入。
在这种要素资源博弈机制中，结构转型很可能成为“看似正确的错误”。资源产品价格改革便可能充当一个旗手。由于要反映资源的稀缺性，资源产品价格总体应是上升趋势，这就是效应颇强的激励因素，会吸引更多的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入到自然资源，因为不仅可以通过金融化程度很高的大宗商品在通胀环境中获取套利收入，同时由于资源产品价格上升强化了实体经济这个出口地位，使其收益更有保障，但实质上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负担，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活力，使结构转型更加艰难。
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必须底层制度改革作为支撑，否则就像建立流沙上，形成溃败性的系统风险。
首先，重新构建要素资源的配置机制，反映新的历史时期不同要素资源应具备的相应地位。过去我国资本稀缺，法律制度采用了偏重资本的方针；当前我国已处于资本相对过剩阶段，必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制度，修改《公司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等，推动资本、劳动力、土地（房地产）、自然资源、技术等要素形成动态博弈，形成一种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均衡结构。
其次，建立财产税制度，规避资本对土地（房地产）、自然资源等要素的“财产化”，防止出现大规模食利者。有效的财产税制度能够抑制要素垄断扭曲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机制，危及发展方式转型。财产税应涵盖房地产持有、财产转让和资源占有等方面，大幅提高持有成本，改变收益预期，引导资本开展有效资源配置，如创业投资、新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等。
另外，进行投资体制改革，最大程度地放开投资领域，扩大资本运用空间，减少对土地（房地产）、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聚集。国家必须真正打破行政垄断，放开“国计民生”领域，对国内各种资本实行“平等待遇”，允许自由进入，发挥资本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配置作用。
关于中国经济前景，国内外不少经济学家心存疑惑。在其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逐渐消失，诸如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资源红利等，而制度红利、技术红利在当前体制下受到显著抑制，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其实，经济学家普遍忽视了另一种红利，即“文化红利”。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勤劳勇敢，发家致富强烈。遍观中国历史，但凡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社会经济便蓬勃发展，形成所谓的盛世。深入研究这种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政策，基本上都贯穿了“无为思想”，“无为即有为”，当社会环境宽松，底层制度合理，民间蕴藏的巨大创造活力便会喷涌出来，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或许，“推进改革，减少政府干预”才是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