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12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了自己的诞生。研究会的宗旨是“广泛联络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团体和个人，通过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为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服务”。它虽然自我定性为“全国性的群众学术团体”，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主题的特殊敏感性，不能不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研究会的名誉会长是党内元老薄一波，担任会长的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周杰，另聘请24位有关部委的领导人为顾问。
但是研究会成立只有一年，便因为发生“六四”事件而政治形势突变，不得不于1989年7月决定“暂时”停止活动，偃旗息鼓。谁知道这一停就停到今天了。我认为有必要记下这个研究会的活动情况和短暂的生命历程。
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1987年7月25日，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里提出：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政治报告提出了七个改革任务，第一条就是党政分开。
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并把党政分开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邓小平在1986年6月和9月的几次讲话里提出来的。9月18日，赵紫阳邀请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等座谈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启动的问题。23日，他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建议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等5人组成，研讨小组的任务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设计蓝图，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研讨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办公室的基本工作方法是阅读材料，议论问题，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赵紫阳的建议经过常委分别批示同意后，10月4日便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办公室（以下简称政改办）。
政改办成立后，从中央机关等处陆续抽调了二十余名中青年学者才俊，参加政改办的工作。他们除积极开展自身的研究讨论外，还邀请专家、学者、民主党派成员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建议。11月中旬，根据政改办的建议，又建立了7个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专题研究组，要求他们组织人员，分别就以下专题进行研究：1.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由廖盖隆牵头；2.党政分开，由温家宝牵头，陈俊生、王汉斌参加；3.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由周杰牵头；4.权力下放和机构改革，由贺光辉牵头；5.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由王兆国负责；6.社会主义民主，由胡绳牵头，李定参加；7.社会主义法制，由佘孟孝牵头。接着，又在中央党校建立了7个同样专题的研究组，由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牵头。
在1986年11月到1987年4月的时间里，政改办自身召开了三十多次座谈会，14个专题研究组分别举行的座谈讨论，更是不计其数。在此期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在赵紫阳主持下召开了7次会议，听取政改办的汇报，讨论、指导进一步开展研讨的具体措施。
1987年4月，政改办在自身研讨和吸收两套各7个专题研究组研讨成果的基础上，开始起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经过深入讨论、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后，于8月底报送中央研讨小组。9月14日，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总体设想》，决定提交十二届七中全会。9月27日，邓小平在《总体设想》上批示：“完全赞成。”10月20日，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总体设想》。赵紫阳在十三大政治报告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就是经过这样广泛、充分的讨论研究，在集中了无数知识精英的聪明才智的基础上产生的。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以党政分开为首要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但是，怎样贯彻落实，却难度很大。实现党政分开，改变政治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无疑是克服现行政治体制的各种弊端的最佳选择，它被十三大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选目标，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人民日报》在十三大后不久的11月26日发表了赵紫阳10月14日在十二届七中全会预备会议上的部分讲话内容：《关于党政分开》，赵紫阳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领导体制的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无法展开。”
如何开展以党政分开为首要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是实施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最重要的课题。由于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和利益攸关，推行党政分开的每一个改革措施，都会遭遇到体制内部的强大阻力。为了扫清障碍，非常需要从思想理论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它的性质、意义和步骤等等，进行系统中肯的研究和广泛深入的宣传，使以党政分开为首要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保证党政分开这个伟大变革得以顺利展开。另一方面，十三大以前的研讨，主要是在体制内部的高层进行的，而且一直处于闭门研究的状态，不公开，不登报。这在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形成过程中当然是必要的，适宜的，但在正式提出改革方案后，为了贯彻实施这个方案，使它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赞成和支持，就必须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讨论和宣传。这两方面的实际情况，使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成为迫切的需要。于是，就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
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一年
研究会虽然只存在了一年，但这一年里的生气勃勃的各项活动，为研究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不是“六四”打断了它的蒸蒸日上的势头，它将有可能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作出无可限量的贡献。
（1）组织概况和工作计划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是1987年底开始筹备的。12月16日，陈一谘和严家其来到中央党校，同史维国、杜光探讨成立研究会的问题。3月2日，中央党校正式致函国家体改委，说明：“为了广泛团结从事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深入开展改革理论的研究，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经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商洽，以中央党校为主发起成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挂靠中央党校。现报上研究会筹备组名单和章程草案，请予审查，并望准予备案。”同时上报了筹备组成员的名单：史维国（召集人）、陈一谘、严家其、陈群林、杜光、陈小鲁、高山。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研究会于7月12日举行大会，宣告成立。成立大会前夕，已经有会员1221人，其中个人会员273人，团体会员34个，948人。400多名会员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成立大会，通过了筹备组提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章程》，选举了理事会和常设机构。
在7月12日成立大会通过的常设机构是：名誉会长薄一波，会长周杰，副会长史维国、陈一谘、高放，干事长杜光，副干事长唐欣、盛斌、朱满良，顾问有于恩光、李定、杜润生、宦乡、高扬、范荣康、赵复三、尉健行、崔乃夫、鲍彤、贺光辉、蔡诚等24人。根据研究会开展活动的需要，研究会建立了学术委员会，由高放兼任主任，崔佩亭任副主任。干事会各部的负责人，分别是：研究部主任王伟光，副主任李忠杰、卢中原、齐连池；会务部主任侯少文，副主任张峰；事业部主任朱满良，副主任李中印；出版部主任柏铮，副主任姚鹏；联络部主任韩康，副主任马小军。另外，研究会成立后还陆续建立了几个民间性的研究所，包括：国家公务员研究所，所长仝志敏，副所长初尊贤、李如海；社会调查所，所长于冰，副所长卢中原；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史维国，副所长盛斌；国外情报信息研究所，所长王小平，副所长唐云、张海洋；政治理论研究所，所长刘德福，副所长荣剑。已经报来准备成立的还有县级政权建设研究所、祖国统一理论研究所、政党制度研究所、党章研究所、党内民主与党的建设研究所、政治发展战略研究所等。正在准备建立的还有湖北孝感的社会调查中心、沙市的企业领导体制研究会。此外，还有两个挂靠在研究会的二级研究机构，一个是青年外语人才联谊会，一个是成都的人事产业研究中心。
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在7月18日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1988—1989年工作计划纲要》，提出18项活动内容，其中由会务部承担的3项：发展会员；定期召开听取意见的座谈会；每年六七月举行理事会；后来还加上编印《会员通讯》。研究部承担的有4项：组织会员的研究活动；成立课题组，筹办研究所；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筹办政治体制改革信息咨询公司。联络部承担的4项：与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建立联系；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组织会员出国访问进修；筹备1989年将要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国际学术讨论会。事业部承担3项：创办经济实体，实现创收；与国内企业界和基金组织建立联系；开展有偿服务。出版部承担的任务有3项：办好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组织编辑政治体制改革丛书，筹办出版发行公司。另有一项是建立政治体制改革实验基地，由干事长、副干事长直接承担。这个工作纲要，基本上就规范了研究会此后一年的活动。
（2）《政治体制研究资料丛书》
但有一项重要任务没有列入这个纲要，这就是接续《政治体制研究资料丛书》的编辑工作。这套丛书是中央党校研讨小组接受政改办的委托组织编辑的。研讨小组在十三大后即告结束，为了加强这项工作，1987年11月成立了丛书编委会，由鲍彤、周杰、贺光辉、史维国、严家其、陈一谘等六人组成，但实际工作仍然照常由我们进行。编委会成立的时候，已经有四分之三的书稿完成初稿。下一步的工作主要是审核、修订，或删或增，统一规范，保证质量。有的书还请了有关的专家作为顾问，进行指导，如《民主政治总论》请了于浩成，《选举制度》请了萧蔚云，《宪法监督》请了应松年，《政党制度》请了季方。为了及时汇报、交流丛书编辑、修订的情况，我们从1987年11月到1988年5月，印发了14期《编辑简报》。这套丛书包括政治制度、政党体制、政府机构、人事制度、民主制度、司法制度等六大类，39种，58册，约三千余万字。各卷内容按照三个部分九个方面的材料汇编：第一部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中外政治家、思想家的有关论述，与该专题有关的重要文献；第二部分包括中国历史上有关制度的改革，解放以来中国有关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各国有关制度的比较，西方国家有关制度的比较；第三部分包括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有关理论观点摘编，重要的书目论文索引。
按照分工，这套丛书中的9种12册有关人事制度的资料，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曹志、刘俊林主持，由劳动人事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其他5大类30种46册，由我作为中央党校研讨小组成员负责组织，研究会成立后，我作为研究会的干事长继续主持其事。丛书编好后将全部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从1987年11月到1988年5月，我们分五批把这套丛书交给华夏出版社。华夏出版社非常重视这套书的出版，为此投入了大量的工作，还聘请了一些社外的出版界人士参与审定书稿。10月25日，华夏出版社在政协礼堂召开《政治体制研究丛书——资料卷》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丛书的主要内容和编辑过程，宣布丛书的书稿已经全部加工整理完毕，正在陆续发印，年内即可有部分卷册问世，预计到1989年9月底全部出齐，向建国四十周年献礼。
但是，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际的风波以后，彻底破坏了我们的想当然的期待，直到1994年才得以正式出版。这个时候，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被领导人从议事日程上取消，这套丛书的滞销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这套丛书在当时没有发挥作用，当然是十分可惜的。但它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的价值是不能抹杀的。近几年来，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逐渐增加，在朝者在野者都时有论及。我热切地希望，在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中，这套丛书能够得到重视，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3）研究会的其他活动
第一，组织理论和对策的研究，如建立一些专题研究组，确定了参与研究的人员和带头人，课题的主旨和纲要，完成的大体期限，需要支付的最低限度的经费等等。
第二，组织了7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座谈会，其中两次邀请有关研究机关和大学的学者参加，两次座谈会的参加者分别是党校的教师和研究生。还有三次座谈会是邀请党校学员，分别就加强法治、廉政建设和企业领导制度进行座谈。
第三，同国外学术团体建立联系。
第四，研究会下属的几个研究所也分别开展了一些活动，如：社会调查所在全国三分之一的县里，组织了县级政权建设的社会调查；又受长城空调器厂委托，进行“全国同行业名优产品市场情况”调查等。
第五，我们还准备：1.组织90年代理论沙龙，成为比较松散的定期聚会形式。每次有主题，但又不限于这个主题。参加人员多少不拘，还可以带自己的朋友来参加。2.筹备建立出版发行公司；3.酝酿成立政治体制改革信息咨询中心；4.在有条件的城市建立分会；5.在研究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召开理事会。这些打算都落空了。
第六，编印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编印出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杂志是研究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研究会成立前就已经开始策划准备。按照原定计划，初期出版双月刊，16开本，每期96页，一年后再改成月刊。创刊号在1989年1月15日出版，订阅者六千余户。这是一份国内唯一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内容的刊物，选登的文章，全部围绕这个主题，而且特别注重联系实际，不尚空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成果。它本应发挥团结改革力量、唤起民众的积极作用，有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但“八九风波”以后，只出了三期便无可奈何地结束了，第四期已经印好，却因为内部意见分歧而未能发行。
7月28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举行第四次常务理事会，“暂停活动一个时期，下属各研究所予以撤销”。于是，刚满一周岁的研究会就这样从社会上消失了。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