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社会来临”的时代。借鉴西方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中国需要从三个层面进行城市化战略的创新：一是顶层设计理论创新。需要对中国全域城市化格局进行全面、整体性的重新规划，使之形成全域性城市化网链体系。重点建立300—600公里宽的沿海城市现代化示范区，建构和规划“合纵连横”式的流域城市带。二是中层理论与应用设计创新。在“人与自然和谐为本”的理念指导下，建构“循环社会型城市化”发展模式。根据中国区域差异过大的国情实际，创新区域性城市化的分类指导策略，采取“五种城市化道路并举”的战略。其核心是理论与战略应用的系统性、层次性和分类指导性，不同地区的城市可根据市情和区性，或并用并举，或分类分层应用，或单一建构。三是终极价值理论创新。创造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理想类型，通过“有机城市秩序”的建构，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城市发展理念。
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的快速来临，其城市化规模之大、速度之快、范围之广、问题之复杂，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的。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既要学习发达国家城市化成功的经验，又要吸取它们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教训。这就需要针对中国的国情——多梯度差异化社会的发展格局和特有现实，提出全新的城市化理论范式，设计可持续、可操作的中国城市化战略运行方案。
一、中国城市化空间战略的顶层设计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受中国特有的“五年规划”经济模式影响比较大。这既存在着积极推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一面，又存在着制约城市长期有序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一面。“五年规划”虽然能够为解决近期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提供策略和手段，但由于中国的城市建设、管理与管理者的考核挂钩，使得多数城市建设仅仅追求任期(五年)的政绩，城市规划往往缺乏连续性、整体性和长远战略性。然而，城市化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城市化建设必须注重长期性和可持续性，要考虑30—50年甚至更长时间城市发展空间的结构状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西方发达国家如纽约、巴黎和伦敦等城市所设计的2000年规划，是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尽管中国“五年规划”的政府管理模式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但因其不能完全适应城市化长期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往往使中长期的城市规划形同虚设，出现急功近利的“建设性的破坏”。所以，基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有针对性地提出国家顶层意义上的城市化长期、整体发展战略，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可分类指导的中国城市化解决方案，是很有必要的。
(一)中国全域城市化战略格局的顶层设计：创造适应中国地理结构的整体性“地域生产力结构”
中国城市化总体战略的核心之一，是国家区域城市化战略的整体性、契合性和系统性。区域性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是国家整体性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前提。对于国土广袤、人口众多、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来说，城市化的发展既要有宏观的理论指导模式，又要有中观的分类运行策略，还要有微观层面的操作运行方案。中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建立在整体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要全面实现现代化，就要全面实现城市化，积极推动区域城市现代化，在创造新的地域生产力格局的同时，构建国家全域范围内的城市化差序格局结构体系，使中国在整体上进入具有某种合理性差异的、相对均衡化的、具有“现代性”的城市社会，进而创造与中国区域地理结构和区域资源相匹配的中国式可持续城市化道路。
中国城市化总体战略思路是：其一，中西部以增加城市群密度、提升区域“发展极”城市首位度为主。在优化城市群结构、增加人口集中度的同时，建构新的低碳型产业簇群。以“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作为首选，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将回归自然作为理念指导，创造新的生产体系和生活空间环境，甚至可以大面积推出“区域不开发规划”，用强有力的手段保护和恢复历史自然环境，让中西部的部分地区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涵养区。换言之，中西部的城市化策略应该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其二，东部以建构区域现代化城市(镇)群为主，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前提下，创造全新的科技型都市农业、城镇农业和都市人农业，并以直接进入“后都市社会”的方式，推进“农民终结”①时代的来临。其三，在中国全域内设计并规划多类型、多层次、跨地域和不同规模的都市群、都市圈、都市带——总体上可以称为“中国都市圈化”战略，创造30个左右具有“全域价值链”的都市圈。这种都市圈和都市带通过中国特有的制度型设计加以推广。在30个大小不等的都市圈体系内，创造跨地域、跨行政区、跨文化的整合机制，在相互覆盖、相互补充的发展中，强化“七大国际型核心城市群”、“三个巨型城市带”和一个“边贸城市环”，并以现有都市群与国家级经济社会发展区进行空间整合，通过30年的努力，创造中国全域整体意义上的、科学合理的城市群(带)体系发展格局，以中国本土化的发展方式实现中国基本城市化(85%)的目标。
根据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规律分析，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战略之一应首选创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战略，在国家层面直接提出创造世界第六、第七、第八大城市群的战略步骤，对现有几个区域型大都市圈重新进行整合规划，形成“首位城市重点发展”的机制，其主要目标就是创造世界级经济区域的“发展极”。在战略选择上，进一步强调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功能与价值，而不是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等区域空间作为城市群的代名词。这种以区域空间描述来代替城市群概念的思路，反映出中国城市群还没有突破行政壁垒的关系，还缺乏制度型的和市场关系认可的“首位城市”。这种行政化的城市群制度关系，明显地阻碍着中国城市群结构的优化发展。纠正这种模式，需要学习发达国家的“首位度”城市建构理念。例如，在工业化后期形成的大纽约都市圈、大巴黎都市圈、大伦敦都市圈、大东京都市圈等，无不是以首位城市作为城市群的主题概念和“发展极”的。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说，中国需要跨区域的首位度城市体系建设。“根据城市化模式的历史证据，首位度城市的增长似乎是一种发展功能，帮助国家更为有效地集中并最大化其有限的经济和人力资源，起到资源增长、允许分散和向其他区域延伸。”②正如联合国人居署发布的研究报告所言，大城市或者是“首位城市”将继续扮演以下重要角色：国家及区域经济发展、制度建构、文化传播的发动机；甚至在一些国家，通过打造全国治理中心，使之成为政治整合的发动机。这就解释了“为何在多数国家首位城市是国家的首都或州府”的意义了。以大都市为主导的差序格局化城市化，可以充分发挥城市作为地域生产力的功能与价值，强化中国整体上的分工合理的“地域生产力”格局，集中区域经济与产业集聚优势，提升城市能级和国家核心竞争力。在中国形成广泛意义上的、跨区域的“城市群经济共同体”，是国家整体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且，“发展极”的跨区建构，也是中国城市群和都市圈可以和谐发展的前提。
在中国城市群的顶层战略设计中，可以以区域划分为三种模式：一是国际化都市圈模式；二是巨型流域城市带模式；三是“边贸城市环模式”。近期战略之一是“七大核心都市圈”③的“同城一体化”战略：建构以“七大都市圈”为主体的地域生活构成体系，实现跨省域行政区划的城市群空间一体化协作，通过制度创新、市场关系创新和文化整合创新，建立由不同能级城市构成的有机城市群体系。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中国全域城市化的整体性战略，即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空间内，建构具有“差序化格局”意义的城市化网状结构，使各区域间的地域生产力布局形成嵌入性的结构互补关系。这其中就包括“七大都市圈”与“三个巨型城市带”形成地域有机结构。这三个巨型城市带分别是：“长江流域城市带”，“黄河流域城市带”，“沿海城市带”。它们是中国地域生产力空间上的“纵”“横”系统表现方式④。仅有城市圈发展而没有巨型城市带发展的话，会出现地域生产力格局的“结构性空洞”；通过“纵”“横”城市带和城市群的有机整合，会使中国的城市群发展超越自然空间的制约和行政体系的空间羁绊，进一步演化成区域结点清晰、网状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多层次区域共同体。在城市“群”、“带”地域结构的格局中，接下来的发展就是要建立以边贸城市价值链为纽带的“中国边贸城市环”。通过城市群、城市带、城市环这三重建构，形成全域“网链”的城市群结构；在“自组织系统”的“熵”结构嬗变中，实现中国从“小康社会”到“城市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良性过渡。
(二)中国沿海城市区域优先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创造中国现代化先导区
联合国人居署在其研究报告中认为：“那些靠海、沿江或者坐落于三角洲地区的城市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型的城市。尤其是那些港口城市，继续占据着国家和区域城市景观的重要位置。世界最大的20个城市中有15个是坐落于海边和三角洲的口岸城市。……在亚洲有18个或沿河或入海口城市在20个最大规模的城市之列。”⑤显然，沿海城市经济的发展战略与模式，是中国城市化发展不可忽略的城市化战略之一，应该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体区和示范区，在经济产能方面应该占据中国经济总量的70%以上，以确保中国经济主体的可持续发展，亦如美国三大城市群占据美国75%的产能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说，需要把沿海地区(即沿海300—600公里内)进行有效整合，建造以300—600公里宽为主要空间模式的沿海城市发展区。沈阳、济南、南京、杭州都应该作为沿海城市并提出沿海经济与社会的战略规划。南京、杭州可以多种方式通江达海——南京依托长江，杭州依托钱塘江，可以作为典型的沿海城市经济进行创新。作为一种城市人文区位价值和“城市文化资本”的再建构和再生产，沈阳、济南也应该打造直达沿海的经济与产业发展体系，形成全新的沿海区域经济战略格局。
中国的30多座沿海城市可以确立中国经济的大半壁江山，关键是如何创造与内地的结构性关系。由于沿海城市承担着吸纳海外资金与技术、文化传播的区域国际化整合作用，在产业空间布局方面，国家应该提出整体东部经济发展计划和建立西部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体系，在内地与沿海地区之间搭建跨区的地域发展平台，形成内部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的地域结构体系和空间关系。
(三)中国流域城市带战略的顶层设计：创造中国“合纵连横”地域现代化结构
中国河流经济十分显著，沿河城市带的开发同样具有国家级战略意义。无论是长江、黄河还是珠江、淮河、辽河、海河、松花江等流域的城市群(带)体系，其发展都具有深刻带动意义。在传统的长江流域(重庆、武汉、南京)三大都市圈以外，应该注重新兴中小城市群的崛起。例如，安徽的马鞍山、铜陵沿江城市群，江苏的江阴、靖江和张家港跨江城市群——这两个新兴的沿长江城市群(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有可能与武汉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相媲美。另外，“江阴—张家港—靖江”三市的跨江组团发展，可以建构上海、苏南经济向苏北经济渗透与发展的通道，其发展可以填补大都市圈内的区域结构空洞。中小城市群的成长，在创造不同区域比较优势的同时，可以弥补大区域间经济、社会结构空洞之不足，为区域性社会的相对均衡发展提供动力。
从流域经济的价值来看，中国运河城市带也具有典型的国家战略开发价值。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线路最长的人工运河，是中国一条重要的南北水上干线。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和六个省市，在历史上不仅便利了南北物资的运输交换，也有助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运河城市带主要包括北京通州区，天津武清区，河北的沧州，山东的德州、临清、聊城、济宁，江苏的徐州、淮安、宿迁、扬州、高邮、镇江、常州、苏州，浙江的嘉兴、杭州、绍兴、宁波等城市(区)。它在填补中国城市群地域结构中的“空洞”的同时，既可以作为沟通南北城市群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纽带，又可以作为中国东西部和南北区域经济发展的过渡空间。从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和区域经济空间整合的战略意义上说，将运河城市带纳入国家层面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体系是利大于弊的。
大区域的带状空间城市化整合，是与中国自然地理格局相适应的现代化战略的必然选择。国际经验表明，沿海地区国际化的经济、社会文化要素对内地区域社会渗透得越快，国家整体现代化的发展就会越快，并且越具有世界性。
二、中国城市化道路本土化的理论模式建构
(一)“多元复合型城市化理论”——五种城市化道路并举的发展模式
中国城市化是在经济全球化、全球城市化的前提下，以制度型投入作为主要发展动力的高速城市化发展形态。依据中国现存的“多梯度社会类型”的实际，以“五种城市化道路并举”作为发展模式，是在“人与自然和谐为本”的主旨下重新设计制定的战略：第一种是“大都市核心化引领战略”；第二种是“多层次都市圈同城化战略”；第三种是“县域城乡整体一体化战略”；第四种是“区域生态涵养区不开发战略”；第五种是“后都市时代城市现代化战略”。设计这五种城市发展战略模式，既是为了适应中国不同地区社会类型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适合不同层次城市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适度紧缩型城市化理论”——作为一种国策的城市化路径
“适度紧缩型城市化”主要是针对中国地少人多的特殊矛盾所提出的。只有采取“适度紧缩型城市化”政策，并将其上升为一种国策，创造单位土地面积的财富承载力和承载量的最高值，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具体做法是：首先，把适度紧缩型城市化思路上升到中国的政策和法律层面，对城市容积率、城市总体规模、城市单位面积的投入等提出限制性立法。其次，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城市周边农田提出强制性、永久性保护规划，在确保城市周边农田得到强有力保护的同时，创造城市田园风光。最后，对中小城市进行跨地区、跨行政区(跨县域)的地域性结构规划，特别是针对中小城市、城镇和村镇沿路、沿河、沿圩建设的现状进行集约型发展规划，并强行立法；在集约使用土地的政策主张下，创造均衡性城市化地域结构关系，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结构性成长的合理性、可持续性。
(三)“县域城乡一体化理论”——以“中国文化根柢”建构为主导的城镇发展道路
当代中国正处在以“城市社会来临”为外在特征的社会变迁阶段。在传统村落不断消失的同时，传统文化之根柢也在消失，很多后发展地区处在“经济回波振动辐射效应”的典型阶段。中国近3000个县域经济体面临着全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整体上出现了“脱壳效应”。这也是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可以进行调整、重构和创新的最好时机。
县域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路径是：(1)在省市一级城市化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形成县域城市化的顶层设计，即县一级城市应该和市一级城市化形成系统性结构性规划。进一步说，县域城市化应该是省级或者是市一级城市化规划的战略组成部分，而不是以县为单位的独立的系统。(2)县域城市应该有50%、70%、85%的城市化率的阶段性规划和战略布局，必须有超过30年以上县域城市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3)在全国范围内，根据省域经济格局设置，推进“一县一品”的发展战略，构建中国整体意义上的县域经济大战略体系。(4)在县域乡镇规划体系内，强行推广地方性特色文化建设规划，包括建筑与空间结构的地方文化特色建构等。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的很多省份，如湖北、湖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等省的乡村，大区域、大面积地出现了不伦不类的仿欧式建筑，这既丧失了中国的“草根”文化，也破坏了传统中国乡村的地景系统，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化、乡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一大失误。(5)县域城市化应该以“田园城市”理论作为指导理论之一，强调自然原生态、文化原生态的保留与利用。(6)县域规划的超前性应该体现在“都市型农业”、“城镇型规模农业”、“都市人农业”和“科技型农业”的合理规划上，在此基础上创造县域经济的独立就业体系。(7)县域城市化应该明确提出人口集中与分流规划，每个县都应该以三到五个中心镇作为小区域范围的“发展极”和区域“协调极”；⑥提升村村通道路等级，创造县域城镇体系空间的一体化发展体系，实现全县域80%以上区域60分钟交通的可达性；扩大集中镇的建设规模，把小城镇作为中国大城市群的结构组成部分。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在现代化和后工业社会以后的发展中，将小城镇作为居住、生活和就业的主体空间。
无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推进城市现代化进程，或者是规划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都必须注意发挥县域经济体地域空间广、农业经济为主这一特色。中国县域城市化整体实现之时，也是中国城市社会整体现代化和经济整体腾飞之日。
(四)“本土化城市空间形态理论”——中国式城市空间文化形态的建构
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特有的本土化的城市文化空间与形态正在消失——不仅城市的地方性精神、地方性文化特质、地域文化流派正在消亡，甚至中国本土化的城市文化符号也在被西方式的城市文化符号所取代。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说明，创造中国式的、本土化的城市空间形态已经迫在眉睫，并且是一种历史责任。这个责任既有振兴中华民族城市形态、保护和守望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又有保证中国现代化健康发展，进而对人类文化整体进化发挥推动作用的意义。如果在世界一体化的浪潮冲击下，全世界的城市只有一种空间形式或形成千篇一律的欧式景象，这种结果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倒退。因此，“本土化城市空间形态”的建构与营造，应该站在“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高度，高起点、高品位地创造具有地方精神的和民族“根柢文化”的城市空间形态。其一，应创造性地表现中国传统城市文化与空间肌理，创造适合人体工学的、饱含人性尺度和中国人文精神的街巷与空间体系，使城市空间景观具有历史的有机秩序性和独有性。其二，创造本土化的中国城市空间符号与景观的“中国元素”体系，并直接应用于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空间的建设过程中。其三，在城市空间意象的创意方面，建构具有城市地点精神与中国化的“城市家具”文化符号，形成“中国元素”的世界性象征意义，创造时代的“标记”——城市“文化年轮”和城市“文化胎记”。其四，创造“本土化城市空间形态”的话语体系，在“天人合一”的文化体系中，从传统农业和工业化的文化羁绊中走出来，让现代社会的城市能够真正根植于自然。
(五)“‘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场域理论”——中国式都市主义文化
“城市文化资本”理论的核心，是建立“城市可能通过文化的自觉，创造属于城市自身的资源和资本”的动力体系，使城市具有创新的土壤功能，真正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因”。“城市文化资本”是地域生产力构成的结晶，是城市作为地域生产力的垄断性资源，具有六种公共资本的价值属性⑦。城市文化资源向“城市文化资本”的转化过程，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再生产过程，既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和创意阶层的崛起，又需要中国特有制度型城市化前提下的政策主张；通过创新本身形成“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过程，使城市具有“软实力”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功能。
城市文化资源不等于“城市文化资本”，只有经过某种意义上的再生产过程，城市文化资源才能够转化为“城市文化资本”。能够构成一个城市的“城市文化资本”要素和再生产过程，主要应包含三个层面：第一，通过差异性、垄断性、区域性、民族性、集体记忆性和整体文化认同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创意产业的多重价值建构，才能形成典型的“城市文化资本”。第二，“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需要具有民主、公平、正义的社会“文化场域”。这种“文化场域”构成城市的创新土壤。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土壤的价值高于创新本身”；有创新土壤，创新就可以普遍生长。“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过程，也就是使城市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生产场”⑧的过程——人的价值从中得以提升，人本主义从中得以发展。第三，“城市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应具有“文化炼金术”(alchemy)的意义。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曾提出过“社会炼金术”理论，强调“把任何既定的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即建立在所有人的本质的基础上的合法化占有，这就是炼金术的基本运作”⑨。从“社会炼金术”所表达的内涵来看，远不如“文化炼金术”所表达的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意义深刻。当代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转型——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向文化创意经济转型的历程表明，“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过程所体现的“文化炼金术”，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
(六)“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的幸福城市化理论”——城市现代化与“现代性”价值整合
充分就业是城市人幸福生产的基本前提。城市充分就业需要有五个层次建构：第一层次是城市化发展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规划。城市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定位的发展引导是城市政府的责任，应从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创造居民幸福的角度设置城市产业模式和产业结构，把充分就业作为城市化战略的主体。第二层次是城市化本身的战略包含了产业与经济的创新，不仅让更多的市民成为就业者，更重要的是鼓励其成为创业者，形成良性的城市就业体系。其中包括大中小“城市就业圈层”的设计，避免城市仅仅是“卧城”的规划的历史悲剧。这种空间本身的价值，既表现为城市化的本土化空间结构，又表现为城市本身的经济与城市文化资本价值的再创造。第三层次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经济与城市文化产业的双重发展的合理性关系。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视角，推进城市社会结构中的职业结构转型，让白领和创意阶层成为社会就业的主体。第四层次是城市社会全员福祉的再建构。这里强调的是城市社会全员整体上的生活保障与福利，即让城市市民获得经济发展的城市性和城市现代化成果，最主要的是均等化的社会福祉，形成充分就业为核心的城市照顾体系，追求“城市如家”的城市建设模式。第五层次是城市社会的市民民主生活体系与民主生活文化的创造，形成“柔性社会结构”，在法治与民主的社会建设中，“让尊严和被尊重成为一种社会义务”，实现中国城市文化新行为——“礼”文化的再兴和现代伦理道德的重构。
“充分就业环境”的创造，是城市政府的责任。政府有责任为弱势群体就业“埋单”，还包括有责任创造广泛创业的社会机制。要以“以客户服务型为主的城市化发展”⑩思维来创造城市发展的富民经济。
(七)“后都市城市发展定位理论”(11)——为居民设计城市
城市定位的本身，就是让城市成为市民的真正家园。其核心价值包括：传统理论的创新，城市化样板的创新。定位思考的问题主要有：城市社会全员的福祉水平，城市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去阶层化的社会空间，人性化公共空间尺度，国际化的文化形象，舒适安全的日常生活，个性尊严的文化保障，等等。创造性地建构符合中国城市发展的定位战略，应该是一种国策；“为市民重新定位城市”，是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0%阶段并向85%的城市化水平迈进的新要求。后都市主义的文化理念，所体现的“嵌入性”的城市化战略与城市设计定位，终极目标就是自然、幸福、公平和民主意义上的“城市如家”。
中国城市化道路本土化的理论新模式除了以上七个方面外，还有其他三个与之相关的理论：一是“循环社会型城市化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为本”，进而最终满足人们“扎根城市”的生活愿望。(12)二是“中国城市多梯度社会结构理论”，以中国社会六种类型分析模式为城市社会的梯度转型奠定新的理论基础与范式。(13)三是“全球城市价值链高端介入理论”，即中国的城市化必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竞争中创造自己的高端位置和高端价值。(14)由于这三个理论已经见诸报刊，在此从略。
三、本土化城市化理论重构的终极价值——“有机城市秩序”
从人类有城市以来，城市就有两种“样本”：一是有规划的城市，二是自然成长的城市。前者整齐而刻板，后者无序而有人情味。这种表现方式的本质就是事物的“无序”发展与“有序”发展的辩证关系。与西方城市发展历史相比较，中国的城市从古代到当代，其被整体制度型设计所主导，自然肌理性的成长是不充分的。中国的城市在整体上属于制度嵌入模式，从规划到人口数量，再到投资的主体，都是政府为主，而且在当代愈演愈烈。从中国城市文化根柢的角度来看，本土化城市形态顶层设计的核心是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文化理念，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与建设中重新构建城市、人与自然的三者关系——互为依存、互为表里、互为前提，恢复城市的原生态自然状态，给城市以“有机秩序化”的新生命。正如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城市也理所当然地要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这一理论在终极价值意义上就是“天人合一”理念下的“有机城市秩序”的建构与设计。
在工业化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使城市生活与自然越来越远的时候，很多学者在寻找城市与自然重建和谐关系的门径。1913年，沙里宁继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之后，提出了“有机疏散理论”(15)。他认为，城市发展一直存在着一种悖论，即城市人口与产业的过度集中，使城市的成长与衰败似乎处在同一过程之中。这一点在人类工业化的进程中格外明显；而“有机疏散”模式可以解决工业化过程中“胜衰同体”的问题。因为，“分散是合理的和健康的”；只有使分散过程“有机化”，才能使城市获得“持久的健全成果”。这一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总结了工业化及工业化后期城市发展过度机械化分散的现实；另一方面，试图设想城市的整体扩张——疏散能够形成有机化的表现形式。但是，这一理论中关于“疏散”空间的结构与价值，却未能建构一种完全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因为在城市发展的事实上，城市的疏散具有无限扩张性，当代世界大城市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种结局；因此，仅仅提出“疏散”，必然会出现一种无边界的城市发展模式。人类既然能从自然界中走出来，必然会以新的、更高的形式回归自然。城市犹如自然中的树木，吸取自然的营养，最终回报给自然。(16)芒福德认为：“真正的城市秩序，正是在林阴下的开阔地上而不是在喧闹拥挤的环境中萌生出来的。”(17)他强调，有机体的成长不取决于有没有不利因素，“而取决于有足够程度的平衡，以及有足够多余的建设性力量去不断地纠正、恢复，去吸收新鲜事物，去调节数量，去与所有的别的需要维护平衡的有机物体和社区建立平等交换关系”。(18)这一观点的新颖之处在于，强调城市与自然的平衡、有机的自然恢复能力，表现为有机体的有序化和“自组织能力”。有机功能与社区——自然与社会形成平等交换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一观点总结为“城市是自然界的有人文理性的森林”，即“有机—分散—有序”的连续发展过程。而对此有实践性贡献的是吴良镛。他在1991年提出从“有机更新”到“有机秩序”的城市改造理论。由于其所发表的文章侧重于操作与应用性，所以只提了一句“从顺义旧城肌理的格局的‘有机更新’，谋求逐步地在一定地区范围，建立新的‘有机秩序’”(19)，而没有从整体上去论证有机秩序的内在理论与系统。因此，沙里宁、芒福德和吴良镛等学者提出的“有机”、“疏散”、“秩序”等理念，如果用现代语言概括，可统称为“有机秩序城市的系统理论”。虽然这一理论本身还缺乏完整范式和理论体系，但为我们建构有机城市秩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多维度的思考。
“有机”是自然属性生命体的一种存在和组合方式，是某种有序性和自然进化的一种关系结构。由于城市的主体是人，把城市视为一种具有自然有机生命的价值体从欧洲的17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几百年来，虽然我们一直在批判城市“过度的机械化”空间，但是不同的城市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某种有机性，这种有机性以城市的自然环境、道路、水系和其他人工景观构成了一种以人为主体的有机生活系统。很显然，这些有机生活系统在不同的城市表现为不同的城市进化程度。如果单纯或者一味地强调有机性，城市往往表现为盲目的自我成长。因此，在“有机城市”的结构体系中，注入人与社会的理性，是城市能够在有机结构体系内形成有序成长的本质前提；而“有机秩序城市”的主体和核心价值的表现方式，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与人类主体理性价值创造的结合。
城市空间结构系统与功能增长、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进化，意味着城市相对高级化的进化。城市本身的有机系统性包括了生产系统、流通系统、生活消费系统、分配系统、居住系统以及文化系统、技术系统、交通系统、管理系统和空间连续系统等，这些系统犹如人体的神经系统和血管一样，是一种有机体系。这种有机体在系统的进化中，会实现功能的进步与完善，形成进一步高级化的有机秩序体系。这种进化是一种复杂体系的进化。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来讲，它是城市的“触角向世界的延伸”，给人以城市的智慧之光。在人的智慧体系的完善中，城市进化以社会进化的形态生长出城市的“自我修复机制”。这个“城市自我修复机制”，是城市自身形成的一种社会机制和土壤。例如，巴黎作为世界时尚之都，占据时尚文化的前沿，引领世界时尚文化的创新进程，其背后体现的是城市能够自我更新、自我再造、不断创造新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基因，进而形成城市本身特有的“城市文化资本”，并在城市进化中形成“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场域空间。卢曼是一位有影响的德国社会学家，“在他那里，系统理论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他曾是帕森斯的学生。卢曼也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持续地进行功能分化，分化成他所谓的‘自我塑成’子系统。这些子系统是整个系统的组成部分，都拥有各自独立的运行规范和法则。这一分化过程有利有弊。一方面，人们从集中化的专制权力中被解放出来了。至于外部环境：‘复杂性更高的系统通常能够容纳更多的、不同类型的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例如，输入和输出可以分开)，因此可以应对更复杂的环境。’另一方面，这一分化过程导致每个自我塑成系统会产生其他系统需要应对的外部不良影响”(20)。这一论述本身想要说明的是，城市有机性的现代性意义是将有机性的原生态文化设置在城市人群体理性的驾驭下，使城市的有机性系统注入理性智慧和“秩序理念”。城市进化程度越高，城市的宽容和现代化性就越强烈，越具有包容世界文化的特点，越具有有机秩序理性。在布朗的研究中，通过引证相关学者的观点也证明，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包括心理依赖。他说：“以威尔逊为首的生态学家系统地表述了‘天性热爱生命的假说’，强调被剥夺了接触自然的人，在心理上受到伤害，这种剥夺导致幸福生活某种程度的下降。”(21)重归自然是一种理念，是人类的底色和自然属性。这是城市理念定位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种新的“有机城市秩序”的再造。
从现有的理论和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寻找到“有机城市秩序”研究的维度和主体内涵，即有机历史风景与秩序、有机城市功能分区与秩序、有机空间连续统秩序、有机疏散整合秩序、有机亲情下的首属邻里秩序、有机循环的“善”秩序、有机更新城市肌理秩序、有机生活方式秩序、有机城市文脉与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秩序等等。这里强调的是双核价值模式，即有机与秩序的嬗变和整合。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无止境的扩张，我们的城市正在成为“城市机器”。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给人类带来了现代化的生活环境——汽车的家庭化，电脑的家庭化，生活的智能化，等等。但是，全新的技术体系虽然给社会以新的面貌，这种现代化却也带来一个更脆弱、更具风险的现代社会。同时，它也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大众消费时代，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超量地消耗地球的有限资源，并使人类成为一种“城市动物”(22)。人类从自然界中走出来之后，如何以更高的层次和意义重新回归自然？城市本身的自然化可以视为人类的一种理性选择。
注释：
①[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第268—271页，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②⑤联合国人居署编著：《和谐城市——世界城市状况报告》，第265页，吴志强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③这七大都市圈是：“大上海国际化都市圈”、“大香港国际化都市圈”、“大北京国际化都市圈”、“大武汉国际化都市圈”、“成都—重庆国际化都市圈”、“沈阳—大连国际化城市群”、“合肥—南京国际化都市圈”。
④张鸿雁：《论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城市现代化道路及方式选择》，载《城市问题》，1994(6)。
⑥笔者曾主持设计了湖北省蕲春市的《蕲春旅游发展战略规划》、《湖北医药产业链发展战略规划》、《湖北蕲春县域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发展战略规划》和《湖北蕲春城市与区域空间及产业布局规划》，感触颇多。
⑦张鸿雁：《城市文化资本论》，第607页，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⑧⑨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第79-80、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⑩张鸿雁、谢静：《“制度主导型”城市化论》，载《上海城市管理》，2006(2)。
(11)张鸿雁、张登国：《城市定位论——城市社会学理论视野下可持续发展战略》，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12)张鸿雁：《“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资源依赖型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社会学视角的理想类型建构》，载《社会科学》，2006(6)。
(13)张鸿雁：《论当代中国城乡多梯度社会文化类型与社会结构变迁——依据“社会事实”对“二元结构”的重新认知》，载《南京社会科学》，2007(9)。
(14)张鸿雁：《全球城市价值链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论——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市化理论重构战略》，载《社会科学》，2011(10)。
(15)[美]伊利尔·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第169页，顾启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16)张鸿雁、张登国：《城市定位论——城市社会学理论视野下可持续发展战略》，第81页。
(17)(18)[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174、568页，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19)吴良镛：《从“有机更新”走向新的“有机秩序”：北京旧城居住区整治途径》，载《建筑学报》，1991(2)。
(20)[英]彼得·狄肯斯：《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与社会理论联系起来》，第49页，涂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1)[美]莱斯特·R.布朗：《生态经济》，第229页，林自新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22)[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附图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