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改革，实际上是个双管齐下的过程：第一个较明显和引起较大关注的过程，自然是通过经济改革，把原有的计划体制转换成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体制；另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却同等重要的过程，则是把原有的集权管治模式，转换为更适应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和全球化需要的现代政府模式。
如果说前一个过程的目的是发展，后一个过程的目的则是“善治”。这两个过程发生在不同领域，却有不少重要的共同特征，如均从基层起步、重视创新和突破，以及以“摸着石头过河”著称的不断试错及大胆探索。
因此对于第二个过程而言，在中国各地所进行的基层政府改革实验就显得尤为重要。过去30年，中国改革本身就是在不同地方转型模式的相互砥砺和竞争中萌发的。但无论从村级选举到村民代表会，还是从政务公开到民主恳谈，犹如万花筒般的林林总总的地方政府改革，实际上都旨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即政府的负责性问题。如果说政府的“赋权”解决权力来源问题，而负责性则解决治理的效率问题。负责性是现代政府治理的关键钥匙。
负责性体现的是政府对社会期望的反应程度以及对治理效果所承担的责任。政府的负责性就像一座桥梁，确立的是现代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政府要按社会的期望制定治理目标，并根据治理的绩效接受社会问责。从根本意义上讲，负责性的建立是现代政府之所以提供高质量治理的源泉所在。
过去30年，中国基层政府的改革试验就是在中国特有的国情、社情和制度背景下，探索以不同形式来增强政府的负责性。无论这些实验本身是成功还是失败，它们对未来中国的治理方式转型和善治的实现都是有益的。例如，基层公推直选从社会授权方面提高政府的负责性，民主恳谈则是从提高民众参与度方面增加政府与社会的联系，政务公开和透明通过提高社会的知情程度方面建设政府的负责性。
条条大路通罗马。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学者蔡晓莉所发现的那样，选举民主是建设政府负责性的一种方式，但远非“唯一”方式。特别是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各种地方改革试验实际上为增强政府负责性探索了很多有效的道路。这些不同途径的政府改革表明，更高的政府负责性不仅有利于公共物品的提供、治理质量的提高，更有利于总体政治的稳定和政权的长治久安。
“中国梦”最终实现的很大一个制度保障在于中国政府能否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管治，从而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不断大胆探索基层治理模式转型的各种可能性，努力建设高度负责、高度创新和被群众高度信任的政府，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自《财经》2013年第11期,作者为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
