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大约于清末咸丰、同治年间出现于山东，以保卫身家、练习拳棒为目的，往往趁商贾集市之场所，约期聚会比较拳勇。1887年山东发生教案，引发民、教互仇，义和团遂演变为仇教团体。
由于义和团自诩得有神助，能避炮火，有“红灯照”、“蓝灯照”等法术。其思想出自民间神明信仰，以及演义小说《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等，如姜太公、张天师、孙行者、梨山老母、二郎神、哪吒等都是他们崇敬的人物，也是他们做法时常被附身的对象。这样的组织原为地方农民组织，后却以“扶清灭洋”的号召受到慈禧太后的肯定，迅速扩大，并于1900年发生大规模的中外冲突事件，造成八国联军之役，成为中国丧权辱国之最。
义和团的兴起主要是受清末国势衰弱，而外国以其船坚炮利大举向中国扩展帝国主义势力，引发朝野上下盲目的排外、仇外心态所致。回溯至十七世纪，满族入关建立大清朝时，曾经鼎盛一时，其征讨之疆界除元代外达历代之巅峰。然而两百年盛世后，国家逐渐耽溺于安逸、自大、闭锁之中。尤其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后无论科学技术或典章制度上均有长足的进步，中国一如其他文明古国，因未能与时并进，便走向衰败之路。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中国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开启近代国耻之始。然而真正的挑战来自于思想的冲击，中国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虽有改朝换代之间的混乱时期，但始终是“万邦来朝”的大国。清末“西夷”入侵对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形成一大挑战，欧洲人不仅船坚炮利，更拥有先进的知识与管理观念。对中国人而言，承认本身的落后并向过去自己不放在眼里的小国学习是一段漫长的心路历程，充满着失败的痛苦、不断的摸索以及巨变中的觉醒。
英法联军之役后三十余年间，清朝内有恭亲王奕訢、文祥，外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明政治家，眼见问题之严重，上下合作，推动洋务运动，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引进西方的器械，试造轮船、购买军火、聘用外国军官，并以西法训练新军。洋务运动的初期恰值洪秀全率众造反创建“太平天国”的高峰，清廷的开明作风使得太平天国渐处劣势，终于被清廷消灭。
尽管如此，洋务运动仅仅是引进西方工具，并不足以使得中国走向真正的近代化，后者涉及更广泛的改革内容，如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文官体制、法律训练、生产和分配机制，以及城乡关系等等。这些事务实际上牵涉到整个政治、经济社会的再造，领导阶层需要有进步的概念，并身先士卒，动用强大的组织力量始得以推动。然而此时的政治领导尚未有此觉悟，尤其掌握最高权力者是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结果轰轰烈烈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表面上虽堪称壮举，实际上却未触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赔偿两万万两黄金并割让台湾澎湖，洋务运动宣告失败。中国不仅败于西方列强，甚至败于同样历经维新运动的东方小国日本。这种现象激起知识分子空前的危机感，朝野菁英猛然觉醒，除了模仿西方的可击之外，更要效法西方的法政制度，不变法就必然亡国。
1898年，广东举人康有为七次上书要求变法，光绪皇帝深为感动，决心拜托慈禧的羁绊，谓：“我不能为亡国之君！”6月11日，光绪在一批知识分子的支持下，下诏定国是，发愤图强，称戊戌变法。不过一批以荣禄、徐桐为代表的守旧大臣却对变法极为不满，他们向慈禧告状，对新政拖延塞责，不肯推行，甚至希望废去光绪，新旧势力遂进入摊牌时刻，双方竞相拉拢权臣，宫中暗现刀光剑影。维新派欲争取袁世凯以武力出去守旧大臣，不料反遭袁出卖。9月21日，慈禧复行垂帘听政。幽禁光绪于瀛台，捕杀维新人士，并下诏停止一切新政，戊戌变法遂以悲剧告终。
戊戌变法的影响不仅于此，由于整个事件中，列强对维新派表现同情之意，使得慈禧对洋人更加愤恨，竟将报复的意图寄托于义和团上。于是她下令直录、山东、山西、奉天四省兴办团练，义和团遂成政府承认和鼓励的合法团体，参加者愈来愈多。加以山东巡毓贤揣摩上意，允许其设坛至城内外，以“扶清灭洋”为号召，纷与教师教民为难。此举引起列强公使反弹，清廷将毓贤调职，改以袁世凯为山东巡抚。
袁世凯对义和团采取取缔措施，使其无法在山东活动，窜向直录，直录总督最初反对，认为义和团装神弄鬼，扰乱社会秩序，于是派兵进剿，不过慈禧却相信了义和团的神术，不仅反对镇压，反而招其首领张德成、曹福田，待以上宾之礼。1900年，义和团大队在涿州、保定一带拆铁路、毁电线，局势严重。朝中竟无人敢说真话，反而顺慈禧之意编造义和团乃大助中国以灭洋人的谎言。
于是，慈禧密召义和团入京，旬日之间竟达数万人，旗书“奉旨义和团练”、“助清灭洋”、“替天行道”、“义和神拳”字样。慈禧太后召见首领，加以奖励，从此亲贵争相信从，庙宇府第，遍设坛场。其人出入宫禁，横行无禁，大肆烧杀，称洋人为大毛子、教士教民为二毛子、三毛子。凡用洋货，读洋书者，皆以毛子视之，有“十毛子”等名目，凡毛子皆在被杀之列。由于任何人只要用红布或黄布一方包头，即为团民，其中有王公卿相、无业游民、土匪、人贩、盐枭、马贼、乞丐以及红灯照的少妇、花灯照的少妇、蓝灯照的老太婆、黑灯照的寡妇、自称“仙姑”的流娼、被尊为“黄莲圣母”的鸨母等等，分子复杂，京城陷于混乱疯狂之中。
5月间，慈禧召开四次御前会议，筹议和战，其中慈禧、端亲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及一批守旧大臣，力主对各国开战，围攻使馆，尽杀使臣。然而光绪、吏部左侍郎许景澄、户部尚书立山等却力主万万不可，认为义和团纵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不过这些理性的意见却无法阻挡慈禧的意旨，于是25日慈禧正式下诏对外宣战，清军和义和团开始围攻使馆。相较于北方的对外宣战，东南各省大臣对局势的真伪却心知肚明，眼见大难将至，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共扶危局。他们在上海与驻沪各国领事签订保护东南章程九条，使得东南免于兵灾。
针对北京的乱局，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派出联军攻打北京，清兵一路路退败，裕禄自杀，义和团几乎不堪一击，所谓神术瞬间幻灭。7月20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偕光绪狼狈出奔，经怀来、大同逃往太原，后至西安。联军入京后，大肆烧杀淫掠，极尽暴行之能事。清廷命全权大臣李鸿章、庆亲王奕劻负责与各国谈判。1901年9月7日，双方签订《辛丑条约》。中国不仅支付巨额赔款，更被迫接受各国在大城市划定租界及强行驻兵，国家门户洞开，主权尽失。约成，慈禧自西安取道河南回京，虽曾作若干补救措施，但已无法挽回义和团对中国造成的伤害。
以今日观之，义和团事件为中国人不堪外人压迫、群起反抗的民族排外运动，其情可悯，其行却愚。经此事变，影响最大的是民族自信心，由上国天朝沦为次殖民地，由自尊自大，一变为惧外媚外。清廷对外更是完全屈服，此后任人宰割。这种现象使得中国局势更为艰困，人心更加不满，知识分子对温和的变革失去信心，转而支持激进的革命行动，为中国带来彻底的变化与改头换面。
来源: 《20世纪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